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基于Spence信号显示模型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劳动力论文,高学历论文,模型论文,信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11)02-0001-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市场机制逐渐完善，企业选择进入特定行业的沉没成本降低，同时市场机制引导劳动者进行的行业间流动也更加频繁(Knight & Yueh，2006)。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形成优化配置。形成流动的基本经济原因有二：第一，不同行业的工资差异，使得劳动力存在从工资相对较低的行业，流向工资相对较高的行业的趋势①；第二，匹配理论认为，劳动者会追求最匹配的工作，因此工作本身的特性(主要是工作的技能要求、工作性质等)也成为形成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会通过包括技术进步、成本节约等路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与规模，自然也会影响劳动力在行业间的优化配置。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富代表性的就是Helpman等人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他们指出，企业本身会选择是否进入国际市场，即是否参与对外贸易。进行对外贸易，会造成中等高学历能力(intermediate-ability)的工人收入下降，从而提高失业率(Helpman，Itaskhoki，Redding，2009)。在此研究基础上，他们从劳动市场刚性特点出发，通过构建动态劳动力行业选择模型，对比研究了进行对外贸易与否对就业的影响，指出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方向如何，取决于差异部门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性(Helpman，Itaskhoki，2009)。而后，又进一步加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考察，指出贸易开放起初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是随着贸易开放的逐渐成熟，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会得到缓解(Helpman，Itaskhoki，Redding，2010)。
国外文献直接研究贸易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关系的成果比较少，尤其是与文凭机制相联系的更不多见，但是他们关于贸易与就业的研究思想，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存在重要的借鉴价值。Leichenko(2000)研究了美国各州的出口与就业的关系，指出就业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出口水平，但是出口的增加却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与这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Milner and Wright(1998)等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出口开放度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就业的增长。这种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同研究，得出不同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特色，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其中研究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间关系的成果值得重点提到。如何慧爽、刘红艳(2009)指出，产业流动将吸引劳动力流动，这一机制的实现依赖于规模报酬递增与产品差异化的自组织模型；武晓霞(2008)则强调劳动力由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会强化产业流动的趋势。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讨论到劳动力流动带给经济的影响。尤其是范剑勇(2006)已经关注到不同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不同经济效应。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探讨对外贸易与就业的关系，或者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此外，经验研究依然略显不足，尤其是对劳动力按高学历程度划分依据的探讨，如果不借助关于文凭的相关模型，很难将其引入实证框架。因此本文将通过利用扩展的文凭信号显示模型，将劳动力进行适当划分，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经验模型，阐述对外贸易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相互影响机制。这对我国制定相应的对外贸易发展政策，以促进高学历劳动力有目标的流动，最终促进目标行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扩展的文凭信号显示模型：理论分析框架
文凭的信号显示模型由斯宾塞1974年提出，用于解释个人受教育程度在就业中的作用。在此模型基础上，我们将劳动力对企业的贡献函数化，提出扩展的文凭信号显示模型。模型的假设前提为：
1.一个人如果能力高，则在其升学和拿学位过程中会比较轻松。这是文凭信号显示模型的最基本假设。
2.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可以分为高(H)和低(L)两类。劳动力对企业的贡献定义为函数：y=θa。a为劳动力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不能被企业直接观察到的。企业必须借助一些可信的信号来识别。
3.对于能力较低的人来说，获得某一学历的成本为C(e)=e。但是对于能力较高的人来说，获得同一学历的成本仅为C(e)=ke，其中k<1。
4.劳动者如果获得工作，得到工资w。
三、问题背景与变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未经特别说明，均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根据文凭的信号显示模型，我们使用“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劳动力高学历与否的指标。进一步，本文选用“高中学历”作为划分高学历和非高学历劳动力的临界点，原因在于根据统计数据，2008年我国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仅为19.3％。不到四分之一的比重体现出包括高中在内的高中以上学历，在我国仍属“高学历”。
高学历劳动力向特定行业流动，对该行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高学历劳动力的高学历特质，能够显著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保证劳动者以较低成本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能力。尤其是诸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相关行业，行业本身所要求的高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在校学历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作为基础，在这些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高学历劳动力的高学历，意味着其相对而言拥有更高的知识学习能力与接受能力，对于一些需要进行技能或职业培训才能胜任工作的行业，高学历劳动力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更有效地掌握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干中学”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一些要求高技术的行业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劳动力，例如2008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高学历劳动力人数，占该行业所有劳动力人数的76％；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察业高学历劳动力人数占79.7％；而诸如金融业、教育行业与公共管理组织行业，这一比重甚至超过了80％等等。