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的十八大精神_党的十八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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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3)06-0015-007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17日政治局学习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这体现了对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充分尊重,体现了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坚定信念。党的十八大精神体现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继承性和稳定性。

一、新时期以来围绕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问题的各种思潮

新时期以来,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否定或怀疑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思潮时而出现,曾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

在新时期之初,能否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个涉及全局的、十分紧迫的政治问题,也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形成继承性和稳定性的关键问题。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就提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主张。邓小平当时就曾经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认为,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但是有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2](P171)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2](P172)

在新时期之初,上海出了个叫做“民主讨论会”的组织。邓小平是这样叙述这个组织的行为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2](P174)还有人借我们党为刘少奇同志翻案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曾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2](P291)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媒体信息还在国内外制造了“中国的改革就是反毛”的舆论,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因此,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写作组出现了不敢写毛泽东思想、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的决议的草稿。邓小平针对这样的草稿批评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2](P300)

近些年来,在改革深入进行的情况下,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思潮仍然不断出现,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互联网上出现了编造所谓“遗嘱”、“来信”等政治谣言,蛊惑人心,煽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思潮。这在社会上和思想政治理论界引起了不安。

近些年,还有人在香港出版《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籍,诽谤和污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公开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我们应当“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思想政治领域仍然不平静。有人在十八大召开在即的时候散布谣言说,这次大会将会修改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这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严重地干扰了十八大前夕的政治安定氛围。但是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十八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认定,使得这种思潮失去了欺骗性,最终破灭。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听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充分肯定和强调,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才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保持了团结和谐的局面。党的十八大坚定不移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得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形成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更加明确。

二、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评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评价和态度,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功绩的态度,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者及其理论实践怎样评价,特别是对于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影响巨大的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和态度,涉及能否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继续前进的问题,关系到保持党内政治安定的大事,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者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如果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而采取科学态度,则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列宁、斯大林在苏联和世界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在他们逝世之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接着对列宁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丑化,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否定了与列宁、斯大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历史。曾几何时,曾经称呼斯大林为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赫鲁晓夫,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竟然做起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斯大林,向斯大林泼尽了污水。他甚至干出把斯大林焚尸扬灰的报复行为。后来继任的戈尔巴乔夫,在所谓的“重建”式的改革中,再次彻底否定斯大林,并通过否定斯大林彻底否定列宁。最终,使得苏联共产党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丢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彻底蜕化变质,最终亡党亡国。

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其《真理报》总编曾经参观过美国的总统府白宫。当他发现美国自华盛顿以来所有的总统画像一个也不缺少地挂在总统办公室外面椭圆形走廊的时候,他才真正悟出了正确对待开国领袖的态度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美国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对待其领袖特别是开国领袖的连续尊重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真正高明的领导人,是真正谦虚谨慎、尊重前任、从来不宣扬自己比前任更高明的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开创者的传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苏联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带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坚持公正、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讨论形成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评论,反对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留下了很好的传统。

在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保持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新时期伊始,在1979年3月,邓小平及时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坚定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强调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2](P291-293)同年6月27日,当邓小平发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没有体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设想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2](P297)这足以看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坚定不移的态度。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当时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坚定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2](P344)他还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2](P345)他对这位记者说:“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2](P347)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客观评价领袖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3](P271-272)可见,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大部分,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了党和国家的历史。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3](P369)邓小平把毛泽东列为不可丢的老祖宗的行列,这是很有见解的。

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后来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基础。江泽民在谈到邓小平这一重要举措时给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说,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观点,成为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思想。这个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决议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加强了全党的团结,激励着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去开辟未来。”[4]

胡锦涛在谈到邓小平这一重要举措时也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次全会(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作者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同志强调,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5]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对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做客观科学评价的模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天能够取得胜利,能够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展示无限美好的前景,其政治的起点就是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奠定和继承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先辈和党的传统。

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正确地认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这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关键。有些人之所以产生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除了受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之外,就是因为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伟大贡献认识不足,或者认识失误造成的。

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90年来,我们党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第一、二件大事是第三件大事的基础,第三件大事是前两件大事的延续和发展。三件大事贯穿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则。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许多原则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就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长久的精神财富。

在经济理论方面,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思想,不能剥夺劳动者的思想,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至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政治理论方面,毛泽东关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永葆党不变质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寻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思想,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至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思想文化方面,“二为”服务的思想,“双百”方针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至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坚持对斯大林正确评价的思想,学习外国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的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值得中国人民长期铭记,这样有助于树立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江泽民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4]

