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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2-0044-08
由于我的著作《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的出版，我很荣幸地被本次大会所邀请，我想人们更希望我谈谈这本书。这本25年以前撰写的著作今天能够在英国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与复杂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人们或许对此感到惊讶，然而这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我试图说明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与今天人们所讨论的市场、阶级、意识形态、国家、霸权、全球化、辩证法等等相关，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如何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加现实的基础和更加开阔的视野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概念体系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在这本书中延续了在阿尔都赛那里已经开始的规划，但是我所涉及的并非是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一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这一最终文本之间的关系。我尝试着将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理解为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它开始于对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概念进行重组，黑格尔的这些概念通常被其他理论形态所抛弃。我一方面通过“大纲”的叙述重新阅读《资本论》，“大纲”仍然在哲学家们中间具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阅读传统经济学，这在当时已经被新李嘉图主义所更新。
今天，我尝试着展现，我的这第一本书如何打开了一个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领域通过几个步骤，逐步走向了包含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观点。《后马克思主义》这本书是我与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尔德·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共同撰写的。
一、我首先回顾一些在这第一本书里提出的问题
1.第一个问题涉及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两个对比性问题，即市场与资本主义。一方面，我们并不是如我们每天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市场经济”中，而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交换关系的经济关系中，在这种经济关系之中，个人之间的行为是自由的、平等的，人们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活在一个掠夺性的经济关系中，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的目的是获取抽象财富，是利润的无限积累，无论它对使用价值、对人和自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都在所不惜。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资本与市场是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那种认为可以撇开资本而保留市场的信念只能是一种幻想。
在“大纲”中，马克思试图寻找一种辨证的方法在市场与资本这两种不同的“形态”或关系之间建立联系。他试图构建从市场到资本的辩证进程，例如从商品——货币——商品(C-M-C)到货币——商品——货币(M-C-M)的关系，并且从那里到货币——商品——货币’ (M-C-M’)的关系。马克思没有考虑从商品——货币——商品到货币——商品——货币’的历史性进程，但是考虑了概念形式的结构体系。在那里，市场形态(这里涉及“流通”)蕴含着张力、内在矛盾，所以它逻辑性地向资本形态运动。
但是，这样的辨证阐述没有成功。(见《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53-169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部分，马克思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这一方法是令人满意的。但是这一方法是纯粹分析的，而非辨证的。在这里，马克思不再对从商品——货币——商品到货币——商品——货币’的形式进行推论。他将货币——商品——货币不是看作为一个形式(form)，不是看作为一个假设的现实关系的概念界定，而仅仅看作为一个“公式”(“formula”)，它能够体现共同意识，并且足以进行批判。马克思以价值理论为依据的批判体现在第一部分。显然，在一个受着市场生产统治的社会里，如果一个劳动力工作的时间长于用工资来支付的生产这一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种商品就能够产生比自身更多的价值：这就是雇用劳动力(雇用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
这一分析性的阐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它不是辨证方法意义上的阐述。实际上，在这一阐述的最后，工资被看做是不平等的交换结果，处于假设的市场平等关系“之外”。平等被否定了，但是没有被扬弃。同样，工资也处于假设的市场自由关系之外，自由被否定了，但是没有被扬弃。同样，资本主义抽象处于假设的市场具体之外。这一分析的阐述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在这一抽象水平的现实中，资本主义关系只有诉诸平等、自由和具体的理性结构才能够存在。只有扬弃，即超越否定阶段，资本主义关系才能够存在。
第二部分的阐述更确切地体现了市场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区别，并且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一部分能够满足经济学对定量和说明的要求。但是这不能使我们明白平等主义和理性的前提条件，即市场关系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和边沁主义(喻理性主义)”，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方式——，这涉及工资关系的核心，例如，资本主义关系的核心。这一阐述没有显示资本向抽象财富方向的发展将直接产生对立面的阶级，只是说明会直接拥有使用价值、自由和更好的生活，它意味着结构，而不仅仅是这一结构的长期发展趋势。它没有显示自由市场的“诉求”，作为社会政治诉求，产生了革命伙伴。这一思想存在于文本中，但仅仅是以蕴含的方式。
