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民众思想家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刍议
张 晋
[摘 要] 田中正造为日本明治时期的民众思想家，值日本民权运动发展之际，心系国权与民权的发展，并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转变“国家观”，形成了包含坚持治内改良为首要任务，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而同情战争中的受难民众，秉承小国姿态进行外交，主张废除世界海陆军备四方面内容的和平思想。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强调民权和人道主义，更强调“废除世界海陆军备”对日本发展的重要意义。田中正造和平思想中的“民权重于国权”主张，在当时国权扩张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先进性。田中正造未对天皇制进行批判，造成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及和平思想没有最终成为主流的原因。
[关键词] 田中正造；民众思想家；和平思想；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废除海陆军备、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等，因而被称为“和平宪法”，其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日本安倍内阁却在2017年日本宪法制定和实施70周年之际，公开表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根本条款，让日本成为一个“可战国家”。对此，我们在对其表示警惕的同时也有必要追本溯源地回顾一下明治时期的和平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
明治时期的和平思想兴起于甲午中日战争和在日俄战争时期进入高潮，其以反对主流战争观“开战论”的“非战论”为主要内容，并包含反对赌上国运的战争或提倡废除战争本身等主张，[1]145-179而其代表人物就是田中正造。
田中正造(1841—1913年)是日本近代的政治家、民众思想家。在日俄战争时期，他曾呼吁全面废除世界海陆军备而主张和平主义。虽然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被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所提及，但未得到足够重视，国内也尚未关注。[2]因此，本文将通过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形成，对其和平思想内容进行考察，以期研究分析其和平思想的特质。
一、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产生
思想的产生必然有其根植的土壤，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之所以出现不仅与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有关，也离不开当时日本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勃发的民权运动。
(一)由“义战论”转向“非战论”：田中正造“国家观”的转变
明治时期，受基督教精神运动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非战思想影响，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和平运动，[1]147-155但日本举国上下在“佩里来航”后签订耻辱条款以及清朝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事实面前，产生了民族独立思潮。[注] 关于条约改正前日本的国内状况及日本有识之士面对亚洲入侵而产生危机感的相关内容，参见井上清《条約改正》(東京：岩波新書，1995年)。 尤其是当时日、清大国在琉球、朝鲜问题上争执不下，清朝的“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注] 在此方面，学者们存在着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与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相关，一些学者主张与来自于清朝的“大国威胁论”相关，本文采用后者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日本国内不论是明治政府或民间思想家都决议“用武力保卫和平”。
