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是关于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宏观研究，概略地说明了各大方言区在六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的关系：方言的结构体系是多层次的整合，有的单纯些，有的较驳杂；方言区内部差异的大小则造成向心离心之别；从方言的分布看，有的扩散，有的收缩；方言接触时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有不同表现；方言的应用有的很活跃，有的正在萎缩；方言的演变则有快有慢。
关键词 汉语方言 地域文化 整体特征 宏观研究
1.语言与文化
1.1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最初的伟大创造便是语言。语言和思维的产生使人类最后脱离了动物界，开始了人类文明史。有了语言，人们之间的思想得以沟通，行动得以协调，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经验才能得以传承，于是，人类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1.2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人类认识各种物质和现象，创造各种工具和产品，都必须用名称来表达。人类思维的每一个成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包括对客观世界的分类，发现的概念，想象的形象，判断的命题，推理的结论，无一不是用语言肯定下来的。语言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语言不但反映着文化的创造，记录着文化的变迁，许多文化概念还成为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和固有的定式，经常在影响着人们的行动。正如L.R.帕默尔说的：“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的感情产生种种影响。”①
1.3语言和文化是不同的客体
作为两个不同的客体，语言和文化各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习性和不同的发展规律。它们之间可以相映照、相联系，也可以相背弃、相分离。说着同一语言的群体可以在短时期里发生重大的文化变革，有时群体改换了语言，文化传统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地方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可见语言和文化并非形影相随、互为表里的必然联系，也不是水乳交融、无法分解的浑然一体，而是历史约定的相关联的两种事物，它们之间有性质的不同，各自的发展也未必是同步的。
研究语言不能不顾文化，研究文化也不能无视语言，但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2.方言与地域文化
2.1方言与民族语言
方言和语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是方言通行在较小的地域。多数的方言是从早期的语言中分化出来，由于地区的隔离逐渐发生变异而形成的。如果分化之后和祖语不再有文化联系，它便会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如果继续保持文化上的联系，并且同时通行着更大地域的共通语，它便是方言。通行于一定地域的话是独立的语言或不独立的方言，这与语言本身的特点无关，而是社会文化的历史所决定的。
一般说来，在方言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同语的通行较之方言总是占优先的，共同语的语言特点也经常对方言施加着影响，在特定情况下，方言也可能与共同语形成竞争，对共同语施加反影响。方言势力的强弱以及和共同语的关系如何，也取决于时代的和地域的文化。
2.2方言分化的文化原因
人口增长、资源不足，向新区殖民，有时会造成方言的分化。战争、割据所引起的社会分裂，动乱和灾荒所引起的人民的迁徙，也是常见的形成方言的原因。两个民族共处于一个地域并且相互融合，两种语言便会相互影响，各各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方言，有时还会发生语言的同化。两种方言的接触也会造成语言的渗透，形成方言差异。不论是纵向的分化或横向的渗透，方言差异的产生，方言区域的形成都有历史的原因和文化的背景。
2.3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共同特征
