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扬州论文,工商业论文,苏州论文,杭州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4-0001-11
在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 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之中，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但大部分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之中未能适应发展变化，从而出现衰落。总体考察，近代大多数中国城市走向衰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但不同类型的城市的衰落原因则有区别，因而进行分类考察很有必要。清中期，苏、杭、扬因其工商业的繁荣而达到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高点，不仅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甚巨。近代以来，苏、杭、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一方面，三城市的衰落既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紧紧联系，另一方面，三城市的衰落又存在着若干个别的、特殊的原因，本文主要对这些个别的、特殊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近代以来交通优势的丧失是苏、杭、扬衰落的重要原因
地理位置对一个城市或区域发展的意义十分重要。有利的城市地理位置，必然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不利的城市地理位置则导致城市出现衰落。城市的地理位置虽然在地表上是不变的，但是城市的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则会随着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必须动态地加以考察。
在前近代时期，交通地理的优越性是苏、杭、扬三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以来，交通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的丧失同样也成为三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州位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从大位置考察，“长江绕于西北，大海环于东南，苏郡为奥区耳。山海所产之珍，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也有清人认为苏州“其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2]苏州经南北大运河与全国各地相连贯。同时，它又通过运河及浏河，与中国的黄金水道长江相连。渡江往西，可以到达皖、鄂；越彭，通楚、蜀、岭南；经运河，走齐、豫，直达北京；经运河南至杭州，远连交、广地区。唐时海运可直达苏州城下，“吴门持粟布，泛海凌蓬莱”。[3]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联系和富庶的农村腹地，成为苏州城市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明清时期，苏州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货物店肆充溢金闻，贸易锻至辐辏”，“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4]
杭州地处中国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南端终点，区域内水网密布，城内有中河、东河、小河、浣纱河，城外有龙山河、贴沙河、上塘河、下塘河、古新河、新运河、松木场河、余杭塘河、西溪等众多水道，更占有京杭大运河的黄金水道。杭州湾自宋元始就是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朝丝绸陶瓷大都由杭州或明州起运，经温州、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乃至地中海各国。明代虽禁止海外贸易，杭州仍是少数几个设有市舶司进行贸易的地方。清顺治、嘉庆年间，朝廷在浙江设官商，每年向日本大量输出丝货，以换取日本的元铜。闽、粤出口的丝织品也大多从杭嘉湖贩运。
扬州的区位条件也是十分优越的，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沟通南北的运河要道和连接东西的长江是其生长发展的命脉所在。扬州居南北交通枢纽和明清两淮盐业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四方舟车、商贾荟萃，商业高度繁荣。不仅如此，运河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军事功能，从唐朝开始，扬州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一直至清中叶。为了保证漕粮能顺利运达京师，历代王朝都加强对扬州的统治，并不惜巨资和代价对运河进行疏浚、整治，以保证国家命脉——运河的畅通，从而也确保了扬州在漕运中的咽喉地位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在前近代时期，水运因其省时、省力、运输成本低等优点，一直是长短途运输的主要方式。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历朝历代都对这条南北生命线极其重视。京杭大运河是明清时期苏、杭、扬兴旺的命脉，“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天使之驰释而来者，北方中原士大夫之仕于南者，东辽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今日苏而明日杭，是故苏为孔道”。[5]
然而正是由于苏、杭、扬等城市对大运河的依赖，一旦大运河出现交通运输问题，就会对这些城市带来致命的影响。
