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述评
李建荣
(黑河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04-2018年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探究国内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的整体趋势和研究特点。研究结果显示,近十余年国内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呈波动式发展趋势,研究范畴涵盖少数民族三语教育、元语言意识和语言迁移等交叉内容。指出目前研究中待发展的空间,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外语教育
0引言
国外学者对三语习得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国内三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比国外晚,始于本世纪初,但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越来越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而且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三语习得是指学习者在掌握母语和第二语言之外学习其他语言的过程。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掌握母语和汉语后的外语学习属于三语习得的范畴。本文检索整理近十多年来国内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研究文献,分析研究整体趋势和内容,反思研究的不足,以期为少数民族三语教学及研究提供启示。
1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研究的历史回顾
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了近十五年(2004-2018年)有关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文献,输入“少数民族三语习得”,在检索项为“主题”的状态下,显示有关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文献共219篇,去除无关检索结果5篇,共计相关有效文献214篇。在这些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的趋向和研究内容。
1.1 整体趋向
从2004-2018年,研究论文数量总体上存在差异。从研究文献的发表年份来看,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研究呈现出波动式发展的趋势(如图1)。
图 1 2004-2018年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文献的数量统计
2004-2009年期间,研究相对较少;从2010年开始,研究成果数量开始稳步增加;2012年开始研究文献增长幅度明显,研究的力度急剧加大,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2013年和2017年分别达到峰值(分别为33篇和37篇)。教育界对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的日益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对外语优秀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由表可见:1) 整体来看,No3轴承受力最大,No5轴承受力最小;2) 软件计算结果与实测值相差很小,最大误差仅3.2%,表明程序采用的力学计算模型合理,计算结果可靠。
1.2 研究内容
在以“篇名”为检索项条件下,共计相关文献42 篇(见表1),有较多交叉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工程整定法依赖于工程经验,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直接在控制系统上进行参数整定,具有简便、便捷和应用范围广泛的特点。但是,实际控制系统中往往存在多个参数,且各个参数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而工程整定法主要针对的是单个PID控制器的参数调整,无法同时调节多个参数,本身也不具备全局寻优能力,因此其应用具有局限性。
表1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概况
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三语习得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三语习得、少数民族三语教育、元语言意识和语言迁移等方面。以下按照上述研究数量分类,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阐述。
1.2.1 影响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因素研究
尽管是村道,可该村修建标准并不低。该村主干道是5米多宽的水泥路,道路两侧高标准绿化,直径8厘米左右的女贞树一字排开,树间距3米左右,每两棵树中间还栽种了其他绿化树,形成立体绿化效果。道路两侧均是太阳能路灯,既有效节约了资源,又解决了群众走夜路的问题。同时,该村提高道路建设标准,在主干道设置了交通标识标牌,施划了交通标线,引导车辆规范行驶、群众文明出行。
国内学者对影响三语习得因素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具体,既有理论探讨,也有针对某个特定因素的实证性研究。第三语言与母语和汉语的距离、语言习得的顺序、学生的语言水平、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生的年龄及语言环境等都是影响三语习得的因素,国内学者对影响三语习得因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增加。
欧亚丽和刘承宇(2009)在分析了某高校蒙古族学生在三语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和原因后,得出了学生的心理距离对三语习得效果的影响超过了语言类型距离对三语习得效果的影响这一结论。蔡凤珍和杨忠(2010)调查研究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学生的汉语在三语习得中是否对他们产生影响,研究结论是二语水平对三语习得有显著的影响,学生们不是通过母语来习得三语,而是通过二语来习得三语的,并且汉语水平与英语水平成正比关系。
练丽娟和邓雪琴(2017)以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为研究对象,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点和三语习得特点,总结出影响三语习得的主要因素: 教育环境、语际迁移和背景语言等语言因素,动机、文化和语言认同等情感因素和学习者的语言学能因素,并阐述了每个因素对语言生成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三语习得的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为其认知系统有别于汉族学生,客观语言距离、学生的心理语言距离、学生的元语言意识和背景语言的水平都有可能促进或阻碍学生的三语学习,是三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结果对提高三语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和借鉴价值。
二是传统媒体宣传上不松懈,持续狠抓效果。在巩固展板、海报、一封信、水电气卡、橱窗等传统宣传阵地的同时,依托区属渝中电视台、渝中报跟进持续宣传“六走进”系列主题活动。渝中电视台每晚黄金时段通过新闻、专题滚动播出等方式进行宣传。渝中报开设专栏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同时积极与市级媒体加强联络,及时上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好的经验做法。
1.2.2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第三语言教育现状研究
杨斯琦(2017)通过问卷、访谈及课堂观摩等方法对云南省167名傣族小学生和1名英语教师、1名教学管理者、12名家长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傣族地区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英语任课教师教学质量不高,傣族学生学习状况不佳。另外还有,教学资源匮乏,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文献在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傣族学生英语学习、教学资源、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1.2.3 三语习得与元语言意识研究
