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军[1]2002年在《试论郁达夫创作早期的个性化文学思想》文中认为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早期(一般认为是在‘抗日’之前或郁达夫下南洋之前)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小说，与我国传统的创作方法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并不是依靠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精细刻划人物的性格，而是在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变化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使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色，同时，他又以写实的精神无所顾忌地痛斥社会的罪恶，赤裸地描写现实社会及人性的种种阴暗丑陋面，因而他的小说在浪漫主义底色上又时常闪烁着写实主义的光芒。为此，文艺界对其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曾发生过不少的争议，比较多的学者称其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也有人说是“郁达夫式的浪漫主义”。本文试图根据郁达夫早期的创作及《小说论》、《戏剧论》等论着，来探讨郁达夫早期的文艺思想，并将郁达夫早期的文学思想概括为“带有写实风的浪漫主义”。评论界还没有人以此为单独命题论述过，本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引起更多的学者指正并关注。 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郁达夫创作早期的个性化文学思想。 一 导论。简要地介绍郁达夫的生平，创作风格，理论背景和主要美学思想。 二 强调“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分别从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两个方面来论证郁达夫早期文学思想的强烈主观精神，这是郁达夫早期文学思想的核心。 叁 提倡“自我暴露式”的主观抒情。分别从情绪化的抒情内容和景致化的抒情形式两个方面来论述郁达夫早期文学思想的浪漫主义特征。 四 结语。总结全篇的内容，认为郁达夫创作追求的目标是“写实”与“浪漫”的统一，其文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带有写实风的浪漫主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萧洪恩[2]2014年在《思的深邃与诗的澄明——评蒋成德的《思与诗——郁达夫研究》》文中提出蒋成德的《思与诗——郁达夫研究》是一部具有"思的深邃与诗的澄明"的着作。首先,着者从全球性现代化视域下后发现代化民族的个体选择的角度去考察郁达夫,指出郁达夫的怀国之情、忧国之思、救国之志、殉国之义,反映出他是那个时代"民族永生的铁证";而《思与诗——郁达夫研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一时代、那些个体及至那些事件的范本。其次,着者揭示了郁达夫的精神品质,即郁达夫是一个志士,是一个"为国家而奋斗"的"伟大的殉国者",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英勇战士。再次,着者具有可贵的学术责任。郁达夫研究的成果虽然十分丰富,但从"思想"主题进行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因而《思与诗——郁达夫研究》一书就显得很有代表性;对郁达夫旧体诗词的历史文化渊源学界虽多有论争,而着者避开这些争论,从对郁达夫全部诗词进行全面梳理中,得出一系列信而有据的结论。
耿青霞[3]2012年在《自杀之舞》文中提出郁达夫作为有着传奇人生经历和招致众多非难的作家,人们对他的争议似乎永无休止。赞也好,贬也好,皆因他身上交织着太多的爱恨情仇。打开郁达夫的小说,会发现他对人生的感受是“悲苦的结晶”,作品中充满了对死亡、自杀的抒写。本文以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医学自杀评估为主要研究方法,以自杀抒写为切入点,对其小说做分类研究和深入解读,在细读郁达夫小说的基础上,力图探讨他文本中自杀抒写的原因及深层意蕴,揭示作家对自杀的认识,对合理、健全的生命意识的渴望,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郁达夫对自杀抒写的偏爱为基点,追溯自杀与历史、文化的渊源,阐明其小说自杀抒写存在的合理性。对自杀的概念范畴进行清晰的界定,划分郁达夫小说人物的死亡类型。第二部分对自杀进行文学的生态分析,探讨自杀与文学、作家的关系,比较郁氏小说自杀抒写与古今中外文学中自杀抒写的异同,指出作家对以往文学作品自杀抒写的继承与突破。第叁部分,这也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在这一章中,主要分析作品呈现自杀抒写的内部、外部及其他方面原因,也是探究作者创作这类作品的主要原因。阐释其这类作品所体现的作者的价值观及悲剧审美性,从而感受作家悲悯的情怀和对生命、社会等的独特思考。第四部分,总结郁氏小说自杀抒写蕴含的社会、生命、哲学及文学意义。郁达夫相比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自杀者的包容与正视,他对人性而并非神性或兽性较为深刻的认识,他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段,为五四那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郁达夫的思想和小说在同时代作家、作品中显得不合群,表现为个性化倾向,因而受到过较多非议和指责。然而,时隔近百年,我们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重读他的小说,就会发现就连其小说中的自杀抒写都寄寓了作家对民族、国家的深沉爱意,寄寓着对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上的现代性转型的深刻反思。
罗滋池[4]2010年在《未完成的现实主义：192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多种面向》文中指出本文从现代性视野出发,通过体验、分析五四新文学家们的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还原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生期的初始状况,并发掘这一时期留下的极为丰富而复杂的资源,以进一步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入研究。论文采取“1920年代”这一相对集中的时间概念,指涉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期。它向上回溯至“五四”前,向下可延续到1930年代初,大致横跨“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阶段。建立这一研究框架的理由是:虽然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发生期是在晚清,现实主义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实践中已有所萌芽,但是现实主义形成相对自主和成熟的文学表现形式,还是在“五四”以后;正是在1920年代,出于对现代中国的不同理解、想像和诉求,作家们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重新诠释了外来的“写实主义”,并分别选择不同向度的叙事实践,且取得了示范性的文学实绩;因此,在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五四”以后的1920年代,可视为现代性语境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期。本文认为,在这一发生期,因为现代性多层次的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呈现了极为复杂的面貌。