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家庭高等教育开支及其挤占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开支论文,效应论文,居民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1-0095-04
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学费水平的提高对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刺激消费增长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种拉动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乘数效应，二是挤出效应。我们通过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1998年和199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到乘数效应的影响，即通过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所引起的教育消费对带动其他产业的需求与由此产生的社会总需求的变动。[1]
但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在讨论规模和学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的时候，必须考虑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在现代经济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是指政府支出对减少私人支出，尤其是减少私人投资支出的影响。它假设，除非货币供给量在时间序列上是增加的，政府财政开支的扩大会不可避免地部分替代，以至于等量替代国民经济中的私人投资开支。因此特定的政府财政活动（如，通过降低税收或扩大赤字规模来扩大政府支出）可能并不能真正影响经济社会的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这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挤掉私人部门计划投资的相应增加，财政刺激对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无效的。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财政赤字、国债运行等角度探讨了我国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挤出效应。[2]这些研究采用的方法多是从宏观经济数据出发，依据计量模型（例如IS-LM模型等），分析挤出效应是否存在并对其程度进行估计。
本文与以上这些探讨挤出效应的研究在方法和角度上是有一些区别的。本文是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出发，分析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人们在扩大高等教育消费的同时是否会缩小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产生居民消费内部层面的互相挤占或者替代。我们不妨将这种效应称为“挤占效应”（或“替代效应”）。挤占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和预期开支抱悲观态度，从而改变消费结构，减少某些方面的即期消费。这同样是一个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所关注的问题。
规模的扩大和学费的提高一方面直接增加了高等教育部门的消费需求，从而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生产产生带动效应，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和高等教育的现期以及预期私人开支水平的加大，有可能会减少居民对住房、保险、耐用消费品等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甚至使其节衣缩食，以便为现期或者未来接受高等教育提供经济基础。考虑到挤占效应，那么高校规模的扩大以及学费的上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就可能是双向的。
本文通过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试图从中度量和分析教育消费与其他各类消费（包括住房、保险、耐用消费品、日常性消费支出等）之间的关系，以探讨挤占效应。分析将根据1997～1998年间城市住户收入和消费数据，从探讨私人教育消费的变化与私人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研究教育消费导致的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中的挤占效应。使用的样本来自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住户基本情况的调查”，样本包括7个省市中的4800户城镇家庭，其数据项涉及家庭户的人口数量、职业、行业、受教育程度等背景信息以及详细的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
一、家庭各类开支的需求弹性分析
理论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在一定时期，随着收入的增加，各种商品消费量或支出额必然要发生变动，引起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可将家庭开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开支的特性是，当收入增加时，家庭对相应商品的需求量相对减少，从而该类开支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通常人们将这类开支所对应的商品称为饱和型消费品。本文的数据分析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我国居民人均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从1997年的46.85%和23.33%分别下降到1998年的43.28%和22.87%。因此在我国居民的消费开支中，食品和衣着开支满足所谓的饱和型开支的特征。
第二类开支的特性是，它的需求量增加幅度大于收入增加的幅度，这时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原因是对该类开支的需求迫切程度（偏好）大，因此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是用于该类开支，它可称为主导型开支。本文数据分析表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教育、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均属于主导型开支，其需求弹性都大于1（见表2）；
第三类开支的特性是，当收入增加时，居民对其需求虽有可能增加，但增加幅度远比第二类开支低，它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原因是该类商品虽然也为家庭所需要，但或者在重要程度上被排在了后面，或者价格较高，买不起，为现有收入无法承受。待以后随着收入提高，将有能力购买。这种将来有希望购买的商品称为发展型消费品。本文数据分析表明，杂品和服务支出需求弹性小于1，所以在性质上属于第三类开支。
表1 1997～1998年人均收入、人均支出变动增量情况 （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量人均消费食品衣着教育
支出 增量增量增量
+433 +356 -38 -20 +61
占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 82.22 -8.78
-4.62
14.09
占消费支出增量的比例／% -10.67 -5.62
17.13
表2 人均消费支出数量（元）、增幅和弹性
1997 1998 增幅 弹性
人均可支配收入
6422 6856 6.76
人均实际支出
5351 5707 6.65
人均食品支出
2507 2470 1.48-0.22
人均衣着支出 585 565 3.42 0.51
人均家庭设备用品 417 532 27.58 4.08
及服务支出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235 280 19.15 2.83
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 282 343 21.63 3.20
人均教育支出 283 344 21.55 3.19
人均居住支出 473 585 23.68 3.50
人均杂品和服务支出
260 271 4.23 0.63
二、家庭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分析
