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研究战略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战略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科学的研究活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发现问题和判断问题，把零散的、无序的感性材料升化为完整的、有序的理性认识并籍以指导经济实践的过程，因而是一个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确定有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研究战略，乃是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是受社会经济环境及研究者个人的经历和素质影响和制约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存于其中的研究群体，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呱呱坠地，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一种经济学说或被当时的价值观念所认同、或被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所运用、或被当时的文化背景所映射而处于正统地位时，其他的唱反调的学说就会被贴上“无稽之谈”的标签而打入冷宫，甚至被作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批判。这在封建集权色彩浓厚的国度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建国以来，围绕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体制问题，我国的经济研究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是计划经济学的构建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否定，它一经诞生，就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连同其他经济制度一起埋葬了。与此同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成为我们学习的唯一样板，如同小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1+1=2”一样，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模式，于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完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便在中国大地逐步确立了起来。与此相伴随，我国的经济研究也步入了构建计划经济理论的轨道。经济学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苏联化”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引进，逐步构建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计划经济学体系。这一时期，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和学术环境的屡次恶化，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都丧失了独立的学术人格，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活动置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经济研究形成的理论和观点始终难以突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由此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体系。
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十四大召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研究开始进入对计划经济学的清算和创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理论研究对政策的制定和改革实践的深入给予的指导和促进作用日益强大。经济学家从“左”的思想路线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获得了精神的大解放、相对独立的学术人格和进行独立思考的学术自由，他们勇敢地向一个又一个的学术禁区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活动，先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实践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深化；另一方面，对计划经济给予了大胆否定，提出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这两种学术洪流的激荡最终引致了对计划经济的彻底清算。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第三阶段（1992年十四大召开至今）：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也标志着我们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学的构建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对计划经济学的清算将已成为次要问题，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将转向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上来，这无疑是一个规模空前浩大的经济学工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始由此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误区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曾步入了种种误区。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决定的。在此，我们历数这些误区，并不是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经济学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不是抹煞经济学家们卓越的劳动成果。事实上，那些敢于坚持真理、直面惨淡人生的经济学前辈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我们历数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误区，无非是吸取教训，以史为鉴。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模式：政治经济一体化。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进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旧政权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瓦解、渴望和平富裕的人们沐浴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明媚的阳光下的时候，几千年传统体制的暗影却并未随硝烟的飘散而消失，我们仍旧在一定的程度上继承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传统运行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集中表现在：(1)资源配置权、生产经营权属于政府行政机关，且大多集中在中央；(2)权力运行是通过“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的；(3)政治原则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4)政府行为直接影响、决定着经济运行；(5)权力运用与责任脱节并不受约束；(6)作为“岁入经济”，政府要求以最大财政收入满足国家职能运转的需要；(7)行政运行方式及原则代替经济运行法则。这一体制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经济学说的成长和发育，使经济学的研究活动步入了种种误区。
一是以革命的经济学代替建设的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最黑暗时期，那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在其鸿篇巨著《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开始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的肌体，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个经济范畴都视为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现象，由此及彼，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全过程和运动规律。诞生于那种特定历史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而成为批判的经济学、革命的经济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作的分析是简明而深刻的，但也毋庸讳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并不能代替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的揭示。当我们开启新中国的大门，从战争年代跨入和平年代之后，无疑就更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了。而如何把马克思的革命的经济学发展为建设的经济学也成为一个科学命题，对此，一些人只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社会制度念了一道地狱的咒符，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只是笼统地贴上了一张天堂的标签。从科学的角度讲，这只是一种搪塞，而不是对命题的真正解答。
二是以共性的理论研究规范个性的理论研究。在我们把马克思带有革命性的理论当作建设的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以共性的经济理论研究规范个性的经济理论研究的反常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学，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经济学。所以，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学的任务只能由中国的经济学家来完成，任何生吞活剥或断章取义的做法都是徒劳的。这方面的教训至为深刻。在创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我们大体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从经典作家著述中搬用理论，并把它们教条化，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语录句句是科学、字字是真理；另一方面是从前苏联“进口”“苏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通过这两种途径，我们“创造”了一系列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公有制理论、计划经济理论、按劳分配理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等，完成了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建设过程。然而这种“理论——理论”的哲学观，必然使我国的经济学丧失中国特色，走向教条化。这一现象直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倡导后才发生了质的改变。
