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五四新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四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抢滩中国，迅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被奉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①。但在1903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于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方面，对这一政治思潮的理论体系，则语焉不详。1907年，在东京和巴黎先后出现了《天义》（刘师培、何震主办）和《新世纪》（吴稚晖、李石曾等主办）两份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刊物，使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播出现了高潮。辛亥革命之后，在师复（刘思复）等人的影响、带动下，涌现了众多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师复死后，他的理论被追随者们奉为“师复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其影响溢出了政治畛域，不断向中国文化、文学渗透，从而汇入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学的血脉，参与了新文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或参与过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如巴金、蒋光慈、许杰、丽尼、钱杏邨、鲁彦、高长虹、丁玲、胡也频等；另一类作家从未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也很少参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但他们却对这一学说产生过兴趣，甚至接受了其中某些观念的影响，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郭沫若、郁达夫、王以仁、茅盾、瞿秋白、夏丏尊、徐懋庸等。
第一类作家几乎都有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记录，如蒋光慈、钱杏邨早年在芜湖求学时，曾参与组织过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安”即“安那其”之意），蒋光慈曾充满信心地说，无政府主义“现在虽不能实行，也绝不能断定它的永远不能实行的了”②。许杰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五师范（绍兴）读书时与同学一起组织过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龙山学会”。1922年师范毕业后，他应无政府主义者张应天的邀请到安徽公学任教，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活动，认为“安那其的理论比布尔什维克的理论高明些”，并公开“以无政府主义自居”③。巴金是20年代中国最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的好友丽尼曾就读于（1927年）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劳动大学，1928年到泉州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黎明高中”任教，参与了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宣传活动。高长虹早期对无政府主义颇有好感，他在《离魂曲》中高唱：“安那其之美备兮，/乃超人之所居。/吾在群彦之中兮，/忝滥竽而充数”④。他信奉的“超人”哲学，即属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范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提到，长虹“似是个安那其主义者”⑤。丁玲在上海平民女校时，阅读了一些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交往，也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会议，并按无政府主义者的流行做法，废蒋姓，改名冰之；后来到北京，“曾跟活跃于国立北京大学的无政府女权主义组织有过接触。从那些妇女那儿她也许知道曾访问过中国的艾伦·契和朵拉·布莱克两人。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参加了1923年的玛格丽特·桑格节制生育和性解放运动。丁玲有可能从艾玛·戈德曼（高德曼——引者注）的思想中吸取了一点什么，因为她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⑥。胡也频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濡染，他改信马克思主义之后，开始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一思想轨迹在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表达得十分清楚。
第二类作家没有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他们都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或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联系，因而多少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冲击和影响，有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对施蒂纳、尼采、基尔开郭尔等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激赏，五四时期，他翻译了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还写下了《阿尔志跋绥夫》、《〈幸福〉译者附记》等专论。周作人在日本期间就向《天义》投稿，还受鲁迅嘱托，节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传序》，以《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为题发表在《天义》报上⑦。到五四时期，他参观了日本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基地“新村”。由于他的介绍，“新村”运动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适、陈独秀在五四时期都对无政府主义者易卜生推崇备至，热情支持过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工读互助团”，并对当时学生中流行的“国家主义”观念提出了尖锐批评。郑振铎、叶绍均、夏丏尊、丰子恺、夏衍等人都曾在“立达学园”任教。“立达学园”由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于1925年创立，初具规模之后，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除上述人员外尚有茅盾、朱自清、刘大白、朱光潜等，出版刊物《一般》，由开明书店发行。该校不设校长，只有一条校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学生实施“爱”的教育，师生之间、男女之间相处无碍⑧。据朱光潜回忆，“立达学园”提倡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准备由学园师生开垦一个农场，后来这个愿望也实现了”⑨。从组织形式到办学思路，都可看出这是一所类似日本“新村”式的学校，他办学的宗旨是匡互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学园参与者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匡互生的拥戴者。“立达学园”可以看做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推广教育的第一块阵地，它比“劳动大学”早了很多年。由于它远离政治斗争，参与者多是文界精英，因而其影响也十分深远。