国内“义战论”的政治文化背景对田中正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足尾矿毒事件虽于1879年已初露端倪，在甲午中日战争前田中正造努力为足尾铜矿问题奔波。但一方面此时的日本政府以“公共安宁”为名，拒绝停止企业采矿，并采用“粉尘采集器”这一借口敷衍民众，迫使民众签下了“五年和谈契约”[注] “五年合约契约”即明治政府为了镇压受害民众的请愿活动，提出以五年为期，在此期间内使用“粉尘采集器”，减免受害地区地租等内容的契约。 从而压制民众的请愿活动；从另一方面来看，“清朝大国威胁论”已如鲠在喉，因此此时的田中正造与大多数普通日本人相似，都对日本目前的危机感受颇深。[2]所以在日志中田中正造写明“扩张国权，担当辅佐帝国的义务，通过公议伸张兄弟舆论，对内坚固国家经济力，对外谋求交往的平等权利”[3]一事中可以看出，田中正造与当时的“义战论”者们保持着相似的基调，支持日本增加临时军费和海外扩张。
若目标固定不动，则R为常数。回波和发射信号间具有固定相位差φc[7]。φc是电磁波往返微波发射点和目标物体之间时产生的相位差。如式(3)所示：
田中正造一方面受西方民主、科学、天赋人权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影响，另一方面其好多朋友柏木圆义、内村鉴三、木下尚江、新井奥邃等人信奉基督教，田中正造也吸收了诸多基督教的博爱、“道德自律”等文化精髓。[13]在这种情况下，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不但包括热爱战争中受难日本本国民众，还包括基于基督教“爱敌”思想而同情一切在战争中受苦的公众。具体表现为：
国家主权的维护离不开国防，而国防则需要国家采用外交手段实施。面对外来威胁，怎样消灭危机巩固国防有多种方法。最常用的方法包括利用国防增进国家力量、瓦解对手的实力、组合第三方力量等。当然，所有的国家巩固国防势必会采用多元方法，而外交在这其中意义重大。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同样阐释了其对外交的看法。田中正造认为日本应以“小国”之姿进行外交，进而应一步步废除日本海陆军备，把军费转化为外交费。具体来说：
一方面，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之“民权重于国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先进性。
2.3.4 中医单项症状 疗后3 d，单项症状疗效总有效率（包括大便稀溏、便次增多、肢体困倦、神疲、食欲不振和面色少华），3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大便稀溏疗效，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均优于阳性对照组（P＜0.0167）；便次增多、肢体困倦和面色少华疗效，高剂量组均优于阳性对照药组（P＜0.0167）；神疲和食欲不振症状，高剂量组优于低剂量组和阳性对照药组（P＜0.0167）。见表5。
教材中建议的实验材料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应从实验效果、操作难易等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当现有的实验材料不能取得预期的实验效果时，可以尝试选择其他实验材料来代用。例如，在“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临时装片”实验中，教材采用的是洋葱的根尖。但是洋葱体细胞的染色体数较多（2n=16），不易看清。这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选择其他实验材料来代替。如大蒜、吊兰、蚕豆等的根尖都是很好的实验材料，发根量大，分裂旺盛，观察效果更加明显。
(二)民权与国民意识的勃兴
从日本国内政治背景来看，1853年佩里来航后到1880年代，虽然日本民众的国民意识已经在觉醒，但由于明治政府实施“仁政为武家之职责，年贡为百姓之义务”，即明治政府对日本民众的“国民”权利不抱以负责的态度，这导致日本民众同政府上层、民权运动领导者乃至当时一些思想家对国家的热切关注相分离，而持有对国家“冷眼旁观”的“客分意识”。自由民权运动者针对民众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情况把政府和国家两个概念进行分离，号召“国家是人民的”，并通过民权运动会上挥舞太阳旗、高喊“天皇万岁”等行为增强日本民众的集体意识和“国民感”，由此日本的民众权与国民意识进一步勃兴。[9]
田中正造在日本国内民众意识勃兴的大环境下，受到了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冲击和影响，[注] 关于田中正造思想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相关内容，参见张晋《论西方近代思想对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的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11期。) 作为日本明治时期民众思想家的代表也更为关注民权运动的发展乃至民权的维护问题。甲午战后足尾矿毒事件的再次爆发、川俣事件中政府动用警察“捕杀请愿者”的行为，让田中正造更为坚信“人民是国家的基本”这一观点。在举国沉浸于甲午中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时，田中正造毅然发表了题为《亡国》的演说，认为足尾矿毒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也是明治政党、大日本帝国议会腐败问题表面化的具体实例，更是政府不履行为人民负责的行为体现，“足尾矿毒问题比归还辽东问题更重要”。[7]451可以看到，对于田中正造来说，国家中重要的不是军备、国富和强大的政府等，而是人民。国家应该为人民负责，民权问题是国家的重要问题。但明治政府无视民众利益进行日俄战争，是“假借军国主义之名，践踏社会，泛滥个人欲望，扑灭恶魔，国民应该努力保障国民的权利。”[10]
