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述评论文,性问题论文,视野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5-0037-09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尝试对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质、现代性问题的困境、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概括和梳理，并加以简要的评述。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对此，学者们站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虽有区别但又近似的论说。
1.从“资本”来透视现代性。
贺来指出，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占主导的现代社会，构成了马克思所要揭露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此岸世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及其现代世界乃资产阶级按照其性格创造出来的，在“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资本”乃是现代社会的“基因”，在其中蕴藏着全部现代社会的奥秘，离开对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质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及其进程。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就被马克思自觉地选择为解剖现代世界最恰当、最有效的途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实质上也就是他关于“现代性”的理论。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1]
俞吾金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却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作出全面诊断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独特眼光出发，通过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现象——商品、货币、资本、异化的分析，对现代性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商品分析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起点，马克思通过对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样态——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包括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资本分析是其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可供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不用说，资本运动的这一逻辑是奠基于资本家追求财富的无限的欲望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经常把资本家称为“人格化的资本”。[2]
吴晓明强调，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世界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上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制定方向的。马克思曾以“资本来到世间”这个短语，揭示了现代文明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开启。伴随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奠基，资本乃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是现代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因此，毋庸置疑的是，资本乃构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亦即构成现代性之最基本的支柱之一。[3]
罗骞指出，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现代性范式的批判，马克思以“资本”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揭示现代性的特征及其本质，形成了“总体”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由于将现代性理解为资本的规定，马克思将现代性同资本这一历史原则本质地联系起来。资本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资本规定的现代历史运动就是现代性的历史辩证法。[4]
2.从“资本主义文明”来透视现代性。
邹广文认为，马克思虽没有提出现代性概念，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反思，马克思具体地、历史地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上升时期，相关的社会历史矛盾并没有充分展开，因而人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并没有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主流话语。但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全面系统地解读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从而表达了其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视野。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世界历史”的论述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分析两方面。而这两方面都与西方近代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5]
欧阳康强调，马克思从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度揭示了现代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生成的历史性批判中探寻现代社会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内在必然性，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现代性理论获得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这也是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与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理论的最本质区别。[6]
朱宝信指出，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和“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等问题。这说明了马克思尽管十分赞赏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也没有忘记资本只是社会发展第二个形态即物的依赖关系时期的产物，它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而由资本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它的“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7]
3.从“人的异化”来透视现代性。
俞吾金认为，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较起来，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从对象——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作出诊断，而且也从造成这些对象的人的行动——生产劳动出发，对现代性作出更深层次的反思。在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概念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异化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是实践的；其二，异化的表现形式是普遍的；其三，异化在现代社会中通常与物化结伴而行。无庸讳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成了后现代思想家解读现代性的一把钥匙。同时，俞吾金还强调：异化的扬弃是现代性诊断的出路。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在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又是异化劳动得以延续和强化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
张盾指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在于反现代性。如果从这样一个问题背景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异化理论当是这一批判的关键所在，因为异化理论从人类生存方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一种独特的存在论批判，从而深深切入了现代性问题的论域。按此存在论的理解，现代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首先是一场“人的本质的灾难”(马尔库塞语)。这正是马克思想用“异化”这个概念去说明的观点。[8]
4.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对象”来透视现代性。
何萍认为，人们对现代性采取一种批判态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的：现代性熔铸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创造的科学和理性的启蒙精神，它的根本特点是以知识和理性为历史进步的动因和尺度。但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单纯的知识和理性标准带来的历史进步并不是最好的，并不是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因此，知识和理性的标准应该得到校正，人类应该为现代化确定新的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以矛盾对抗单一性、非矛盾性，二是以历史理性扬弃科学理性，三是以非线性历史观批判线性历史观。[9]
汪行福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有两个模式：一是对法与国家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指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指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期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主，后期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前者以法与国家作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后者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商品拜物教作为批判的焦点。对马克思来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矛盾是重要方面，但其核心仍是揭示现代性规范理想，即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联合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10]