徐懋庸没有参与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但他本人曾经说过：“在1928年下半年以前，能够得到的革命的书，只有讲无政府主义的，我就读了好多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如《面包略取》等，很感兴趣。”⑩ 关于瞿秋白，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11） 郑振铎也坦白说，1920年他与瞿秋白办《人道》月刊时，自己“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则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12）。茅盾在1920年翻译了罗素《到自由的几条拟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的第二章《巴苦宁和无强权主义》，撰写了《译者按》。他自己也说过：“1917—1918年间，我也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书，觉得它讲的很痛快。”（13） 在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声明》写的“按语”中，他评价说：“我个人虽不是对于安那其主义很有研究的人，但也些微看过一点关于那一类的书，很晓得真正的安那其决不是‘拆白’的‘混吹’的”（14）。其小说《蚀》三部曲盈溢着阿尔志跋绥夫《沙宁》（今译《萨宁》）式的个人主义情绪。因此不难看出，即使这些没有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作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建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源。
将上述两类作家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在所有知名作家中占据着很高的比例，由此不难看出无政府主义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之深。
无政府主义不仅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而且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因为无政府主义在新文学孕育、诞生、发展过程中，不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背景而存在，而是成为新文学所依赖的重要思想流脉之一，并由于它的介入，使新文学“天生”带上了无政府主义的胎记。由此考察中国新文学，我们就会发现无政府主义给新文学带来了诸多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成为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总体而言，无政府主义给新文学的整体构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动力，这需要从时间意识、思维的空间结构和个人主义三个方面去理解。新的时间意识的诞生，使五四新文学获得了指向未来远景的现代性视野；思维空间结构的改变引发了新文学的视点下移，将国族问题置换为“社会”和“个人”问题，使新文学深深植根于世俗生活的土壤之中；而新文学中个人主义的极度张扬，使新文学摆脱了晚清文学的场域，确立了鲜明的自我“身份”。时间、空间、人，“三点一面”——不是平面，而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结构，支撑起新文学的辉煌大厦。
从时间指向上看，无政府主义驱动了新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强化了中国作家的现代性体验。新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含义丛生、聚讼纷纭的概念。从词源学意义上来说，“现代性”应该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那些特性，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尚未终结的过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清晰的轮廓：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和非宗教化的伦理（15），其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来源于利益的冲突、经验的积累、偶然的刺激或强者的干预，而是来源于理性的设计、科学的推动、民主的运作和个体的自由。在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多种力量汇入其中，无政府主义也适逢其会地援之以手，加速了经济与政治、政治与伦理、伦理与宗教的分离，提高了科学的威望，重新确立了个体自由的价值，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政府主义对政治权力、伦理规范和宗教信仰给予了毁灭性打击，这对长期遭受极权统治和文化专制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最有效的解毒剂。
无政府主义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规划出一套迷人的社会蓝图：它将现代科学作为未来社会的支柱；将消除权力之后的“契约”作为社会运行的枢纽；将个人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将人人平等作为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在这一“新”的理想社会中，财产共有、财富均享，没有种族和阶级，没有宗教、家庭和伦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可以自由发挥才智来造福社群。这一蓝图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它比当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优越；二，它将中国人追赶西方资本主义的屈辱历程，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者和拯救者，缓释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内心的危机和焦虑，其结果是使中国在科技（洋务派）、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方面追赶西方的政治改革变为对自我身份与价值的重新确认；三、在近代以来的所有政治理论中，无政府主义是最重视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学说，在他们看来，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衡量一切社会建制合理性的惟一尺度。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无政府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与传统文人追慕远古盛世不同，与梁启超等晚清文人渴望建立冠绝全球的“中华大帝国”也不一样。它所提供的理想超越了各种已存的社会制度，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并以虚幻的形式获得了一个理论批判的制高点，重新确立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这对处于国族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而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一社会蓝图的空想性，但对文学而言，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会成为引领文学前进的动力。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构成了一个悖论：它理想、完美的构图，激发起人们奔赴现代社会的热情；它的空幻性又不可避免地使追求者陷入绝境。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无政府主义以其耀眼的光束照亮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百病缠身的躯体，但健康活泼的新鲜生命如天边遥远的星辰，因此无政府主义所提供的社会路径，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精神磨难之旅，这也正是现代人注定要遭受的精神炼狱。