总之，正是日本民权运动的发展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让田中正造意识到保护国民权利的重要性，而这也是田中正造极力倡导和平思想的最终目标。
①选择一个带有延长管的三通直接接着鞘卡。②一次性吸引连接管与吸引器头连接。③选择另外一根一次性吸引连接管与三通和负压吸引器连接。使用时直接调节三通，如图1；在手术过程中，打开腔镜套管的Luer-iok 阀门负压吸除烟雾，在烟雾生产处形成负压，自动、持续、主动吸烟，防止烟雾的积累，降低CO2浓度，从根源上去除了烟雾的弥散通路；同时排除了烟雾弥散对手术者视线的影响。采用一次性透明材质，质量轻巧，术者易于接受，不影响操作，不遮挡术者视线，长度自行调节，接后对术者操控无影响，使去除烟雾效果可靠、无间断、不占用手术人力，烟雾消除率达100%的效果，达到无烟手术室。
二、田中正造和平思想的内容
田中正造作为明治时期民众思想家，其和平思想随着足尾矿毒问题的进展、西方思想的吸收以及国家观的转变而逐渐形成。而田中正造和平思想中关于重视外交和废除世界海陆军备等内容，对当今国与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实施、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构想等仍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一)坚持治内改良为首要任务
田中正造受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日本传统世界中的“君主仁政”[11]及西方民主、人权等思想影响，从维护民权的角度出发始终坚持以治内改良为首要任务，即强调国家应尽最大可能维护民众权益，而治国的标准即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例如，他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主张“节俭政费，民力修养”；在日俄战争期间将对外战争与矿毒问题相结合，认为日俄战争并非重要之事，日本国内的足尾矿毒问题才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12]94从这一视角出发，田中正造认为日本扩张领土的一大弊病即足尾矿毒问题。
其一，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虽然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中国台湾与附属各岛屿及澎湖列岛等领地，但却因未及时处理足尾矿毒问题，而导致矿毒受害土地面积扩大起来。所以，田中正造认为此即以日本的沃土换回中国台湾等新领土。而甲午中日战争虽然日本有了更多的殖民地，但其与足尾矿毒事件造成众多民众流离失所相比，简直不堪一提。[12]162
可以看到，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与其“国家观”密不可分，这是因为田中正造对国权与民权的考究决定着其对战争、对和平的态度。田中正造的“国家观”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其和平思想的产生密切相关。
其二，在田中正造看来，日本军备外扩导致诸如古河市兵卫等人“借军国名义，引多端国事。”[12]158因此，田中正造表示，古河市兵卫在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时，盗取足尾矿山的林木，而致使明治二十九年发生洪水。随后在日俄战争期间古河市兵卫趁乱接着砍伐利根郡的林木。[12]163从这方面出发，田中正造告诫明治政府，若再不治理矿毒，恐怕会遗祸子孙后代，终会伤及国家之根本。[12]157，67-70
(二)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同情战争中的受难民众
值得关注的是，田中正造此时所认可的“义战论”实际与其一直持有的“官民一致”的“国家观”相一致。田中正造早在自由民权时期便主张开设国会，发展民权以维护国权，更认为国家政策应该遵循民意，“内治的和平是尊重民意所望”[4]。因此，在足尾矿毒事件发生后，田中正造虽然认为明治政府“使用粉尘采集器”和“五年和谈契约”政策具有不正当性，但由于当时谷中村村民已然认可“五年和谈契约”，而且当时的国权扩张并没有影响民权，田中正造为此而认为日本的“国权”和“民权”是统一的，在国难之时坚持“义战”自然义不容辞。
由图5和图6仿真曲线可知:车辆横摆角速度为正弦波和梯形波信号时,采用PID控制和改进神经网络PID控制所产生的误差相差不大,角速度跟踪效果较好.
