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的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论文

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的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论文

新中国 70年信息化发展的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

杨裕民

(安庆市委党校 综合教研室,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 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奇迹和信息化奇迹交相辉映,以上世纪50年代我国独立研制计算机为起点,我国信息化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在自主创新、数字经济、信息社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中国信息化的奇迹,是在党和政府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后发优势,不断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信息产业体系,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引进相结合,坚持安全和发展双轮驱动取得的。在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目标指引下,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必将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关键词: 信息化;建国70周年;信息化历程;信息化经验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迎来了新中国信息化发展历程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发展时期,同时,信息化全球创新风起云涌,信息技术和产业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发突显,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与挑战并存。认真回顾和总结建国70年来的信息化发展经验,明确新时代信息化的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对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历程的研究评述

对世界各国信息化发展历程的研究视角多、标准不一,既涉及到信息化基础设施、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化应用等不同层面,又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因此很难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对新中国70年来的信息化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现有的理论研究分歧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对信息化的统计指标太过零散,缺少像GDP一样高度浓缩的综合性指标来明确信息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些研究机构尝试用各种加权指数来分析,如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指数(NRI)、国际电信联盟的信息化发展指数(IDI)、日本电讯与经济研究所的社会信息化指数等,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推出了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II),并在该年发布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中引入了该指数,但各类指数分析法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

首先是关于我国信息化的起点问题,徐祖哲、周宏仁[1]等认为,中国信息化起步于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差很大,有的认为我国信息化起步于1982年中央提出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有的认为起步于1993年的“三金工程”,还有的认为1997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是我国信息化的起点。其次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阶段划分问题,汪向东[2]很早就提出两段论,李红升[3]则提出三段论,姜爱林、[4]郑振宇、[5]翟云[6]等认为四段论更符合我国信息化阶段性特征,甚至还有五段论、七段论的划分。

综合看来,对新中国信息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存在两大不足,一是起点和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信息化研究成果相对匮乏,缺少权威性结论。

二、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应根据全球信息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和演进方向,即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不断迭代,从政府和社会信息化以及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角度进行回顾总结。

(一)艰难起步阶段(1954-1978)

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历史过程,而我国信息化的发展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应追根溯源到我国计算机的研制时期。

第二,信息产业后发优势明显。90年代国家“金字号”工程的实施,带动了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更使得我国信息产业拥有极为突出的后发优势,2001年我国信息产业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3572亿元,增速达26.8%,信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15]

进入60年代,我国新兴的计算机工业开始艰难起步,1960年和1963年分别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机和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1967年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型数字计算机诞生,1969年北京大学承接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150机,[7]实现了计算机工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但是,新中国信息化的起步阶段异常艰难,正当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计算机顺利研制的时候,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中,很多科技活动被迫中断,大批科学家、科研工作者从工作一线走向了牛棚,邓小平在1977年总结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8]我国刚刚起步的计算机事业也受到严重影响,很多科技机构被撤销或者关闭,以中国科学院为例,1973年,中科院所属研究机构仅剩53个,到1975年又减少到36个。全国300多种科技刊物一度全部停刊,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几乎中断。[9]江泽民在总结这一时期的信息化发展时曾指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过于强调一切靠自己,注意吸引国外先进技术不够,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也对后来计算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0]而此时的世界信息化正处于突飞猛进的迭代发展期,1971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率先研制出微型处理器4004并以此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微型计算机MCS-4,到文革结束时,世界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已历经三代并获得广泛应用。一方面是世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几乎停滞的科技局面,我国信息化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被无情地拉大。

值得庆幸的是,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形势下,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领导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持计算机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加上我国第一批计算机科学工作者包括华罗庚、夏培肃、王传英等,在内忧外患的艰苦时局下,凭借无私忘我和赤忱爱国的工作精神支撑起了我国的信息化的早期探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研究一直处于绝对保密和与世隔绝状态,承担科学计算任务的计算机研制工作受到文革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尽管时局艰辛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北京大学在70年代后陆续研制成功DJS系列十几个机型,完成了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在我国重点领域和部门的部署。

这个时期的发展是我国信息化的起步阶段,体现了三个特点:

第三,影响效果大。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为“两弹一星”和大庆油田等重大项目提供了关键的运算功能,在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为主的计算机工业,到1959年,全国计算机工业的产值达4605万元,[11]尽管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我国以计算机研制为引导的微电子、半导体、通信等相关产业初步形成。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A、B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固定肋骨数、术中出血量及胸腔积液引流时间,分析三组患者治疗的止痛有效率、外观满意率、肺炎发生率、住院时间。