大运河向来水源不丰，常年从黄河引水，但黄河泥沙甚多，对大运河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是“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6](P.3786)道光五年（1825年），黄河泛滥，夺淮入海，从黄河至长江一线的运河全被泥沙淤成平地，漕运、盐运被迫中断，江南的粮食不能及时运往京城。翌年，运粮船只能改由海道经黄海、渤海运抵京师。近代以来，常年的运河整治由于多种原因无法进行下去，导致漕运体制趋于瓦解。一是运河本身状况日益恶化，运河河床泥沙淤积严重，有些河段原河底“深丈五六尺高，今只存三四尺，并有不及五寸者，舟只在胶线，进退俱难。”[6](P.3786)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三阳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张秋穿运河东去，改道山东利津入海，一时黄水泛滥，“运河阻滞”。[6](P.3788-3789)二是持续了1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漕运因此停运，运河河道也多年无法治理，淤塞更加严重，几近断航。尽管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1865年），清政府曾尝试恢复漕运，但沿途“节节阻滞，艰险备尝”，“船户不愿北行”[7]。此时，尽管漕运体系尚未完全解体，但海运取代河运已经是大势所趋，运河丧失漕运功能而出现衰落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从此，运河不再发挥南北经济联系的内河航道主干道的作用。清末，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运河运输体系彻底解体，其历史使命终告完结。时人卫荣光曾对河运转为海运的过程有一概括性的论述：“道光季年，海运费省而运疾，上下咸以为便。而犹河海并运也。至粤匪肆扰、中外互市以来，宸漠远布，海运专行，而河运逐废。江南之由河运者不过江、安数万石而已。海运踵行之后，已三十余年，功效大著，火轮骠迅，与沙卫船分成揽运，尤开亘古未有之奇，此变则通之候欤。”[8](P.560)
运河运输功能的丧失，使运河沿岸的苏、杭、扬在近代的命运出现转折。大运河在镇江与长江交汇，是苏州从长江中上游输入粮食，输出丝、棉织品的最主要通道。由于镇江地段运河地势较高，不易蓄水，经常出现断航现象，如道光四年，丹徒、丹阳一带运河严重不畅，造成堵塞坝外的米船“不下千号”，“客贩来船，未能络绎前进”的情况。[8](P.560)浏河是太湖入海的重要干道，也是苏州与长江沟通的另一条水上交通要道，浏河港则是苏州通江入海的主要门户，宋元时期中国与日本等国的交往、元代大规模的海运、明初郑和下西洋，都是以此为出发地的，明代后期，浏河港仍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9]但入清以后，浏河港屡兴屡废，终于因水利不兴，淤塞现象越来越严重，原来停泊浏河港的船只都转往上海。乾隆末年，浏河“河口陡涨横沙，巨艘不能收口，商贾鲜至，圜圃萧条”[10]，以致“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11]苏州失去通江入海出口以后，与外界的联系只能更加依赖于上海，苏州终于沦落为上海经济圈中的一个内河商港城市。杭州、扬州更是受到巨大打击。
铁路的兴起与运河运输功能的丧失，导致苏、杭、扬等城市的传统商业贸易地位进一步下降。早在19世纪中期苏州商贸就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言到：“苏州之南潦……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前，其货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敝之曰：鸦片而矣。”[12](P.131)原先发达的苏州米市到清季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盛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至民国初年已成“寒桥”，平时虽尚存米粮贸易，但只是集本地之米，且多销往上海。时人曾对此有所记述：“吾里以米业为大宗，冬春吾里所产米也，故平望有小枫桥、小长安之称，庚申前商贩多至吾里籴买，以彼来则利权操之我，而其利厚。庚申后米市散布各处，往往载米至各处粜卖，以我往则利权操之人，而其利薄。现自泰西通商而后，多运白籼至上海，由轮船装往闽广天津，此又今昔情形之不同也。”[13]民国以来，“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形成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等而已”。[14](P.353)苏州从全国性的大城市衰退为区域性中等城市。
在近代实行海运以前，大运河是中国南方漕粮北上的惟一通道和南北货物交流的重要运输线，使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占尽天时与地利。但近代以后，随着传统运河功能的丧失，海运取代河运，津浦铁路通车，更使扬州城市的交通地理条件急剧恶化，扬州被彻底摈弃在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之外。失去中国南北商品贸易中转站地理优势的扬州，同时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其衰落就完全不可避免。
二、太平天国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对苏、杭、扬以致命打击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超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十分巨大的，而战争往往是以城市为主要打击目标，因此成为战争主战场的城市，一般都难逃衰落的命运。在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时期，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无疑给苏、杭、扬三城市带来巨大灾难，可谓雪上加霜，成为其走向衰落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1851年太平军自广西兴起，1953年定都南京，此十余年间，太平军在江南与清军展开了拉锯战，这对江南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1860年 5月，太平军决定东征苏州，兵锋所至，官绅、商人和地主纷纷携款逃跑。江苏巡抚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下令迁徙民众，并放火焚城，向来万商云集、市肆繁盛的苏州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号哭之声震天。是年6月李秀成军攻克了苏州，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绝大部分商业行业也都陷于停顿状态。