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寿论文,吐鲁番论文,年历论文,新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10月，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新出土一件历日残片（图一）。两年后我得知这一消息。由于研究的旨趣所在，我极想看到原件或其照片，以便进行探讨。但迟迟未能如愿。在耐心等待7年之后， 终于如愿以偿。1995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吐鲁番召开“敦煌吐鲁番学术著作研讨会”，我应邀赴会。承蒙东道主柳洪亮先生的厚意，得以目睹原物。感激之情，不尽言表。这里对这件残历作一整理和研究。
图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历日残片
一
原件编号为86TAM387：38—4〔1〕，残高19.7、残长11.5厘米，汉文墨书。现将文字释录如下（顶端从右到左1～10为行号， 右侧从上到下[一]～[一○]为列〈排〉号，均为笔者所加）：
据有关著录，残历是从墓内女尸右脚纸鞋中拆出的。此墓出有墓志，知女尸是领兵将领张显祐的妻子，死于麹氏高昌延寿十三年（636年）三月〔2〕。原历被剪作鞋样使用，残存部分应是鞋样的前半部。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用途，所以残存的十列中，有的日数多，有的日数少。
二
我们首先要对残历的年代进行考定。
就残历的现存面貌看，每日有两项内容，即纪日干支和建除十二客。此外，第八列右侧残存“小雪中”三字。残历所能提供的信息仅此而已，但十分重要，它们正是我们考定其年代的依据和出发点。
“小雪中”三字所在的纪日干支和建除十二客已残。但从其左边（即下一日）为“辛丑满”，不难推知“小雪中”所在之日为“庚子除”，再前一日是“己亥建”。据此，我们可以确知此历“小雪”所在日的干支为“庚子”。
很显然，这件历书原来是注有全年二十四节气的，只是除小雪这个十月中气外，其余二十三个节气全部残失了。但我们已知“小雪中”在庚子日，则其余残失掉的二十三个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就有可能推求出来。
我们知道，我国中古时代历书所注节气是按照平气进行计算的，使用定气是很晚近的事情。因此，可以设定这份历日用的也是平气。同时又知，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回归年长度365.2422日为依据建立的。二十四节气的平气值是将一个回归年长度平分为24等份，每份为15.21875日。既然已知“小雪中”的纪日干支是庚子，以此为基点，向下顺推，向上逆推，就可推出各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来。不过，平气值15.21875日不是一个整数值，每过四个节气多就会多占一日；再者，所取“小雪中”在庚子也非原历计算平气位置的起始点。因此，所推出的二十三个节气日期干支只能是近似的，而非绝对位置，容有一日甚至二日的误差。尽管如此，我们获得的二十四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对确定残历的年代仍极具价值（说详下）。经依前述方法推算，此残历“小雪中”之外二十三个节气所在之日近似日期之干支是：立春节（辛亥），雨水中（丙寅），惊蛰节（壬午），春分中（丁酉），清明节（壬子），谷雨中（丁卯），立夏节（壬午），小满中（丁酉），芒种节（癸丑），夏至中（戊辰），小暑节（癸未），大暑中（戊戌），立秋节（甲寅），处暑中（己巳），白露节（甲申），秋分中（己亥），寒露节（乙卯），霜降中（庚午），立冬节（乙酉），大雪节（乙卯），冬至中（庚午），小寒节（乙酉），大寒中（庚子）。
残历出自阿斯塔那古墓，其历法依据与同一时代中原王朝颁布的官历或有出入。但中古时代所用的回归年长度和平气值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换言之，我们可用上述推算出的节气干支与同一时代的中原历进行对照，找出其相近的年份，再用其他条件加以靠定。此墓所出墓志已告知女尸死于高昌延寿十三年，相当于唐贞观十年。可知，公元636 年是这份残历的年代下限，历书的实际年代应在公元636 年及其以前不太久的一段时间内。
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的大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3〕一书， 对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每年二十四节气的日期干支有十分详明的著录。我们将前述推出的残历各节气干支同张著对照，发现从公元600年至636年，仅公元630年的节气干支相近，其余均相距太远或全无可能。张著 所列公元630 年（唐贞观四年）二十四节气的干支是：立春（上年闰十二月辛亥），雨水（丁卯），惊蛰（壬午），春分（丁酉），清明（壬子），谷雨（戊辰），立夏（癸未），小满（戊戌），芒种（癸丑），夏至（戊辰），小暑（甲申），大暑（己亥），立秋（甲寅），处暑（己巳），白露（乙酉），秋分（庚子），寒露（乙卯），霜降（庚午），立冬（乙酉），小雪（辛丑），大雪（丙辰），冬至（辛未），小寒（丙戌），大寒（壬寅）。
由此可以确定，残历的年代是公元630年，即麹氏高昌延寿七年。残历的这个年代，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进一步提供证据并加以靠定。