目前肺癌是全球死亡率较高的肿瘤之一,非小细胞肺癌占所有肺癌比例的80%以上,寻找一种有效简单的综合治疗方法成为肺癌研究的热点[1]。功能分子影像融合数据图像处理、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在分子水平研究活体内细胞功能代谢,利用胞内特定靶分子与分子探针无创性结合,体外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进行探测成像,以达到对疾病特异性诊断及疗效观察或进行新药研制筛选的新领域[2]。分析肿瘤靶区大小形态及位置的变化,分析实施治疗与原计划的差异,可以更精确放疗靶区并减少正常组织受量[3]。本文通过研究再次CT扫描定位分析对临床适形放疗治疗肺癌提高靶区剂量学影响,为肺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第一,起步时间早。从50年代计算机研制与应用来讲,只比美国等先进国家晚几年时间,属于世界上信息化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只是在60年代世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之际,新中国才逐步失去了发展的先机。

(二)全面追赶阶段(1978-2001)

改革开放以后,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信息化才全面铺开。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2]1988年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我国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2年国务院成立了计算机与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后改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制定政策鼓励开放引进和自主创新,加快培养人才,发展信息产业。1984年,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发布了《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明确要求电子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要转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并确定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和软件为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领域。1986年3月,邓小平亲自领导制定了以现代信息和自动化技术为重点的“863计划”,总投资100亿元,信息技术相关项目的投资约占总投资的2/3。[14]

在同年召开的国民经济信息化工作会议,国务院部署了12项大型信息系统建设,同时实施“海内工程”,在党政首脑机关开始了以办公自动化应用为目标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到1990年,各地方政府与国务院的政务信息报送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化,开创了政务信息化工作的新局面,为日后电子政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Kapstein 2001: Matthew T Kapstein, Abhayākaragupta on the Two Truths, Reason’s Traces: Ident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Indian & Tibetan Buddhist Thought,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393-415.

除了办公信息化、网络化建设以外,中科院从1989年开始建设中关村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中国科技网前身)。1993年3月,我国启动了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重大电子信息工程,包括金桥、金关、金卡在内的国家“金字号”工程。到1994年4月,中国科技网率先接入国际互联网,我国正式成为拥有全功能互联网国家。

近年来,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开展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结合行业“点多线长面广、人员流动分散、工作性质差异”等特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顶层设计,抓住基层站区长这个关键,用“方向引导、方式主导、方法指导”来引导,用“职工测评、目标考核、绩效挂钩”去推动,积极探索基层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作了有益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

1995年10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了“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战略任务,以提高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为目标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铺开。2000年的“十五规划”明确将“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列为21世纪初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十五”信息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和《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的陆续出台,为加速推进信息化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行动指南。

这个时期我国的信息化发展进入了网络化阶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政府信息化为先导。新中国信息化发展始终处于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并从党政机关的办公业务自动化,然后逐步发展到信息化、网络化,并以此构成了电子政务内网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美国引领了足以改革世界的两大科技成果,分别是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央决定独立发展我国尖端技术和尖端武器,1954年起在清华大学成立为核工业服务的专业体系,计算机专业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1956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同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将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作为四项“紧急措施”。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03机诞生了,次年104机研制成功。整个50年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军工、哈工大等院校都相继成立计算机专业,培养了计算机专业人才300余人,他们大多成为日后我国信息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对有着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过程中我也感到,这些孩子更需要老师更多的呵护。每一个孩子,都应是一个值得让人疼爱的幼苗。不管是优秀的也好,是有缺点的也罢,都应得到我们的关爱。“小豆豆”是幸福的,虽然我们不能都像《窗边的小豆豆》中的小林校长那样,给每一个孩子一座“巴学园”,但我们都会用自己的诚心、爱心和关心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在他们心灵的深处为他们筑起一座“巴学园”。

第一,信息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以政府信息化为开端,向整个社会信息化全面展开,全国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各行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

(三)融合发展阶段(2002-2011)

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央对两化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起来。从“十五”规划“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到十六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到十七大“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再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我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形成了两化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个阶段三次产业的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从农业来看,2007年,全国7万多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5万左右农村合作及中介组织、近100万经营大户以及200多万农民经纪人能够定期得到农业部门的信息服务。从工业来看,2004年,中国制造企业每百人拥有计算机21.83台,较2003年的增加额为3.12台,增长率为16.66%,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2008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调查报告,中国信息化500强企业中,34.5%的整体信息化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6.4%则居于国际领先水平。[16]服务业方面更是成绩喜人,2011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1.94亿人,比2010年增长20.8%,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增长更是达到了30%以上。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36亿,比2010年增长1113万人,占整体网民比例26.3%。[17]