据《太平天国通史》称：一向十分活跃的行会组织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15](P.315)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在一份上谕中确定了镇压太平军及太平军所据城市居民的基本原则：“随贼打仗抗拒官兵，不能及早反正，将来克复城池，悉行绞杀。”[16]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湘军攻陷宁国府城（治宣城县）时，“大呼直入，一律斩剃无遗”。[17]故此，当时在华传教士曾对此有所记载：“清兵好像在同叛军竞争到底谁更凶残，他们每到一地便洗劫一空，无耻地、毫不留情地对待可怜的民众。”[18](P.103-104)毋庸讳言，太平军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战争初期，太平军纪律还尚严明，约束较严，“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但至后期，太平军领导层滋长了享乐思想，不思进取、纲纪败坏、纪律废弛、抢掠财产、滥杀无辜之事时有发生。
“在苏州城门及其他处乡镇，往往见人头累累，系于高处。下贴告示，宣布其罪状，或劫掠民财，或吃鸦片，或奸淫妇女，皆军人之违法者。沿途所历各村，每三、四处必有一完全焚毁者；亦有三村相连，外二村未动，而中一村则仅余焦土者。余问之乡人，或云为官军所毁；或云居民逃避，而官军焚毁其房屋以示警戒；或云为满军占守，太平 （军）攻击之遗迹。……”[19](P.146)
这场战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的骤减和城镇的毁灭。往日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市镇变得遍地焦土、满目疮痍。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的人丁数在1830年时是341万，到1865年已减至129万。①《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在《苏州旅行记》中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20](P.601)这段令人心酸的文字形象地描述了战后苏南地区的死寂景象。战争对苏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一份奏折中还提到苏州府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21](P.287)另一方面，战争期间，苏州有大量的地主绅商逃往上海避难，带走了巨额的财产，以致战后苏州地区的重建严重缺乏资金。明清以来贸易一直雄踞全国前列的苏州浒墅关，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战后再也没有恢复，“苏州织造所辖浒墅关自咸丰十年被贼焚毁后，至今尚未建署开关。”[22](P.7829)由此可见战争对苏州商业贸易的打击，以及地区经济实力的下降。
杭州在清军和太平军的争夺中，人口死亡甚多。据时人记载：“时贼兵四面环攻，城中粮食减尽，民情汹汹……有食人肉者，至于辗转沟洫而后已，计一月内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城破后……掳掠男女无算，尚有居民在城者数万。数日后，贼虑其反复，进驱而出诸城外，自是城以内尽为长毛所据。”[23]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杭州府有319.7万人，依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1858年杭州府应约有人口372.1万，而据民国《杭州府志》卷57《户口》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杭州全府土著人口仅为72万人，为战前人口的19.4%。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杭州府损失人口300万，人口损失率为 80.6%。[24](P.473-475)
扬州在战争期间所受的损失也十分巨大。时人谓：“扬州因死尸堆积如山，不堪其臭，贼退，并入瓜州，官军埋尸，有一二里路之长。”[25](P.515)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长江一线交通阻塞，淮盐引地尽失，加之太平军三次攻占扬州城，“商人之居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亦遭荼毒”，侥幸逃脱的商人也是家资罄尽。[26]扬州城市人口大量减少，数十年内都无法恢复，有学者估计，1893年扬州城市人口可能只有10万。[24](P.801)扬州府属仪征、甘泉 (1912年并入江都县）、江都三县在战争中人口损失也十分严重。嘉庆十四年，甘泉县的“丁口”数为66.6万，光绪七年减少为24.0万。[27]有学者将战前、战后的时间分别定于咸丰元年和同治四年，从而研究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甘泉县的人口损失率高达72.5%。[24](P.464-465)
同治三年(1864年)冬，清政府在南京设立了招垦局，在长江下游其它许多地方也设立了同样的机构。苏南和浙西杭州湾三角洲原是全国灌溉最发达的地区，对周围的农民十分有吸引力。战后杭州接纳了大量的移民，所属多个县的移民人数甚至超过土著。基本未受战祸的苏北是迁出移民最多的地方。自从嘉庆五年(1800年)以来，由于盐业衰落，苏北长期萧条，迁出的人口甚多，以至苏北大片土地抛荒。[28](P.182)
三、上海崛起对苏、杭、扬衰落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圈，处于依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由此导致中国城市的畸形发展，上海等部分开放城市依附于西方世界，得到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国城市又依附于上海等城市，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给依附城市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上海开埠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被上海所取代，苏、杭、扬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中逐渐居于从属地位。