地域方言对于前代的祖语总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的，它和民族共同语之间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同的方言，有的继承得多、创新的少，有的继承的少、创新的多；于是它们同共同语之间就同多异少或者异多同少。这其中的差别也不取决于方言本身而取决于文化。一般说来，分手的时间长、迁徙的路程远，来往的机会少，和其他民族相融合的规模大，方言的变异就大，继承的共性就少。地域文化从民族文化中分化出来也与此同理，与此相应。这是地域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共同特征。
2.4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
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分布在广阔的地域，汉语在历史上形成了多样、复杂的方言。与此相应地，汉民族文化也包含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语和汉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又和众多的兄弟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过接触。因此，汉语方言和中国的地域文化不论在形成过程方面，在类型特征方面，都显得特别的复杂多样。全面地研究汉语方言和中国的地域文化一定可以使我们对于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得到深刻的了解。
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作微观的研究，即透过具体的方言事实去追寻文化演变的踪迹；也可以作宏观的研究，即研究各方言在整体上的特征，归纳其类型，考察这些特点、类型和文化背景的关系。
本文就是关于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的宏观研究。从整合、差异、分布、接触、运用和演变6个方面考察不同方言的表现及其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3.方言的整合
3.1方言是一种历史现象
任何方言都不可能在三年五载之间形成，总要经过相当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定型。定型之后，在不同的年代还会受到共同语的制约性的影响和邻近方言的渗透性的影响，因此，现今的方言系统总是历史积累的结果，都可以看到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特点的叠置。但是，所谓叠置，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一种整合。不经整合就不能形成共时的结构系统。不同的方言在叠置这些不同历史层面的成分时，表现了不同的整合力。整合力强的方言往往以某一时代的材料为主体整合而成，结构比较单纯，历史层次比较少，而且通常有一些独特的结构规律的创新，其结构系统比较严整。整合力弱的方言则常常经过多次整合，兼容了多种历史层次的成分，结构系统比较驳杂，缺乏独特的结构规律的创新。
例如，中古的阳声韵的读音，梅州的客方言大体保留了广韵时代的韵类和韵值；广州话保留当年的韵尾，全面地变换其韵腹；厦门话的文读系统与广韵的音值也较为接近，在白读音则有不少韵类（主要是低元音韵腹的）变为鼻化韵；上海话整合法是鼻音脱落和合并：原-m、-n尾逢低元音变阴声韵，逢高元音并为-
尾，原-尾逢低元音变鼻化韵，逢高元音不变；福州话是合并而不脱落，-m-n拼为-尾，用双韵尾（εi ou 
等）来区别韵类。这些整合法都表现了明显的规律性，大都层次比较单纯。湘语和南部赣语有-n、-尾和鼻化韵、闽西赣南的客方言还有些点把部分阳声韵读为阴声韵（如连城、安远）就含有较多层次而显得对应繁复，系统驳杂。②
3.2语言系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方言在声韵调三方面的整合力就往往有不同的表现。上述广州话和梅州话在阳声韵上的对应比较整齐，层次少，但是广州话的声母对应就比较繁复，叠置的层次多，例如古溪母字就有k、kw、h、f 等读法，今音的零声母则包含着古声母的影、云、以、疑、日、晓、匣、溪等声母；梅州话则声调的层次多，古浊上字有归阴平的、归上声的，也有归去声的。但是，在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出，有的方言整合得比较单纯、严密，有的方言则层次多、结构驳杂。例如在闽方言里，福州话、厦门话属于前者，建瓯话、永安话则属于后者。厦门话虽然历史层次多，但是其文白对应、变调和轻声等规律是很严整的，福州话虽然声类和韵类合并得多，但是其韵头韵尾的多样结构以及多音连读时的变声、变韵、变调也表现了严密的整合。建瓯话不但声调的分化十分杂乱③，声韵母的整合也包含着繁复的对应④， 永安话单举一例即可见其一斑，其-m尾韵的字竟包含着古音的咸、山、臻、宕、梗、通6个摄的字⑤。