大量文学史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即具有多种维度、多种指向、多种可能性。可以说,论文所提炼的诸种面向,大致可代表现实主义中国化初期的主要探索,同时也预示着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路径。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从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探讨现实主义何以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以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生期即形成多种面向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缘由。第一至第四章为论文主干,依次以代表性作家鲁迅、郁达夫、蒋光慈、茅盾为例展开具体论述,旨在揭示现实主义多面向之间的叙事差异和不同的文学追求如何生成了1920年代的文学现实,并潜在地介入了其后现实主义不同面向的隐匿、消长和变化过程。其要点为:1、鲁迅/寓言面向。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常借助寓言化的艺术手段,充满了隐喻的张力。尤在《呐喊》、《彷徨》中,寓言性思维与现实意识的紧密勾联,泛时间状态、非情节化、反讽、集体心理刻划等艺术表现手法的广泛运用,往往使这些现实主义作品言此意彼、别有寄托,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寓言;2、郁达夫/抒情面向。郁达夫颇主观的具有抒情风格的写实,曾打动“五四”后无数青年的心。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努力地向所谓的客观写实靠拢,甚至于受革命的感召企图再现重大的社会现实,但离革命文学家们要求的“本质写实”依然很远,并遭到严厉批判。为此,郁达夫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见解——“有情的写实”,这充分显示了他拓展现实主义的卓越目光;3、蒋光慈/理想面向。蒋光慈的实践也许说明,“写实”加“浪漫”是可行的。他在写实中坚持理想的做法,至少就文学史的事实来看,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源头所在,也可以说是“两结合”的雏形。值得关注的是,蒋光慈初步建构了一套“革命文学”的叙事成规,1950、6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人格、乐观精神等都可以溯源到他那里;4、茅盾/史诗面向。茅盾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辗转追求,集中表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他希望小说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存在,并能展示历史的进化运动,这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所寻求的总体性真实,把一种宏大的、全景式的、史诗性的写作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结语部分指出,用不同修辞术语将中国现实主义初期多面向共时存在的状况所作出的区分,并不能取消各面向之间的相互转换、补充甚至递进关系。在鲁迅的集体心理刻划、郁达夫的个体心理发掘、蒋光慈的“个性解放”和“阶级革命”两结合、茅盾的总体性社会关系之间,现实主义就不同需求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本身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贺殿广[5]2011年在《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着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本文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统一的思路,结合西方印象主义批评、接受美学及现代性理论等多种西方文学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系统地分析他的文学思想。绪论部分,介绍周作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写作本文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周作人“人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周作人一生关于文学思想的形成、嬗变和原因。第一章,论述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来源。认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照搬的横向移植,而是他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中西多种思想影响进行整合后形成的一个杂揉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和传统文化基因在内的特殊的思想结晶体。它以自然人性为理论基础,以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两个重要理论支柱。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主张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而“个性的文学”的主张则和个人主义有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终其一生,周作人关于文学的种种观念都是以这两种思想为根据而展开的。他的文学思想受到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二章,从共时的思路对周作人关于文学内部各体裁及理论的思想展开探讨。依次从文学本质和功能、散文、小说和诗歌及语言、批评等七个方面重点分析。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入手探讨。认为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是有着变化的,前中后期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五四”运动初期,周作人十分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提倡“平民文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20年代起,他转而宣扬“文学是个性的表现”的主张,为此,他倡言文学无形功利的思想。而这反映了周作人对文学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对文学功能看法的变化是随着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文学本质观带来不同的功能论,由于观察文学的角度不同,一个是站在受众的角度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和社会功能;一个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重文学的个性表现。周作人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他的洞察力和认识的深刻。总体而言,其叁十年代的文学思想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对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品格起着促进作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审美传统,因而也更具有文学知识范畴内的价值和意义。