开埠前的上海，为江南松江府属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据施坚雅乐观的估计，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分别排名第二、第五位。[29](P.94)据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的估计，19世纪中叶上海的人口为27万，在江南远排在苏、杭等城市之后（杭州100万，苏州、南京、宁波各约50万），而与松江、嘉定、常熟、嘉兴、湖州、无锡等城市的人口数相当。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壮县”而已。
但是，上海具有的天然优势，注定了它在新时代来临之时将要成为举足轻重之地。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西方人选择上海，正是基于它在地理上所具有的优越条件，这正如英国人福钧所说：“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几年内，它非但将与广州相匹敌，而且将成为一个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30](P.81-82)但也应该指出，开埠前的上海，商业活动虽很活跃，然较之江南首城苏州仍瞠乎其后。同时，受清初海禁及乾隆以后推行的广州一口通商规定的羁绊，海运业的发展步履蹒跚，太湖流域以长江和运河为基干的内河航运，仍是该地区与内地省份物资交流的主要渠道。因此上海开埠前，顺长江而下的沿江各省商船，多将苏州作为其购销货物的终端港，在与长江沿岸各地的经济联系方面，上海港是作为从属于苏州的转运港发挥作用。当时流量最大的商品粮长途运销就是以苏州为起点。
但上海一旦开埠后，其地利之便和周边腹地的经济优势就充分显现，从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进出口商品贸易的中心。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当苏、杭、扬等传统工商业城市遭到太平天国战争巨大破坏的时候，上海却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获得大发展，大量的官员、商人、地主、士人、手工业者以及下层劳动者从战争波及的苏、杭、扬等城市向上海聚集。1860年5月两江总督何桂清带头由常州遁往苏州，继而避往上海。总督的逃亡，在苏、常一带引起极大的震动与恐慌，“继何之后，所有本省仍然活着的官员，似将陆续来到上海”。[31](P.86)一时间，“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32](P.546)清军退出苏州城前，将这座繁华的城市付之一炬，百姓无家可归，纷纷逃亡上海，“居人迁徙络绎不绝”。[32](P.13)李秀成也说：“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都，又由苏都移居上海。”[33](P.5)在长达10余年的内战冲击下，大量难民纷纷避入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资金和劳动力向上海汇聚的过程，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 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另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虽然也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们与租界内的外侨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
近代上海作为新兴的区域的经济中心，产生了巨大的集聚效应，使区域内的资本、生产要素、劳动力等向上海集中，这也成为上海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上海依托便利的长江和海上的运输，以及逐渐现代化的陆上交通（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等），很快成为我国外贸以及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1933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达11亿元以上，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34](P.76)上海的城市人口规模随着经济的扩张也不断扩大，1840年上海人口为27万人左右，但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则已达到542万，是百年前的20余倍。
上海的崛起，意味着苏、杭、扬等城市地位的下降。历史上“上海曾作为苏州的‘卫星’城被称为‘小苏州’”，而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州反而变成了大上海的‘卫星城’，被称为‘小上海”’。[34](P.62)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的棉布、棉纱、茶丝及米的贸易都不再流经苏州，苏州原为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而此时已经无进亦无出。[35](P.184、188、194)可以说，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投资的主要场所，苏州的传统经济中心地位彻底丧失。这可以从苏州和上海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同地位和巨大差距中略见一斑。1900年苏州进出口总值为117.9287万关平两，上海则为38948.4395万关平两，后者为前者的330.3倍。从1900～1937年海关长期统计来考察，在这30余年中，苏州进出口货值总数最高年份为1922年，共2636.8162万关平两，同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总数为134744.0887万关平两，是苏州的51.1倍。[36]
上海通商以后，原来汇集苏州的湖丝、茶转而经上海大量出口，其贸易量逐年上升，据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记载，“上海集印度、日本、英国之棉纱，销售于沿江沿海各埠，集全国之棉花土布，销售于国内外，……集苏闽皖浙赣湘鄂等省之茶，销售于英、俄、法、德、奥、美及日本、朝鲜，故江苏各地商人，无不与上海有关系”。[37]整个江南地区商业网络的格局在近代以来发生大变化，由原来以运河为主而转向以海运为主，由以苏州为中心转而以上海为中心。无锡、常州素以从属于苏州的米、布转运码头著称，上海开埠以后，它们与苏州的经济联系逐渐削弱，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进口商品及南北货，经由上海采购的常占无锡转口内销总额的70%-80%。[38]