在《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我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在辨证方法上的不足，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辩证法同时意味着政治。但是我不能提出任何重建辩证法的建议。
2.第二个问题将我们引向轨道。它关系到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最初开端同时存在于市场形态和资本形态中。
资本对劳动力的“消费”可以从精确的社会物理学意义上来认识。但是劳动力的“费用”已经作为受着社会条件和消费制约的费用而蕴含在市场关系中。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决定了受着劳动价值制约的市场生产的社会逻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但是劳动价值论首先体现的是社会关系，并不仅仅是自然地、技术地关系。
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没有摧毁市场关系的逻辑。雇佣劳动者使其劳动力受着资本的支配，但是他保留了最终的市场支配权。只要这种支配权是存在的，一个人所拥有的市场支配权就是其独立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代阶级关系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关系。这里明显的悖论在于：这一“市场”中的自我支配权只有在劳动力组织起来反对所谓的市场规律的时候才能存在。
简而言之，马克思的伟大发明在于在社会形态中包含着经济学，建立了经济和政治的固有联系。斯密和其他人为创立政治经济学而奋斗，但是马克思实现了它。因为，他证明能够提供一个既包含政治又包含经济的新的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确实充满了悖论。有待于进一步解释。
3.第三个问题：市场的矛盾或非矛盾。
我试图表明，马克思有充足的理由逐渐地放弃了这样一个理念，即在市场生产中，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存在着矛盾。不仅如此，而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将市场生产自身看做是实实在在的合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过程。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涉及价值形式，对货币作为合理的有效条件进行了分析。这第三部分可以理解为起始于第一和第二部分，是其结果。它显示，在这一概念体系中，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得到克服的。货币，作为普遍的使用价值，是如何代表市场中所有具体的使用价值的，以及它的实践功能是如何通过概念体现的。在这样的市场中没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如我们通过第三部分所了解到的，这只有归之于资本，资本的最终形式是抽象财富。在市场中存在着的一种矛盾可以理解为生产的社会逻辑，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另一种矛盾。
4.第四个问题：关于意识形态。
这一问题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解释主体性和意识形态。他提供了一个结构性解释，从抽象发展到具体，它是结构的但不是结构主义的。一个特殊的主体形式(form of subjectivity)总是出现在结构分析的每一个特殊水平上。对此，德里达会说，一个主体总是部分的、不同的、扩散的。主体无处不在，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它自身的纯粹存在。在没有主体的程序中，主体被不同的方式所体现，不容易使其统一起来。我提出这一论点，是为了反对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读。
但是，在这第一本书中，我还不能够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例如在市场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我仍然缺少方法去鉴别当代社会的前提条件，即对“自由平等”的预设和马克思对市场生产关系的理性解读之间的关系。我仍然没有鉴别这一前提条件的本体论状态的方法。
5.第五个问题：契约(组织的)计划的前景，这在目前已经存在，虽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资本的进程，最终将替代市场。
在《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我触及了这些炙手可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哲学讨论的传统中是个禁区。但是我还不能够看明白在马克思的陈述中，这一假设的历史终点和逻辑起点之间的矛盾。
这样，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与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所逐渐构成他的理论方法有关。我的研究依赖于80年代所能获得的资料。今天，研究的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尤其是在MEGA出版的圈子中，研究工作直接在文本基础上进行。这些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有哲学意义的新见解和大量的理论激发点。对于我来说，他们的研究似乎支持了我在这第一本书中提出的这一总的研究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我开展了自己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反对这样的哲学评论，即依据“大纲”来解读《资本论》，并且借助于黑格尔哲学解读马克思文本。
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这一事实，《资本论》开始于对市场生产的分析。在马克思对成熟的资本机制进行研究之前，在其陈述的开端，马克思揭示了“市场生产的逻辑”。“商品”似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财富形式”。但是马克思将“商品”看着是这样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够通过对它在其中运行的社会关系的解释才能够得到说明。“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市场生产逻辑和市场社会的理论。它包含着私有财产和产品交换状况(在这一状况中，个人行为被看着是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人类行为)，它包含每一个群体之内(群体之内的竞争通过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了价值)和群体之间(群体之间的竞争决定了商品的自然、具体属性的抽象属性)的竞争。只是在这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的前言中，马克思开始解释市场生产的概念，与此相对的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第三部分)。如果这一点不能被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更不能被理解了。