关于散文:他首次提倡美文的写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崭新领域;他主张个性化的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分类和风格、散文的语言建设、好散文要有趣味及散文的情感表达都提出了深刻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见解。关于小说:他提倡写实小说、抒情小说、乡土小说,并要求伟大的作品应该具有形而上的品质。关于诗歌:他反思新诗的缺点,规划了新诗的道路、提倡小诗和象征派诗歌,为新诗的健康发展贡献卓着。本文着重指出周作人提出的“散文要有趣味、小说要有悲剧感、诗歌要象征”的见解可以统一在好作品要具备“形而上的品质”这一概念之下。这一理论对于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本章还探讨了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介绍了他批评的自由宽容原则,作品要写平凡人道的创作和批评标准及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第叁章,从外部研究的角度分别对周作人关于文学和科学、历史、道德、宗教的思考和观点进行了阐述。结论部分,由现代性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做了总体评价和阐发。总之,本文认为:周作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新诗理论在新诗发展的初期曾贡献过力量,他在沟通散文与小说、诗歌等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五四”之初,他以《小河》为其新诗的代表作,并因此为新诗摆脱旧诗格律、使新诗散文化做出了尝试,成为“奠定诗坛”、引导来者的开路先锋。他对新诗的贡献还表现在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探索新诗的现代道路,译介日本俳句以开拓新诗的形式与意境,探索新诗的出路所表现出的强烈而自觉的现代意识,鼓励新诗借鉴外国诗歌的作法同时融合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别地对新诗的反思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周作人不仅在实践中探索着小品文的艺术,而且在理论上为中国新散文总结出其艺术生命的源流——即一种得之于传统多而同时受外国散文影响的小品文。他从实践中概括出散文的两种不同艺术风格:“飘逸与深刻”。他以理论和实践探索和引导着“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他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建设上:提倡写实小说,促进小说新观念的诞生;译介西方小说以寻求现代小说发展的新路子,以最新理论诠释和解读现代小说;强调乡土色彩,鼓励深入民间写平凡人和平凡生活的作品。周作人在小说理论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的“抒情的小说”的理论,他肯定淡化小说情节的抒情性作品,认为这既是借鉴外国小说写法又与中国强大的抒情诗文传统相结合的做法,特别具有现代的眼光。他对这一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废名的小说新作的评点,鼓励了抒情体小说在文坛的发展。这之后所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作家如沈从文、艾芜、萧红、师陀、孙犁、汪曾棋等以及他们艺术上的成就,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这与周作人理论上的倡导不无关系。本文尤其认为:就文学思想的成熟而言,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虽然只讨论了散文这一门类,但仍然代表了他最完整最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学思想。它总结了“载道”与“言志”说,主张文学独立、自由抒发个人情感的“言志”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精华的扬弃。这种思想是尊重文学自身规律、注重追求文学自身审美特征,追求文学表现技巧的文学思想。虽然就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是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而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不能与“人的文学”相提并论。“人的文学”是顺应启蒙现代性潮流的,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维度,尤其是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这种思想启蒙的现代性对当时的中国文学来说是具有突破性地,对这一宝贵传统发扬得如何也就相应地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度和水平。但是显然地,“人的文学”并不具有高深的理论和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它的杂揉西方哲学理论和片面移植某些生物学原理于文学,某些方面都表明其不成熟性和缺乏创造性。实质上,“人的文学”仍是一种载道文学,只不过载的是西方人道主义的“道”而已。所以周作人后来反思到其中的功利性质和要求,而更加强调“文学是个性的表现”了。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说,主张“个性表现的文学”是更有意义的。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学过于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忽视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和审美价值。“个性表现”的文学思想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是接受了西方文学文化思想的周作人为使文学独立于政治和道德的有益尝试,具有审美的现代性。因此从文学领域本身来讲,比他早期“人的文学”的主张更有理论的价值。周作人在“五四”初期便以一系列着名文论,以前所未有的超前意识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领域,奠定了新文学批评家的历史地位。他不仅成为新文学蓝图的最出色的设计者,而且对新文学创作实践的评论最为专注;他所提倡的自由宽容的批评观,主张真实的思想和文学,提倡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主张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既借鉴了印象主义批评的精华又融合了个人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他的具体批评或许有某些片面性,然而他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却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方爱武[6]2016年在《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文中指出形象学是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里的概念,形象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侧重于对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或"异族形象"研究,本质上它是一种借异域文化而进行的自我言说或隐喻而已,它显然不能也无需完整地呈现被观照国度的真实形象。要想从形象学视角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形象,就需要借鉴形象学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一国形象的自塑,这体现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与意义深远,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还存在很多误判与误读的现象。