三
残历被剪作鞋样，残存纪日干支仅71个。其本始面貌如何，我们可否将各日干支复原出来呢？回答是肯定的。
对中国古代历法有过接触的人均不难判断，残历是以类似表格的形式编制的。其本始面貌应该是：顶端从右至左记日期，即由一日到卅日；其右侧从上到下记月份。在这样一份类似表格的历日中，虽然月份不同，但每日之下各月同一日期的干支应该是对齐的，残历现存面貌正是如此。困难在于，它已被剪作鞋样，月份、日期均不可见，仅存71个干支及其建除；其左、右两边各被剪去多少日子也难于知晓。以下我们将逐一解决，最终将其加以复原。
（一）现存残历的月份。由于原历右侧记月份部分已失，我们无法直接获知残存部分的月份。但是，如前所述，残历每日包含干支和建除两项内容。其中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间有着固定对应关系，我在几篇文章中已反复申论〔4〕。 特别是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一文中，我曾经给出了在各“星命月”中纪日地支与建除十二客对应关系表，可以当作工具使用。简言之，建除注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由立春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顺次下排；（二）凡逢节气（非中气）之日重复其前日的建除一次，接续下排；（三）由于建除十二客（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与纪日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均是十二个，又使用了上述节气之日重复一次的办法，于是形成了各“星命月”（由一个节气[非中气]到下一个节气[非中气]）二者间的固定对应关系，如“正月”“寅”日注“建”，“卯”日注“除”，“二月”“卯”日注“建”，“辰”日注“除”等等。尽管这种固定对应关系仅限于“星命月”，但历日中的历法月份（正月至十二月）同“星命月”相距不会太远，至多是将本月节气（非中气）提前注在上个月的后半月而已。因此，我们仍可利用这种固定对应关系判定现存残历的月份是：第一列是三月，第二列四月，第三列五月，第四列六月，第五列七月，第六列八月，第七列九月，第八列十月，第九列十一月，第十列十二月。
（二）残历左、右两侧残失的日数及其干支。前已考出，此历是麹氏高昌延寿七年（630年）的历日，而且也知现存部分十列是由三月到十二月部分。因此，只要获知延寿七年三月到十二月间任何一个月的朔日，便可判断各列右侧残失的日数，并用逆推法将各日干支补出。幸好，高昌出土墓砖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高昌赵悦子妻马氏墓表》载：“延寿七年（630年）庚寅岁七月□□朔， 十六日己卯……”〔5〕十六日己卯，则朔日为甲子。 残历第五列正是该年七月的历日，现存最右边的一日干支为辛未，其前逆推七月方得甲子日。换言之，残历七月右侧被剪掉了七日。又由于此历采用类似表格的形式进行编制，各月同一日干支上下对齐，从而可知：第一列三月右侧失去十四日，第二列四月右侧失去九日，第三列五月右侧失去八日，第四列六月右侧失去七日，第六列八月右侧失去七日，第七列九月右侧失去八日，第八列十月右侧失去九日，第九列十一月右侧失去九日，第十列十二月右侧失去十一日。进而用干支表向右逆推，可得：四月朔日乙未，五月乙丑，六月甲午，七月甲子，八月癸巳，九月癸亥，十月壬辰，十一月壬戌，十二月壬辰。知道了四至十二月的朔日干支，即可先将残历左、右两侧四至十一月所缺日期干支全部补出。
至于三月朔日和十二月的月大小，我们拟另加解决。三月一整月仅残存“建”字的下半部。依据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的固定对应关系，“星命月”三月“建”与“辰”对应，从而可知“建”字所在纪日地支为“辰”。由“辰”日顺推地支至“午”日，与四月朔日之“未”相接，则三月只能是小月。由于四月初一是乙未，将天干逆推加入三月“建”字所在“辰”日，知“建”字所在干支为庚辰。再将干支逆推十四日，便可得出三月朔日为丙寅，同时也已将全月各日干支补出。
十二月朔日是壬辰，顺推干支至二十九日为庚申。但本月是大月还是小月？由于十、十一两月均是大月，十二月已不可能再是大月。中古时代，制历者连排三个大月是一种忌讳。不过，此历出自边地，必须有可靠的资料加以确定。《高昌曹妻苏氏墓表》载：“延寿八年（631 年）辛卯岁，正月辛酉朔，十三[日]水（癸）酉。”〔6〕延寿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庚申与延寿八年正月朔日辛酉正好相接，则延寿七年十二月只能是小月。
《高昌曹妻苏氏墓表》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它不仅使我们确定了高昌延寿七年十二月是小月，更证明了我们确定残历年代为高昌延寿七年完全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已将残历三月至十二月共十个月的日期、干支全部补出并加以确定。
（三）残历正月至二月的内容。残历上部残失严重，既不见日期（一日至卅日），也不知正月至二月的任何内容。如果简单操作，就会认为上部原来除有日期一列外，仅有正、二月两列。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在本文前面推定本历二十四节气的干支时，已知“立夏节”在三月壬午（十七日），谷雨中在三月丁卯（二日），则“清明节”在二月中旬的壬子日，“春分中”在二月初的丁酉日，“惊蛰节”壬午应在二月前一月中旬的十五日左右，本月可能无中气。这种情况提示我们，二月前的一个月很可能是无中气之月，即闰月。