最好的婚姻一定是最放松舒服的、最平和对等零压力的，其实，这正是我想给乔振宇的，可他就是个花岗岩脑袋啊！我狠狠剜了他一眼。
其二，田中正造基于基督教博爱的精神对其他国家受战争摧残的民众表示同情。例如俄国民众，在田中正造看来，日俄战争同样使俄国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05年1月22日，俄国首都爆发的“黑色星期日”反战游行被沙俄政府残酷镇压，而田中正造对这场游行中死难的民众报以极大同情。他认为被明治政府迫害的谷中村村民和这些遭受俄国政府残酷镇压的民众经历相似。所以，田中正造警示日本不要发生类似事件，并指出“我为日俄两国的贫民哭泣，代替受难民众向两国中义人求救。”[12]371-372
(三)秉承小国姿态进行外交，主张废除世界海陆军备
尽管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获胜，战后的景象却让人想像不到。一方面，与清朝签署的《马关条约》让日本的“义战”成为军备扩张的猎场，这使田中正造明确说明“扩张国权之前要‘内治’”[注] 田中正造从第二届大日本帝国议会开始关注足尾矿毒问题，但初期议会期间主要致力于主张“民力休养、节俭政费”。因此笔者认为，田中正造此处的治内内容一方面是足尾矿毒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指明治政府内部腐败问题。 ，所以田中正造反对日本疯狂扩张军备的做法，认为日本军力和英国旗鼓相当便好，[5]甚至认为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初衷即明治政府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甲午中日战后为了扩张军备也衍生出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1896年，渡良濑川流域爆发了三次洪水，[注] 1896年发生的三次洪水时间分别是：7月21日，8月17和9月8日。 足尾矿毒事件再次发生，当地农民上京陈述却遭宪兵暴政镇压。这个有名的“川俣事件”引发了明治社会舆论的谴责，促使田中正造最终认清明治政府的真实面目，开始质疑自己以前的“国家观”，即政府并非为人民负责的政府，而这在田中正造看来是“一国之大问题”[6]。
其一，田中正造遵循“小国论”原则实施外交。“小国论”这一理念来源于西方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国家观”。这些思想家非常认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小国家，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家非常认可古希腊城邦时期小国家的治国政策，他们认为这些小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自由性、多样性、竞合性，且其发展对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在这种国与国的发展和外交模式中才会出现真正的和平。[15]70-81也不会攻略其他国家，在这种国与国的发展和外交中才会有真实的和平出现。[15]72虽然早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发展时期乃至日俄战争之前，已有不少日本民众思想家主张效仿中立小国瑞士、纽西兰等论调出现，而且很多学者早已发现当时的日本在强国围绕下正如“东洋瑞士”那样，例如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就表示“瑞士的国防是其保持‘中立’的立场上才得以实现。尽管瑞士把常备军废除，改革了民兵制度，但瑞士本国宪法强调严禁本国国民参加外国军队，也不得从外国收受给军人的一切酬劳等礼物，以阻断瑞士与外国军队的结合，这点异常重要。”[1]170可见，日本民权时期的“小国论”思想是田中正造主张“小国”姿态进行外交思想的来源。田中正造认为，“小国外交”才能让日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所以，田中正造在甲午中日战争时虽然强烈主张日本外交强硬，但日本在此次战争中的胜利却没有冲昏田中正造的头脑，田中正造依然没有领土扩张的意识。而在日俄战争时，田中正造就表示日本应该摆出小国的姿态，要与俄国议和，“小国就是小国”[12]406，即用小国的姿态换取和平。
其二，田中正造主张废除世界海陆军备。为了用“小国”的姿态寻求最终的和平，田中正造认为应该把海陆军备彻底废除，使用外交谋求国与国的和平。所以，田中正造提出“加强外交质量，以此解决国家间诸问题”[7]603-604的论调，并强调应该把军事费全部纳入外交费。田中正造在1913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将其总结为：“废除海陆军备是极端的无抵抗政策，是国家谋取和平最有效的方式。……今日本如抱有废除海陆军备的决心，那么日本迎来的不仅是东洋和平，还能引导世界大半和平走向天国之路。”[16]又如在万国和平会议召开期间，田中正造怒斥日本在海外强国的危机感下进行的军备扩张的错误想法，并认为日本是战争中的胜利方，更应该废除全部的海陆军备。他呼吁“日本在世界之前应该一丝不留，废除海陆军备。......如果万国和平会议中，日本的主张遭到了拒绝，废除军备提议被否决了的话，日本可以自身撤去海陆军。”[7]603-604
三、结语
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虽然没有成为明治时期的主流思想，但是其“民权重于国权”等思想觉悟先于同时期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然而，在我们对田中正造和平思想进行考察后可以发现，其思想同样有着历史局限性，也正因为如此未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经过以上种种事件，田中正造由“官民一致”的国家观转到国权与民权的对立上。在明治政府罔顾足尾矿毒导致的民众生命财产受损这一事实面前，他产生了“亡国”意识，[注] 田中正造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敬启者：我国早已濒临亡国，死神即将来临，此话错已”“其实，我国早已亡矣”。 在国会中提出《不知道已经亡国的国家是真正亡国》的质问书后，[7]280-304辞去议员职务，并做出了向天皇直诉的决定，为此而入狱14天。狱中，田中正造吸收了西方传统文化，如《圣经》的基督教义等，并正式提出废除世界海陆军备的观点。1902年2月12日日俄战争爆发之前，田中正造在静冈县掛川县演讲了有关废除海陆军备的“非战论”，田中正造的这一思想逐渐吸引了部分民众。[8]
每个区域的快件价格，因当地业务量的关系，都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期间几家快递网点虽有点竞争，同区域的网点政策和成本管控也能跟得上步伐。但跨区的介入，以更低的价格来进入市场，势必会导致市场价格失去平衡，加剧网点之间的恶性竞争。