3.3方言中那些覆盖面很广、规律严谨的又是很具特色的创新是方言整合力的重要表现
除上文所举厦门话的文白异读、福州话的声母类化之外，象北京话的儿化轻声，吴方言的连音变调和小称变调，粤方言的区分长短元音和介音的转化、赣方言的送气不送气区别声调等等，都属于此类现象。这些现象都是我们认识各方言的特征时所必须特别注意考察研究的。
3.4什么样的方言整合力比较强？影响方言整合力的文化因素是什么？
田野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古老文化城市，大方言区的中心点，其整合力都比较强，其方言结构系统比较严整；偏远农村的小方言区、方言区的边缘地带、移民史比较复杂的地方，方言的整合力都比较差，结构系统比较繁杂。至于影响整合力的文化因素，从纵向方面看，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势必带来方言层次的多次添加和多次整合；从横向方面看，受到共同语和其他方言、其他语言的多方影响，会使整合遇到阻碍。这便是决定整合力强弱的两个基本的因素。
4.方言的差异
4.1任何方言区都是由许多地点方言组成的
既是同一方言区，各方言点之间就总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的方言区里，这种方言点之间的差异，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方言区有明确的富有权威性的代表点，有的方言代表点缺乏权威性，有的甚至没有明确的代表点。各方言的这两方面特点又是相互联系的。代表点方言权威性越高，方言区的内部差异就越小，这种方言区可以称为向心型方言；反之，代表点缺乏权威性，方言区的内部差异就越大，这种方言区是为离心型方言。
4.2方言区是向心的或是离心的，与方言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方言区是向心的或是离心的，和方言区的地理环境有关，例如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密度高低、水陆交通的状态。一般说来，分布地域集中、人口密集、交通便易的方言区常常是向心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的因素。例如，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是否稳定并和方言区域一致？方言形成之后有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如何？有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作为一个民系或社区，多数人之间凝聚力如何？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4.3最典型的向心型方言是粤方言
一般认为粤方言是汉唐两代的数百年间，吸收古楚语和古南越语的成分，在中原古汉语的基础上经过一定变异整合而成的⑥。它的分布地域不算太大，大部分人口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那里地势平坦、河汊交错、气温适度、雨量充足，不但宜于农耕，发展商品经济亦有极好条件。珠江出海口早就辟为商港，其对外贸易已有久远历史。广州又一直是广东的政治文化中心。尽管粤方言内部也有一些差异，广州音作为标准音向来具有极高威信。海内外四五千万通粤语的人之间，通话并无困难。尤其流播海外的粤语，其口音之一致恐怕与几大洲的英语的一致性不相上下。
4.4典型的离心型方言是徽州方言
徽州方言的分布地域不大，人口也比较密集，但是地处皖南山区，是富春江、鄱阳湖和长江三个水系的分水岭，整个社会生活是对外封闭，对内隔离，除了少数商人文士出外谋生，大多数人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没有大城市，没有政治文化中心，也没有明显的代表点方言。十几个县范围内，有些县城之间不能通话，甚至一县之内有几种不能交往的话。
4.5一个方言区之内，未必都是向心的或离心的
客家方言的南片（粤北粤东及闽西赣南的边界）是向心的。那里虽然也是交通阻塞的山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但是却有公认的梅州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许多族姓的血缘和中原故土的地缘的基础上的客家民系，用中华正统的观念为核心，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他们把祖上传下来的语言视如神圣。到处都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之类的俗谚。因此，这一带，包括从这里迁出的湘、赣、川、桂、台、琼等省乃至海外各国的客家方言岛，虽然星散各地，人口不多，口音还是相当一致，通话并无问题。梅州话则有代表方言的绝对威信。北片的闽西赣南实际上只是客家民系的摇篮地，当年并未形成浓烈的客家意识。既然没有这条纽带，便只能还是落后的山区的自然经济，缺乏文化中心所造成的离心型的方言了。有的县内竟有几种互不相通的土语（如福建的连城县）。也没有一种话具有代表性。
