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生态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它在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基础上，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总是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具有“原罪”的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效应完全看作是消极的，更反对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作用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它强调，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并非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造成的。
莱斯认为，科学和宗教、艺术、哲学等高级文化形式一样，是同生存斗争直接相关的，并以高度抽象的形式表现着社会内容。而且“同一种科学制度既能够从人类的普遍敌人（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人类，也能够支配精英们增强其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1] （p.15）因此，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对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做出贡献。它既不能被看作是控制自然的补充基础，也不能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高兹认为，技术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社会主义的技术，二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核技术等“硬技术”代表了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属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他深刻地指出，“核计划可以减少污染”的观点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错误观点。实施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事故、核垃圾，食物链中的核污染等等，都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而且，核垃圾的运输和堆放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钢筋水泥建筑也挡不住核辐射，即使在国家的长期监督下用“冷却法”处理核垃圾，也需要几百年时间。所以，核技术不是“清洁技术”。他认为，太阳能、风力、地热等方面的“软技术”是小规模的分散化的技术，它们不能够被大公司、银行或政府垄断，更具人性化，属于社会主义的技术。这类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可再生性的能源安全、清洁，不会伤害自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高兹由此提出，开展生态运动主要不在于停止经济增长，限制消费，而在于如何选择技术。社会主义有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技术选择和原则。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运用与资本主义一样的工具，那么它就不比资本主义好。对自然的统治必然通过技术的统治影响到对人的统治。”[2] （p.20）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企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从工业资本主义一开始起，它对技术的选择就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而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为基础的。因此，禁绝有害技术、阻止具有破坏性的技术的引入以及发展生态上合理的替代技术，这些社会运动与现存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总体格局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是理解资本所采用技术的类型及其对人和自然的影响的关键。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对工人的那种身心盘剥，其根源在于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本性，而不在于技术。”[3] （p.327）也就是说，造成工人异化的决定性因素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技术。现代工业技术，就其功能而言，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市场目标和手段，而且也是控制劳动的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密集型技术，如核技术，要比劳动密集型技术具有更大的生态危害性，它使大资本对劳动拥有更为直接的控制力。而且，核技术作为一种国家安全体系机制还控制了政治领域。“因此资本的技术成分的增长趋势不仅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且也是出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3] （p.328）
奥康纳还分析了消费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态的影响。他认为，同生产技术一样，消费技术或者产品更新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政治意义。消费需求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损害之间的关系是由个人的“消费选择”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资本在市场的引导下，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便维持利润，这导致了消费主义社会的普遍化以及生态上的破坏和浪费。
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技术——并非仅指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整个社会中的劳动关系和权力——对于生活方式常常是破坏性的。技术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后果使得生产成本上升，不仅造成了经济危害、而且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对立。由于破坏了自己的生产条件，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3] （p.33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自我毁灭的现实使得资本主义在自然和资本两方面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调整期。这一长期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的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用新的技术和社会机制来代替那些具有生态学和人类学危害性的技术，并以此提升生活世界，这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积累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不断地进行扩张。只有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利于其扩张的技术则被排斥。因此，“资本主义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和与之相伴随的对稀有资源的不断增长的消耗导致了快速的复杂化了的环境问题。”[4] （p.96）在福斯特看来，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笼统地归于科学技术，明确提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造成了生态问题。这表明了它超越于一般环境主义的理论视野。它所提出的消费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是，高兹把技术分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社会主义的技术，认为不同的技术决定了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完全取决于是否运用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技术，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
二、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这一更宏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了解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莱斯批评了在环境问题上的两种肤浅倾向。一种是官方机构把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一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他强调，把环境质量看成一种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就可购得的商品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如果把环境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这种思路的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从而掩盖了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
另一种倾向是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灾害的根源。这种观点错在把征兆当作根源。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宏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
莱斯认为，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后者作为前者的无意的后果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我们要解答的最困难的疑难之一。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主要功用之一（即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阻碍对人际关系中新发展的控制形式的觉悟。这一观念的酝酿期正好与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兴起相一致，这一新的社会理论在“社会契约”观念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它强调个人根本平等，是为掩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形成的新的控制形式服务的。控制自然的观念隐含着一种主张，即人类成员之间有平等分配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性质与在生活中明显起作用的权利是不同的。然而这种假定的不同是虚幻的。控制的这两个方面在它们全部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