然而,传统的维修思想会造成不恰当维修、绝大多数部件未被充分利用、设备利用率较低等现象。从这个层面来讲,汽车的过度维修增加了维修后的人为故障,降低了汽车的可靠性水平;维修工时和备件过多,增加了汽车的使用成本和维修费用;单位时间内汽车停驶时间过长,降低了利用率。许多类型的故障的发生是偶然的,用简单的定时拆卸方式,并不能防止和减少类似故障的发生;使用定期翻修的方式维修一些重要部件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维修效果。因此,实践证明,汽车的可靠性水平与定时维修并无必然关系,传统的维修思想不能很好地恢复和保持汽车固有可靠性。

第二,职业教育工程。包括它和普通教育的对接问题,包括它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对接,也包括职业教育本身的专业整合、办学质量的提升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把职业教育发展成为和广州这座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相匹配,能为广州市提供更好的培训平台,提供更好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储备库。

这个阶段大量信息系统被广泛开发应用,数据资源的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开始进入网络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发展时期,体现了三个特点:

第三,网络效应开始显现。自1995年我国互联网对社会公众开放接入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开始显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文化、网络治理、商业模式、人才效应等大量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给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信息化应用度纵深发展。以政府业务信息系统为起点,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在经济社会广泛应用,成为各行业、各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形成了信息应用在政府、企业、社会的纵深发展。

第三,信息化影响度日益显著。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战略,一方面使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11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9.3万亿元,增幅超过20%,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从业人员940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4.9%,电子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18]另一方面,信息化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影响不断深化,对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理性跨越阶段(2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世界信息化发展大势,准确判断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发展目标,开启了由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新时代。

早在2012年,习近平就明确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潮流”,2017年又进一步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19]2018年再次提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20]这些论断,明确反应出党中央对世界信息化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为新时代我国信息化的跨越发展指明了方向。

经历了新中国70年来的信息化发展积累,我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网络规模、数字经济、网络治理等各方面,都具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准备。2018年网民规模8.29亿,互联网普及率59.6%,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8%,[21]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3.94亿,占整体网民的47.5%,网上零售额90,065亿元,同比增长23.9%,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总体值为7.89万亿人民币,[22]国家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和世界影响力持续提升。

从信息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我国信息产业整体体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8年整个通讯行业健康发展,电信业务总量达到65556亿元,比上年增长137.9%,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6057亿元,比上年增长10.2%;[23]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24]软件业务收入63061亿元,同比增长14.2%。[25]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提高的从业人员素质,为我国信息化的跨越发展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这个时期的发展,我国信息化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2014年的“大数据”、2017年的“人工智能”均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了信息化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第一,信息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基本形成。党十八大以来,中央密集出台“宽带中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等,形成了完整的战略体系,同时,国家信息化发展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指导意见的出台,对政府和社会信息化做出了具体的部署。

第二,信息化的领导体制不断健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信息化领导体制改革,2014年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9年改革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委员会,强化了党中央对网信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移动互联网(包括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和部署,并在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

第三,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互联网治理变革。根据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新动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统筹信息化发展的国内国际两大领域,从2014年起,在浙江乌镇连续举办5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央提出的网络主权原则、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互联网治理变革等价值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互联网治理变革的能力不断加强。

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找到其动机缺失症结所在,是首先面临的问题。目前对于学习动机缺失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教学观察和访谈等方式,教师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做出选择,通过具体分析找出学生学习动机缺失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应用范围小。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计算机的研制开发与应用,受制于建国之初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研制成果仅服务于军工、石油、电力等关键核心领域的科学计算。

式中:Z为某垃圾填埋场适宜性总分;i为第i项制约因素,i=1,2,…n,;n为垃圾填埋场制约因素个数;Zi为第i项制约因素之总分。

三、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从一个信息化领域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和社会信息化全面提升的网络大国,并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网络规模、电子商务、5G移动通信等多个领域取得世界领先。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惊人奇迹交相辉映,中国特色的信息发展道路愈发显现出蓬勃的活力。

竖向位移的研究对钢-混凝土双面连续组合梁的起拱度、挠度有重要意义。图4与图5分别描述了组合梁边跨跨中与中跨跨中的混凝土顶板与钢底板挠度的时间历程。由图4、图5可知,挠度均随温度上升而逐渐增大,至最大值后再逐渐减小,但存在滞后现象。混凝土顶板上下表面挠度的时间历程曲线相差不大,而钢底板的挠度均大于混凝土顶板。在10:00时,边跨跨中的混凝土顶板上下表面达到最大挠度3.8 mm;而钢底板在12:00达到最大挠度5.16 mm。中跨跨中处混凝土顶板上下表面及钢底板的挠度均在15:00达到极值,挠度分别为6.8 mm与8.3 mm。