近代以来，上海的崛起以及由此导致长江三角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使传统工商业城市苏、杭、扬的经济地位下降，上海超强的经济聚集能力使有限的资源都流向上海，而三城市虽然也被组合到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但处于从属地位，其发展的艰难缓慢就不言而喻。
四、传统经济衰退与新式经济发展缓慢是苏、杭、扬衰落的内在原因
如果简单的把苏、杭、扬等城市衰落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上海的崛起，显然是不适当的。近代以来，苏、杭、扬之所以出现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苏、杭、扬失去了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丧失了集聚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能力，主要与自身的城市经济结构僵化与传统经济解体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杭、扬等作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城市，其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又被限定在农业经济的承受范围之内。从乾隆末年开始，我国农业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僵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以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又很难突破农业经济结构的桎梏，不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嘉庆、道光年间，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滑坡，或者说经历一次经济萧条（吴承明先生称之为“道光萧条”）。正如时人龚自珍所描述的：“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明，奚暇问年岁！”[39](P.240)这次“经济萧条”对苏、杭、扬等城市经济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苏、杭、扬等城市的农村腹地，由于长期的河道淤塞，水利失修以及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嘉道年间，苏州所在的太湖地区的通江入海的主要通道——吴淞江、浏河（娄江）和白茆河（塘）都出现淤塞，引起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据统计，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40余年期间，苏州地区连续遭受旱涝灾害，灾情严重者多达几十次。[40](P.534)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日益贫困，大量破产，许多佃农交不起租赋，时任两江总督的裕谦曾对此作过评论：“苏省为财赋之地，该三县（长洲、元和、吴县）尤为繁剧之区，佃欠租课，业主追呼罔应，往往控官押缴，动即至数十名及数百名之多”。[41](P.557)水旱灾害，不仅使正常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苏州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嘉庆九年(1804年)，苏州“大水一年饥，织工多废业”。[42](P.536-537)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江南的水灾使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近年以来，不独江苏履歉，即邻近各省亦连被偏灾，布匹丝销售稀少，权母子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43](P.148)可以说，苏州地区经济已经出现衰退，人口也大幅度减少。在经济结构日益僵化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影响下，苏、杭、扬等城市的发展势头被遏制，而它们自身又很难摆脱这一状态，从这一点讲，它们已经从上升通道转达入到下降通道，由盛而衰已经不可避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向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大门，潮水般的外国工业品涌进来。首先受到破坏的便是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44]这条被研究者广泛引用的史料说明了当时在外国商品冲击下传统经济的解体。苏州及其附近农村，在1894年以前，织布纱线均为手车所纺，称“杜纱布”，1894年以后，机制纱（又称洋纱布）盛行，杜纱布则日益衰落，“近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45]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工业发生、发展的同时，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并没有完全“没落和破产”，它通过自身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在传统经济发达的地区，这样的状况一边使得该地的近代转型受阻，一边又支撑着当地的经济继续缓慢前进。这种状况在近代苏、杭丝织业的发展中典型地体现出来。与棉布的纺织不同，苏、杭等地所产的丝，因其品质出众，其市场竞争力较强，出口旺盛，因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织布业所面临的那种危机。外国商人对苏州地区所产湖丝的质量评价甚高，认为“这种丝细而软，色泽光滑纯净，非华南各省生产者所能及”。[46](P.6)1880年苏州有织机6000张以上，丝绸年产量达86940匹，[46](P.6)不少资本雄厚的纱缎庄纷纷在上海设立分庄分店，专门对洋行批发。其时苏州出口纱缎不仅行销南洋各埠，而且“销路远至俄国、高丽、缅甸、印度等处”，[47]内售外销的总数年达600万元。民国时期，营业最盛之时，苏州“共有木机九千余架之多，职工三万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揖经等，男女赖以生活者约十余万人。”[48]
