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创新及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作为这一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更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常青的科学。因为，肩负远大历史使命的党，其自身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这对执政党来说尤其如此。回顾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曲折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推向前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领导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但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防止自己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为此，要实行普选制，废除特权。这些论述对以后的执政党建设有重要启示。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开始了执政党建设的艰巨探索，他敏锐地意识到党执政后情况的变化，提出“改造党的全部工作”。然而，列宁始终处在以剧烈的阶级斗争为特征的战争与革命的条件下，探索的环境并不宽松。短短七年，他既要对执政党建设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作战略性思考，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执政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需要。囿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列宁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实践的基础上阐明了执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要坚持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作为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主要条件；保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加强党内监督，提高执政党党员质量，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的倾向；等等。这些原理在以后的实践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共同遵循的原则。第二，对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了初步探索，但未能做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例如，他认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可能把党和国家毁掉，却主要是从思想作风和旧社会影响的角度分析官僚主义根源；提出在坚持党对国家政治领导的同时要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却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述和在实践中解决如何划分；要求警惕一些人混进执政党内来追逐名利，但除了大规模清党和搞“征收党员周”的突击措施之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尽力要保证集体领导和实现对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却没有从体制和制度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更加强调集中，并在特殊条件下采取了一些不符合民主要求的临时性措施。
列宁的探索没有形成体系，他去世时的体制和制度都没有定型，为后人的探索留下了空间。列宁的继承者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斯大林在实践中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并对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然而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形成了独特的党建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高度集权，把党的领导变为无所不包的控制和管理；夸大个人作用，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党的领导变成领袖个人领导；在党内斗争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用专政手段解决党内分歧。与此同时，执政党建设理论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断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越大，阶级斗争越尖锐，因而片面夸大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对执政党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都采取简单化态度。形成这种模式和理论的原因是：第一，列宁的丰富思想被简单化、教条化，并根据主观需要加以取舍。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的思想被忽视，另一方面的论述却被发挥到极端。尤其是当国内战争结束，形势相对好转之时，却把列宁采取的一些仅有临时意义的措施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当时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扩大化助长了这种情况。当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胜利后，便掌握了对列宁思想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解释和探索都被视为对列宁主义的离经叛道。第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早期发展的轨迹：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认识，以及险恶的国际形势，更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国家机构和执政党实行高度集权。第三，高度集权的党建模式和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相互影响，二者互为护卫，形成阻碍变革的强大力量。
总之，苏共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党建模式保证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从而集中有限的资源，去战胜强大的敌人。不过，优点是同缺点相联系的。这种模式造成的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民主、脱离群众的缺陷十分明显。这种模式的极度发展，造成法制和民主的破坏。形势愈发展，经济生活愈复杂，其弊端和落后性愈突出。从列宁执政初期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最终转为形成高度集中的党建模式和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深刻教训：党的建设是与党的环境、任务密切相关的。当党的环境改变，面临新的任务时，不仅要适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在党建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所前进。把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措施凝固化、绝对化并以僵化的理论维护过时的模式，会给执政党的建设造成损害。
二
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历史是胜利与悲剧、光辉业绩与巨大痛苦交织写成的。尽管从总体上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党内民主的破坏窒息了社会和党的活力，肃反和党内斗争扩大化使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原则遭到扭曲，党内和社会上都积怨甚多。这是赫鲁晓夫对苏共党建模式进行改革的背景。赫氏的改革是轻率的、表面的。他把党内不正常现象仅仅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品质，忽视了起决定因素的体制缺陷；他从形式上采取了一些集体领导的做法，但没有民主机制作保证的集体领导只能成为无本之木；他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全盘否定斯大林既不符合历史，也在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思想混乱。
赫氏改革的失败不仅与他的主观主义思想有关，同时也源于理论的肤浅和失误。他在党建理论方面没有新建树，反倒有一些谬误。以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党”为例。从概念上讲，“全民党”的提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阶级性的理论的，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错误要复杂得多。“全民党”的立论依据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赫氏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政党要消亡，而此时苏联，共产党还要存在，为了自圆其说，就提出共产党成了“全民党”。所以，它的本质不是右而是“左”。赫氏改革失败表明，理论的力量和作用在于把握本质，改革中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找到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任何改革措施都会隔靴搔痒，于事无补；同时，执政党建设理论必须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脱离实际地提出原则和概念，只会造成失误和混乱。
三
赫鲁晓夫以后的几任苏共领导人都没有在党建理论上有真正的发展和创新，也没有在党建实际方面有大的改进。20世纪80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矛盾充分暴露：经济上没有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缺乏活力和后劲。政治上没有找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充分，人民在作出巨大牺牲之后，对享受的成果开始失望，引发了信仰、信心和信任危机。与此同时，传统党建模式的弊端已成痼疾，党内民主缺乏，思想僵化混乱、组织软弱涣散、作风消极腐败的问题愈加突出，苏共正在失去领导能力。