对1998年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以及各项人均支出（包括实际支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居住、杂品和服务）进行对数变换后，以对数化后的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和家庭是否有大学生的虚拟变量为自变量，分别以以上各项开支的对数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回归方程中虚拟变量（家庭是否看大学在校生）具有显著性的结果见表3：
表3 有高校在校生的家庭与家庭各类开支的关系
因变
方程的 显著性 有大学生 系数的
量名
R[2] 的虚拟变 显著性
量的系数
衣着 .284 .000 -.029
.029
医疗保健 .181 .000 -.034
.016
交通 .351 .000 .030.016
居住 .382 .000 -.035
.004
杂品和服务.363 .000 .026.034
表3数据结果说明，在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得到控制的条件下，1998年有大学生的家庭在衣着、医疗、居住等人均开支上显著低于没有大学生的家庭，而在交通、杂品和服务开支上显著高于没有大学生的家庭。对1997年的数据的分析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对1998年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以及各项人均支出（包括实际支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居住、杂品和服务）进行对数变换后，以对数化的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和对数化的家庭教育支出为自变量，分别以以上各项开支的对数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家庭教育支出对其他支出的弹性
变量名
方程的 显著性 教育支 系数的
R[2] 出对数 显著性
的系数
实际支出的对数.771 .000 .085 .000
家庭设备的对数.345 .000 -.031.041
医疗保健的对数.176 .000 -.052.002
杂品和服务的对数 .384 .000 .056 .000
以上分析给出了家庭教育支出对各项其他家庭支出的弹性：在控制了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后，家庭教育支出每增加1%，则家庭实际支出将增加0.085%，家庭杂品和服务开支将增加0.056%；而人均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将分别下降0.031%、0.052%。
三、是否存在挤占效应
为了扩大内需，我国在1998年以来就已经逐步地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近年来，教育和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多方位的改革措施相对集中出台，由于改革配套的社会保障等辅助性制度未能及时跟上，居民因对未来收入预期的降低和支出预期提升所产生的后顾之忧，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1991～1998年，GDP年均增长1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28.8%[3]。可见，储蓄存款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居民平均收入增长速度。这些都表明居民需求不旺，消费倾向低。
本文前一部分的数据分析表明了1997年和1998年的两年间，家庭收入和支出，特别是支出结构的变动情况。其主要结果是：
1.两年间，虽然家庭收入在增长，但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明显下降；
2.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在内的多项支出在增长，并且增幅远远高于收入的增幅；
3.随着家庭教育支出幅度的增加，家庭其他类型的支出幅度或者以较小的幅度增加，或者以下降的幅度变化；
4.有大学在校生的家庭在消费的绝对值和结构上明显不同于没有大学在校生的家庭，具体而言，有大学在校生的家庭在衣着、医疗、居住等人均开支上显著低于没有大学生的家庭，而在交通、杂品和服务开支上显著高于没有大学生的家庭。
那么，以上这些数据分析结果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所谓的挤占效应是存在的？比如，有大学在校生的家庭因为保证教育经费而缩减了衣着、医疗和居住等方面的开支？为了进一步验证检验这个假设，我们需要进一步论证有大学在校生的家庭在享受医疗和居住条件上与没有大学在校生的家庭没有显著性差异。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性，一些单位（例如国有经济单位）往往可以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住房补贴。因此在医疗和居住上花费的减少究竟是因为挤占效应的作用，还是因为群体消费需求的差异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为此使用表示家庭住房状况的变量“房屋产权”及“住房面积”分别与是否有在校大学生的虚拟变量进行列联表分析和均值的T检验，统计结果均不能拒绝有在校大学生和没有在校大学生这两个群体在住房状况上没有显著区别这一零假设。另外，按是否有在校大学生的虚拟变量进行分组，对家庭拥有的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数进行T检验，其差异的显著性也不十分明显。这些都为挤占效应的存在提供了支持。
凯恩斯主义指出，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此从理论上推论出只要将总需求提高到与总供给相等的水平就能恢复经济均衡则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均衡不仅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的相等，更取决于在结构上的一致。因此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特征因素，以便提高消费需求的对策便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所面临的并非真正的需求不旺或生产严重过剩，而是潜在的消费需求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其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民后顾之忧甚多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国民信心不足，这种信心危机若得不到改变，即使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人们也会通过调整其消费结构，挤占一些类型的消费性支出，从总体上缩小现阶段的需求而过多考虑未来的需求，从而不会将增长的收入转变为现实购买力，进而陷入收入增长——消费不旺——生产停滞的怪圈。
从理论上，发展包括教育在内的消费，不仅能直接发展人的智力、智能、提高人的素质，而且能带动很长的产业链条，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能广泛地扩大消费需求，发展消费市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加速发展这些产业，发展这些高层次的劳务消费，对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受制度变迁因素的制约，近年来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多项改革措施集中出台，改革力度逐渐加大，居民预期未来支出水平上升，而相应的未来可支配收入相对不足。居民为适应这一局势，保证未来的消费水平，倾向于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
因此，拉动内需其实还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与供需关系之外多下功夫，即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国民后顾之忧和重整国民生活信心上多下功夫。随着国民生活信心和心理预期的增长，就不仅会出现用现时的收入来满足现阶段的消费，而且可能用未来的收入来扩大现阶段的消费的局面，最终形成生产持续发展——消费长期旺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这种局面才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真正的基础与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