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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4-0065-06
一、前言
建安（汉献帝年号，1960-220）以降，作家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文学也随之进入自觉的时代，取得独立之地位，将建安视为中国文学史上重大的转折期是不为过的，而最突出的特征，即是以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为核心的一大批作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钟嵘(468-518)尝云：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1]2-3
建安诗文一反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传统，以明朗、刚健、慷慨、悲壮的风格在文学史上竖立了全新的诗歌旗帜，不仅以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贯穿于诗坛，而且将关怀的笔端深入变迁的大时代中，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充分地表达了作家主体的理想抱负，内容充实，笔力雄富，饱含着时代的精神，所谓“建安风骨”，盖如是也。
三曹父子之为建安文坛领袖，不仅在其位高权重的政治向心力，更在于三人之博学多才，雅好乐音所形成的创作实绩，观其诗文创作，各具风貌，各有擅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各领风骚，各造绝境，交织而成建安一代繁荣的格局，而从曹氏父子之不同诗歌风貌，又体现了大时代演变过程中求新求变的审美趣尚，沈德潜(1673-1769)，所谓：“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2]卷5，103而无论汉音或魏响，甚或个人艺术形式之不同表现，不同时代或不同的批评者，就有不同的取舍好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即如今人对钟嵘《诗品》将曹植列在上品，曹丕列在中品，曹操列在下品，即多所质疑，甚至加以责难，至如同时代之刘勰(464-522)，其对三曹之品鉴视角，正可援引以资比对。刘勰《文心雕龙》，论及先秦以来200多位作家，对三曹颇有着墨，其视角如何，是本文论点。而曹操居钟嵘《诗品》下品及曹丕、曹植优劣论，则是本文关键处。
二、老将登坛，謦欬有声
从诗歌形式上之量而言，曹操今存21首，皆乐府诗；曹丕今存45首，乐府诗25首，徒诗20首；曹植今存96首，乐府诗51首，徒诗45首。[3]从三人作品种类可看出诗歌逐渐摆脱乐府迈向独立之迹，如就五言诗之量而言，曹操9首，曹丕23首，曹植65首，亦有逐渐增多之势，而曹植也因大力抒写五言诗，以其众多的量与上乘的质，奠定其在诗坛之不朽地位，而五言诗也在三曹的努力之下，成为中国诗歌主要的体式之一。
先就刘勰同时代的钟嵘《诗品》观之，钟嵘认为“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并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能“感荡心灵”，具“自然英旨”之“真美”的鉴赏标准，对汉至齐梁间122位诗人，以其艺术成就高低，列品分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曹植居上品，曹丕居中品，曹操位列下品[1]。钟嵘品第失当与否，今人颇有论述，然而其批评视野，也必然潜藏着当代社会思潮、文化心理所能渗透的审美趣尚；“风力”、“丹采”并举，也即是思想价值与形式美感并重，应是极高的审美标准，然而能列在《诗品》上品之诗人，实又都格外备有词采华美的特点，曹植列居上品，即因钟嵘认为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1]卷上，13而曹丕“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1]卷中，20。认为其诗语言俚俗粗鄙，唯尚有十余首华美富赡之作，故列中品，至如“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卷下32，也即过于古朴质直，缺乏文采，故列曹操于下品。
其实，竞逐华美词采，是当时共时性的趋势，曹丕称“诗赋欲丽”[4]卷52,734，陆机(261-303)“嘉丽藻之彬彬”，称“缘情而绮靡”[5]卷17,246，萧统(501-531)更指出“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6]卷17,246，而其《昭明文选》选文的标准，且是“事出沉思，义归翰藻”；文学由朴质迈向华丽，日趋多样化，本是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至如刘勰亦发“总称文章，非采而何”之论，竞逐华美词采，自是彼时共时性的趋势，但刘勰在强调华美词采之际，也不忘高呼“文附质”、“质待文”[7]情采第三十一，537，甚至“常怀有异种作品的内容，优先于形式的倾向”[8]538。《情采第三十一》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後纬成，理定而後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认为作品需以真实内容为优先，然后再附以适当的艺术形式。今观曹操现存诗作，纯粹五言诗仅有五首，语言质朴无华，不加雕琢，实尚未摆脱汉代乐府自然质朴的风格，如依钟嵘审美标准，确似“风力”有余而“丹采”不足，明胡应麟(1551-1602)即当指“魏武太质”[8]101，前引沈德潜亦谓“孟德诗犹是汉音”，近人钱钟书(1910-1998)亦云：
