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开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语境论文,哲学论文,在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马克思学说被诠释为多种对立因素有机统一的体系，其中，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最为人们所熟知。久而久之，这种诠释成了不加分析的习惯话语，以致马克思学说中本有的张力受到遮蔽。与此同时，这种张力却在西方多元思潮的相互激荡中逐步开显出来，刺激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在学理上的进展。这样一来，中、西两大思想圈对马克思学说的张力的认知就有了显著的落差。针对这一点，本文拟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开显于西方语境中的情况略加考察，以期有助益于我们的研究。
本文所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是指马克思关于人乃至具体到无产阶级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的观点和他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互相背离的紧张状态。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在哲学家中发出了改变世界的最强音，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新社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要由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来决定。
对于这种张力，马克思本人在晚年已意识到了，马克思之后的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采取了各自的因应之策，而卡尔·波普则给予了正面的揭示。本文将次第考察这些情况。
一、这种张力在马克思本人那里的表现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既是实践哲学，又是唯物史观；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既是实践的，又是唯物的，因此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①。作为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学说旨在鼓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作为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学说把这种革命斗争论证为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价值维度上优先于其唯物史观，而其唯物史观则在事实维度上优先于其实践哲学。至于马克思总的理论意图，可以一言以蔽之：让无产阶级按照唯物史观的规定去实践。
关于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其哲学，一个最基本的争论是：其阿基米德点究竟是实践还是物质？在我看来，这种争论与其说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对其间张力的不同处理策略之间的争论。单就马克思学说的自身情况而言，其阿基米德点原本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实践和物质。就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双核的，并且，这两个核是互相配合、互相限定的。
具体来说，马克思的实践是由唯物史观的物质所决定的实践，而他的物质也是一定要导致其实践哲学所要求的革命的物质，并且，二者都是有具体内容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论述道：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在基本原理层面，马克思的意思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出现之前不可能出现特定的实践，反之，一旦特定的物质条件出现，就不可能不出现特定的实践，且当事者必须那样地去实践。其二，在历史事实层面，马克思列举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化的几个阶段，其言下之意是：它们作为不同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不同的实践内容。其三，在无产阶级的现实任务层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所能和所应从事的实践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而彻底根除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
在明确了实践与物质在马克思学说中的上述地位和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划出两条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边界。其一，不管马克思讲了多少关于实践、主体性、人本(道)主义、意识能动性、改变世界、创造历史、自由发展等方面的一般性观点，都只有将其归结到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具体实践上，即归结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上，才算抓住了他本人的实践哲学的要旨。反之，如果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一般性观点竟然得出了跟无产阶级的革命无关甚至相反的结论，即使那样的结论颇有道理，也不能算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其二，不管马克思讲了多少关于物质、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等方面的一般性观点，都只有将其归结到对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绝对命令上，即归结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宣言上，才算抓住了他本人的唯物史观的要旨。反之，如果从马克思关于物质的一般性观点竟然得出了无产阶级只须等待而不必革命的结论，即使那样的结论颇有道理，也不能算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总之，马克思的根本关切只有一个：鼓动无产阶级起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彻底终结人类社会的阶级对抗现象。他无论讲实践还是讲物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切中这个根本；并且，他只有既讲实践又讲物质，才能切中这个根本。也正因如此，“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跟“共产主义者”才是一回事，即“现存世界”的革命者。③
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构想中，实践与物质是相互为用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是合而为一的。据此，一般而言，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1)没有特定的物质条件，却产生了特定的实践课题；(2)有了特定的物质条件，却没有产生特定的实践课题。具体而言，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1)没有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却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2)有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却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而且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齐备的时间和地点。物质条件齐备说还隐含着一个关键性预设，即只有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才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进步，才会出现生产力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发达、每个人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自由的局面。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必然性担保，认真地规定和细致地设计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特别是政治制度体系，对马克思来说才成了没有必要的事情。在实践上，他主要费心的事情是跟相对于他自己而言的左右两种倾向作斗争：其一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不够成熟，却操之过急地搞无产阶级革命，如布朗基主义者；其二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日趋成熟，却只让无产阶级搞合法斗争，如拉萨尔主义者。