三是政策理论化。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它介于实践和理论之间，它既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又是经济实践的规制化。虽然政策的制定和理论的总结都以经济实践为基础，但是政策与理论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理论指导政策的运作，政策承接理论的规范。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不是从经济实践中获取思维的材料，而是直接把政策理论化。这样的经济研究不仅降低了经济理论的“地位”，而且助长了不正确的政策伤害经济实践。一些经济学家出于或迫于政治的需要和压力而把自己的研究活动置于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中，研究的风标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旋转，他们不得不踩着政治与学术研究的钢丝，在公正的学术探讨和带有偏见的政治原则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小心翼翼地选择那些能够被政府采纳的建议和主张。于是，诠释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成为风行一时的一种学术风尚。
四是经济学研究的“西化”倾向。这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新的经济研究误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经济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在国门洞开而使西学长驱直入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经济学家从僵化的教条中走出来，虚心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有了多角度、更深刻的认识。但在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中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的背后却也潜藏了新的理论取向：一些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推崇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这种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理论的经济研究倾向和由此产生的政策主张也是极其有害的。1988年的经济过热以至失控正是由于简单地搬用了凯恩斯经济学所开具的“政策药方”——以较高的通货膨胀换取较高经济增长的赤字财政政策——所致。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环境、哲学观等是与我们不同的，具有其独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因此，简单地移植西方经济学理论，同生吞活剥、断章取义地搬用马克思经济学一样，都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食洋不公、全盘西化的理论研究取向，只能让我们从一个教条走向另一个教条。
由于以上种种误区，经济学的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土壤。当社会法庭把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破产的宣判书下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通过几十年苦苦探求而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学理论一下子变成了古老的甲骨文！世界范围内的纯粹的计划经济实践及理论研究最终走入了死胡同。
三、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理论观点和学术争鸣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建立和完善。这既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也是经济学家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结果。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变革年代，计划经济的消亡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的实践过程，向我们每一个从事经济研究和理论建设的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更加丰富的思维材料。与此同时，经济学自身的内容和研究领域也大大超过了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范围而变得更加全面和综合，以至于很难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全然割裂开来，经济学已进入一个高度综合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学家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学。
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相比，我们并没有经过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第一代经济学家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训练，他们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是最为简单明了的。比起西方经济学家来说，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特点的分析，远未纳入一种学说和体系当中。因此，虚心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学习和对中国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只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出发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果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目前西方存在的诸多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或迟或早地会在中国出现，并表现出一些“中国特色”，因而，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防患于未然是极为明智的，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现时才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在西方可能属于“过时”的经济哲学对刚刚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我国却大有裨益。总之，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接受西方经济学说并使之中国化，利用其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斩断权力经济向市场的渗透、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给经济组织以充分的自主权仍是我们构建市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大一统专制的国度，政治与经济结合生长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一体的运行模式根深蒂固，及至建国以后，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并未随着旧政权的瓦解和新政权的建立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国传统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所表现出的经济组织形式——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命令经济，权力与经济渗透交织在一起。在计划经济这一旧体制一统天下的条件下，巨大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受控于不规则的权力运作，其潜力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其存量和增量也无法得到合理流动，其结构更难以优化组合。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是无法超越经济快速而健康发展的。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企业缺乏自主权，成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庸而被“政府化”了。企业的行为准则是政府某些领导人的政治需要，政治的需要代替了企业经济的发展的自身要求。这种情况有悖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毫不留情地革除之。既然传统的政府行为是不合理的，那么合理的政府行为又该如何界定和定位？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是什么？怎样才能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要摆到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案几上，需要经济学家们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理论概括说明。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是企业产权结构、监控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把资产的所有权形态看得过重，产生了以牺牲企业活力为代价而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产权的非经济现象。如果说放权让利是利益调整的主要手段、承包制构成机制转换的实现形式的话，那么目前我们所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正是实现产权变革的重大举措。股份公司作为企业的现代组织形式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以产权关系变革为实质、以转变经营机制为目标，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市场经济主体——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高效运作的画面。企业产权结构、监控结构和激励结构的演变正是一部世界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市场经济发展史。
作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也应成为中国经济学家考察的对象。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超过国界而成为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在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时，曾采取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政策措施，它们这种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时至今日仍难以消除。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一直存在着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发展与保护同步”这两种观点的交锋。过去我们对我们民族先哲们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曾给予了无情批判，偏面地认为“人定胜天”。这种思想行为后果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了灾难性打击，而且也使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局部地方甚至由于我们过度的经济行为而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环境。事实上，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经济系统从来就不能离开生态系统而独立运行，人与自然只能和睦相处，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社会活动到头来都难以逃脱被自然界报复和惩罚的厄运。人类从自然界提前预支资源的种种放纵行为应该被制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若非同时获取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是把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大肆的破坏的基础上，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还有什么值得标榜呢？