本论文选择了王蒙、莫言与余华这叁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中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例证,通过对他们经典作品的解析,以期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建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论题选题的研究意义、概念探讨等相关问题,主要阐释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切入到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领域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以及本论题研究探讨的可能性与空间。第一章综论主要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以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嬗变及存在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发展浪潮中,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从现代期的自我异质化与自我东方化的并峙,到当代期的从单一偏至渐趋多元立体,这些中国形象的建构承载着太多中国人发展求变的中国梦,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定影响力,但更多的是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与困惑。第二章主要分析王蒙作为主流创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王蒙作品中国形象建构经历了从本土他塑到本土真正自塑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主流政治中国真正中国化形象的最终确立,这种中国形象显然有别于形象学领域里异质化的中国形象的存在。作为主流意识的创作,王蒙作品在国内的主流影响与国外相对边缘的位置反映出了中国主流作品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第叁章主要探讨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影响。莫言的创作总体来说是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创作,他在作品中用极具新颖的表现方式建构了为中国正史所遮蔽的体现着纯粹民间情怀与民间精神的中国形象,它是东方化的,而这种中国形象同时又是本土性与普世性的高度融合,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高度认可。但莫言获得诺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文学,中国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被认可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第四章主要阐释余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余华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的小说无论是之前的先锋创作,还是后来的现实创作,通常具有鲜明的寓言色彩。余华创作着意展现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生存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形象学意义上的有关中国人的套话束缚,展现了一定的中国人的主体化生存认知,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华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值得借鉴。最后部分余论是反思与探讨未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发展问题。在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我们要努力走出历史的沉疴,勇于借鉴与开拓,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间建立均衡的交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与时倶进的中国形象。
王姝[7]2013年在《周作人语文观及其实践》文中指出中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已有千年的历史,传统积淀深厚。而现代语文教育从1904年诞生,也已走过百年。近代西方思潮的引入,语言的变革、文学观念的革新使20世纪中国文学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语文要素产生突变,语文观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在这个进程中,一大批优秀作家投入到语文革命中,创作出相当数量的经典文章,确立了新的汉语表达范式。同时他们也进行理论探索,并运用到语文教育实践中,产生了一批集作家、理论家、教育家于一身的语文大家,他们的语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影响了现代语文教育的面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巨擘,集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作家于一身,他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他的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都有典型意义,并且从他自身作为语文教育资源的演变也可体现语文教育观念的变化。本文将周作人的语文观及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艺学、语言学、文化学等理论将其纳入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转变的进程中加以考量,并结合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历程,将其与其他语文大家进行比较,对其语文观念进行动态考察,从而为当下的语文教育提出建议。论文包括四章：第一章论述周作人语文观形成的背景和资源。处在20世纪初的周作人,具有得天独厚的学习资源。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过传统的语文教育,但受思想开明的祖父的影响,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弊端认识透彻。受兄长鲁迅的影响加之五年的留学日本生活,他接受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其语文观既有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又具有独特的一面。本章通过梳理周作人的语文学习之路,论述周作人形成了以趣味为中心的语文学习态度,以杂览为中心的语文学习途径,为他语文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论述周作人的语言观念。周作人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正确处理了文言与白话、书面语与俗语方言、汉语与外来语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语言表达形式,即“雅致的俗语文”。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语文革命,对语言的思考有不同的争论,周作人凭借扎实的语文功底和敏锐的文学体悟,在争论中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母语的地位关系到民族的存亡。