应当说，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构想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对于其中的张力，他自己最初并没有明显的感觉。使这种张力得以显露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如下反差：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担保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物质条件最成熟的英国毫无发生的迹象，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法国也只在巴黎公社事件中昙花一现；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却在资本主义物质条件不够成熟的德国较为活跃，甚至在缺乏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俄国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仅如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英国无产阶级并非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实践，只不过没有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而已；巴黎公社虽是无产阶级革命，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德国无产阶级中既有革命的马克思派，也有不革命的拉萨尔派；俄国的无产阶级还处在形成阶段，而试图搞无产阶级革命的都是些知识分子。这些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表明，唯物史观所宣称的客观规律并没有如期发挥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所呼吁的革命行动在它理应出现的地方没有出现，而在它不会出现的地方却显出了端倪。总之，是实践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得到了显露。
对于自己学说的这种内在张力，马克思在晚年是感受到了的。为此，他一方面弱化了其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性，另一方面把期待革命的目光投向了俄罗斯这样的落后国家。但他没有顾及这样做的理论代价：一方面，弱化经济决定性尽管可以减少唯物史观跟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之间的冲突，却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变得不再那么必然；另一方面，缺乏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国家尽管可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但其所造成的社会很难说一定优于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为消除其学说的张力所采取的这种理论策略为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铺设了两条相背的运思轨道。
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这种张力的因应
在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是苏联的建立及其70多年后的解体。
对苏联的建立，可以有无数种不同的理解。从本文的角度看，它可以被看作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成功和唯物史观的失败。苏联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而且事实上消灭了私有制，这无疑是马克思所倡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实践。可是，像俄罗斯这么落后的国家竟然成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表明实践课题并不由物质条件所决定。
面对被理论和实践的反差所强化的这种张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有不同的反应。葛兰西的反应具有在一个极端上的典型性。他属于急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反应是：扬实践哲学而抑唯物史观。
在1917年12月24日发表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把十月革命跟《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原理尖锐对立起来。他说：
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与其说是种种事件，不如说是种种意识形态……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有一种宿命。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拒绝《资本论》中某些表述的话，那么，他们却并不拒绝它的令人鼓舞的、内在的思想，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一切；他们并没有用导师的著作去编辑一部从来不要加以质疑的教条言论的僵硬学说。他们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种永恒的，代表了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却被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外壳所玷污了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的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人们来理解经济事实，判断它们并使它们适应于他们的意志，直到这变成经济的推动力和塑造客观现实，这种现实生存着，运动着，并变得像火山熔岩之流那样，可以无论怎样地被引向由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任何地方。④
在这段话中，葛兰西明确用革命意志的决定作用代替了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这是他后来在狱中径直把马克思的思想中为他所服膺的部分称为“实践哲学”的内在原因。问题在于，抛弃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性固然可以逞革命的一时之快，可以为已经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辩护，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劝说尚未革命的无产阶级揭竿而起的最终理由——这些人的意志足以让他们从事任何自以为是的实践，而不必非革命不可。比如，葛兰西本人的革命意志在意大利就没有取得布尔什维克式的成效，没有把该国的无产阶级充分调动起来并最终消灭该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当然，那些既要为十月革命辩护又要捍卫唯物史观的做法也不可能轻松如愿，因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本身就已证伪了唯物史观关于“当且仅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原理。
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所在乎的资本主义物质条件既然决定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也就无从决定由这种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按马克思本人的推导，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物质条件是初始的因，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性实践这个果，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所建立的公有制作为因，又必将带来物质上按需分配、制度上人人自由这个最终的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和自由个性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可是，在事实上，十月革命并没有造成马克思所期待的那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繁荣和更加自由的社会。由此可见，比照马克思的因果公式，苏联的建立既是一个没有原因的结果，又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原因。这就表明，苏联的产生与其说证明了马克思学说的真理性，不如说暴露了它的理论张力。这种张力之大，甚至到了其最关键的几个环节彼此脱离的程度。
对于这种脱节情况，作为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和评论。
一方面，考茨基肯定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出版于1918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他说：“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大国里毕竟成了执政党——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⑤
另一方面，他否定了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写于1932年至1937年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书中，他说：
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就这一点还不够。我们必须决定谁来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当另外一批少数人代替了资本家的地位，脱离人民并且常常违反了他们的意志来支配生产资料时，那么，这样达到的财产关系的变更，丝毫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意义。曾经有过东方专制政治的形式，这个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支配着全国的生产工具。和这种形式的国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还远没有这样大的压迫性，而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也有更多的希望得到结果。在俄国支配生产资料的是政府，不是人民。因此政府就是人民的主人。
我们的职责不仅在于废除资本主义的秩序，而且在于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秩序来代替它。但我们必须反对那些力量，它们的目的是在破坏资本主义之后，仅仅建立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
为此理由，那些具有民主信念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威胁工人自由的一切专政的趋势，不管是从资产阶级方面表现出来的，还是发源于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团体方面的趋势。