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10]93
“古直苍浑”、“不屑翰藻”与个人之个性、文学修养有关，甚或时代使然，但“古直”与“翰藻”本不应作高下优劣之分，兼而有之自好，偏于一隅，亦无伤于情性，然而“囿于时习”，反倒是后人从事文学批评应引以为鉴者。
至如刘勰对于曹操的评论，却显得颇为局限。诸如《诏策第十九》：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7]360
要在说明戒敕的作法，应扣紧主体下笔，切勿反覆不定。《章表第二十二》曰：
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末足美矣。[7]407
要在说明曹操认为上表不必再三辞让，也不必太过浮华，所以魏初之表章皆文辞质朴，指述事实，不求其华丽。《章句第二十二》曰：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然尔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
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7]571重在说明曹操论赋嫌于积韵不转。又曰：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泳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7]诏策第三十四，572
则颇有责怪曹操弗好以兮字入句。《事类第三十八》曰：
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7]615
要再强调才学相辅之重要。
曹操“外定武功”，“内与文学”，乃至“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其《蒿里行》、《薤露行》称汉末实录，《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发生命之激情，《度关山》、《善哉行》抒政治怀抱，《陌上桑》、《秋胡行》扣生命终极之价值，皆充盈社会民生的深情关怀和廓清宇宙的宏伟抱负，慷慨悲凉，建立建安风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之性质不同，刘勰并未品列次第，因此，并未对曹操作品作艺术上之品鉴，而无论《诏策》“当指事而语”、《章表》“勿得浮华”，或论赋“嫌于积韵”、弗好兮字入句，或对创作主体之强调才、学相辅，并无负面指责贬抑之语，反倒如老将登坛，謦欬有声，沙场小辈，无得抗违；虽引述评论不多，然似亦无居下品窘态毕出之情状，而刘勰论评曹操视角重在其诗文理论之建构可明。
三、批评主体独立视角
曹丕，领袖邺下，其诗工于言情，细腻婉转，通俗流畅，一改乃父悲凉沉雄之风，无论钟嵘称道华美的《杂诗》十数首，或写游子思归的《燕歌行》，抑是抒写百姓苦难的《上留田行》及借景抒情之《秋胡行》、《寡妇行》，皆婉约柔和，必兼情采，其中《燕歌行》是现存最早完整的七言诗，对离情别绪的细腻描写，更独具魅力。其五言诗在钟嵘眼中，虽“鄙质如偶语”，然亦汉代乐府自然质朴独特风格之承继，实无损于曹丕之为曹丕；唯其诗作终究位居中品，与其弟曹植之位于上品，评价优劣立见，如陈琳即当称曹植之文曰：“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11]卷40,576杨修也曾论曰：“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周公，风雅无别耳。”[12]卷40,575无论“飞兔流星”或“风雅无别”，皆与钟嵘前揭语同享最高评价，而谢灵运谓：“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①其自奉一斗，独推子建八斗，从有名篇大家，也似乎难能望其项背，亦无怪叶燮有“殊不可解”②之语。如再就萧统所编《文选》收录之量观之，曹植赋1首，各体诗25首、七体1首、表2首、书2首、诔1首，凡32首；曹丕诗5首、书3首、论1首，凡9首，实不及三一。而《文选》乃名篇佳作之选集，观其量化应可代表时流对二曹之评价。然而，颠倒二曹优劣，为曹丕发不平之鸣者，却不多见，延至有清，王夫之(1619-1692)则发感慨之语曰：
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13]卷二，157可知从建安至于清代，普罗大众论皆“人称子建，不知子桓”，王夫之正似独具只眼，乃云：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13]卷2，156
大致认为诗歌自建安开始，出现不同风格和流派，曹丕延续汉代乐府质朴的神韵和精神，虽其“天才骏发”、“精思逸韵”，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盛名遂为所掩；而曹植偏向汉赋，渐习“铺排整饰”，以其规矩可见，文人相率学习，故“容易成名”，可见王夫之终以曹丕之成就绝非曹植所能压倒。
唯如刘勰则从“才略”出发，透露出扬子桓抑子建之倾向：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7]才略第四十七，700