杭州的情况亦大体如此。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政府在杭州地区大力扶持植桑养蚕，蚕丝产量持续增加。同时，欧洲适逢蚕病蔓延，蚕丝减产，进口量增加。而日本这个日后抢占中国生丝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此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丝需求也很大。根据协定关税，1843年后中国生丝出口税从9.43%调低至3.97%，减少50%多，而丝织品出口税则从3.11%增至4.17%。这些经济措施对生丝出口十分有利。”[49](P.384-390)这种情况下，杭州各处手工业者大多放弃棉布纺织，转而专心养蚕售丝，生丝的商品率很高，杭嘉湖一带是中国重要的丝产区。
近代以来，苏、杭等城市的丝织业虽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向新兴的现代工业企业转化，而基本上仍然是停留在手工工场的状态。明清时期苏州丝织业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渗入生产过程的商业资本“账房”，他们拥有巨额资本，收购和储藏大量生丝，散发给机工，承揽包工，待织成丝绸后回收。鸦片战争前，“账房”的数量还不多，1702年～1837年的135年间，共有账房11家。鸦片战争后的67年间，“账房”数量激增，发展到57家，增长4.2倍，为账房代织的机匠由1840人增至7681人，增长3.2倍。[50](P.188)1899年，苏州有资本10万元以上的大账房100多家，资本1万元以上的中账房500多家，资本为2～3千元的小账房600余家，被其控制的织工已经占到织工总数的十分之九以上。[51](P.188)事实上，苏州丝织工业的性质已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手工业。这种加工订货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从行会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形态，这是苏州丝织业独特的运行轨道和发展方式。这种机制在于资本把手工工厂建在广大家庭里，家庭劳动者的房屋无形中充当了厂房的垫支资本，既符合经济节约的原则，又充分利用了苏州地区最大的资源——众多熟练的纺织能手。对于劳动者来说，较之在工厂的劳作，这样也更符合他们的习惯，符合苏州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这种生产方式也对现代工厂的建立起了阻碍作用。
苏州的现代工业建立较早，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胥门外创办了苏城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苏州洋炮局”。但苏州近代工业并未因为产生得早，而获得超越其他城市的发展速度或其他任何优势。苏州洋炮局成立不久，李鸿章因署理两江总督调南京，洋炮局也作为他的私人政治资本随之迁宁。另一方面，由于枪炮生产与以丝绸、棉布生产为基础的苏州传统手工业缺少有机联系和传承关系，洋炮局迁走后留下的机器制造工业的真空也长期无人去填补。直到1987年苏州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棉纺企业苏纶纱厂才建成，1896年苏州才有第一家使用机器的缫丝工厂苏经丝厂。虽然苏经、苏纶两厂开办时的规模、资本、机器设备在当时中国新开的工业企业中居于前列，[52]但是因为官绅不善经营，苏经丝厂只是略有盈余，而苏纶纱厂则亏损严重。因此，较长时期内苏州的新经济并不占居主要地位。传统商业与手工业仍呈现出畸形繁荣，旧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居压倒优势。据民国初年刊行的《苏州总商会同会录》，可以稽考的字号共计721家，涉及 30多个行业，其中，主要为官绅商人服务的，如纱缎、绸绉、金银、珠宝、玉器、烟酒等行业即达15个之多，共237户。[53](P.11)另据民国元年的一项统计，苏州典当铺共50家，资本额1,741,701元；钱庄共13家，资本额211,400元。[54]上述商号、钱庄和典铺有一部分是由所谓“城居地主”兼营的。他们是一批由乡村迁入城中居住或一直居住城中的拥田数百、数千乃至数万亩的大地主。“城居地主”经济的扩展，反映了明清以来苏州地区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些“城居地主”往往一面设栈收租，进行封建性地租剥削，同时又兼营工商，或开设典当铺、钱庄，从事高利贷盘剥。据估计，清末苏州的“城居地主”近两千家，多住城东一带，共设租栈约数百个。[55]此种经济布局和结构，使苏州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的联系特别密切和牢固，因而不易转化成较为纯粹的近代意义的工商资本。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州的近代工业在民国初年远远不及上海，且落后于无锡、镇江这两个后起之秀的城市，仅与南通持平。苏州现代经济发展缓慢原因虽然较多，但传统经济解体的缓慢和对现代经济的阻碍无疑是重要的原因，在一定的时期，作为苏州支柱产业的丝织业的工场方式体现出优于别处的效果，使苏州传统丝织业牢牢占据着领先地位。正是由于这种领先使苏州依然处在自己的惯性中不为现代工业的大潮所动，并为往日的辉煌麻痹了嗅觉，因而苏州的新式工业一直未能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其城市经济与新的经济中心上海等城市相比，则越来越落后。
与苏、杭两城市不同的是，近代以来，扬州主要是因传统优势主导产业盐业的衰退而一落千丈。
前近代时期，扬州虽然存在着庞大的商业资本（盐商），但却无法发展到像17～18世纪欧洲那样的商业体系。首先盐业是由官府垄断的，盐商的活动与其说是私人企业经营，还不如说与包税制度具有同样的性质。其次，盐商富豪们所获得的利润和财富并未再投资于新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之中，而是往往转变为各种非经济的用途，在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文采决定威望和地位高下的社会中，盐商们往往不愿致力于投资其它商业和工业企业，而宁愿捐官捐衔，或鼓励子弟科举入仕；或者干脆摆阔，尽情挥霍；甚至供养骚人墨客，耗费巨资附庸风雅。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财富不能产生聚集效应，甚至几乎不能在一个家族积聚二、三代以上。