但是，高技术行业的高学历劳动力仍然不足以满足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换句话说，高技术行业没有吸引足够多的高学历劳动力。以2007年为例，高技术行业产值占总行业产值的比重高达25.13％，但是高技术行业高学历劳动力人数仅占总高学历劳动力人数的23％。如果以行业产值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至少高技术行业还存在近1600万高学历劳动力的缺口③。高技术行业不能吸引足够多的高学历劳动力，对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对外贸易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影响，就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贸易发展政策，引导高学历劳动力有目标地进行流动，促进高技术行业的发展。
实证工作将基于以上背景进行。在此背景下，对(4)、(5)两式中的变量含义进一步加以阐述。
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基于我国劳动力学历分布状况，用高中学历作为划分劳动力高学历与否的临界点，因此因变量proportion代表行业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所占比重。
行业内生变量：模型使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与行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行业内生变量。这两个变量被认为是行业发展的支持因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该行业的财政或政策支持力度，理论上说对于行业发展存在显著影响；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行业的开放程度，也有可能影响行业发展。行业的发展潜力与前景，是劳动力选择行业就业的主要参考因素，因此这两个变量可以作为解释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变量。此外，模型使用行业产出(GDP)作为衡量行业发展的指标。
对外贸易变量：为了刻画对外贸易包含的进出口两个方面，模型选取出口额(X)与进口额(M)作为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劳动力的高学历与否，在本文中是通过劳动力的学历加以刻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关于年龄的控制变量。我们认为，要完成高中的学习，年龄应该不低于19岁(还要适当增加一到两年的寻找工作的时间)，因此引入控制变量Y，代表19岁以下劳动力的比重。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量的准确，模型选取2000—2008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行业(除国际组织外)面板数据。
四、对外贸易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对行业2000—2009年高学历劳动力比重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偏度(skewness)与峰度(kurtosis)反映数据的正态程度，即数据分布与正态分布之间的统计差异。从整体上看，低技术行业劳动力比重的绝对量与高技术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且低技术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在行业间波动较小，这些都反映出低技术行业整体上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能力远低于高技术行业，改革开放初期的“脑体倒挂”现象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然而从单个行业来看，在高技术行业中，管理和服务类的一些行业(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出现了“学历逆转”的现象。这些高技术行业中的高学历劳动力比重有的甚至低于低技术行业；反之，像电、气、水生产供应业等低技术行业，却吸引了大量高学历劳动力向该行业流动。总之，从单个行业看，高技术行业的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2.出口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
为了考察出口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我们估计方程(4)：
利用行业面板数据估计以上方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有必要报告估计模型的选择依据。本模型估计当中没有选取变系数模型，原因在于变系数模型估计所需的前提条件不能满足。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2000—2009年的劳动力统计数据比较完备，但是这个时间跨度仅仅只有十年，采取变系数模型，即认为每个行业的个体情况都会对计量结果产生影响，那么对个体行业而言仅有十年的时间数据，这显然是不充足的。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本文的计量工作都将变系数模型排除。需要指明的是，这种排除同时也具备经济学道理。行业之间虽然存在差别，但是仅以本文所考虑的技术划分，高技术行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其特有的促使高学历劳动力流向行业的机制应该是相近的。低技术行业也是如此。
从回归结果看，出口对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表2第3行)：出口额每增加1％，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增加0.2％左右。这表明，无论是高技术行业还是低技术行业，随着行业出口规模的增加，行业吸引高学历劳动力的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这可能依赖于两个路径：首先，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而言，进入成本更高，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因此出口规模增加，意味着行业更具有实力和竞争力，这样的行业也更有可能提供更理想的工资，因此能够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到该行业；其次，进入国际市场和出口额增加，使企业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使得准备选择进入该行业的劳动者对工作未来的发展产生更高的预期，从而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
控制年龄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19岁以下劳动力比重越高，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就越低。最直接的原因是，19岁以下的劳动力没有完成高中学习，本身就不是高学历劳动力，因此比重上升自然造成高学历劳动力比重下降。但是我们还不能急于下结论，因为可能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通过比较第二、三、四列，我们发现在控制年龄变量后，出口对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影响程度显著降低，可见当把19岁以下高学历劳动力从行业中分离出来进行回归，行业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吸引力明显下降。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劳动力选择进入行业，还会考虑该行业究竟是否过于重用“新人”(freshman)。高学历劳动力对过于重用新人的行业，容易产生自己会被行业较快淘汰的预期。因此，如果一个行业过于重用“新人”，或者年轻劳动力过多，会大大降低其吸引高学历劳动力的能力。