在吴方言区，北片的苏沪杭一带是向心的，南片的温处衢一带是离心的；在闽方言区，沿海的闽东闽南是向心的，沿山的闽北闽中是离心的。
5.方言的分布
5.1方言的分布可以作静态的考察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高山平原、江河湖海，方言的分布总与地理环境有关。但是地理的因素是受历史所制约的。有的地方，山脉是方言的分界，太行山之东是华北官话，西边是晋方言；武夷山东侧是闽方言，西面是赣方言；有的方言却是沿山分布的，例如徽州方言和客家方言。更多的方言是沿江河分布的，这是因为人类历来多沿水聚落。例如，赣江有赣语、湘江有湘语、珠江有粤语；有时江河却是方言的分界，例如长江口的南北岸是吴方言和江淮方言。一般说来，沿山分布的方言歧异多，沿江分布的方言较为一致。但也有相反的情形：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高峰林立，“猿猴欲度愁攀缘”，但西南官话却十分一致；瓯江流域是个低山丘陵地带；那里的南片吴语却十分歧异。可见，静态的考察也必须联系方言的历史背景才能得到解释。试举两例说明：
5.2客家方言和闽南方言为什么沿山沿海分布？
客家先民是在几次战乱中逐步南迁的，唐宋之交，他们又为了逃避战祸从江南赣北来到比较平静的闽西赣南，初来时，唯恐藏之不密，只往僻静的山里跑。况且他们是最迟南下的中原人，好地方也已经住满了先到者了。到了宋元之交和明清之交，那里也成了战场，他们以汉人正宗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参加了抗元、抗清的勤王部队，继续南下来到粤东粤北。他们何尝不想下山到珠江旁谋生活，但立即就有了尖锐的“主客之争”。于是成了“凡客皆住山，无山不住客”的局面。只是到了清初“复界”，他们才有机会来到坚壁清野过的荒凉的沿海。
闽南方言是沿海分布的。唐宋间的数百年，闽南的先民在漳泉二州垦发蕃息，很快就人满为患了。唐代天宝初那里还不满3万户，到北宋崇宁初达36万户，户数翻了十几倍，占福建户数近半。闽南的原住民闽越人据说是习水善舟的，《汉书·严助传》说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绝书》则把他们描写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看来，闽南人这一手学得很成功，他们架起木船一路南行，两宋之间从漳州到潮州，又到了雷州、琼州，沿海而居。潮雷二州唐初才有8千多户，一片蛮荒，连海南岛计算在内，到了宋初也才有10万户（其中还包含不少少数民族），到了元代则增至73万户，增长7倍多（同期闽南本土才增一倍多）。可见闽南话是两宋时代迁往粤琼沿海的。当时闽人所造海舶是国中上品，闽南船队远航南海印度洋，泉州港跃为世界大港。到了明末清初，闽南人又沿海北上，移居闽东、浙南，跟随郑成功东渡海峡收复台湾开发宝岛，闽南话又遍布全台。至此，闽南话占据了东南5省（闽、粤、琼、台、浙）的海岸线，约占全国海岸线的1／3。有清300年间，说闽南话的闽南人、潮州人、海南人出洋“过番”，足迹遍布东南亚各国。闽南方言的沿海分布体现了“闽人以海为田”的传统，记录了他们浪迹天涯的辛酸，也展现了他们征服海洋、开拓世界的业绩。
5.3方言的分布还可以作动态的考察
有的方言形成之后是不断播散、扩展的，这种方言可以称为扩散型方言。
上述的闽南话是扩散型的，粤方言也是扩散型的。如果说闽南话是近海流播的话，粤方言则是远洋散布。闽粤两种方言的这种同中有异的分布，也可以从文化史上找到解释。闽人业海是以海为田，捕鱼、航运，继而沿海定居，在新地谋生，不敢走得太远因为老想着养家糊口，果若发迹便会返回故土，修桥造路，光宗耀祖，最后落叶归根。粤人营海是以海为桥，一程走过一程，唯恐走得不远，到了异邦，就忙着建街为市，想着落地生根。这就是非洲、美洲的许多唐人街至今仍通行着地道的“白话”的原因。广州港比泉州港兴起早，商业经济也发育得早，这就是闽粤海洋文化的同中之异。
5.4有的方言形成之后便逐渐收缩
湘方言就是收缩型的方言。大小城市不断放弃方言成分，由老湘语变为新湘语，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待到新湘语蜕变为普通话之后，湘方言就退缩到农村去了，这是一种收缩。