四、小农思维方式是干扰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思想根源

近几十年中,那些否定或者怀疑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思潮,实质上是反映了科学世界观与小农思维方式的对立。它反映了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缺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头脑里辩证法不多。我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海洋,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的那种封闭性、绝对化、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反复发作,是一个痼疾。同时,这些小农思维方式往往容易模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忘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所以,按照小农思维方式,无法把握对待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的科学评价和态度,无法准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毕竟已经建立起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主张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符合现实。既然我们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就确定了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对这个制度采取所谓“革命”的手段进行破坏或者所谓“重建”,而是努力使其完善和发展,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巩固,逐步趋向和形成一种长治久安的平稳状态。否则,如果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那就否认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会对这个制度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就会对它进行所谓“革命性”改造或者“重建”,使它处于不断动荡不定、不断变态的状况之中,甚至改旗易帜,走向邪路,发生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剧变。实质上这一直是思想政治领域争议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保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也就谈不上对无产阶级开国领袖的正确评价。

最近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争论不断,之所以一再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关键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和目的的认识有根本性的差别。有的人嘴里喊着改革的口号,实际上心中想的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不断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甚至以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为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极端、绝对化的小农思维方式,就是这种欺骗群众,制造狂热情绪的土壤。所以,揭露和清除小农思维方式,是团结和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拨乱反正,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的主要任务。

从思想方法上说,要树立对待社会主义开国领袖的科学评价就必须清理小农思维方式,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的改革。

从一定的意义说,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纠错”。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出现过错误和失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的失误。为了更好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纠正这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做法,坚持正确的做法。改革就是纠错,这是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在纠错之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纠错不能伤害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使对“文化大革命”的纠正,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划清了“文化大革命”错误与“文化大革命”所在的10年党的历史的界限,肯定了10年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肯定了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是反修防修。这就体现了不许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主体的原则。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理解改革,他们从小农思维方式出发,把纠错理解为“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往往为此把纠错转化为否定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把纠错转化为不断扩大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的范围。

从一定的意义说,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纠正过分的东西”。在实践中做得过分的东西,与政治上的错误举措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一时没有准确的把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过早、过分地提出了一些超出现阶段实际的口号和做法。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要纠正这些过头的东西,过分的东西,使我们前进的脚步不是踩在空中,而是回归到实际,踏踏实实地前进。这种“纠过”,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斟酌,一种认真负责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更加有效地推进我们的事业。这种“纠过”,绝对不能理解为“改旗易帜”,绝对不能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理解改革,他们从小农思维方式出发,把“纠过”理解为改弦易张搞资本主义,或者理解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做资本主义的事情”,“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公开说“打开窗子说亮话,中国的改革就是搞资本主义”。这种理解如果长期起作用,就必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引到邪路上去。在改革中,对于苏俄时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往往作出曲解。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明明白白指出这是一种纠正过分举措的“退却”,是一种“必要的退却”,这种“退却”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跳跃。可是,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方向性的论述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研究。

从一定的意义说,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补足”。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进行,又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的封锁政策使得我们不能很好地与外界交流,我们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距和薄弱的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也不够,这是难免的,也是历史造成的。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急起直追,以改革的名义针对自己的需求进行“补足”。这种“补足”包括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引进相当规模的资金和企业,在文化上吸收一切民族的有价值的长处。这极大地促进和加快了我们自己发展的步伐。这种“补足”和引进,绝不意味着放弃鉴别和选择,更不意味着照搬西方的模式和制度。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理解改革,他们从小农思维方式出发,把“补足”理解为采纳西方的“普世价值”,回归西方所谓“主流文明”和政治制度,一心想照着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来改变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眼里,中国现在没有“宪政”,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与世界“不和谐”,一定要实现西方期望的“政改”,一定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一套;在经济方面实现私有化,实行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才算达到目的。这样理解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真是一条亡党亡国之路。党的十八大关于“政改”的论述,关于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论述,使得这种企图改变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大为失望、彻底破产。

从一定的意义说,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创新”。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在改革中不断发扬创新精神,开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故步自封、思想僵化的状态必须破除,创新精神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最佳状态。但是这种创新,不是胡思乱想,不是异想天开,更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另搞一套,离经叛道。这种创新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根据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进行的老老实实的科学活动。创新决不能忘记老祖宗,决不能背离老祖宗,决不意味着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理解改革,他们从小农思维方式出发,把“创新”理解为否定过去、肯定现在,往往割裂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好像只有今天是对的,以前都错了。在他们看来,既然今天强调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那么就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可以束之高阁了。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就会不断引起思想政治理论界的无穷混乱。习近平同志在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6]这番话,可以作为纠正小农极端思维的良药。

对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的小农思维方式的这种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对无产阶级开国领袖的评价,也严重影响了对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坚持。只有从这种小农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走向科学评价领袖并坚持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正确方向。只有形成和巩固党的领导人代际之间的这种继承性和稳定性的传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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