莱斯指出，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的转变已经带来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灾难性后果：广泛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以及不断扩大的人类对于一个统一的全球环境的激烈斗争。每一灾难或两者都会造成这个星球现在形成的一切生物生命的毁灭或剧烈的变化。要认识这些危险的各个方面和避免这些危险，必须认清控制自然观念的后果。在任何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更合理结构中，认识控制自然观念的矛盾都是一个因素。“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于它的信徒们，以及他们的牺牲品即自然环境和其他人类团体来说，不可避免地是自我毁灭的。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行为的最根本的不合理的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5] （p.8）把全部自然（包括意识）转变为生产原料这一目标变成强制性的、盲目重复的，和最后自我毁灭的。生产机构在无限地扩张——稳定增长就是它的尼西亚信条（Nicene Creed）——而评估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破坏。在这一目标所达到的最后阶段，为生产可以提供的唯一理由是，许多人可以被引导到相信他们真的要求和需要市场上供应的最新商品。在这个阶段，对自然和人的控制在社会统治阶级的引导下，内化为个人的心理过程；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消费和行为的强制性破坏特征破坏了人的自由，并且否定了人类从外部强制的经验中获得解放的漫长而艰难的努力，这种强制标志着人和自然的原初关系。
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至为重要的论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并且这个问题在现时代变得越来越尖锐。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人的需求是永无满足的观念，今天这一观念是经济理论、社会学、和心理学（尤其是著名的“消费心理学”领域）的基石之一。它的内涵恰巧是不可避免地服从于自然，即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必然引发无穷的对抗和争斗。因此由控制自然观念所带来的广泛的迷惑势必掩盖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关键的动力源泉之一，即人和自然关系中的控制和服从的辩证法。要求征服自然的人类本身就是被他自己的自然的心理素质所奴役的。近几个世纪，世界越来越被一种强调人和他的环境之间区分的二元论的世界观所统治。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接受了一种原理：人的首要的任务在于逐步建立对所有非人自然的控制。但是现在，人已经逐渐形成了对地球的相当的统治，以致现在他正逼近这样一种状况：他建构了自身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控制环境甚至还要求由人来征服人的本性。这样，人类的活动已成为自然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以至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人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或者是作为整体考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基本意识形态，这种社会自觉地与过去做彻底的决裂，奋力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文明历史中出现这些趋势的第一个社会制度是西方的资本主义。
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各种“自然主义的”范畴作为社会组织，等级差别，工作分配，维护统治等的基础。也就是说，角色和权力分配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然秩序”。自然的统治被认为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因此反对变革是社会权威的首要目的。而且自然与善是等同的，任何对既定条件的背离只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此，“自然概念对人的道德和政治意识有一种法规的力量。自然秩序为社会秩序提供一定的准则这种观念，是功能意识形态的一种最早的表现形式。”[5] （p.159）
资本主义破坏了自然主义行为模式赖以建立的一切社会基础。它的基本信条是抽象的个人平等。一切按照出身、门第、或任何其他自然条件建立起来的角色、职务、和等级的差别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一切个人完全平等的观念，以及自然和社会之间对立的观念，是社会契约论的基石，它本身是用来反对旧社会卫道士的强大思想武器。“发展”成为社会思想的基本范畴。自然被看作纯粹是人的理论和实践智慧征服的对象或领域。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使得各种生物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受到威胁，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浪费和滥用程度，并威胁到作为整体的人类生物的未来。
莱斯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看成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根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生态问题包含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认识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但是，他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归于宗教传统，并由此赞同怀特的看法，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宗教的，要解决它需要的是一种宗教的改革而不是技术上的救治。”[5] （p.26）这却是错误的。正如莱斯自己所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都与自然进行斗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此他企图‘控制’周围的环境，就是说他是从环境对其生存的有用性的观点来看待环境的；这显然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且是人和一切高度发达的有机生命形态的共通之处。”[5] （p.95）因此，我们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其根源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其实，宗教观念本身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一种反映。更进一步地说，“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应从人们“控制自然”的方式中去寻找。
三、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它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方式的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5] （p.42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于资本主义消费的批判理论。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崩溃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在西方实现，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忽视了消费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因此没有预见到资本家通过操纵人们的需要来提高利润率和实行社会控制。它主张应认真研究消费领域中出现的新变化，并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采取了异化消费的方式，以貌似丰富的消费前景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从而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异化消费不仅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且，还是对人们所从事的日益令人讨厌的不能自我实现的劳动的一种补偿。但是，这种异化消费引起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因此，“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阿格尔明确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6] （p.494）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在现实中极其复杂，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比如使饥饿的人与面包对上号），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却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这也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通过消费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这种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而只是作为人们补偿异化劳动的一种手段。因此，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而追求商品，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的刺激下去疯狂地追求高消费。人们把这种市场强加给自己的需要当作自己的真正需求，并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把消费当作自我满足的唯一手段，这使得异化劳动反而变成了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支撑起了异化劳动。
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干预消费、操纵消费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对资本主义来说，操纵消费有两个好处：第一，操纵消费可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抑制资本主义制度过多生产多余商品的趋势；第二，操纵消费可使人们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满足自己。这可以说是异化消费的政治作用。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想方设法向个人消费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而这只能借助于加速工业的增长，这样一来，势必加重自然界的负担，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从而引起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并最终产生生态危机。
莱斯和阿格尔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批判，对消费活动与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的揭示，无疑有诸多可取之处，这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成因，对于我们积极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归于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却有失偏颇。人们的过度消费活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是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评判标准。”[7] （p.6）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不断地扩大生产，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过度消费只是过度生产的必然产物，异化消费也是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的必然现象。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异化消费，而在于造成异化消费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