闽北方言另是一种收缩。从魏晋的建安郡到唐宋的建州，闽北是福建最发达的地区。在北宋的鼎盛时代，“建瓷”、“建茶”都是入宫的珍品和出洋的名牌货。朱熹建立的理学中心所培养的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过长时期的影响。闽北人出将人相，叱咤风云，文人学士，接踵而出。宋元之后，闽南沿海兴起，闽北山区却因几次农民战争而迅速衰落。闽北方言的范围不断收缩：浦城县中北部由于浙人涌入，蜕变为吴方言，邵武、建宁一带由于赣人的移居，蜕变为赣方言，闽东方言沿闽江上溯占据了南平市郊的一些乡镇，南平市区则因北兵屯驻而成为官话方言岛，南部的沙溪流域也产生变异，成了另一个新的方言区。闽北方言区几百年间收缩了一半。
6 方言的接触
6.1方言接触中的强弱势
既是同一语言中的方言，又是统一国家中的地区，方言区之间就必有往来，方言之间必有接触，共同语也总是与方言并行共用的。在这两方面横向接触中，不同的方言表现是很不相同的。强势方言在方言接触中具有同化力，使别人接受它的影响，对于共同语的推行则具有抗拒力，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弱势方言则相反，接触中容易受影响，受排挤，受蚕食。
凡是整合力强的、向心型的方言，总是强势方言。反之，整合力弱的、离心型方言必定是弱势方言，扩散和收缩则是强弱势的作用的不同结果。
方言在横向作用中的强弱势也是地域文化特点所决定的。
6.2粤方言是强势方言的典型
早在唐宋时期，粤方言一经形成就有自我整合、摆脱共同语影响的趋向。中古之后塞擦音声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并，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脱落、浊上归去、入派三声这些在许多方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被粤方言拒绝了。粤方言的语音结构和大多数方言成了有趣的对立：你有韵腹我挖掉，你没韵腹我加上：
。在岭南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和这种现象十分协调的性格特征。粤人走向海洋、接触外面的世界后，终于发现了老祖宗之法不足守，逐渐养成了反传统的性格。变安土重迁为四海为家，变恪守道统为经世济用。从康南海的“公车上书”到省港大罢工，从金田村暴动到黄花岗起义，不都是发生在这里的事吗？
广东境内的闽方言和客方言原本并非弱势方言，但是与粤方言是无法较量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粤方言成了省内共通语，闽客两方言深受其挤压和渗透，共同语也遭到严重的抵制。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广府帮总是占少数，但白话的普及率仅次于闽南话，而在港澳地区，粤方言是当然的主人，连新界农村的客家原住民、北角聚居的数十万闽南人也都放弃母语改用白话。
6.3闽北方言可以作为弱势方言的典型
近几百年间闽北方言退缩一半已如上述，关于共同语的普及，那里还呈现了奇妙的景象。从武夷山到戴云山，论经济文化是全省最落后的地方，方言也数它最复杂，可是这一带却是全省普通话推广最好、普及最早的地方。连穷乡僻壤集市上，目不识丁的老妇也可以使用普通话交际。说是物极必反，方言太复杂，非推广普通话不可，然而为什么有的方言复杂地区并非如此？关键在于那里的话是弱势方言。人们普通的心态是：本地话土，不够用，不如普通话好听。因而说普通话成了文明的标志。有些本地人组成的家庭都用普通话作为家庭语言。孩子在学校里说惯了普通话，方言并没有学多少，大人则说，同他们说普通话和书上写的相同，有利于孩子学习。
6.4在方言交界地带，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也有不同的表现
强势方言的边界常常有双方言带，使两种方言之间“交叉”地过渡。例如广东省境内的闽——粤、粤——客、闽——客等方言交界处就普遍存在着双方言带⑦，在闽西客话和闽南话交界处，也有一条狭长的双方言带。由于方言的强弱势的差异，双方言带都有一方向另一方倾斜的现象。广东境内的双方言带都是向粤方言倾斜的，即说闽南话、客家话的人兼通粤方言；福建境内的双方言带则向闽南话倾斜，说客家话的人兼通闽南话。可见，闽粤方言都是强势方言，而粤方言的强势尤在闽方言之上。
6.5强势方言的交界处，有时会形成一串混合型的小方言，使两种方言之间“渐变”地过渡
这种现象可在福建找到典型的例子。在闽方言与赣方言的交界处，顺昌、将乐两县的方言越往东闽方言成分越多，越往西则赣方言的成分越多。在闽中山区的大田县和尤溪县，地处闽东、闽南、闽中三区方言的接合部，那里有一群小区方言，靠西的后路话、新桥话近于闽中方言，靠东的汤川话，洋中话近于闽东方言，靠南的前路话，街面话则近于闽南方言，中部的尤溪城关话则谁都象，也谁都不象⑨。这些方言位于方言区边缘，边缘方言通常是弱势的，在互相交往中就容易发生彼此的影响，久而久之就混合而相近了。在长期的小农生活中，这种几个乡、几个墟场的小区，大体上就是大多数当地人一生的活动空间，他们懂一种小区方言也就够用了，学习远处方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地区正是推广普通话最快最好的地方。将乐、大田、尤溪就是多次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