即使撇开无政府主义不谈，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重建过程中，也有一个“价值真空”地带：传统的价值尺度不可信赖，新的价值标准正在寻觅中，由此造成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漂泊感，这是现代人所特有的精神体验，它诀别历史，转向未来，寻找摆脱困境、走向新生的渡江之苇。寻找的过程也是精神遭受煎熬的过程，这一精神苦役与无政府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很容易结成精神的同盟。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分子探求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为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话语：“在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固然会导致对家族制度压迫性的敏感，但无政府主义却是激发‘社会问题’敏感的主要思想资源。人们不一定系统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但无政府主义者确实通过自己的刊物和对其他刊物的积极投稿，为激进思想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表达词汇，影响了人们感受社会的方式”（16）。“感受社会的方式”是文学介入现实的重要通道，它的改变必然会引发文学风貌的转变：传统知识分子因怀才不遇、人生苦短、亲朋别离、男女之思及故国故乡之思等等所引发的痛苦和惆怅，让位于对人生价值和生存本质的追问，这一“现代性”的思考引发了五四“问题小说”的热潮。庐隐笔下的主人公对“人生的究竟是什么”殚精竭虑的追问，冰心、叶绍钧、王统照对“爱”与“美”的渴望与呼唤，都显示出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崭新形态。鲁迅“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惶惑及对漂泊感的痛苦咀嚼，都与这一现代性痛苦有关：“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17），“无根的漂泊”成为鲁迅精神世界的底色，“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式的感受，反映了现代人在自我身份的确认中面临的精神危机。自然，将这一切都归因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显然过甚其辞。但无可否认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悖论，及其带来的“感受社会方式”的转型，是参与构成这一精神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思维的空间结构上，无政府主义给五四文学带来的转变是：国家民族意识淡化，社会问题意识和个人主体意识占据主流。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以“天下”为中心，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与之伴随的是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主题的勃兴。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在他们作品中表达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热望，他们渴望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赶超西方，再次成为君临天下的霸主。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个人的价值微不足道，“救国保种”才是当务之急。梁启超虽然提出“新民”的启蒙主张，但在他的启蒙构架中，“人不可以奴隶于人，顾不可以不奴隶于群”（18）。因为“群”的觉醒是实现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个体的自由和权力并没有成为其启蒙思想的中心。因此，在20世纪初期，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成为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就在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熟知。他们借助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攻击和对政府、国家的控诉，看到了民族主义隐含的危机：“今之倡言革命，有一谬论，谓排满之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故于朱元璋、洪秀全，均深诵其功。不知朱元璋、洪秀全之虐民，不减于满洲，吾人之革命，当为民生疾苦计，岂仅为正统闰统辩乎！”（19） 种族革命只能实现权力更替，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对民众的凌虐，只有无政府革命才能将权力彻底摧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所以“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20）。在晚清政治、思想界对民族国家的诉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将国家和民族意识作为最大的敌人进行抨击，这对思想界产生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黑暗，特别是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政治丑剧，似乎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的“先见之明”，使它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因而在五四时期，“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成为主流问题绝非偶然，它自称的生物学依据，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权威受到质疑，从而瓦解了国家政治主题的基本视野。依据互助思想，小组织大联合成为当时社会乌托邦构想的基本思路”（21）。受其影响，五四文学走出了晚清文学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主题，开始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存境遇（社会）和个体的生命价值（个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问题”、“人生意义”逐渐代替了“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成为五四文化与五四文学关注的焦点，如陶履恭所描述的那样：“社会、社会，此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以之解释万有现象，冠诸成语之首者也，曰社会教育，曰社会卫生，曰社会道德，曰社会习惯。政治之龌龊，则归咎于社会；教育之不进，则溯源于社会，文学之堕落，则社会负责任；风俗之浇漓，则社会蒙其诟。要之，无往而非社会。嘻，社会、社会，人间几多罪孽尽托汝之名而归于消灭”（22）。“社会问题”其实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问题。如果说晚清时期的关键词是民族、国家，那么，五四时期的关键词就转换为“社会”与“个人”。陈望道一篇文章的题目概括了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23）。《新潮》创刊号上，傅斯年就推出《人生问题发端》，在中西文化视野中讨论个体人生的价值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罗家伦的文章《今日之世界新潮》（24），在该文中，罗家伦强调说，过去的革命是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今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前者革命的主体是军人，后者是平民，前者革的是封建专制帝王的命，后者革的是特权阶级的命。