嘉庆、道光年间，为了摆脱白莲教起义带来的政治和财政危机，清政府加强了对盐商的搜刮。大盐商随之将负担转嫁到了生产者身上，使灶丁煮盐几乎无利可图，这直接导致私盐泛滥；而私盐泛滥则使得正盐难销，商人再也无法获利，盐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主持盐政，裁撤根窝，取消了自明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盐商垄断特权，并对盐商财产采取了没收的极端办法。使得原先据为世业的窝本变为废纸。政府抄没盐商家产以抵欠课，使得盐商纷纷破产，扬州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支柱。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长江一线交通阻塞，淮盐引地尽失，加之太平军三次攻占扬州城，“商人之居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亦遭荼毒”，侥幸逃脱的商人也是家资罄尽。[56]经此打击，扬州的经济不仅严重衰退，随着盐商消费集团的解体，扬州城市商业机能丧失，服务性行业也大幅萎缩，人口外流，城市社会生活失去活力，城市建设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开展，文化更是萎靡不振。“漕运改途，昔之巨商去而他适”，[57]百业凋零，江河日下，昔日“江左名园”不复存在。民国元年“自津浦路通，运道变迁， （漕、捐）岁收俱减”。[58]
如果说扬州商业由于传统的延续在近代以来还有一定发展的话，[59](P.338-339)那么现代工业就显得十分落后，近代以来，扬州没有一个官办现代工业企业。据1911年的统计，长江下游各城市的 64家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扬州只有一家设立时间较晚的面粉厂。[60](P.807)据1937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布的《工厂登记规则》记载，截止1936年 6月底，扬州合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使用近代机器的工厂只有两家，而且资金少规模小，工人屈指可数。②与苏杭相比，扬州既没有作为经济支柱的手工业，也没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为支撑，从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动、大冲击的背景下，它无法实现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其迅速衰落则是不可避免。
五、思想观念保守也是苏、杭、扬等城市衰落的一个原因
思想观念保守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有着强大的惯性，在国门被打开后几十年，传统势力依然很强大，接受新生事物总有很大难度，尤其是在有着辉煌历史的地方。一般说来，越是经济曾经发达的地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越容易因循守旧，苏、杭、扬等城市的传统精英阶层在近代以来普遍都趋于思想观念保守，从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
苏、杭、扬三城市在清代曾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仅嘉庆至宣统年间，苏州府考取的举人就有734人，进士有600人。[61]至于获得生员资格的士人，数量就更多。1861～1870年，苏州府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生员共达764人。有学者粗略估算，清末苏州士绅总人数一般维持在 2000人左右，约占苏州城市总人口的 0.5%。[62](P.151)清末民初以来，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仍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的观念和意识往往通过各种渠道浸润展延，严重影响一般的民众，正是如此，晚清苏州民风变得靡弱闲散，节奏缓慢，缺乏实现早期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紧迫感与开拓创新精神，有人评论苏州人“长于持论，短于行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流行的社会价值追求是“一读书、二学医、三开典当、四织机”。[63]传统观念和守旧心态以其特有的韧力腐蚀着苏州人的心智，维护着正处于解体过程的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并阻遏着新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新观念的传播。清末以来，苏州钱庄较为兴盛，资本额虽然不多，不过一、二万两上下，但吸收的存款却不少，其时，游资充斥，存款来源实多。[64]1908年时苏州各钱庄存款，高者达45万两，低者亦在35万两左右，存款总额约在1000万两上下，而本埠商铺大户的自有资金亦颇雄厚。但清末以及民国初期，苏州较少人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致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寥可数，故苏州钱庄吸收之存款在本市难以消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于是，邻近的无锡、常州两城市以及常熟、昆山、太仓、镇江、溧阳、南京、南通、泰州、湖州、嘉兴、蚌埠等地的同业与典当等行业，均成为苏州钱庄放款的主要地区与对象。[65]由此可见苏州商人思想观念的保守，以及苏州新式工业企业落后的原因。
杭州的现代工业落后，也与相关商人思想观念保守有关。杭州海关的外国海关税务司无不抱怨地在海关关报中写道：“总之，这一工业之发展比原先所盼望之目标低。这原因有些是受上海的影响而导致者，当然那些海、陆、空交通，尤其是铁道运输都是杭州所望尘莫及者也。另外，更主要的还是杭州企业、实业界本身过于保守，对体制结构等总是抱残守缺也。”[66]从杭州海关关报1896～1921年的二十多年的连续报告中，鲜见开办新厂之记述，每次报告都只有几家老面孔。
扬州人的封闭保守气息更甚于苏、杭。由于交通地理位置的变化，扬州远离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不便的交通条件使扬州少了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浸染的机会，直到民国中期，扬州绅商仍然具有强烈的自我封闭意识。1933年秋，沪杭厂商李经伦来扬州开办大盛绸缎洋货布片分号，由于其商品价格较低，对扬州各绸缎店有一定冲击，全城相关商店联名罢工，要求制止大盛开业。最后县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以大盛绸布店加入扬州同业公会，大盛店的绸布价格等事宜由扬州商会公断，此一风波才结束。[67]由此可见，扬州的封闭状况和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学者认为近代扬州人“无为的虚气表现出的一种夜郎自大式的自骄自傲心态，缺乏一种对新事物的主动挑战，这成为扬州城市市民不能成功地走向现代的严重心理障碍。因此，此期的扬州人缺乏从理性的高度对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西方文化的审视，致使近代扬州始终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终成落伍者。”[68]