苏梅(2009)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句法习得进行研究,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习得中有负迁移现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第二语言汉语。田有兰和刘彬(2012)从语用和社交两个方面对傣、彝、白、哈尼族学生英语学习进行研究,发现这四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在三语习得过程中都具有负迁移的特征。研究发现造成此类迁移的原因是,学生会不自觉地在语义和句法上寻找与其母语相同的地方,因此在目的语交流中混淆地使用了语用策略。何晓军(2014)以四川藏族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为例,对藏族学生的英语词汇掌握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语言距离越近,迁移作用越明显。另外,背景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会促进正迁移。
从全国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偏低。少数民族外语教学经历从母语、汉语到外语这样一个三语过程,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和思维方式与汉族学生有很大差别。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水平,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对多语和多文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进行研究,力争建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三语教学研究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复杂,民族种类具有多样性,各个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三语教育面临着诸多困难。国内学者在三语习得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和反思,并提出了相应建议,这些建议对改进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现状有很大促进作用。
滕峻弘(2015)对麻阳苗族自治县两所有代表性的初中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基础知识薄弱,英语整体水平偏低,教学设施条件落后,教师专业素质较低,教学评价形式单一。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找到影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总体水平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来促进苗区初中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元语言意识在构成个人语言能力素质的要素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是提高多语学习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三语学习有利于学习者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是三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主要体现在语音、句法、词汇和语用意识方面的能力拓展。研究者主要通过对少数民族学生三语学习过程中语音、词汇和句法意识等元语言意识的研究,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多种语言学习的规律和特征,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曾丽(2010,2011)从三语习得和元语言意识的发展两个方面,研究分析了苗族单语学生、双语学生和双语学生学习第三语言后的元语言意识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苗族学生的元语言意识从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到第三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呈现发展态势,其发展过程受到学生原有的语言水平、语言类型以及年龄的影响。该研究建议,学校制定苗族学生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应考虑学生多语学习发展起来的元语言意识状况和影响元语言意识发展的因素。
以上研究基于学术角度,对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实践指导意义有限。本文从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实践出发,总结PPP项目的定义、分类、流程,梳理政策、模式、风险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李增垠(2016)对藏族单语学生和双语学生的元语言意识在语音、词汇、句法以及语用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学生的元语言意识会随着语言数量的增加、语言水平的提高以及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但是学生元语言意识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有差异。
从其他的一些研究中还可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认知能力发展与元语言意识也有密切的关系,对它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外语教育产生很大的启示。
1.2.4 少数民族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掌握本企业上市药品的临床使用情况是对药品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关键,但企业从临床收集药品的使用信息非常有限,在795份报告中,仅有8份是企业自主上报。近3年不良反应报告数量逐年减少(发生率1.30%),表明不良反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客观上活血止痛胶价格便宜,利于在基层推广使用,但基层单位数量多、每家单位药品用量小,无论是依靠本企业人员联系使用终端、或是委托代理商收集信息都会产生较大的成本。面对目前药品降价呼声和改进措施不断推出,而人工、原辅料、包装材料及管理成本日益上涨,对于在成本压力下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履行好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是一个严峻挑战。
裴邦清(2016)分析了三语习得理论下的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多语言环境英语教育现状,提出应构建以三语习得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策略来提高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教育质量,如改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条件,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区教师的综合素质,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英语教材,采用多元化英语教学模式等。
很多三语习得文献中都涉及对语言迁移问题的研究。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对三语习得过程中的语言迁移进行研究,将影响少数民族学生三语学习迁移的因素大体归纳为语言类型、二语地位、学习者的背景语言水平和语言距离等。
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是一个复杂的语言现象,目前国内文献多以正迁移和负迁移研究为主,涉及三语对二语、母语或者二语对母语的逆向迁移研究较少。另外,文献研究基本上采用问卷调查和语言测试的方法,以文献介绍、分析和概括为主的非实证研究成果居多。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对多语人才需求的增多,还需要更多的语料及实证研究来进一步丰富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种类,揭示出少数民族语言习得的规律。
2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的不足和启示
近十五年来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学习者三语习得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均有一定发展,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1 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丰富综合