刘勰对时人之扬曹植而抑曹丕抱屈，并归咎其因是“位尊减才”。其实，钟嵘专就五言诗立论，曹丕五言诗之质量并皆不如曹植，其风格亦仍汉代乐府之延绩，故评其诗曰“鄙质如偶语”，实因其不合钟嵘“风力”、“丹采”兼顾之标准。刘勰肯定曹植之才俊思捷，其诗丽表逸，成就非凡，但刘勰也认为曹丕之特点是力缓虑详，乐府及《典论》尽发挥其长处，绝不能无视其存在之价值。其在《总述第四十四》云：“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徵矣。”[7]总述第四十四，656《知音第四十八》云：“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7]714皆引论笃实，毫不疑惑；即如《诏策第三十四》曰：“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7]359对其疏漏处，实宽容有加；然其于曹植则颇多微词，如《杂文第十四》：“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7]255《论说第十八》：“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7]327-328《指瑕第四十一》：“陈思之文，群才之峻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7]637或指其不谙诔体，或指其问对毫无可取，或以其论说形同书抄，或疑其用词不当，皆非钟嵘位列上品之境遇可以想象。
至如为文用典，刘勰以为“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7]事类第三十八，616其《事类第三十八》即以曹植为鉴云：
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7]616
即指其“引事乖谬”。于此，曹植误用典故，乃是实情，但纪昀(1724-1805)也当指出：“千人万人，自指汉时歌舞者，不过借陶唐、葛天点缀其事，非即指上二事也。子建固误，彦和亦未详考也。”[14]136谓司马相如非指葛天原先之体制，对此，刘勰似未详考，然其实事求是之批评原则，亦颇令人侧目。再如《诔碑第十二》，刘勰评云：
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7]213
刘勰认为上乘之诔文，应“序事如传，辞靡律调”[7]213，也即是追叙功德事迹需与史传一样条理分明，文辞清丽，音律和谐，唯如《文皇诔》，曹植则情不能自已，陈述百言，有违传统，故刘勰评其“乖甚”。针对刘勰的批评，近人刘师培亦指出：“陈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陈哀思，于体未为大违，而刘彦和《文心雕龙》犹讥其乖甚。唐以后之作诔者，尽弃事实，专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铭，亦但叙自己之友谊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违体之甚，彦和将谓之何耶？”[15]150大约唐以后之作者，如刘师培所云，未必是曹植之缺失，然而刘勰立足于《文心雕龙》整体之体系，对当代文体书写作全面检视，实亦无可厚非，然而曹植诗文在刘勰心目中之地位亦可推之一二。虽然刘勰征引论述曹丕之量不及曹植，但如《程器第四十九》即云：“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7]718《知音第四十八》亦云：“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7]714皆以总结性的语气加以引述，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影响刘勰对曹丕、曹植高低评价之关键，或在于二曹对文学批评主体之认知上。自来魏晋六朝称“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所谓“自觉”，主要在于文学逐渐脱离秦、汉以降之政治附庸而转向审美娱情，作家的视角，也由关注外在的社会功用投向内在艺术特质的发挥，文学批评更有意识地将其特质提升至理论的形态。由无意识到有意识，此一过程必然是渐进的，而在此际曹丕撰《典论·论文》，虽初试啼声，但批评之跻入有意识之阶，则是察而见意，其言曰：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
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4]卷52,733-734曹丕确以“论文”名篇，“论”字之名义，自非作家寻常之“诋诃”或“掎摭”，可见其有意识之批评，并依此辨析建安七子以作家之目光进行批评存在之风气及流弊。而魏晋以来作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之习尚，钟嵘亦当作类似之言曰：“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当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义竞起，准的无依。”[1]5-6即述及文士随欲论诗，朱紫相夺，毫无准的之风尚，观其流弊，无乃以作家身份进行批评，而批评之缺乏客观之准的，全在于批评不能以独立意识进行之。
至如曹植《与杨德祖书》，其本质是一封书借[16]，然而一些语段的确富含诗论见解，极具现实之意义，故常被后人引用阐发，如：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仅当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当作小文，使仅润饰之，仅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当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17]卷42,605
近人王巍即曾依此段指出：“曹植认为要想很好地展开文学批评，除了批评者要有很高的才能外，还应有正确的批评态度。”[18]诸如此类之引论阐述虽有不同意见③，但书信或其他文体之内容如有涉文学批评，即将其视为文学批评之一种载体，并无过当，否则刘勰在《序志第五十》提及“陈书辩而无当”[7]726，岂非大逆？