简而言之，在这第一本书中，我的分析意在消除一系列流行阅读中存在着的障碍，无论是辩证法的或者是经济学的阅读。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同时从经济和社会——法律——政治两方面来关注市场和资本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仍然处于问题的开端，所以书的副标题是“为了重建的资料”。重建仍然有待于去进行。
二、我怎样看待当代理论
当我于1980年准备这本书时，我觉得这一研究没有真正地从20世纪历史能够提出问题的水平出发。1977年，历史风云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感觉到国际共产主义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崩溃。在苏联，所有改革的企图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灾难。帝国主义与其新自由主义野蛮地蔓延于全世界。欧洲共产主义，这一1968年的孩子，突然摔倒了。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遗产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并且更加认真地对待当代文化的其他成分。
这开始了我的第二个研究阶段。我的想法是，事情应该从头开始。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所做的那样，对当代社会形态的理论研究从其开端开始。正因如此，我开始着手第二本书的写作，该书发表于1990年，标题是《当代理论》。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当代的“元结构”理念。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与约翰·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有关。这一“状态”体现为阶级社会的当代形态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们重新认定马克思的方法：即当代阶级社会不是基于不平等的原则，而是正式地诉诸平等原则。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一诉诸存在于市场关系中，由此，可以体现这一分析的恰当起点。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够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因为20世纪的历史和文化已经表明，市场也许占据着初始位置，但是这仅仅是它与其对立面的形态——即组织共同分享这一初始位置。因为，市场和组织是在社会规模上合作的两个最初的合理的形态，虽然存在着冲突，但是两者不能分开。我们来看看“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它正是基于两者的结合。对于调节学派(School of Regulation)来说，这也同样是真实的。在鲍迪欧(Bourdieu)那里，统治阶级同样具有两端，一端是立足于财产，另一端是立足于社会权力(参见“文化资本”)。哈贝马斯描述的社会体制有两个媒介，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等级。他建议通过直接交往行为在它们的批判关系中来认识它们。诸如此类，等等。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批判阵营中，我开始对鲍迪欧、哈贝马斯和其他人进行批判。这样的方法对于批判古典马克思主义、创建更加广泛的重建基础，提供了具有关键性的激励作用。
这样我就在1999年的《一般理论》①一书中构建了一个系统而具体的描述当代社会的基础概念，这是我第一部“成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元结构”作为马克思自己的发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部分揭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之前，就在第一部分得到了界定。
元结构是这一结构的理解和理性(rational-reasonable)预设，后来的情况走向其反面。对此，人们可以直接称之为“工具理性”。但这并不仅仅简单地是对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性概念的颠覆。这一颠倒——假设的平等导致了不平等等等——是当代阶级关系的构成，它基于宣称的公共理性和理智(reason-and-rationality)，并且在两端中发展：即在市场和组织中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的社会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控制市场程序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的占有，它蕴含着另一个领域，即垄断控制组织程序的社会认识能力。因此，统治阶级由两端构成。
根据这一解释，市场和组织相互蕴含，直至最高的组织形态，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态，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这意味着，通过对比，资本主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被理解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一种特别的“世界制度”，正如三个世界的理论发展于60年代，这一“世界制度”标志了中心对边缘的帝国主义权力。但是，根据我的观点，这同样必然导向潜在的世界国家的理念。
三、我怎样提出重构《资本论》的计划
在《总体理论》这本书的结尾，我感到需要系统地重读《资本论》。尤其是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批判的资源》一书中所揭示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促使我想要这样做。这意味着重新思考《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书中的内容。
因此，2000年，我再次研究了马克思的叙述。我的两端即市场和组织的研究方法使我更加精确地感觉到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伟大故事”。人们熟知，关于马克思的阐述遵循的是逻辑线索或者历史线索，一直存在着争论。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似乎解决了：它是一个逻辑的秩序，一个系统的表达。这一叙述在《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章达到了高峰，形成了真正的结论：随着历史的觉醒，必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很清楚，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于体系，结束于历史。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与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一起，与资本家在追逐利润中的竞争一起，他首先系统地构建了资本主义结构的概念。这样的结构蕴含着资本集中的历史倾向，产生了现代工业和大量的工人阶级，这将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市场，并且通向集体的集中生产，即民主的计划经济。