我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阴历一个月只考虑月亮围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即一个朔望月，合29.53日； 阳历一年只考虑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的时间，即365.2422日。十二个朔望月合354天或355天，与回归年长度相差十到十一天。为使二十四节气在各农历月份的位置相对稳定，不违农时，就必须置闰，从而形成阴阳合历。 自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颁行《太初历》始，我国一直采用无中气之月置闰的办法，所谓“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这种置闰方法一直延用到现代仍在使用。例如1995年农历闰八月，这个闰月仅有一个九月的节气寒露，注在十五日，而无中气。因此，残历二月前的一个月无中气，应是闰月，即此延寿七年历日闰正月。从而可知，残历三月之上在日期一列下原有三列，即正月、闰正月和二月。我们可先将这三个月的列次设定下来。
在此基础上，很需要知道正月、闰正月和二月的朔日，以便将此三个月的各日干支全部补出。遗憾的是，尚未有直接的出土材料可资利用。不过，我的同事王素先生此前曾有《麹氏高昌历法初探》〔7〕一文，依据出土资料和必要的历法知识对麹氏高昌历法进行过推拟，可供参考。现在即据王素先生的推拟意见补为：正月丁酉朔，闰正月丁卯朔，二月丙申朔。进而将其余各日干支一并补出。
在前述分项讨论的过程中，事实上我们已将残历全年的各日干支全部补出，现在再总括为一表（表一）。需要说明的是，三到十二月所补各日干支均有确凿依据，正月至二月共三个月所补是以推拟结论为据，实际情况如何，仍有待检验。这一年因有闰月， 共是十三个月， 全年384天，原历残存71天，我们补出313天。其次，原历注有全年二十四节气和各日建除十二客，我们未予补出。这是由于前述推出的节气干支位置是相对的，有一日至二日的误差，不宜强行拟补。建除十二客的重复日又正好在节气（非中气）日之下，节气日尚未定谳，则建除日也难确定。虽然中气日附近的建除也可按照规律推补出来，但意义不大，从略。
（四）对原历闰正月的历法检验。在表一中，我们根据推算出各节气所在日的干支位置，设定高昌延寿七年闰正月。这个设定是否可信，仍需接受历法和出土资料的检验。
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闰周是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中加入七个闰月。在一个闰周中，一般采用前八年加三闰和后十一年加四闰的闰法。虽然南北朝时代，各国也采用了一些更大的闰周，以求将闰月安排得精确一些，但均是以前述闰周和闰法为基础的。据王素先生的意见，高昌国是以延昌三十二年（592年）为一闰周之始安排闰月的〔8〕。第一闰周在公元592～610年，则第二闰周在611～629年，第三闰周在630～648年（640年唐灭高昌）。高昌延寿七年（630年）正是闰周之始。依照闰法，此年当闰正月。这同我们依据残历推算的结果颇为一致。
我们再以出土资料为据进行检验。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四年（627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
延寿四年丁亥岁，闰四月八日……〔9〕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四年闰四月威远将军麹仕悦奏记田亩作人文书》：
□□岁润（闰）四月五日……〔10〕由此可知，高昌延寿四年历闰四月。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九年（623 年）闰八月张明憙入剂刺薪条记》：
壬辰岁闰八月剂刺薪一车……〔11〕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九年调薪车残文书》：
〔12〕
由此又知，高昌延寿九年闰八月。
自延寿四年五月至九年八月，相距五年有奇，中间必有一个闰月，否则是说不通的。依前述所说的闰周和闰法，延寿四年在第二闰周的后十一年，安排四个闰月，故闰月设置在四月；延寿九年在第三闰周的前八年，安排三个闰月，故闰在八月。显然，因延寿七年是第三闰周之始，也属于前八年置三闰的范畴，故闰月当在正月。这三次闰月在闰周和闰法上正好是互相衔接的。
以上从闰周、闰法以及出土资料所作的检验表明，此残历原来确实闰正月。
四
高昌国有其独立的历法，最早是由已故李征先生提出的〔13〕。后来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李先生的启迪。出土文书、墓志、墓砖表明，高昌历法的朔日、闰月同中原历有所不同。即以本件延寿七年历日为例，与同年唐历比较，可知：唐历闰上年（贞观三年）十二月，高昌历闰本年正月，闰迟一月。十三个月的朔日中，唐历二月丁酉朔，高昌历为丙申，早一日；唐历四月丙申朔，高昌历为乙未，早一日；唐历十二月辛卯朔，高昌历为壬辰，迟一日。其余各月朔日同。这再次表明，李征先生生前不仅为吐鲁番古墓的发掘和文书整理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对高昌历法的认识先声夺人，尤为卓见。