因此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⑥
考茨基对苏联的评价如此负面，是因为他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于这一点，他的说法是：“由于没有人道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因而企图把一个人道主义的政权建立在残忍的基础上面，这是最应该反对的。”⑦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被列宁斥为“叛徒”的考茨基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就连德国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在写于1918年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卢森堡指陈了苏维埃的反民主性质，并把列宁、托洛茨基和考茨基放到一起加以抨击。她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接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⑧
卢森堡有此批判，是因为她尽管被敌人称为“嗜血的罗莎”，却信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反对“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⑨她对无产阶级的使命有自己的理解，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⑩
应当说，不论是考茨基，还是卢森堡，都洞察到苏联问题的许多实质性的方面。不过，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苏联消灭私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脱节仅仅看成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的脱节，即看成某种类似于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说的“亚细亚复辟”的实践错误(11)，而没有看成马克思理论上的脱节——如果唯物史观的客观规律足够有效的话，那么这种脱节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
正是苏联的上述问题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饥渴般的需求，导致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所产生的巨大的意识形态效应，也导致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社会向人道主义方向的逐步改良。不用说，这些都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发扬。
然而，过于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管意在革命还是意在人道，也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会使实践丧失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理由，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成为当事者的自主行为。在理论上，如果把实践当成唯一的阿基米德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就可以自主规定自己的实践任务，革命就不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也是可以成立的选项。在实践中，德国无产阶级的确比俄国无产阶级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但他们到头来却没有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是选择了希特勒的社会主义；苏联后来也的确一定程度地增加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可结果却是人民发挥其实践的选择性，整个地抛弃了这个社会制度。这样的后果显然有违讲实践哲学的各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初衷。
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如火如荼的时候，为了补偏救弊，阿尔都塞致力于发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在另一个极端上成了因应这种张力的典型。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特色在于区分了科学与意识形态。这种区分既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阶段的区分，也是对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区分。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1845年前的著作中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人道主义；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1845年后，马克思的思想成了科学，《资本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阿尔都塞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道出了“历史真实”(12)。为此，他把马克思跟泰勒士、伽利略相提并论。
在1967年10月10日所写的《保卫马克思》的《后记》中，阿尔都塞说：
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为了更确切一些，我说过马克思为科学知识“开启了”一个新“大陆”，即历史的大陆——就像泰勒士为科学知识开启了数学的“大陆”，伽利略为科学知识开启了物理学的“大陆”一样。
我想补充的是，就像泰勒士建立的数学“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产生，伽利略建立的物理学“导致了”笛卡尔哲学的产生一样，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导致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产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史无前例的哲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有些滞后，这可以由各种政治—历史的原因来解释，也可以由各种理论的原因来解释：伟大的哲学革命总是由在它们中起作用的伟大的科学革命所承载和引导，不过，要赋予它们以明确的和充分的形式，就需要进行长期的理论工作，需要长时期的进行完善。(13)
引文中第一段的意思是阿尔都塞原本的想法——他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作一种全新的科学知识，因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承诺客观必然性，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意识形态策略提供最终的依据。当然，阿尔都塞所主张的客观必然性已不再是线性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或者说不再是机械论的，而是结构主义的。不过，由于他在理论上持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在政治上跟斯大林之后苏联的人道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唱反调，因而在党内政治压力下，他不得不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没有触及政治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14)。引文中的第二段话反映了他后来在观点上跟马克思思想中实践哲学一端的某种调和，尽管唯物史观一端仍具有不容争辩的优先地位。
不用说，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是清楚的，他也的确抓住了人道主义问题的要害。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靠理论辩护可以解决的。比如，不管战后法国的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如何远比巴黎公社时代成熟，法国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跟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如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依旧既没有被线性地决定出来，也没有被多元地决定出来，唯物史观关于“当且仅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原理仍然不起作用。
统观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不难发现，对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它们尽管立足点不同，但因应的方式基本一样，即基于派别偏好来努力修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言说上的统一性。或者说，没有哪一个流派是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不一致，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的不一致当成张力来加以直面。
三、波普对这种张力的揭示
迄今为止，只有波普认真揭示过马克思的这种张力，而他身上的意识形态标签是自由主义。