莱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源源不断的商品，以满足人们不断扩大的商品需求。而在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又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高兹指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来如何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使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相协调，或者确保它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它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2] （p.5）为此它必须重视机器的顺利运转（其维修和重置的费用都十分昂贵的）甚于工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他们只要用很低的费用就能迅速得到更新）。它必须重视降低生产成本甚于生态平衡。因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并不会增加企业财政上的负担。它必须生产那些能卖最高价格的产品，而不去注意那些对于社区公众可能更有价值也更便宜的东西。每一件事情，包括产品种类、生产技术、工作条件、工程的规模和结构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这一要求的痕迹。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市场法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本来因生产而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应该计入生产成本的，但是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高兹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追求物质生产的增加，而这必然引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也就是破坏”[2] （p.20），任何生产都是同生态系统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利润的顺利再生产，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只会造成对自然的进一步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高兹还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他说，当资本主义用尽了每一种高压统治和欺骗的办法以后，开始按照自己的道路从生态学的死胡同中走出来，它把生态学的需要当作技术的强制加以吸收，同时使它们适合于剥削的条件。尽管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可供选择的社会活动和人类文明把所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费用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总体中来，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保护生态环境的费用所产生的利益却成为与绝大多数人无关而为有特权的人所享有的一种奢侈品。由于集合起来用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费用非常巨大，它将产生和石油危机一样的经济的、社会的后果。然而，资本主义不但不屈服于这种危机，还用常用的形式来回答它：在危机中财政上处于优势的财团们将从它们的竞争对手的困难中获益，它们能用较低的费用吞并竞争对手，并把自己的控制延伸到所有的经济领域。国家也将加强它的权利并使之遍及全社会。其专家治国论者将规划最理想的控制污染和进行生产的规划，制订各项规章制度，同时扩大“计划”活动的范围，因此也扩大压制装置的活动范围。民众对生态环境恶化的不满将被赔偿的神话所转移，并被引向最容易找到的替罪羊如少数民族、外籍工人、青年人，其他国家中去。
佩珀主张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凌驾于社会矛盾之上，或者把二者等量齐观的看法，并且明确指出，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生态问题主要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所带来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他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存在，使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8] （p.9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必然性的揭示，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到全球的结果。这是极其深刻的，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正确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300年前，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短短数百年的时间里，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然而，它对大自然的掠夺与破坏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托夫勒所说的：“可以毫不扩张地说，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9] （pp.175-176）不仅资本主义过去的发展已经欠下了生态方面的巨大债务，而且现在仍以占世界25％的人口消耗着占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造成目前地球“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释放的可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中，发达国家占2/3。
因此，在当今世界，应对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达国家应该首先检讨并反省自己过度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而进行工业化的错误，在保护环境、维护世界可持续发展上承担起更多责任。然而，一些发达国家不仅完全否认他们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责任者的事实，拒绝为解决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履行更多义务；还指责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及其反贫困的努力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这种论调其实是发达国家企图推卸自己责任的借口。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解决生态矛盾，所以它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10] （p.231）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它必然不断地扩大其市场范围，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占有和利用全球性资源，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实行疯狂的掠夺。约翰顿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行径称作“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生态掠夺同16、17世纪的贩卖黑奴，18、19世纪对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那种掠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佩珀批评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本质上并不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或技术不完善造成的危机，而是其生产关系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国内奉行“环境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进行新的“生态犯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通过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它深刻地阐释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关键，也是其思想超越于其他绿色理论的高明之处。生态中心主义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生态问题归结为人口膨胀、资本短缺、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或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决策失误、技术落后等原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根本。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剥削和利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野蛮掠夺所造成的。在历史上，发展中国家曾经有过辉煌的古老文明。但是在近代，它们却先后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沦为被剥削的对象。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其殖民统治地位，残酷地掠夺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严重地破坏了其生态环境。而且在广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利用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地位，推行“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利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迫切心理，大规模地进行劳动密集型和能耗严重的工业门类和技术的转移，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原料基地、商品市场和资本投资场所，甚至成为“生态垃圾倾卸”（eco-dumping）的一个主要部分。
据报道，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有害环境的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39％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对“最肮脏的”产业部门的国外投资，有66％-80％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发达国家的这些非法的、不道德的行径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沦为它们的生态殖民地。
事实证明，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政策。而且，由于世界是一个整体，生态危机没有国界，它们与所有的国家休戚相关。生态殖民主义国家在使输入地人民饱受灾难的同时，也必将使自己陷入同样的生态困境。正如《勃兰特报告》所指出的：没有北方，南方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南方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北方就不能繁荣，也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11] （p.434）。只有世界各国在全人类共同的和整体的利益观照下自主而又合理地开发、使用属于自己的资源，才能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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