漆思强调，在全球化语境中透过现代与后现代话语的重重迷雾，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与当代求解，不能缺席马克思开启的社会批判维度。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主要展现为三个纬度：一是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二是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三是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11]
5.现代性的多维透视。
丰子义认为，与一些西方学者只注重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及其根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主要源于现代生产。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现代性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正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资本运动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资本逻辑就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利润的驱使必然使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正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第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尽管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社会，但现代社会也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地生长、发育起来的，不可能是一个毫无历史积淀的突发现象。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传统文明积累基础之上的，这种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物质基础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与知识的积累，因而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第三，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现代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过程中行进的。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不只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是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一更大的视域中来展开的。[12]
二、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根本困境的揭示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现代性并非毫无瑕疵，而是存在重大问题的，但其根本困境，即“症结”究竟在哪里？对此，学者们站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也作出了相关的阐释。
1.现代性的虚无性。
贺来认为，马克思在思想史最早清醒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相反，工人阶级不公正的生存状态所表明的是整个社会的悖论和错乱，充分证明了现代性方案及其解放承诺的虚幻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着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着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13]
贺来还强调指出，现代性在深层上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其现实根源在于资本的“虚无力量”：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这一点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导致了所有可靠的价值基础的建立都成为不可能。更进一步，马克思探讨了资本这种骚动不宁、无限膨胀的品格所具有的自我摧毁、自相反对的荒谬逻辑以及这种荒谬逻辑所具有的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荒谬的逻辑暴露了资本必然将整个社会带入完全失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趋向，这使得一切建立牢固价值基础的希望都彻底归于破灭。马克思通过上述分析，向人们清楚地昭示出：价值虚无主义实质上是由资本所统治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固有内涵，只要这种经济秩序不发生变化，价值虚无主义就必然与之如影随形，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14]
2.现代性的风险性。
欧阳康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价值多元性概念，现代化的各种价值与品格，又同时具有价值两面性甚至价值多重性。当我们关注它们的正向价值时，也不能忽视它们的价值负向性。我们谈到的现代性的特性和价值，如果不能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和有效的调控，都可能转化为负面的东西，并造成新的自然、社会和人性问题，带来所谓的“现代病”，造就出一个风险性的社会。正是以上问题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暴露和暴发，引发了许多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展开，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联系在一起，更使其负面效应以放大的方式和尖锐的程度展示出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也引发了对于现代性的严厉批评，为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土壤，奠定了基础。如果忽视了现代性的价值多元性，不仅难以理解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刻批判，也难以理解当今世界的非常普遍的反现代化浪潮。[15]
3.资本逻辑的控制。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主要从资本的逻辑来透视现代性，因而也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看到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其一，资本的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使现代社会变得动荡不安。在马克思的诊断中，资本之所以会造成动荡不安的现代社会，因为它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下去。事实上，如果它不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变动不居构成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其二，资本的无孔不入的运动方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马克思的诊断中，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就是人际关系的简单化(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冷漠化(“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构成了日常生活)。其三，资本的自发的运动方式必然导致世界市场，导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马克思的诊断中，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的逻辑结果，也是现代性显现自己的基本症候之一。今天的现实已经表明，马克思的诊断具有无可否认的先见之明。[2]
4.人的生命和文化价值的双重危机。
丰子义认为，现代性思想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遭至一系列的严重扭曲：一是社会关系的物化。这样的物化不仅使人本身及其人格等都变成一种物品或商品，而且形成了各种拜物教的基础。二是“抽象”的统治，即马克思所指出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抽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就在于它代表的是财富与权力。三是形式化的控制。形式化不仅完全控制了生产过程和人手，而且控制了人脑和人的心灵。四是合理化的蒙蔽。合理性并不是真正合理的，形式上的合理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合理。五是异化的灾难性影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负面价值和消极后果，最终集中体现为人的全面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给工人制造出贫困、剥削、压迫，而且给“人的世界”带来严重的摧残和贬值，因而是人的生命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毁灭过程。[12]
邹广文指出，解读现代性我们会发现现代性概念因其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与张力，而呈现出诸多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特点与问题。首先，现代性带来了人的主体性困惑。主体以理性的名义鼓吹解放与批判，然而它却不能像宗教那样提供足够的文化凝聚力。启蒙在现实的推进反而加剧了文化的分裂，解放反而导致纷争。其次，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普及，人们越来越感到，现代化所带给人们的并不完全是福祉。反思现代性问题，其根本价值指向就是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在技术理性的导引之下，现代人的物质扩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人们还是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无家可归。再次，对于西方现代性理念之普世性的质疑。现代性把西方文明置于超验的、毋庸置疑的位置，认为这种现代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同化和侵蚀方式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这种文化“西方主义”的价值取向，客观上必然导致对既有民族文化的否定，并造成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5]
三、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解决
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在当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反对立场和辩证立场。表面看来，这两种立场是相对立的，但在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二者又是一致的，即马克思总体上对现代性持的是一种批判性建构立场。
1.反现代性：否定立场。