目前的研究多数是对现有理论进行阐释和总结经验的定性研究,含有数据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方法比较单一。在本文统计的214篇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文献收集数据的方法中,调查问卷和访谈占的比例较多,基于学习实践过程,探究母语、二语和三语之间相互迁移的实证研究还很欠缺,缺少系统、全面的实证材料。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采集数据,进行全方位、多变量的研究和动态考察,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视角,揭示出更多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内在规律。
完善肉羊的喂养和管理机制,对肉羊的养殖环境密度进行调查,并且结合肉羊在正常情况下的运动量特点,对全部的人工饲养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具体的管理工作需求,对各项业务的处理细节进行分析,使肉羊疾病的防控工作能有效增强。设计人工饲养管理制度,并有效结合不同种类的肉羊疾病特点,分析饲养环境中的消化性因素和肉羊呼吸系统特点,以便加强对肉羊生长环境的控制。一些管理机制不但要注意在羊群的饲养中进行营养技术的设计,还要有效结合卫生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进行设置,提升肉羊疾病防治措施,有效保证全部的营养因素得到丰富[4]。
2.2 部分研究内容有待拓展深化
有的文献研究内容太宏观和笼统,未能针对某一点进行深度剖析和挖掘。有关语言迁移的研究,大多文献只关注了正、负迁移过程,却没有探究少数民族学生第三语言对其母语和第二语言的逆向迁移。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研究仅发现少数民族学生跟汉族学生的认知情况不同,却并没有真正研究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过程中在情感、策略和动机等因素方面的特点。今后,可以结合逆向迁移和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认知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这些薄弱领域的研究。
2.3 研究对象还需均衡
目前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苗族的初中生和本科生,少量研究关注少数民族初中英语教师和管理者,很少有研究涉及高中生和研究生等学生群体。第三语言研究对象多集中在英语的教学实践中,以研究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为主,对其他语言的研究较少。在三语习得过程中, 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类别所产生的迁移现象、元语言意识的发展不同,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我们还需均衡研究对象,研究不同三语习得群体的民族特征及个体特征,进而全面阐释和理解此领域的发展状况。
本试验选取取种勺类型、取种盘的转速和取种盘的倾斜角度作为可变因素进行试验研究。结合本试验装置的实际情况和进行影响排种效果的单因素试验,可得试验的因素水平如表1所示。
综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者还需关注除维吾尔族、苗族和蒙古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各个层次的学生群体,进一步拓展三语习得研究涉及的领域,如逆向迁移、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三语习得认知特点和语言距离相差较大的语言研究。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增加实证研究,提升研究结果的确凿性。研究者还要通过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研究将成果融入到课堂教学和教师教育培训中,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1]蔡凤珍, 杨忠. L2(汉语)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L3(英语)习得的影响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2]何晓军.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影响——以四川藏族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为例[J].外国语文,2014(1).
[3]李增垠.藏族学生在第三语言习得中元语言意识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4]练丽娟, 邓雪琴. 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及有效生成路径——以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J].语言与翻译,2017(3).
[5]欧亚丽, 刘承宇. 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
[6]裴邦清. 基于三语习得理论的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多语言环境下英语教育现状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6(6).
[7]苏梅. 维吾尔族学生英语学习中的句法负迁移现象分析[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
[8]滕峻弘. 少数民族地区初中英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以麻阳苗族自治县为例[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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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丽. 苗族学生在三语习得中元语言意识的发展[D].成都:西南大学,2010.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Minority Students ’Trilingual Acquisition in China
LI Jian-rong
(Heihe University, Heihe 164300, China)
Abstract :Adopt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the literature on trilingual acquisi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2004 to 2018, and explore the overall trend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trilingual acquisi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trilingual acquisi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has a fluctuating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research scope cov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tent of trilingual education,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language transfer of ethnic minorities. Point out the roo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The study of trilingual acquisi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41(2019)03-0150-03
doi: 10.3969/j.issn.1674-6341.2019.03.048
收稿日期: 2019-03-19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外语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17YYE4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建荣(1973—),女,黑龙江嫩江人,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李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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