此时的苏共并非必然失败，如果领导人能够科学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正确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有可能通过改革走出困境。然而，当改革迫切需要用发展的理论指导时，苏联理论界十分混乱：一方面，党内教条主义、僵化思潮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潮由于得到现行体制和享受既得利益的官僚化干部的维护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社会上确实也存在以“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否定马列主义的自由化思潮并反映到党内来。主张改革的领导人处在两股思潮的夹击之中。这种情况考验着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主政后，没有用科学态度对待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僵化、教条化变为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在作为改革指导方针的“新思维”中，戈氏推崇“全人类的价值观”，主张“意识形态多样化”，无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要性。“新思维”不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党的学说的发展和创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意识形态多样化”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多党制和党内不同派别的滋生，成为对党的统一和执政地位的致命威胁，以此指导改革，后患无穷。发展到后来，戈氏的改革就其性质看，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成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党学说的彻底否定，从而引发出更剧烈的社会矛盾和更严重的党内危机，终致失败。苏共失败虽然直接源于改革中的方向性错误（包括理论指导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僵化、教条化地对待理论和坚持过时模式造成的党的战斗力下降乃至党的衰败。80年代中期，苏共中不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的人士，由于深受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影响，面对业已变化的新形势和深刻危机，除了固守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外，拿不出有吸引力的东西，对比之下，打着改革旗号出现的新思潮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诱惑力。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必须同根本否定这一学说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但教条主义、僵化是不可能战胜机会主义的，反而会断送马克思主义。党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念，尤其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科学地把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不断创新，正是保持执政党理论的生命力和执政党活力的关键所在。
四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就开始探索执政党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和黄炎培谈话中提出了通过“民主新路”打破历史周期率的观点。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对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长远的指导意义。5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执政党问题的思考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提出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执政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当时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集中在防止腐化变质和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上。系统总结这方面认识的，是邓小平所做的八大修改党章报告和据此制定的党章。这两个文件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阐述了执政条件下的群众路线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八大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可以视为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问题的重要成果和良好开端。但八大时，党执政只有七年，只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还没有经受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发展的教训；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未充分暴露。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反映在认识中，就是对执政党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问题缺乏整体性把握。八大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并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在国内外形势发生突变时，就容易发生对这一方针的动摇。八大提出了健全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任务，但没有以制度作为载体和保证。而个人崇拜在我国有长远历史，是顽固的习惯势力，在缺少制度防范和思想警惕的情况下，它很容易复活和发展。这表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异常艰巨的，不仅要提出科学的认识，还要把这种认识变为全党坚定的共识，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这里的决定因素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理论创新带动制度创新，把理论创新的成果落实到制度上，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艰巨任务。
五
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探索没有延续下去，经过一段曲折发展，最终走入了误区。这一失误主要源于党对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问题发生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政治路线的偏差和错误。其原因，50年代末期国内外环境的恶化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主要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夸大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消极面的严重程度；从革命时期的传统经验出发，认为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官兵平等，特别是群众运动可以解决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由于脱离实际，在以巨大努力开创执政党建设新路时最终落入了旧的窠臼，造成严重的后果。从全党看，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也开始违背实事求是：一是经验主义，处理执政条件下的新矛盾、新问题时，仍然沿用夺取政权时的旧观念和旧方法，从而容易接受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扩大化；二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依据”。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与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失误几乎同时发生，又相互影响。当时一些同志从实际出发，不同意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左”的做法。在过于集中的体制和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不可能有冷静、平等的讨论，不同意见均被视为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这就形成频繁过火的党内斗争，造成党内民主生活的削弱；而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又使党不能及时总结经验，倾听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从而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这样，“左”倾错误最终支配全党，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都陷入空前的迷误之中。可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充满风险的，不仅会受国内外形势突变的影响和各种困难的冲击，还会受到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要真正进入理论的新境界而防止在探索中步入歧路，一要冷静应对形势变化，紧紧把握主要矛盾，妥善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健全的制度化的党内民主。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才能减少错误，防止由暂时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长时期的全局性的错误，把执政党建设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六
多难兴党。“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错误推向极端，暴露了党和国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成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正如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才较好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20多年曲折发展也深刻教育了全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更加丰富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党建思想，是对党执政后历史经验包括“文革”教训的深刻总结。