四、新时期经济学研究战略的调整
在通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学家肩负的任务是沉重的。我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构建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构建起的市场经济学大厦，就必须重新调整经济学的研究战略。
（一）研究重点的转移
随着旧体制的消亡和新体制的诞生，市场经济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实施研究重点的战略转移。
一是由对计划经济学的批判和否定转向对市场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17年来，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利益调整、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三个阶段。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化，我们已基本上完成了对旧体制的清算工作而开始进入新体制的构建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微观基础塑造，开始由利益调整和机制转换转到产权变革的制度创新；市场体系建设，由重点培育商品市场转到重点培育要素市场；宏观调控，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到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势，我们的经济研究的重点就应由对计划经济学的批判和否定转向市场经济学的建设上来。具体说，就是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基本概念、范畴、原理、体系等进行科学界定、探讨，以期以全新的市场经济学理论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未来几年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因而市场经济学的构建也日益急迫。我们必须围绕市场经济建设来开展理论建设，确定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在计划经济学的废墟上构建市场经济学的新大厦。
二是由主要对政府宏观政策的研讨转向主要对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上来。以产权变革为本质、目的在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微观基础重塑，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也是我们构建市场经济学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千万个企业推向了经济前台，企业经济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历史地成为经济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经济资源集中掌握在政府手中，社会经济以行政权力为轴心作单向运行，企业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企业与其说是经济实体，不如说是政治实体，企业的运行规则基本以政治需要和政治原则为基础。政府不仅是经济舞台的导演，而且是领衔主演的演员；不仅是“经济乐团”的团长和指挥，而且是曲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研究的目的就不可逆转地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为政府施行计划经济出谋划策，或者说为政府如何控制企业寻求理论根据和决策咨询。这种旨在完善永远无法完善的计划经济的研究活动，不仅间接地窒息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地窒息了经济理论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逐步由政治实体转变为经济实体，由政府的客体转变为市场的主体。而经济学家也从计划经济的鼓吹者转变为计划经济的掘墓人、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设计者，并把研究的重点由宏观政策的诠释转到了微观基础的塑造上。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至今进展缓慢，原因就在于微观经济理论准备不足。因此，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大厦的今天，更应迅速把经济研究的镜头对准企业，唯此，才能更好地促使企业向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转变，从而推进市场经济的真正进步。
（二）经济学研究中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面对改革洪流，中国的经济学家肩负着双重任务：既肩负着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任务，又肩负着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任务。因此，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理论研究构成经济研究的“基础工业”，为对策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基本概念、范畴、原则等）；对策研究则成为“加工工业”，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形态。它们各有侧重，理论研究讲求的是理论价值，对策研究则直接指向社会效用。经济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为改革实践服务，最为直接的途径就是参与经济决策，即进行经济咨询和提供决策方案。因此，经济对策研究的开展不仅是经济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经济理论展示其生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在调整经济研究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处理好经济理论和对策研究的辩证关系，以理论研究带动对策研究，以对策研究反映理论研究的成果，从而使经济研究工作发挥出促进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和市场经济实践深化的双重作用。
二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共生于一体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我们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研究活动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力求从纷纭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捕捉那些带有个性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建立中国市场经济大厦时有选择地吸收和采用世界上先进的“建筑材料”。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西方文化所宣扬的博爱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渴望共同富裕、互相协作是一致的；西方文化中的竞争、效率观念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观进取的精神又是一致的；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的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暴政的反抗，又是相通的。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汹涌澎湃，资本的引进和输出使各国经济系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全球经济发展的共性日趋明显。因此，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向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索取滋养，是我们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学的历史现实使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引进西方文化的目的在于改造而非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而对西方文化采取唯洋是从的研究行为，是不利于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大厦这一空前浩大的工程的。
三是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到今天，一些“外生性”的因素诸如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战争与和平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难题。因而，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领域都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范围而变得更加全面和综合，以至于很难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全部割裂开来，经济学已进入一个高度综合的年代。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增加，学科的交叉又孕育出新的学科。对此，恩格斯早有预言，他认为科学在两门学科的交界处是最有前途的，在科学的接触点上，恰恰“可以期望取得最大成果”①。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也认为：“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的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②现实世界中，许多问题并不单纯是人类的经济行为造成的，而许多由人类经济行为造成的问题也不能单单依靠经济手段来解决。所以，经济学家应该有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博采群科，以期创立新的学术观点、新的学派和新的理论体系。否则，只唱经济学的独角戏便很难说是出色的经济学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高文舍博士、高缅厚同志进行讨论，并吸取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注释：
①《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②N·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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