张盾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其最本质方面来说，首先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理论，而其集中体现就是马克思的“反现代性论说”。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两种影响最大的反资本主义理论，它们关于批判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方案的争论，是今日学术界最为引人关注的学术场景之一。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代表着今日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人们对现代性问题作出的两种不同反应。其中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理论，采取“向后看”的学术立场和生活态度。他们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向往“被法国大革命破坏的那些作为中世纪基础的集团、组织机构及其制度，以及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彻底反对资本主义，但在以何种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却选择了与保守主义完全相反的“向前看”的立场，要求加快历史进程，超越资本主义，其最终目标指向一种全新的未来社会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很显然，在自由主义渐趋衰落之际，保守主义在反现代性方面是极富思想批判力度的，但缺点是缺乏现实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中的反现代性论说，无论对于学术还是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来说，都成了命运攸关的东西。在这一维度上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不仅不曾失败，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其思想的深刻和光辉。正如沃勒斯坦在比较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的两个不同维度时所指出的：“已经消亡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尚未消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激励诚笃的社会力量进行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批判性言说——深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表达方式”。[16]
张盾还强调指出，应该以现代性问题而非西方学院哲学为叙事框架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要从反抗资本主义压迫与支配权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我们应当超越经院哲学对马克思学说的解读方式，转而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在这种改换了叙事背景的新解读中，我们将能够重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17]
2.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辩证立场。
贺来指出，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反省形成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充满辩证张力的分析方法和独特立场。马克思是“反现代性”的，这意味着其对现代性采取的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对此海德格尔曾指出，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这是对马克思作为“反现代性”的思想家在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反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弃现代性，相反，他依然坚持现代性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通过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摧毁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架构，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现代性所蕴含的潜能将以一种在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所不可能提供的方式得以充分的发挥，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不难看出，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独特立场，表明了马克思既是现代性的继承者，又是现代性的叛逆者，还是现代性的重建者，这三者有机而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课题上充满张力的思想空间。[13]
丰子义认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发展既是促进现代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同时又是阻碍现代文明健康发展的消极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矛盾性，使得马克思对于现代性常常既持肯定的态度又持否定的态度。其实，不能抽象地讲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维护者还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必须明确马克思对现代性究竟肯定的是什么，否定的又是什么。如果切近马克思思想原意的话，不难看到，马克思所肯定的是现代性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所否定的是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社会形式和所包含的社会对抗关系。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危机所坚持的基本立场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批判：一是理论批判，二是实践批判。就二者的关系来说，理论的“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要改变世界，建立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以，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一鲜明特征决定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有别于其他西方学者的观点。[12]
贾英健强调，马克思虽然批判和超越现代性，却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性而走向现代性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对现代性的理解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统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的现代性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马克思既把现代性看作是一元的，又不排斥多元性的存在。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扬弃而走向了现代性的重建。[18]
王福生则主要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来考察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上的辩证态度。指出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考察了“现代世界”从它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宣示了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并以此来对抗各种非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见解。[19]
四、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解决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阐释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揭示和解决，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澄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
欧阳康认为，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规定性，也是马克思观察和思考现代性问题必然带入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着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一种价值中立性反映与再现，也是甚至尤其是对于现代性的一种科学批判和合理性建构。马克思主义既是在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和时代性建构中得以产生和提升的，也是在这种批判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地位的。[6]
李淑梅认为，启蒙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来的，是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理论反映。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启蒙的现代性逐步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于是，现代性就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问题。黑格尔把现实的社会矛盾抽象化为观念中的矛盾，进而通过观念的矛盾运动来消解矛盾，这与其说是解决矛盾，不如说是回避矛盾。马克思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批判。他在充分肯定这种现代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作用的同时，指出它受到资产者眼界的局限，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以改造世界的新视野超越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狭隘视阈，阐明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及其解决途径。[20]
贾英健认为，马克思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展开其现代性批判的，这一批判既不表明马克思是现代性的同谋人，也不表明可以将马克思仅仅看作后现代主义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超越者，而是体现了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确实驱散了现代性笼罩在人们面前的层层迷雾，使人们在历史的视野中切实感受到了造成现代性困境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对现代性的有限性的忽视，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现代性病症的诊断，为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超越现代性的理性之路。[18]
罗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在这种总体性的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资本现代性”批判。对资本规定的现代性进行存在论上的剖析和批判，既意味着克服了现代性批判中建立在观念论基础上的理性批判范式，也意味着对非批判的国民经济学的扬弃和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扬弃。[4]
2.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纵深推进的生长点。