前段曹植先总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再从自己创作经验与汲取他人批评意见之态度谈起，说明自己在创作上乐于虚心接纳他人意见，期望其好友能润饰其作品，也透露出曹植书函杨德祖之目的。而对于批评者之心理，曹植也作了极其理智的反思，认为“人各有好尚”，亦即优劣轩轾因个人好恶之不同，而有殊异的反映；唯如曹植在此也仅能以创作者之视野，大叹“岂可同哉”，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刘勰对此一偏嗜心理客观存在的审美趋尚，也了然于胸，当云：
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辞，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7]知音第四十八，714其实，曹植诸多论点，纯粹是针对阅读或欣赏者而言，较偏于无意识之批评；在奇葩竞绝，百卉纷生之文艺万花筒，审美趋尚本横无际涯，各有好尚，亦不足为奇，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可谓尽道斯理，因此，文艺欣赏有此偏嗜，实乃正常之现象。然而刘勰在大叹“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之余，并未如曹植之止于“岂可同哉”，更积极标举“六观”，务求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7]知音第四十八，715，其不囿于偏嗜，务求其博观兼收之批评态度，已将文学批评独立于创作之外，羽丰学科应有之主体性。
刘勰称“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7]序志第五十，726，似无分轻重轩轾，然于二人之论一如前述，绝非等量齐观，如曹植所称“才”与“南威之容”、“龙泉之利”，皆指作家创作之实绩与才能，意谓批评者须具备高于作家之才能方能进行批评，也即是要以作家才华之高低决定理论批评是否合理存在或正确公平，此种思维也必然有违理论之规律与事实；刘勰自必了若指掌。而相对于曹植，曹丕之“论文”则较贴近于批评家独立的主体意识；曹丕认为文人各有所长，以作家的视野进行批评，难免“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闇于自见，也就难能有公允理性之批评，而欲超脱“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之窘境，批评的思维就必须超越独立于创作之外。近人刘畅以为：“把批评从文学创作中剥离出来，此亦即曹丕所谓‘盖君子审已而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审己度人无非就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超脱专门从事创作文人之间优劣高下的比较，以一种独立的身份进行文学批评”[19]，实允有见；其称“审己度人”之意识，相较于曹植之论点，无非在于批评之立体性。因此，刘勰于《知音第四十八》篇即又针对曹植而论曰：
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续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7]714
认为以作家之面目进行批评，即难能有可依之准的。因此，刘勰立足于理论批评体系之建立，于二曹俗情之抑扬，发“未为笃论”之语，实乃以批评家之独立视角立论。
四、结语
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思潮变易不居的大时代，文学观念逐渐觉醒，文学批评也逐步迈向非功利化的审美趋尚。三曹居于时代关键的要冲，各擅其美，独映当时，然而不同身份的批评家，即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取舍好尚有异，其评价结果自是千差万别，因为其评价结果影响、关涉到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如何掌握批评者之视角，也就成为重要的论题。在本文之论述中，吾人可以发现作家及批评家两者视角有极大落差，此又是治文学史者应引以为鉴者。
收稿日期：2007-10-20
注释：
①《说郛》卷十二下，《释常谈》卷中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册876，页608。
②叶燮云：“谢灵运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独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诗独《美女篇》可为汉、魏压卷，《箜篌引》次之，余者语意俱平，无警绝处。《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他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后人惟杜甫《新婚别》可以伯仲，此外谁能学步？灵运以八斗归之，或在是欤？若灵运名篇，较植他作，固已优矣，而自逊处一斗，何也？”见《原诗》（《清诗话》本，台北：西南书局，1979年版），卷3外篇，页548。
③崔积宝即当认为：“或是由于把其中的一些句子独立起来，割断了全文，造成误读误解。一些学者，大家亦不能免，令人叹惋。”见《曹植〈与杨德祖书〉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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