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使用母语,明确把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并进一步思考如何丰富汉语,最终确立融文言、白话、欧化等语言元素于一体的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第叁章论述周作人的语文实践及其成就。周作人认为现代语文的发展离不开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现,他积极参与新文学的发展与建设,倡导个性化的文学与“言志”文学,强调文学的情感特质,以体现文学“本色”之美,他创作出优秀的散文作品丰富了现代语文资源。周作人还积极探索新的文学书写体式,把反讽的手法运用到作品中,加强表现力；用书信体表达情感,增强文章的亲和性。尤其他自创的“文抄公体”,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开启“学者散文”之风。因此周作人的语文实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人风格,对中国语文的建设和发展以及语文教育都有重大价值。第四章论述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关系。周作人一生致力建设现代语文,积极参与语文改革实践,他有着二十余年的教学经历,自编讲义,在教学过程中宣传他的语文观念,并深深影响其弟子。废名、俞平伯、沈启无叁位弟子在创作、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显示了周作人语文观之影响。同时,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的先驱,自身也可作为语文教育资源。本章通过对周作人进入语文教材的历时性考察,探讨应如何深入挖掘周作人的语文教育资源,为高等中文教育提供参考。
曹艳红[8]2018年在《试论郁达夫小说的整体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文中提出郁达夫作为新文学早期作家,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和传统的整体循环时间观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他的创作。郁达夫的小说观深受现代时间观的影响,强调故事的线性发展和人物的内在心理,体现在实际创作中,小说的叙事时间在次序、跨度和频率方面都有了新的尝试,但小说的故事时间仍有大量留恋传统的整体循环时间观的色彩。郁达夫小说中的时间观带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呈现出新文学时期小说的一种独特风貌。
吴晓东[9]2016年在《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媒介统一在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过程。莫言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过对他与媒介关系的系统考查,可以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当前文学与作家在媒介中更为完整、现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尝试系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希望论文在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等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从传播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文学传播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媒介理论与文学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当前诸多作家的对比,本文明确了以莫言作为中心探讨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原因与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文学媒介并不单纯指向“物”的层面,还包括组织以及多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社会要素,并且文学活动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文学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都具有其特殊规律。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不同媒介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而被媒介包围的社会现实对作家与文学本身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家的成功与文学的突围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与运用。与当代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余华、贾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创作上的特殊性外,还由于其在传播方面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突破。我们从媒介角度审视时会发现：莫言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时充满技巧与智慧,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多媒介传播格局；媒介对莫言而言,无论在其成长、创作还是形象塑造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作家与媒介就构建起了复杂的关系类型,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作家与媒介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接触到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进行文学启蒙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之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这种理想就成为了自觉行为。作家们对大众传媒的兴起表现出极大兴趣,接触媒介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在大众传媒表达自己,也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以启民智、开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要求面向更广泛意义上的平民大众,因此与大众接触最为紧密的渠道——“大众传媒”就成为必然选择。其次,中国职业作家是在近代出现的,这些职业文人多以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催生出稿费制度,近代报纸、杂志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按照需求理论,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实现“自我”的确立。通过带有主动传播意识的广告、论战等形式与手段,作家可以确立自己的在文学与社会中的位置。现代作家还具有更加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使命感,这种理想与使命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为文学媒介承载内容的主导者或直接作为媒介刊物编辑的“把关人”,是实现这种理想与责任的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播进入到一个相对整合的时期,传播制度的改变使媒介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政治宣传成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变成为简单、直接的从属关系。