贺来认为，“现代性的反省”，既是事关整个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存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现实课题，又是全部现代哲学所关注的中心理论课题，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耗尽心血、毕生关注的根本课题。这充分说明，“现代性的反省”是马克思哲学和当代人类生存实践，与整个现代哲学实现深层结合的一个关节点，从此出发，马克思哲学既可以与整个现代哲学实现创造性的深层对话，同时又可以使马克思哲学对现代社会特有的批判和解释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具体而言，把现代性的反省确立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将得到重大的拓展，一系列以前常被人忽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将从遮蔽转而向我们敞开，成为推动马克思哲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其中，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是如下三个方面：(1)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原则进行深层反省，对价值基础的重建、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等与当代人类生存价值内在相关的重大课题作出创造性回答，使马克思哲学变革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向度充分地彰显出来。(2)对全球资本主义主义条件下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思想。(3)对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的自我理解，以现代性课题为切入口，建立一门“马克思哲学诠释史”。[13]
3.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丰子义认为，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又不是截然不同的时代。只要时代性质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要资本的逻辑依然存在，从大的历史尺度看，马克思与我们就可以说是处于“同时代”，或者说，都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只不过马克思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而我们则处于现代社会比较成熟的阶段。因此，尽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具体看法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发展现实，但其有关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2]
欧阳康认为，对现代性问题多维探讨不仅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选择和创造各自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应当看到，今天的世界现代化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只有通过现代性的进一步调适来加以解决。现代性所倡导的变革、发展、创新的精神气质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仍然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凭借着这种精神，并且大力地发挥这种精神，后发的国家和地区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弃落后而走向先进。因此，对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来说，现代性仍然是它们应当努力追寻的目标。积极地加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走出一条有各自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它们应当和能够作出的惟一正确选择。[15]
邹广文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讲，现代性问题是一个迟到的问题。该问题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学术界明确提出来，在此之前，尽管中国已有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现代性构想，但对于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即现代性问题本身及其演变，尚缺乏理论的自觉。由于现代性问题隐藏在现代化问题的背后，使得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热情，远远超过了对于现代化社会运动加以反思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程度。进入21世纪的中国，随着现代化实践的逐渐展开，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文化转型过程。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清理便成为我们绕不开的话题。现代性问题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突出主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人文内容和现代思想资源。我们应努力在理性与价值之间保持张力，自觉地关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从而为当代和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5]
李淑梅认为，马克思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经济陷阱、推行的强权政治和强加的价值观念，使国际矛盾更加复杂。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哲学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性，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形式与实际内容的结合，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扩大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20]
韩志伟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对现代性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使我们深切感到他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关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深邃的、历史的、辩证的、存在论的眼光，在今天也是我们把握这一时代性课题所无法回避的。特别是随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日益陷于现代化的变动中，现代性的问题远远没有衰竭，而是刚刚开始发挥作用。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思想无疑为我们面对自己本土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21]
五、简短评论
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和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汇和碰撞中，大概没有哪个问题像现代性这样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现代性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贯穿我们时代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的焦点性话题。在实践层面上，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危机和后发展或欠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研究，需要理论的、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比较的和综合的等多维视角，而其中，认真梳理和挖掘已有的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性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在目前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反思和讨论中，人们普遍借用和发挥20世纪以来许多著名批判性思想家的观点，如：胡塞尔、韦伯、齐美尔、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吉登斯、鲍曼等人对欧洲科学危机、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批判。
随着近年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展开和日益凸现当代视域中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哲学中有关现代性思想的研讨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些学者尝试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挖掘。然而，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于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关系的阐发并不充分。实际上无论是在马克思早期对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宣判中，或者在《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批判中，还是在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新探索中，现代性问题都以显性的或隐性的方式“出场”。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立场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双重批判：既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最为深刻和独到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现代性问题与“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联姻”和“共谋关系”。[22] 因此，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独特关联，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其所开辟的全新的“现代性道路”作了全面的探讨，对当代中国无疑是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在当前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还存在着一些过多借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来“反注”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立场的现象，而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现代性理论，还发掘和发挥得不够。同时，学者们也对当前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现代性问题”，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阐发和有效的实践应对策略。在今后的理论探讨中，我们应该更加着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现代性问题”。正如邹诗鹏所言：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是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但相比之下，理论创新远远落后于实践。目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叙述，包括现代性启蒙，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政治解放层面，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社会思想观念，也过多地受制于唯经济决定论，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张力与弹性。[23] 如何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马克思哲学理论形态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无疑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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