他接着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日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的，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罗氏的文章同样表明，“社会”、“个人”代替国家、民族成为思想界的焦点。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无政府主义，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无政府主义与五四“社会”、“个人”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个人”一旦借助“社会”视角浮出水面，“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刻受到质疑。胡适说“救国必先救我”（25），陈独秀将国家看做是一个害人的偶像（26），鲁迅与周作人提倡“个人的自大”，反对“爱国的合群的自大”（27），都反映了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转移。受其影响，五四文学创作中少有爱国主义的宣传，少有梁启超式的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精心”设计，有的是下层社会的苦难记录和个人悲欢苦闷的倾诉，由此使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文学摆脱了晚清文学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世俗的民间生活（社会）和知识分子一己的精神（个人）世界。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在小说开篇煞有介事地考证阿Q的姓氏、籍贯，以便能够使小说更像是一部真实的人物传记，而忽视了（或有意遮掩了）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对传主资格的审查。因为传记是一种很势利的文体，它对传主的身份、业绩、影响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阿Q显然不具备做传主的资格，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给阿Q立传，还美其名曰“正传”，正反映了“传记”这一文体职能的转变。就以中国女界为例，晚清时期被奉为偶像的人物是罗兰夫人、苏菲亚和秋瑾，到五四时期，引领中国妇女走向解放的是极为平凡的文学人物娜拉，是平民女子赵五贞和李超。同样是秋瑾的素材，到了鲁迅的《药》中，变为一个处于边缘的故事，茶馆的主人和茶客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从《罗兰夫人传》（梁启超著）及众多的秋瑾传记到《李超传》（胡适著）、《药》和《阿Q正传》，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文学视点的下移：族仇国恨被个人的命运遭际所代替，政治主题向文化主题迁移。在文学视点的转移中，无政府主义担任了吃重的角色，因为在所有政治学说中，它几乎是惟一将个体无条件地置于首位、将个人的绝对自由与安乐作为最高目标的理论体系。五四文学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连带引发了对社会不义的批评和对社会正义的呼唤。那些为民生疾苦呐喊的小说，在古代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在近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也难以找到如此众多的下层社会的苦难画面。这无疑也与无政府主义对原始正义的宣扬有着直接关系。
从作品思想和情感倾向来看，无政府主义推动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的生成和高涨，甚至使其走向极端。从无政府主义的内部分支来看，无政府主义可以大致分为个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分别以施蒂纳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两种无政府主义都崇尚个人自由，但克氏更多考虑的是人类每一个体成员的幸福与安宁，即“万人的安乐与自由”，因此他的个人主义，最终指向的是公众的权力与福祉；而施蒂纳横扫一切神学的和哲学的禁锢——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在将整个德国哲学进行全盘否定之后，他推出的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学说：“一切其他实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对我来说，我就是高于一切的！”（28） 既然“我”成为君临一切的至上存在，也就不必承担任何义务，更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神、理念、社会、国家、民族等好听的辞藻，在施蒂纳这里都被宣布为与“我”不共戴天的死敌：“一切神圣的东西均是一种束缚和桎梏”（29），“我即是核，它应从一切包裹中解脱出来，从一切束缚着的外壳中解放出来”（30），以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如果没有这种彻底的自由，人只不过是一只绵羊，“没有人削减绵羊的言论自由，这对于绵羊又有什么用处？”（31） 人得到自己的主体之后，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在我的视野中消失，“我”成为世界的惟一实在，并在“人民”与“人类”的没落中，走向繁荣，为此他快意地呼喊：“——人民死啦。——我享安康！”（32）
很显然，在晚清时期，当革命派与改良派争相发动群众从事政治运动的时候，这一极端个人主义学说不会得到肯定，到五四时期，施蒂纳与尼采、易卜生一起，成为中国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思想武库。影响所及，也使新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这主要表现在创造社作家和左翼作家早期的一些作品中。
创造社作家从一开始就对“自我”、“个性”情有独钟。《女神》充满了对个性、自我的极度张扬，对“劳工”不无夸饰的崇敬，闪现着浓厚的世界大同意识。很多人将“凤凰涅槃”看做是“祖国的再生”。其实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并无再生的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是处于政治边缘的知识分子对黑暗的抗争，他们不具有主宰国家命运的能力和机遇。因此说“祖国的再生”，不如说是“自我”的再生：是施蒂纳式的“个人”在暗夜中的匆匆来临。郁达夫将一切作品都看作作家的“自叙传”，也包含着对自我的超强度认同。他早期作品对自我的过度哀怜与无政府主义对自我的夸饰是极为相通的。1923年，郁达夫在《创造周报》上发表《MAX STIRNER的生涯及其哲学》，对施蒂纳的学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MAX STIRNER的哲学，实是近代彻底的唯我主义的源泉，便是尼采的超人主义的师傅”（33）。并对“我是我的一切，我是唯一的存在者”表示折服。同一期刊物还发表了郭沫若翻译的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序》，题名为《我的份内事不放在什么上面》，并将施蒂纳的个人主义看作“创造社的指南”。无论在此之前他们是否接触过施蒂纳的著作，但1923年他们与施蒂纳的心灵交会不是偶然的，证明他们在遭遇施蒂纳之前，已经具备了接受施蒂纳的心理基础。
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被害后，郭沫若对着大杉荣的照片撰写了《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认为国家是“人类的监狱”，好在中国国家观念一向淡漠，“我们现在是应该把我们的传统精神恢复起来的时候，尤其在我们从事文艺的人，应该极力唤醒固有精神，以与国外的世界主义者相呼应”（34）。这似乎在有意识地以文学来促进无政府主义的传播。针对大杉荣的死，他说：“我们为殉道的杰士悲怆，我们为冥顽的人类悯泣”（35）。直到1924年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个人主义，有意识地向社会主义靠拢。