“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时代特征的媒介形态,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但该时期文学传播的“潜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诵沙龙等使作家与媒介形成了另一种关系。“文革”结束后,短暂的“文学热”将作家与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开始变异,不断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上世纪80代中期起,走上文坛的莫言便开始参与并构成了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全过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论述梳理过程中以时代与媒介类型为依据,突破了以往多从内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做了综合性总结。莫言等当代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五四”时期的部分特点,这表明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却也暴露出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在适应新媒介环境方面由于过多墨守成规而出现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印刷媒介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当代文学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纸媒为主,文学报刊占据主阵地,图书出版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学批评确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过对莫言各个时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评论声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从“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时常刺激人们感观的“争议”作家,再到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评论在参与莫言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发现者与引导者,慢慢变成并行者与追随者。这种媒介方式代表文学所拥有的权威与特殊“场域”,作家也在由这种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确立。其次,大众传媒参与到作家形象的构建之中,大众传媒根据自身与市场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点的作家类型。莫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渐渐清晰,并被不断重塑着,形成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从作为文学大师与文化符码的莫言,到作为公共话题的莫言；从作为娱乐焦点的莫言,再到获奖后作为有权威的明星与品牌的莫言。这些形象与文学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之处。文学事件、不同奖项、个人故事、书展活动等,都是进入大众媒介视野的话题。大众传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时因势之需而不断改变,对作家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外围的关注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是个狂欢的领地,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集合了不同声音的网络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莫言。第叁章主要从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动传播方式,以及在多媒体时代莫言进行积极互动的传播姿态。莫言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是演讲。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动,莫言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作品。莫言还接受多种访谈,采访中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是谦虚谨慎、宽厚温和,沿袭了他演讲的风格。但访谈的内容重心与塑造形象的方向却发生变化,更多侧重于表现他的真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大众传播中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确立与坚持自己的形象。文学写作的乡土姿态、谦虚睿智的长者风范、勇于反思历史与批判现实的名士气节,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在各种媒体面前,莫言从不沉默,积极参与各种媒体互动。对专业的文学批评既不背离又不苟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独行。他对新媒介保持兴趣,通过开设微博、参与网络访谈与互动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心态,但传统作家对新媒体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归纸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第四章我们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传记进行了深入考查,尝试发现当前媒介对作家创作的辐射与衍生影响。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离不开编辑与出版人的影响与帮助,他与这些文学“把关人”的关系,承袭了“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又颇具个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触体验与记者从业经历对莫言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作品中莫言对媒介的态度不尽相同,对大众传媒带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等传播方式却保有相当浓厚的依恋之情。不仅如此,让莫言成为世界瞩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莫言靠近与远离影视媒介,是当前文学与影视既对抗又依赖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莫言与媒介关系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当前文学传播范畴内的共性与特殊性,也透视出当代作家在面对媒介时的复杂心态,而文学媒介与大众媒介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指向是不同的,两者又都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对莫言与媒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媒介环境的变化是莫言自身成长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满足状态,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发展路径与创作风格指向。