3.进口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
为了考察进口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我们估计方程(5)：
该模型的回归方法与上文相同，因此不再报告估计模型的选择依据。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不加权变截距模型(第五列)效果不理想，因为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除了取决于模型中的变量外，还与行业本身的特质有关。一般而言，高技术行业不仅能够提供高的预期报酬，还能够提供相对更高的成就感与声誉，这种行业本身特点对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影响不应忽视，因此认为加权模型更为合理。
可以看出，进口对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这一结论与出口相同，但是从程度上看，进口对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正向影响明显更大：进口额每上升1％，高学历劳动力比重上升2％—3％左右。这可能与我国进口产品的结构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逐渐提高，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性产品逐渐成为进口的主要目标。这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需要大量高学历劳动力去学习使用，因此引进这些技术设备的行业也会通过各种鼓励机制，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过来。比较第二、三、四列，控制年龄变量后进口额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也显著降低，这与出口的情形类似。可见，高学历劳动力更偏爱不重用“新手”的行业的猜想，已经得到两个回归方程的证明。
综上实证工作，我们发现出口和进口与高学历劳动力比重同向变动。但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尚不能确定究竟出口(或进口)的增加是高学历劳动力比重上升的原因，还是高学历劳动力比重上升反过来刺激了行业的出口(或进口)，因此有必要进行因果分析。
4.因果分析
通过对分行业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如表4所示结果。
大多数行业通过了因果检验，证明前面实证工作的基本结论是可信的，即对外贸易确实是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各个行业的情况来看，高技术行业的对外贸易额与其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因果关系更为显著。例如：从出口方面看，十一个高技术行业中有八个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口方面有十个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中高学历劳动力向科学研究行业流动是行业进口的原因)。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高技术行业的生产附加值相对较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更强，因此高技术行业如果进行对外贸易活动，同等条件下对本行业收益增加的幅度应该远远高于低技术行业。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业的对外贸易活动(包括进出口两个方面)成效显著，自然会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向该行业。
此外，较之出口而言，进口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因果关系更为显著。可见，进口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提供国民经济发展必要的技术和设备支持上，而且体现在促进高学历劳动力往重点发展行业流动。我们在大力发展出口贸易的同时，不要忽视了进口的作用。
五、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技术行业发展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是必然趋势。因此高技术行业发展的方式与路径，值得深入探讨。本文考察了高技术行业中的高学历劳动力流动问题，试图从对外贸易的角度，为行业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提供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利用高中学历作为高学历劳动力划分的临界点，为高学历劳动力比重进入计量方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接下来，本文简单描述了问题的背景和统计数据的特征。从近十年的分行业劳动力数据来看，如果以行业产值作为衡量标准，我国的高技术行业并没有吸引充足的高学历劳动力流动。这对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潜力存在消极作用。如果能够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对外贸易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就有理由认为，通过制定恰当的对外贸易政策可以促进高学历劳动力向目标行业流动，从而提高行业的发展潜力。
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对外贸易与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以往的研究，大多探讨的是对外贸易与就业的关系，或是对外贸易与微观劳动者就业选择的关系。本文则立足于中观，探讨的是以行业为划分标准的有规律的劳动力流动，并且阐述了对外贸易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方向与规模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发展是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当然，对于对外贸易影响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微观路径，依然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因此，基于本文分析的政策含义也很明显。对外贸易的发展能够促进高学历劳动力比重上升，从而带来行业发展。因此应该制定合理的对外贸易促进政策，促进高技术行业参与国际竞争，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劳动力流向高技术行业，进而提高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水平，形成良性循环。尤其应该给予重视的是，进口贸易的发展不应被忽视。应该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保证进口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设备，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这对经济发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注释：
①这仅仅是存在一种趋势，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获得收入高的工作。但是追求高工资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这只取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
②选择高于门槛水平的教育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也只能获得
。
③我们认为行业存在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如果以行业产值作为衡量标准，则行业最适宜的高学历劳动力人数应该满足
。2007年年末就业总人口数为76990 万人,2％则为1539.8万人。
④即加权不变系数模型、加权变截距模型、不加权变截距模型。加入控制变量，为了起到比较作用，且尚未确定控制变量是否显著影响因变量时，采取Hausman检验结果基础上的不同模型类型分别检验对比，将更为严谨(Wooldridge,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