民权思想源于欧洲启蒙思想。而启蒙思想即主张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个人自由，主张建立理性化、国民化的国家，限制国家权力集中化，反对发动对外战争。民权思想脱胎于启蒙思想，其精髓必然是国民化和反对中央集权化，即为达到永久和平，就必须令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运转国家。换而言之，即必须确立人民主权才能维护国家和平，使国家稳步发展。[17]32-34
日本的启蒙思想显然不是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为了解决对抗西方列强，维护领土完整、民族独立等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而展开的，其最终目标，乃是建立匹敌西方列强的近代国家。这就使得日本的启蒙思想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在此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们必然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成为首要完成的任务，而忽略了启蒙思想的精髓——民权思想。[17]32-34
其一，田中正造认为日本民众遭受着矿毒和兵役双方面的磨难，为此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民众表示同情。按照田中正造的计算，谷中村民在日俄战争中有37人仍然服兵役。[12]490田中正造认为，既然民众依法纳税和服兵役，政府必须要保证这些民众的后防，合理解决足尾矿毒问题。[14]而明治政府反其道而行之，趁青年壮劳力不在家时，欺凌弱小，豪夺地产，这种行为有失人道。[12]342对于此，田中正造认为，如果明治政府不收敛自己的行径，必会用“极端势力谋取国家灭亡”[12]163-164。
也正因为如此，纵横活跃于明治时期的、比田中正造更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如内村鉴三、福泽谕吉推崇的乃是国权，而忽略了民权思想。明治时期宣扬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多有留学西欧的经历，如福泽谕吉曾留学美国，内村鉴三曾赴美国深造，但尽管他们可以亲身接触到启蒙思想，由于其本身的民族主义色彩浓郁，这些启蒙思想家所获取的启蒙思想显然是“变质”的启蒙思想。如福泽谕吉推行的日本“脱亚入欧”主张即是在此意识形态下产生的一种民族主义启蒙思想。而其所理解的“富国强兵”，乃是“强兵”重于“富国”，以“强兵”来“富国”，这些都体现出其对国权的重视。而以上活跃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启蒙思想，势必会让原属启蒙思想精髓的民权思想更为凋敝。
从未留学海外的田中正造，对日本的传统民本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作为民众思想家，其在青少年的小中村时期与农民共同劳作的经历，让田中正造深刻意识到民众在国家的重要地位，而其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学习更进一步让他意识到赋予民众权利即民权的重要性。为此，他认为民权应建立在国权之上，而不应该是国权建立在民权之上，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田中正造认为治内是维护民权的手段，只有治理好国内问题才是富国之本。这也就成为了田中正造和平思想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和平思想的不同之处，也是其特质所在。然而他将国家政策决断完全建立在君主个人的良知和操守上，他期待“君主”赋予人民权利，建立责任内阁，但却没提出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具体纲领，这就使得田中正造和平思想在政府高压下必然失败，而这也正是当时田中正造和平思想没有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中坚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田中正造虽然意识到了民权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对民权的对立面——天皇制进行过批判。
对以废弃油脂和麻风树油脂为原料的两种生物柴油进行GC-MS分析。图1所示为废弃油脂生物柴油的谱图，与图库比对，其主要组分列于表 1。以麻风树油脂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的 GC-MS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主要组分见表2。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生物柴油的典型组分是棕榈酸甲酯（C17H34O2）、硬脂酸甲酯（C19H38O2）、油酸甲酯（C19H36O2）、亚油酸甲酯（C19H34O2）和亚麻酸甲酯（C19H32O2）。不难发现，原材料的差异会影响到组分构成以及组分含量，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结合相关文献[9-10]，列举其他原料制备的生物柴油组分，汇总于表3。
明治维新是日本为了对抗西方列强而进行的近代化的应急手段，遗留问题很多，天皇制就是其表现之一。日俄战争时期，基督教信徒与社会主义者们成为明治末期反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很多社会主义者也是基督教徒。然而因为基督教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明治时期和平思想家们本身的软弱性，导致明治时期的反战运动很难取得胜利。
天皇制下的精神构造强调日本民族主义，亦否认近代西方思想中的自由平等思想。通过颁布宪法和发布教育敕语，明治政府将天皇统治及臣民对其的忠孝视为日本国体之精华，鼓吹天皇祖先——天照大神所留存下来的各种德目具有普遍价值，奉行这些社会道德便是对天皇的忠诚，而这种国家理念自然与基督教教义无法相容，必然导致日本政府对基督教和平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和平思想进行镇压。此外，天皇万世一系的地位根深蒂固，天皇的神格化与基督教相冲突，必然导致和平思想无法在日本生根发芽，而吸收西方启蒙思想并不彻底的明治和平思想家们，并未从内在的道德层面深入理解和发掘启蒙思想，这就使得其思想根基异常薄弱，在明治政府舆论压力下，和平思想者们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非战论”者，很快在开战后放弃了和平态度。[17]83-84