蒋光慈由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在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得到了形象反映。小说集中展示了小知识分子王曼英由共和革命到无政府主义再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女兵王曼英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灰心、绝望。她认为“与其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36）。便用自己的身体向社会复仇。这是很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理反映，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对现社会总是表现出伤怀切齿的仇恨和诅咒，王曼英身上表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对权力和财富的仇视。丁玲早期也曾经醉心过无政府主义，其早期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将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融为一体，“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犟”（37），表现出主人公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及对现社会的失望和愤恨。茅盾《蚀》中的慧女士、章秋柳、史循、孙舞阳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革命的低潮时期，陷入彷徨、绝望的境地，只能在性的放纵中消磨多余的生命。巴金1927年发表的《灭亡》，是最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文本。小说中的杜大心，以极端个人主义手段向权贵复仇，以换取自我的毁灭，反映了走向末路的无政府主义者最后的挣扎。
王曼英、莎菲、慧女士、章秋柳、史循、孙舞阳、杜大心等都是沙宁在中国的精神传人。鲁迅曾把阿尔志跋绥夫的风格概括为“厌世的，主我的，每每带着肉的气息”（38）。上列人物也同样带有这些特征，这是个人无政府主义在文学中的现身，是无政府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对文学产生影响的重要表征。
时间意识、思维空间意识的改变，以及个人主义的极端化，是五四文学区别于晚清文学的重要基质，也是中国文学由近代到现代的重要转变。导致这一转变的因素很多，但毫无疑问的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看到了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到20年代后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骤然兴起。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造反者”们啸聚成群，将“文学革命”关押审判，把“革命文学”扶上了宝座。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来看，反抗强权、反对压迫，追求平等、尊重自由，也是题中的应有之义。那么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对专制的批判、对社会问题和个人价值的充分肯定，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从事政治、文化及文学运动的重要资源。但奇怪的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像有洁癖的家庭主妇一般，先将厨房彻底清除干净，再谋另起炉灶。其中原因甚为复杂，但无政府主义为五四文学输入的血液，是无产阶级文学最难忍受的。茅盾《蚀》三部曲遭受钱杏邨的迎头痛击，就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对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高度敏感。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衰退，也一步步从文学的场域中撤出，与之伴随的，是中国文学中个人主义的逐渐淡化。30年代，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国族意识再次占据舆论中心，无政府主义难有容身之地，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危机的双重挤压下走到了尽头。
注释：
①《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连载于《政艺通论》，1903年第14、15、16期。
②蒋光慈：《蒋铁生复诸葛纯夫的信》，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③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四）》，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④《高长虹文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⑤（17）（27）（38）《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62页，第2卷第24页，第1卷第311页，第10卷第172页。
⑥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⑦《天义》，1907年11月第11、12期合刊。
⑧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⑨《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载《解放日报》，1980年12月2日。
⑩徐懋庸《回忆录（二）》，《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11）（12）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第62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14）《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卷第236页。
（15）参见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的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版。
（16）（21）程农：《重构空间：1919年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概念》，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上卷第268页，第256页。
（18）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册，“专集之四”第78页。
（19）（20）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见葛懋春、蒋俊、李兴之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91页，第87页。
（22）陶履恭：《社会》，《新青年》3卷2号，1917年。
（23）陈望道：《从政治的运动到社会的运动》，载《新青年》第8卷6号，1921年。
（24）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与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均载《新潮》第1卷1号，1919年。
（25）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
（26）陈独秀对爱国问题的论述，见《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载《每周评论》第25号，署名只眼）和《偶像破坏论》（载《新青年》5卷2号，署名只眼）。
（28）（29）（30）（31）（32）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第189页，第175页，第179页，第235页。
（33）（34）《创造周报》第6号，1923年6月。
（35）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载《创造周报》第24号，1923年10月20日。
（36）《蒋光慈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115页。
（37）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见《胡也频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代序”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