这一理论，虽然有力，但是不足。不足的理由在于，假设一个当代程序开始于市场并且结束于组织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是认识意义论上两个并存的社会形态，是当代社会形态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成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理论就将从开端着手进行修正，即将市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作为起点，将其作为两个媒介，并且与直接程序相关连，借助于交往，构建自由、平等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2004年我写作了《解释和重建〈资本论〉》，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这本书。
1.马克思的研究起点，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开端，是市场生产的逻辑。
在这一逻辑中，他的劳动价值论构成了市场生产理论的核心成分。他的货币概念完成了市场的分析，显示货币是怎样提供了衡量具体的、一般的价值的方法。马克思区别了市场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市场生产逻辑导向使用价值，资本逻辑导向利润。这是马克思理论的焦点和至高点。
2.然而，马克思的进程方法并不能使人完全满意：例如“从市场到资本”的方法。
我们看见，在“大纲”中，马克思尝试着从市场形态的矛盾开始其研究，但是并不成功。确实，在《资本论》中，他发现了市场形态中的矛盾。但是这一矛盾不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而是他批判拜物教时指出的另一种矛盾，商品拜物教是市场生产关系的拜物教，它在资本之前构成了矛盾。第一卷第二章重新在霍布斯的方式上提出社会契约，根据这一契约，生产者——交换者根据市场生产逻辑放弃他们的权力，带着货币的光环他们使自己从属于这一体制的原则。这里，他们不再崇拜资本，这只是出现于第5章，但是市场体制被作为一种超验的自然体制。他们是如此地崇拜市场体制，正像古代犹太人崇拜自己制作的金犊。
这是市场中的真正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他们相互之间视之为自由、平等、理性的存在物而同时又不得不屈从于施加于他们的规则。显然，这一从语义中揭示的矛盾包含着辨证的发展。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共同自由地制定我们认可的规则，我们如何能够认可彼此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存在于所有人之间的核心自由关系只有通过每一个人之间的自由关系才能够被保证，反之亦然。在我看来，这一辨证的发展是市场体制的合理性所需要的。同样地，为了经济的合理性，市场被组织了。在这一情况下，矛盾在市场关系所蕴含的宣称意义上存在着。这里“去做”是“去说”：“do ut des，facio ut facias”，正如马克思说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必须注意到，市场的这一辩证发展没有导向资本。由此产生了这一结论：正如这一陈述开始所体现的，建立了当代的形态，不是市场，而是更加综合的元结构形式。而且这一意义深远的元结构在一个对称的状态中包含了组织形式，它与市场形态一样形成了同样的拜物教。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元结构包含着两端，即个人之间和中央。这两端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经济的和法律——政治的。这就是当代理论的基本方面，当代社会的正式宣称，即所有人之间的理性和理解关系。
简而言之，市场形态的辨证发展，从其矛盾开始，没有导致资本的结构形态，而是导致了完全的、完整的逻辑，即元结构形式。
3.换句话说，无论怎样，马克思确实提出了在市场和组织之间的恰当的辩证关系。
他说，商品是资本的产物，更加广泛地说，市场自身，作为纯粹的生产逻辑，是资本的结果。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现实的产物。叙述的开端将市场的纯粹存在形态界定为普遍的生产逻辑。这样，市场的存在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支撑市场的是资本，表达的逻辑开端于市场。一方面，资本不断创造新的需要，新的行业，它意味着：新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占有所有的东西并将它们变为商品。不是市场产生市场。是资本“商品化”所有的东西。市场关系从逻辑上来说，是资本关系的前提条件，资本关系对于市场来说仅仅是为了将其推向其反面：即推向阶级结构。
更加精确地来看，根据我的观点，元结构是阶级结构的前提条件。元结构只能通过它的两个方向得到理解，即市场和组织体制。资本主义现实地包含了市场和组织，作为逻辑前提，这两个媒介，在社会规模上是理性和理解合作的两种形式。资本支撑这两个媒介，同时将它们转化为两个阶级因素，这已经蕴含在阶级关系之中。然而，这两个当代媒介的内在关系，如辩证分析所揭示的，蕴含着对直接程序的批判。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和平等总是用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理念。
这一强调统治的双重性的理论分析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现了它的哲学动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马克思的陈述以“合作”的形式，引入了组织概念(与市场相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这一概念将用于描述制造业和现代工厂。从这里开始，这一阐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趋势，它将我们从资本主义市场统治的黑暗时代引导到社会主义组织生产的光明时代。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方法的奇怪在于，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组织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论上类似于他的出发点市场概念，从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概念。重建《资本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从元结构的两端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理论。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重建<资本论>》的发展规划。其挑战性在于从马克思的整个系列中恢复他的表达：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但是结合这两个方向：一方面，各个个人之间(市场)，另一方面，中央(组织)。根据经济和法律——社会——政治这两个方面进行重建。
重建的阐述开始于：生产财富的劳动和价值、货币(抽象意义上的国家问题，如马克思在第三章所说的)，拜物教和异化。然后，人们必须考虑到这第一个问题逻辑起点的本体论状态和它与下一个问题，即资本的关系。然后是(两端)阶级结构及其再生产的条件问题，国家结构问题，阶级民族-国家内的阶级斗争(抽象地)战略和范围问题。
四、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关于《后马克思主义(Altermarxism)》。