由于主导扬州城市经济的商人群体思想保守，只注重单一的传统商业，未能投资于现代工业，因而没有能够培育出代表现代经济的工业企业，扬州的现代工业长期处于贫血状态中，资金严重不足，社会资金向工业的转移零星而且迟缓，传统部门压倒现代经济部门的现象是近代扬州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资本的游离性使商业在经济领域成为一枝独秀，并造成扬州城市的消费性、寄生性倾向。据资料统计，商业资本占了扬州资本总额的96%之多，[69](P.18)从事工业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左右，而从事商业的人员占城市人口的 1/3。城市工业化严重不足制约了扬州城市的发展水平。由于扬州的近代工业规模小，工业结构单一，[70](P.84-86)使得近代工业所特有的社会效益无法产生，城市功能、城市建设、城市生活方面的现代化变迁不甚明显。
除了商人群体外，扬州其他阶层的人也较少竞争意识和创造力，正如易君左《闲话扬州》里尖锐指出的那样，扬州人习惯上午“皮包水”，在茶馆里泡着；下午“水包皮”，在浴室里泡着，休闲成了生活的中心和重点。城市发展必须要由人来推动和创造，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扬州人在长时期里养成的懒散缓慢、重视享乐、节奏缓慢等等性格特征，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影响着扬州人积极创业。作为典型的商业城市，商人是扬州社会的主体力量，但他们未能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未能成为扬州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扬州没有出现过如南通张骞或无锡荣氏兄弟那样接受了西学洗礼，眼界开阔，勇于变革的现代企业家。即使在传统优势丧失以后，扬州的商人仍然继续将自己定格在传统商业上，这就注定了扬州城市在近代只能持续衰落下去。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强国用武力和条约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由此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突变，而这种突变不是在一种和平的环境下有序地进行，战争、动乱、灾害……各种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此起彼伏。在百年中国的巨变中，区域内的各种资源，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资源，还是社会的、文化的资源，都在日益增长，并被重新配置，由此导致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有少部分城市获得了较多的资源，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经济实力增强；然而，大多数城市却在这一巨变的过程中，渐渐失去原有的优势和资源，趋向衰落。苏、杭、扬等传统工商业城市由于多种原因而走向衰落，失去运河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是三城衰落的共同原因之一。邻近的上海在五口通商后取代了苏、杭、扬的原有地位，在战争、政治、交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者开始了迅速的此消彼长，上海崛起后一方面吸引了大量苏、杭、扬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对其产生辐射带动，但应看到，在整个近代，前者都是主要的。太平天国战争对苏、杭、扬三城市的衰落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数百年间建立起的城市文明均毁于战火。传统经济结构解体的缓慢以及现代新经济发展的举步维艰，实为近代以来三城市衰落的内在原因。另外，三城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守旧更加剧了衰落的程度。
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三城市在近代所出现的衰落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发展趋势和结果。苏、杭的情况有些类似，比如同样拥有发达的农业经济腹地所带给城市的有力支撑，它使苏杭在国内外现代工业和廉价产品的冲击下能不断从原有资源中挖掘出新的动力，至少将城市的地位维持在全国的中等水平，仍然还保持着区域性地方经济中心的地位。扬州在清代中期的经济基础原本就比苏、杭差，经济结构亦不合理，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建立在封建特权和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之上，外部的推动力远远大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因而当封建特权不再发挥垄断作用，交通地理的优势渐渐失去时，不幸也就随之降临。扬州在失去了运河和盐业这两个最主要的优势后则一落千丈，其衰落较苏、杭二城市更加突出。
注释：
①清末民初的江苏省很多地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
②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1927-1937》第三章《江苏省之经济建设》，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秦孝仪主编，影印本，（台北）南京扶轮日报社，1937年，第22-25页。
以上统计可能偏低，一是因为厂家隐瞒，拒不登记；二是因为登记的仅限于合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者，不合规定的就没有登记，若干厂家，就利用这一条拒不登记，故而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
收稿日期：20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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