同时，这一思想也反映了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情况的变化，及其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围绕着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一主题展开的，其突出特点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又提出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上，既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又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在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上，既肯定革命精神的巨大作用，又批评只讲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的唯心论；在批评错误思想时，既突出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任务，也没有忽视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既提出“四化”方针，增添了知识化、专业化的新要求，又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既批评论资排辈，主张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又要求中青年干部继承老同志的革命传统；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既讲党离不开人民，党的领导就是服务，又指出人民离不开党；在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上，既指出不反对腐败，党有失败的危险，又坚信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既提出要警惕右，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等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党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既有历史遗留问题的障碍，又有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困难，还有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党所以能顺利实现拨乱反正，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带领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包括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指导以及全党对这一理论的共识。这表明，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基础，唯物地、辩证地分析执政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办事，防止各种错误倾向，才能在党建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前进。
七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的任务。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呈现新特点：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势力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总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今后几十年，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压力、影响不容低估。社会主义巩固和复兴的条件是，不仅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党执政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成分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新的社会阶层生成并发展；在政治领域，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内部矛盾更加突出；在思想道德领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加大。这就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优先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并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努力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等。这就要求极大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党的自身状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党内和党群关系方面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一方面，革命战争特定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很容易在和平环境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受到销蚀，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成为突出任务。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和要求更高，对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反映更强烈。如果党不能继续代表、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甚至损害这种利益，就会削弱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感。加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及敌对势力影响等因素，从本世纪初到世纪中叶的几十年，“执政风险”是不容低估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关节点上。
所有这些变化和考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共产党到底应该怎样执政？怎样加强自身建设？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中之重。对这一紧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复兴产生影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对执政党历史任务和自身建设的深刻思考和科学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严峻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一种“大局观”，它把唯物史观和党建理论统一起来，把党和国家工作放在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回答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特别是着重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极大地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问题的认识。深刻揭示出：执政的共产党要保持先进性，必须全面推动社会进步，当好“三个代表”，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和前提；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和归宿。因此，它必然成为加强改进执政党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解决执政党建设全部问题的“百科全书”，而是从宏观方面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揭示，高屋建瓴，提出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指导方针和工作标准，从而为解决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和继续研究探索一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新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近年来，在执政党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有新结论。例如，在党的性质定位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改革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看作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党的任务上，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通过发展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力量组织方面，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等等。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世纪共产党坚持什么样的性质，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以及怎样实现目标这三个重大问题。同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对党的自身建设各方面的改革，提出一些新举措，有助于走出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解发展和创新不能简单地把一种观点与过去提法作概念上、文字上的对比，这样的对比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理解“发展”和“创新”的钥匙，就是看理论是否与新的实际相结合。所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指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因为它既有理论渊源，更立足于当今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新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解决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共产党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夺取政权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着重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着重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巩固、发展中最紧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解这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成三句话，而应看作1989年以来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理论、观点的集中概括，它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反映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治党治国的政治智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阐述表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同时也表明，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的最新认识，同时也是进一步探索的新起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新世纪党和人民的丰富实践为动力，中国共产党必将把执政党建设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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