也有一些弱势方言的交界处是多语交叉的。例如徽州方言的一些土语交界处，许多普通百姓可以同时说着几种话。在闽浙沿海交界处的福鼎、苍南、平阳等县、温州吴语、闽东闽南方言的变种杂然聚合，兼通几种话也是家常便饭。这种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地盘不大，共处的小方言又多，频繁的交往把许多人都培养成天才的语言家。
6.6方言有时也接触外族语言、外国语言
强势方言在与外国语接触之中会产生有限的借词，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粤港的英语借词。有时还会造成双向的交流，例如闽南话和印尼—一马来语相互间都有不少借词⑩。象上海产生的洋泾浜英语（用吴语语音折合英语词汇的读音，再按吴语语法缀合成句）应该是方言弱势的表现。上海毕竟是新兴的城市，十里洋场中还有许多租界，在半殖民地时代，方言自是处于弱势。
7.方言的运用
7.1方言使用的面和度
语言本来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听、说、读、写、想、唱都要用到它。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共同语的普及，方言的使用范围（面）和使用的频度（度）都受到了限制。由于方言对于共同语的抗拒力的大小以及其他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方言间使用的面和度有很大差异。活跃型方言使用得广而常，萎缩型方言使用得窄而少。
一般地说，通行地域广、人口多的大区方言比较活跃，人口少的小区方言则容易萎缩；和普通话差异小的方言比较活跃，差异大的方言容易萎缩。上海话很活跃，徽州方言迅速萎缩，官话之中华北、东北、西南等官话是活跃的，西北官话较为萎缩，上述的闽中闽北过渡地带的方言既小又怪，是萎缩的典型。
也有和普通话相去甚远的方言至今还十分活跃，其中有大区的方言也有小区的方言。这些方言的活力来自何方，很值得深究。
7.2大区方言中，最具活力的是粤方言
粤方言的使用范围广，使用频度也高。本地人之间，总觉得使用方言更能表情达意，改说普通话反而别扭，广播电视兴起之后，为适应这种需求，只得安排许多方言节目。外地人在这里因为有充分的听说的机会，多能逐渐适应。住久了大多能听，许多人也能说。读书用粤音，至今依然盛行，这种老传统是许多方言都无法保持的了。在文艺生活中，不但粤剧及其清唱还拥有广大的听众，用粤方言编唱的现代歌曲，电影插曲层出不穷，大有跨五岭、越长江、渡黄河之势。在自由化的香港报刊还辟有用粤语写作的专栏，出版社印有粤语小说，每一个粤语的音都有字可写，这也是汉语方言中仅见的奇特现象。
闽方言中的莆仙话只通行两个县，300万人口，但是方言意识十分强烈，使用得很充分。只要没有外地人参加，开大会也用方言做报告，在外地听到乡音，生人立刻成了故友。莆仙戏确实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至今还十分盛行。他们的优点是不强加于人，和外地人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普通话的。
在粤语区和莆仙话区，当然还有另一面。外地人大量涌入的新城市（如深圳、珠海）已经普及了普通话，数十万的外地涌入的劳工正在使普通话不断扩大使用面。在学校里，辛勤的园丁为了未来和大局正在努力教下一代掌握普通话。看来，方言的长期存在和普通话的不断普及并不是不可并存的。
7.3方言地区有没有方言艺术形式，其艺术水平如何，对于方言的活力也有相当的影响
相声对于北京话的传播，评弹对于苏州话的保存，越剧对于绍兴话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泉州话的艺术形式有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傀儡戏（提线木偶）、布袋戏（掌中木偶），还有伴奏的清唱“南曲”。不伴奏的歌谣则有“歌仔”、山歌、童谣乃至随口编唱的哭嫁、哭丧等。真是雅俗兼有、声色并茂、风格多样，琳琅满目。方言艺术不但扩大了方言的艺术鉴赏，而且不断为方言加工，使它更具表现力。这对增强方言的活力是大有作用的。闽南话的西端龙岩一带流行汉剧，新创的山歌戏用的是普通话，这种情况只能促使方言的萎缩。
7.4方言使用范围的缩小，有大体一致的规律
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戏曲的走下坡，影视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语文规范化的贯彻，方言最先退出的是文化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方言区的人交往愈来愈多。加以政治宣传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方言正逐渐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成了方言最后的活动空间，待到青少年掌握不好方言，普通话也带进了家庭，方言就带有残存性质了。目前的汉语方言在使用范围和频度上还有很大的差别。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制定和贯彻语言政策时，应该区别对待，工作多点弹性。