从图8可以看出该扩孔钻头的水力结构参数的设计是合理的，钻头领眼段各刀翼的流量分配百分比与刀翼的切削量分配百分比的变化趋势一致，这样使得钻井液对切削齿有良好的冷却作用，岩屑能够快速运离井底，防止钻头泥包或重复切削，满足钻头水力结构设计要求。
与此相同，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虽然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对战争给予民众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尖锐批判，但却并不反对最高统治者天皇及其政权本身，这表明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仍具有不彻底性。田中正造的出身决定了其接受日本传统的思想，支持天皇制度，所以田中正造未参加与天皇制度有冲突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未真正接受洗礼，只是接受基督教教义。同时，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由于日本本土没有原发的启蒙期思想，和平思想作为近代思想的代表，仍缺乏反抗前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思想武器，最终导致日俄战争时期反战和平运动的失败。所以，田中正造和平思想中的民权意识虽然璀璨，但遮掩在日本民族主义花团下的和平思想仍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也最终只能昙花一现。
总之，明治时期国权扩张是日本国内的是主流思想，和平思想者只是少数人群。田中正造出于“官民一致”的国家观，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曾是“义战论”的一员，而后因为足尾矿毒问题而产生“亡国”意识，进而转为“非战论”者。日俄战争时期是明治时期反战和平运动的高峰，而受基督教教义影响的和平思想家们，多持有废除世界海陆军备论等相似主张。与该时期和平思想家相比，田中正造的和平思想具有“民权重于国权”的特质，但其虽然意识到了民权的重要性，却没有批判过与民权相对立的天皇制，具有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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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aceful Ideology of a Public Thinker Shozo Tanaka in Meiji Period
Zhang Jin
(East As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China )
Abstract ： The public thinker Shozo Tanaka in Meiji period，wa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civil rights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Japan’s civil rights movement was developing，and he changed his “concept of n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Russo-Japanese War.Then his four peaceful ideologies came into being，including the reform during the reign must be the first priority.Under the humanitarian spirit，he sympathized with the victims in the war.The diplomacy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attitude of a small country.And he advocated the “abolition of land and sea forces worldwide”.The peaceful ideology of Shozo Tanaka emphasized civil rights，humanitarianism，and especially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abolition of land and sea forces worldwide” for Japan’s development.The theory proposed by Shozo Tanaka that the right of Japanese peop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overeign right of the nation had made him a pione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overeign right of the nation.However，his theory didn’t criticize the system of Japanese emperor，which was limitation of his thoughts and caused the peaceful ideology not being mainstream.
Key words ： Shozo Tanaka；Public thinker；Peaceful ideology；Sino-Japanese War；Russo-Japanese War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4-0047-06
[收稿日期] 2019-05-15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4. 006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九十年代后的日本生态文学”(JJKH20181212SK)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晋，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吉林 132013)
【责任编辑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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