(一)强化自上而下的领导和协调,发挥制度优势

新中国70年来信息化发展的波澜壮阔历程和巨大成就,最根本的经验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西方国家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不同,新中国信息化发展始终在党和政府的强力领导下,50年代的《十二年发展规划》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1984)”、“国家信息化联席会议(1993)”、“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1996)”、“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200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19)”等最高领导和协调机构,确保了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利用后发优势,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后发优势理论源自于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动态比较费用等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后起国家或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其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26]尤其在打破传统国家边界的信息化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发挥了人口和制度红利,通过学习借鉴、开放引进、技术授权等多种方式,实现了信息技术和产业的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自主创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通过加大投入、政策引领、培养人才,目前已实现5G移动通讯、北斗导航、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提前布局和弯道超车。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27]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

(三)提前布局新一代信息化基础设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在我国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从上个世纪80年代办公信息化网络到2013年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各级党委政府一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另一方面紧跟世界信息网络发展趋势。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28]表明我国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天地通讯主要方向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已经起航。

本项目在施工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机械设备、材料拉运、建筑物构筑、砼拌合、设备加工、人员活动、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噪声、废水、废气、废渣、生活垃圾等,但由工程性质决定了三废污染较小,且随着施工结束而自动消失。本项目规定将所有治理河渠和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装置、设备、监测手段和工程设施,均列为环保投资。经估算环境保护总投资为10.21万元。

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信息化已不再是现代化强国征程中的基础和手段,而已然成为了最大的因变量。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不仅壮大了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也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创新驱动。

(四)坚持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自主可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新中国70年来的信息化发展非常重视安全与发展并重,总体来讲,十八大以前偏重于信息化发展,十八大以后更加注重网络安全。早在2001年江泽民就指出“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障和管理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29]2003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确定了“以安全保发展,在发展中求安全”的指导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十六字方针,2016年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30]近年来,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总体状况平稳,关键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防护水平明显提升,《网络安全法》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正式发布,使我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进入法制化进程,国家信息安全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强化。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信息化发展既面临历史性跨越的最好窗口期,同时又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人口和流量红利逐步消失、信息安全问题较为突出等新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压制和贸易阻挠,使全球信息化发展风云变幻,我国信息化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信息化建设大军,不仅要瞄准世界信息化发展的最新技术,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在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中取得突破。“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31]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新中国的信息化拥有了70年奋斗发展的厚重历程、5000年文明的历史积淀、14亿人口的广博市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体量,我们确信,我国信息化发展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注释:

(1)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一套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遇来推动经济发展及提高竞争力的可能性。

(2)两个重要的信息化评价指数综合而成全面反映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这两个信息化评价指标一个是ITU在2005年推出的数字机遇指数(DOI),另一个是ITU在2005年改进而成的信息化机遇指数(ICT-OI)。

(3)该指标主要从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信息系数四个方面来测量不同社会阶段、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程度。

同时,具有装备特色的课程资源建设研究也能改进教学手段,改变机械制造相关课程中民用零件事例较多的现状,增加装备中零件制造工艺的讨论与介绍,贴近学员专业,增强对各专业学员的学习兴趣。为有效提高老师教学效果,我们将继续努力探索,进行课程资源库的建设。

(4)由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信息化统计评价研究组研究制定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信息化综合评价指数,主要从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发展效果五个方面测量国家信息化的总体水平,对国家信息化发展状况做出综合性评价。

在对患者进行实际诊疗之前必须要对其伤患部位进行麻醉处理,同时还要将病患的小阴唇进行缝合处理,并观察其尿道外口。将Foley导尿管沿患者尿道外口插入,并沿尿道口以及尿道肉阜边缘环形切开黏膜,向尿道深处由导尿管引导游离约15 mm将患者尿道口处的部分黏膜以及肉阜切除,最后将尿道口黏膜以及尿道断端黏膜用可吸收缝线间断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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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Experience Summary of 70Years ’Development on Informatization After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YANG Yu-min

(Comprehens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An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Abstract :After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as implemented, there was a great success achiev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as well as in the informatization field which started from developing computers on our own in the 1950s.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 stages in Chinese informatization history.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entered into a new er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 aspect of self-innovation, digital economy, informatization society, etc. Under the collective leading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we gave full play of the role of latecomer advantage in informatization,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mproved the industry system, and insisted on self-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invitation of the oversea advantages, persisted in the two-wheel drive policy of safety and development, all above resulting in the miracle progress in informatization field. We believe, under Internet power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Chinese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will be bound to meet a more brilliant future.

Key words : informatization;70 years’ anniversary of new China; informatization history; review and experience summary of informatization

收稿日期: 2019-06-19

作者简介: 杨裕民(1969-),男,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互联网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9-0036-05

(责任编辑 李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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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信息化发展的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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