8.方言的演变
8.1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方言总要发生变化。但是不同的方言变化的速度很不相同
同一个区的方言，中心区变得慢，边缘地带变得快，外地的方言岛变得更快，例如闽南方言，在闽台两省变得慢，到了雷州半岛、海南岛、浙南等地就变得快，江西境内的一些小方言岛已变得面目皆非。城市和农村比，城市变得快，乡间变得慢。湘方言城区都浊音清化了，这是最典型的例征。
就不同的方言区说，大区方言变得慢，小方言变得快，向心型的方言比离心型的方言变得慢。闽东方言的福州话从明朝末年到现在基本未变。当年编的《戚林八音》至今还是闽剧艺人合辙押韵的根据。闽北方言就变得快。就声母说，有的还有全套浊音声母(b、g、d、dz、
)有的已全部清化，声调从4个到8个不等。共时的歧异正是历时多变的记录(11)。
8.2 决定方言演变快慢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方言势力的强弱
强势方言在语言接触中影响别人而不是受人影响，对共同语是抵制和抗拒的，而保留前代语言特点多，创新成分少，老中青之间差异不大。弱势方言恰好是相反的情形。南方诸方言中粤语、客家、闽语是强势方言，比较稳定少变，湘赣语是弱势方言，变异较快。
社会生活是封闭型或开放型，也是影响方言变化快慢的文化因素。封闭的社会少受外界影响，社会生活节奏慢，方言必然保守少变；开放型的现代化社会接触外界多，受到多方面影响，生活节奏快，方言因而多变异。南片吴语是封闭的，属稳固型方言，北片吴语是开放的，属变异型方言。上海市区老派口音有韵母51个，声调6个，新派口音只有韵母32个，声调5个(12)。
然而广州、香港不也是开放型的现代化社会吗？为什么粤语又是稳固型方言呢？这就必须比较上海和广州的不同文化内涵。上海的开放既对外又对内，它与江北及长江中游的交往十分密切，苏北的农民前来打工，宁汉商人来找出海口。由于和下江官话接触多，上海话是在向官话靠。广州的开放主要面对香港，香港则是直接与大量外国人打交道，省港两地的粤语本来就没有多少差别，因此只会加固粤语的稳定。
8.3考察方言现象的文化原因，既要看到一般性趋向，也要注意特殊因素，贵在具体分析
有些城市的方言数十年间变发生了重大变化，往往有很具体、很特殊的原因。例如南京话，本世纪初还是江淮官话，这主要是太平军大起大落之后，皖、鄂及苏北人大量迁入的结果。但是日寇的“南京大屠杀”使全市人口减少1／3，随后数年作为首都，又有许多北方人充入而增至百万。如今的南京话已经从江淮官话转变为普通话(13)。这是人口的大规模变动影响方言急剧变化的例子。
厦门在明末还是一个小渔村，同安县在那里设防称为“中左所”。五口通商后人口聚增，泉州和漳州人来此共处，语言上也如合伙投资各取若干特点组成新的系统。因为这个新系统中和了漳泉音，成了漳泉两边的人都便于接受的中介，加上厦门经济地位的提高，数十年间厦门话成了闽台两省闽南话的新的代表。这是新的港口城市的兴起引起方言变化的例子。
注释：
①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139页。
②本文例举的方言材料中，凡是众所周知、较为常见的均未一一注明出处。
③李如龙：《建瓯话的声调》，《中国语文》 1990年第2期。
④、(11)李如龙：《闽语研究·闽北方言》，语文出版社，1991年。
⑤李如龙：《闽语研究·闽中方言》同上。
⑥李新魁：《论广东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李新魁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⑦叶国泉、罗康宁：《广东双方言区的分布及其成因》，《双语双方言》香港彩虹出版社，1992年。
⑧李如龙、万波：《福建境内的两种双方言现象》，同上书。
⑨李如龙：《尤溪县内的方言》、《闽中方言》（《闽语研究》）。
(10)李如龙：《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中国语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2.5。
(12)许宝华、汤珍珠等：《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13)鲍明炜：《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语言研究集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