我们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对作家具有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更具有知识精英与意见领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教育,从而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较为宏大的“文学场域”,与媒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或者经济形态阶层都具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与权力,甚至可以对媒介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干预,从而实现双方的动态平衡。作家的传播意识具有本能性,但在传播中却由于媒介的局限与自身非理性的原因,会受到多重阻碍与束缚。成功的作家都具备优秀的传播意识,莫言以其素朴及略带狡黠的传播意识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原则和体系。当代作家需要提升对媒介的理解,形成开放的多媒介传播意识。文学传播的过程,需要多种特殊媒介与手段的参与,教育是其中经常被忽略、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文学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约,于是作家的集体性突围显得很有必要。在多媒体的世界里,影视虽然是极好的传播方式,却也在当前受到多种现实瓶颈的困扰,作家与影视像两只刺猬,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显得焦急而痛苦。不仅如此,时政生活类杂志以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指向在当前受到诸多人的关注,而纯文学作家与文学在其中的缺失不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杂志主编等“把关人”的复杂心态影响。莫言成功的的启示还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但如何在当前语境成功实现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全社会与整个文学体系的责任,而不单单只是局限在作家的个体行为里。本文通过对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规律与模式。由于作家作为特殊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媒介的发展又是千变万化,则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透过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传播的系统性要求。作家与文学整体在当前的突围与繁荣不能仅依靠某一种传播方式与媒介,更不能仅通过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而实现,而应是全部与文学相关的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莫言将作家与媒介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关系合乎现实的媒介环境与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作家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沈日中[10]2007年在《试论中国留日作家对私小说的借鉴》文中提出本文在日本文学研究界对日本私小说的概念、特点论述以及对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对私小说情况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以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和张资平为例探讨了中国现代留日作家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结果如下：鲁迅对于既没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又没有民族意识，而仅仅只谈作家个人私生活的作品，当然是不取的。由于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鲁迅比较重视白桦派作家的反对封建独裁，尊重个性，主张自我，探索人生的话题。鲁迅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所吸取的，除了反对封建主义，张扬人物个性，表现自我，探索人生道路的精神因素以外，主要是借鉴了私小说的创作形式和一些表现手法。由于郁达夫欣赏葛西善藏、佐藤春夫等从事私小说的作家，在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仍然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再加上郁达夫本人的个性忧郁，使得他特别偏爱他们的带有忧郁气质的作品。郁达夫接受了并借鉴了私小说所提倡的自叙传和心理描写等创作手法。特别是通过对其作品《沉沦》的分析，可以看出郁达夫重视自我表现和心理描写。郭沫若长期生活在日本，可以说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颇深。他接受并借鉴了私小说的写实及抒情的写作手法。在他的作品《喀尔美萝姑娘》中就通过写实和抒情来反映主人公的苦闷和不安的心情。张资平在《约檀河之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银踯躅》、《绿微火腿》、《木马》等小说中借鉴了私小说的某些创作方法。和私小说作家一样，张资平的上述小说大部分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经历和身边发生地小事。其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平凡的、悲哀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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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的深邃与诗的澄明——评蒋成德的《思与诗——郁达夫研究》[J]. 萧洪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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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D]. 贺殿广.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6]. 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D]. 方爱武. 浙江大学. 2016
[7]. 周作人语文观及其实践[D]. 王姝. 南开大学. 2013
[8].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整体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J]. 曹艳红. 韶关学院学报. 2018
[9]. 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D]. 吴晓东. 山东大学. 2016
[10]. 试论中国留日作家对私小说的借鉴[D]. 沈日中.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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