在《后马克思主义》[我们又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这本书中，有一个方法支持这一思想，即当代社会的阶级统治包含着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主义财产，另一是对经营和文化进行管理的官僚权力。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一方法存在于不同形式中，这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同，它只是强调资本主义财产。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对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理解。杰尔德·杜梅尼尔提到“两个统治阶级”(资本家和经理)和不同的工人阶级。在我对当代社会的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有着两“端”的“统治阶级”，和一个“基础阶级”。我从元/结构(meta/structural)意义上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元/结构”意味着元结构的颠倒并且进入阶级结构。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是：当代阶级关系基于两个阶级因素的结合：市场和组织。在《后马克思主义》这本书中，我们假设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多少相似的)的主要因素，基于这点，我们提出了对阶级斗争和政治战略的分析。
根据我的观点，如我所说的，统治阶级包含着两端。一端以财产为依托控制市场；另一端以社会权力为依托控制组织。当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者任命经理时，经理的权力并非起源于财产，也不是产生于其代表，它不仅仅形成于并且再产生于发展技术的教育和才能，及所谓有能力者的所谓文化，而主要是通过这些人的特别练习，这一练习一再地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别开来。
其他阶级，劳动者阶级，不仅仅是一个被剥削和被统治的阶级。我认为应该称之为“基础阶级”(“fundamental class.”)。他通过生产、也通过发明而存在，通过市场和组织的关系，他认识自己、估价自己、并且奋斗着，等等。在这一抽象水平上，这一基础阶级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它是单一的阶级，但是这一阶级的后代将会考虑，自己是成为市场的自我雇佣劳动者好呢，还是成为私人或者公共的雇佣劳动者。总体上来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于市场——组织以不同方式结合而成的社会之中。
当代阶级斗争是基础阶级分解统治阶级的斗争，他们将其分解为两个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的劳工运动。基础阶级总是明白，他们必须与“有能力”的组织者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家。这正是自第二国际的兴盛直至其高峰俄国革命所发生的事情。社会力量在“组织起来的能力者”(“organized competence”)那里集中，最终转向了单一的统治阶级，——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结果，这同样可以用元/结构形式来解释。杰尔德·杜梅尼尔研究了自20世纪初以来作为与资本家具有平行发展趋势的管理阶层的发展。尽管我们两位作者的观点仍然存在着差异，《后马克思主义》根据元/结构方法探讨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黄金时代”(1945-1975)的妥协和新自由主义的倒退。
我不可能在这里详述本书的具体分析，也不可能在这里描述新的战略思想。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为了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基础阶级必须表明它有能力将不同领域的本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后马克思主义》这本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规划。无论怎样，左翼，这些有能力的组织者诸如精英们在政治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可以被普通大众所影响，从而将“党”和“运动”结合起来。
简而言之，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两脚立地：其方法涉及元结构的两端及两端的统治阶级，借助于这一方法对市场和组织之间最基本联系的认识，能够解释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只是靠着机遇，才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的民族——国家形态。
2.“后马克思主义”是这同一个理论的另一个方面。
这一理论认为：当代世界从整体上来说，不同于阶级民族——国家，它包含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多元性与帝国主义统治的体系；“国家战争”是国家共同体之间不平等关系的通常现象：反对殖民社会，在那里共同体关系是被否定的；当代性总体上来说是奴役性和毁灭性，是阶级、“种族”和性别统治的十字路口。
后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有意义，通过元结构预设，它在结构和元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根据元结构理论，阶级民族——国家是最基本的国家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形态在规模上有所发展，从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到古典的民族-国家，到现在的州——国家。根据同样的理由，这样的形态在世界——国家的规模上形成，并作为一个帝国主义统治体系中心下的阶级——国家形态。
今天，世界范围的社会斗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展的，我们只有从假设的元结构辨证地走向了其反面来理解这一斗争，阶级民族——国家在无——国家形态的世界体系中缺乏这一假设的元结构。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时代不能够被理解为“后—现代”(“post-modern”)，也不能够被理解为“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或者“帝国”(“Empire”)。而不如说是“后现代”(ultimodernity)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时代，帝国主义通过操纵世界国家(“world statality”)而延续其权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后现代(ultimodernity)时代如何进一步认识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注释：
①该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将于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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