在宣读于1936年、发表于1944年至1945年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波普首先解释了什么是他所谓的“历史主义”，即“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15)。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术语——“行动主义”。据他的描述，历史主义认为“社会的一致性大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它们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在不断变化着，而人的活动就成为改变它们的力量。……积极的改革必定不会是徒劳的”(16)。这种主张投合了那些主张行动而反对自满自足的倾向，即行动主义。显然，这里的历史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行动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该书第17节，波普描述了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的关系。他说：
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义观点，并不蕴涵着定命论，也并不必然导致无为——而是完全相反。大多数历史主义者都具有显著的“行动主义”的倾向。历史主义充分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能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什么都不能被人实现；它只是预告：无论你的梦想还是你的理性所构造的东西，都决不会按照计划实现。只有那些适合于历史主流的方案才能够起作用。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切看到，历史主义者所承认的是合理的那类活动。只有那类能适合并能促进即将临头的变化的活动才是合理的。社会助产术乃是向我们开放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是唯一能基于科学预见之上的活动。(17)
对上述描述，波普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相佐证，并称赞马克思的这段话“极为出色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立场”(18)。他所引用的马克思的原话是：“当一个社会发现了决定它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时，即使是它这时既不能越过自己演变的各个自然阶段，也不能把它们从世界上一笔勾销。但是它对此却有许多事情可做；它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19)
在做出以上描述后，波普既指出了行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兼容性，更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他说：
虽然它既未教导无为、也未教导真正的定命论，但是历史主义却教导说，任何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的企图都是枉然的；这仿佛是定命论的一种特殊的变种、一种有关历史趋势的定命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公认的“行动主义”的格言，由于它强调改变，而可以在历史主义者那里找到很多的同情(有鉴于“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中的人类社会)。但是，它却与历史主义最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可以说：“历史主义者只能以各种方式解释和协助社会的发展；然而他的要点却在于没有人能够改变它。”(20)
这段评论应当说深中肯綮。也就是说，历史主义所宣称的那种改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而行动主义就是要去落实那样的改变。
在出版于1945年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扩展了他的上述分析。他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21)，并判定“在马克思较为雄心勃勃的历史主义结论中，他的‘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和‘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没有一条证明是成功的预言”(22)。为此，他主要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对行动主义的限制，并明确指出二者之间存在鸿沟。他说：
马克思主义并不只要求成为一门科学。它远不只是作出一种历史的预言。马克思主义要求成为实际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它批判现存的社会，并断言，它能够指引通往更美好的世界的道路。然而，依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例如，我们就不能够随意通过法律变革改变经济的现实。政治只不过能够“缩短和减少产前的阵痛”。(23)
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强烈的“行动主义”倾向受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抑制。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他主要地成了一个预言家。他确定，至少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必须服从“各种无情的规律”，服从这一事实，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缩短和减轻其进化的自然阶段的分娩的痛苦”。在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和他的历史主义之间，存在一条很宽广的鸿沟，这条鸿沟被他的这一理论进一步扩大了，即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历史的纯粹不合理的力量。因为，自从他把为了设计未来而运用我们的理性的一切尝试斥之为乌托邦，理性就可能不再参与带来一个更合理的世界。(24)
不仅如此，波普还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鸿沟跟关于自由意志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争联系起来，触及了该问题的形上根基，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开掘。与之相关，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标志这个领域的学术深度的见解，如知识增长的不可预测导致历史的不可预测(25)，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社会工程和社会工艺学(26)，马克思主义用科学决定替代了道德决定(27)，等等。
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深度纠缠，波普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的揭示在学术上一直没有受到认真对待。苏联的垮台让自由主义者自以为了结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燃起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热情，可是鲜见有人对这种张力的学理机制深入追究。(28)
以上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开显于西方语境中的基本情况。总的来看，这种张力的存在，是由马克思的根本理论意图所决定的，并且已被他的理论与后来的实践之间的反差所确证。作为一个诚实的学者，马克思本人并不回避这种张力，还认真进行了化解；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派别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张力中运思，并表现出在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两个端点之间来回摇摆的特征；真正从学理上揭示这种张力的，则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敌人”的自由主义者波普，他的诘难至今尚未得到在学术上分量相当的回应。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指陈的并非暗示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有张力。实际上，任何伟大的学说都充满张力，从而才富有魅力。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张力或是否承认张力，而在于如何从学理上化解张力，推动思想的进步。这个道理适用于一切伟大的学说，也应当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页。
④[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171页。
⑤⑥⑦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445—446、463页。
⑧⑨⑩[德]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28和31、33页。
(11)参见[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12)(13)(14)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252—253、254页。
(15)(16)(17)(18)(20)(25)[英]波普：《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0、44、46、46—47、2页。
(19)[英]波普：《历史主义贫困论》，第46页。这段话跟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中的文字略有出入，中译本中还有一句话：“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11页。
(21)(22)(23)(24)(26)(27)[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303、201、312—313、142、315页。
(28)澳大利亚学者伊安·亨特是个例外，他试图用“新辩证法”化解这种“张力”，尽管其方案还大有商讨的余地。参见[澳]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等。
标签：哲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实践哲学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张力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