对于麹氏高昌历法的认识，以往因无直接材料，尚难睹其真颜。现在有了延寿七年的历书实物，使我们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但毕竟仅此一件，仍嫌太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北朝历书实物出土，以便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五
我们也有必要将这件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中加以考察。
表一 高昌延寿七年（630年）历日复原表
中国古代传世历本以《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会天万年具注历》〔14〕为最早。近世以来，由于汉简历谱和敦煌吐鲁番历日相继面世，使研究者对早期历书的内容和编制形式有了具体而真切的认识。就汉简历谱而论，一般通用历谱可分为四种形制：（一）单板横读月历谱，如本始二年、神爵元年；（二）单板直读月历谱，如五凤元年、居摄元年；（三）单板直读简便年历谱，如永光五年、永始四年；（四）编册横读日历谱，如元康三年、神爵三年等〔15〕。就敦煌吐鲁番历日而论，除《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十二年（451年）历日》〔16〕与汉简历谱的单板直读简便年历谱（第三种）相类，其余虽有繁、简之分，但内容日趋增多，形制日益复杂，与汉简历谱多不相同〔17〕。显然，中国古代历书形制的演变受到了书写质材的影响。写在竹简上的历谱内容不可能太多，写在纸质上的历日内容逐步增多，这是必然趋势。
但是，这件《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虽以纸为书写质材，编制形式却与汉简历谱的编册横读日历谱（第四种）相同，即保存了汉简历谱编制形式之一种。换言之，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此种形制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看成一个发展链条，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仅此一端，也可看出其价值不容小视。
注释：
〔1〕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阿斯塔那古墓发掘简报》， 《考古》1992年第2期。
〔2〕柳洪亮《新出麹高昌历书试析》，《西域研究·新疆文物特刊》1993年第2期，16～23页。
〔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4〕参见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文物》1986 年第12期；《敦煌古历丛识》，《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年第9期； 《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5〕〔6〕黄文弼《高昌砖集》，第65页。
〔7〕〔8〕《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48～180页。
〔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第70页。
〔1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78页。
〔11〕同注〔9〕，第193页。
〔12〕同注〔10〕，第248页。
〔13〕说见李征与穆舜英、王炳华合撰《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0期（总第120期）。
〔14〕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具注历日半页9行。 照片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插图；又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613～1615页。
〔15〕各历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 1980年出版。形制分类参见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36页。
〔16〕此敦煌出北魏历书以往不知其下落。1994年冬，我应饶宗颐教授之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饶公面谕，他于1982年率领学生赴日实习，期间得以参观“八代聚珍展”，看到此历陈列在展品中，后向主人索得照片一份。1993年初，日本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亦赠我此历拷贝扩印件一份，与饶公所得同。说明此历日珍品今已流落在日本国。关于此历日内容，参见拙作《敦煌本北魏历书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将出版。
〔17〕参见拙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