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批评及其数字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种论文,批评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种批评”是近两年从文学批评界诞生而出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但它的意义并不仅在批评本身，就整个人文学科而言，它都具有积极的建设性。因而不妨既视它为一种文学批评，亦同时视其为文化批评。从文学到文化，正是目下人文批评的一种走势。它要在以批评之言路催生其彼此互异的“个体性”知识话语，从而在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意义形态”内形成真正的“多元化”格局。
应该说“第三种批评”是一个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开放的语义空间，它的开放性在于对它的解释不必持有完全一致的理解，或曰这个话语对不同的批评者具有不同的“再解释性”。笔者作为“第三种批评”的赞助者之一，初闻其话语，便产生了与其倡导者和其他赞助者也许不尽吻合的阐释意念，尽管彼此在精神上有着内在的沟通。这便说明该话语的张力作用十分明显，它可以为各种不同的解释提供相当丰富的可能性。
在最初的意义上，“第三种批评”的锋芒所指乃是一切既定的知识话语，它的初衷在对既定话语的批判中诞生自己。那么，既定话语的所指又是什么呢？有感于90年代以来知识界流行的“国学”倾向（如重建“新儒学”）和“西学”倾向（如引进“后现代”），“第三种批评”便自觉地把西方话语和传统话语作为自己双重超越的对象，并以这种姿态试图在知识的形成上走出具有“我”性特征的第三条道路。
明悉“第三种批评”的思路和策略之后，真正能对它进行个体性解释的就是“三”这个概念了。“三”在此意味着什么？在该话语中，它首先是一个序数词，并且是取代作为西方话语之一元和传统话语之一元的一个新的一元。这当然是对“第三种批评”一种表面的理解，或者就是一种可能的误障。因为序数作为一个系列，只能是线性的延伸，它或者停滞于旧的一元而不前，或者以新的一元完成对旧的一元的取代从而获得某种发展。但，无论前后两种情况有何差异，有一点它们是共同的，即由它们所构成的文化格局无不具有知识上的一元性。以一元取代一元显然不应该成为“第三种批评”的文化努力，毋宁说它所以反对西学话语和国学话语，倒并不在这两种话语本身，而正在有人意欲使其成为具有现实支配意义的一元性话语。因此，有必要小心厘清“第三种批评”之“三”的真正含义。在笔者看来，它的真正含义不在数学而在哲学。这可能需要经过某种转换，如果不妨将“三”从以时间性为主的序数词转换为以空间性为主的基数词，那么，作为一个基数，它的哲学含义就不是实数之“三”，而是虚数之“多”了。因而，“第三种批评”的“三”并非是第三个具有某种总体性的“一元”，相反，它的存在则表现为一种共时意义上的“三元”或“多元”。
既不在作为一元性的西学话语和国学话语的二元对立中进行话语选择，又并非以己为一元从整体上对上述两种话语取而代之，而是力图在文化格局的建构上形成三元性或多元性的话语空间，那么，在这一元二元和三元之间，或者在数字一二三之间，它们的哲学差异是什么？这也许是个有趣的问题。
数字一二三绝非简单的递增或递减的关系，在哲学上它们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一为数字之始，至小却又至大，至小者，它仅仅是个一，至大者，它又无所不包。《说文》释一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这里，一作为“道”已经具有宇宙本体论的意味。它不仅是数字之始，而且是万物之始。因而一与万物的关系就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所谓“一元”，其本义也就是万物原（元）于一。对一做类似的哲学阐释，在古代典籍中，可谓比比皆是，与其说这种阐释是出于古人的神秘认识论，毋宁说在其中起更重要作用的则是“知识社会学”。赋予一以“统一”万物的权力，实际上也就授予了自己“一统”天下知识的权力，因为自己是“一”这个天下之“道”（真理）的发现者，道之在身，当然“一言以为天下法”。这样的“一言”也就成了支配天下万言的“一元”，它从宇宙本体论相应地转化为一种以话语形式出现的知识本体论，所有的知识话语都出自于它，并最后又都归结于它。由此可见，知识上的一元论者，大凡都具有“以同斥异”的专制主义倾向。
二是一的倍加，一如果是一种文化专制，那么，二的出现是否能使这样的格局发生改观？答案是否定的。二非但不能改变一，它本身就是作为一的需要而出现。张载曰“不有两，则无一”。如果没有二，一的存在毫无意义。在知识社会学的语境内，对一的阐释本来就是出于文化权力的需要，那么，在一诞生之后，却没有一个对象可以支配，这一岂不等于虚设。所以。朱熹说“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此化首先就是化一为二，《黄帝内经》中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可以与此相参“一分为二，谓天地也”。至此，一不再是自我托大的了，它有了二这样一个为己所控的对象。在一和二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就象天地之间，天总是支配地一样。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在哲学上就叫“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从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赤裸裸的权力意味，形而上是道、是体、是第一哲学，形而下是器、是用、是第二哲学。天是统驭万物的“道”，地就是承载万物的“器”。因而，二既可以表现为一个对象（即地），亦可以是由此化开来的众多对象（即地所承载的一切）。把所有的对象作为一个形而下的整体来支配，这个形而上的一与其众多对象的关系，也就是朱熹所谓的“月映万川”。它的权力意味，不妨反过来看，即，万川唯有一个月。
问题到此结束了吗？二不仅未能改变一的文化专制，反而成为它的具体表征，甚至，它的出现是一种强化，使一元论的历史局面越演越烈，周而复始。由一分为二所造成的二元对立格局，在结构上是一个“中心／等级”的关系构成，它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表现。按照某种既成的理论，二元对立中的一元，占据着矛盾的主要地位，它支配和制约矛盾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显然，在这个对立结构中，前者的位置是中心的，它有效地使整个矛盾运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而转化。但，同样根据这种理论，物极必反。对立的二元在其矛盾运动中实际上是各自向着自己对立的方向转化。于是，在这个结构中，便发生中心易位，等级颠倒，权力更主。接着就是新一轮的二元对立运动以其不变的模态再度开始……以此推演，竟致无穷。由是可见，对一元文化格局来说，二元的出现不是趋向多元，而是互争一元。正如明代方以智谓“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一才是二元对立的双方所力争的目标，它们以对立的方式彼此相交，并把对方视为异己、视为对敌、视为可以由己合而为一的对象。因此，说到底，二的本质就是一，一是二的落脚点。二元对立的历史不过是你取代我、我取代你的一元化格局的交替循环。
一而二，二而一，当它形成了类似军营课操“一二一”的固定程序时。那么，真正能够打破它并使问题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就是数字三了。三者，参也。它并不仅仅是在一字上多两划，二字上多一划，并且，这一划之多也并非仅仅多出了个一，它的出现，或者说它的参与，其意义在于一举改变了合二而一的一元化格局。换言之，一而二，尚是一种量变构成的话，那么，二而三，质变就发生了。它的张力势无可挽地使一元论和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走向平面化的三元或多元。在郭沫若看来，数字一二三不过是初民们计数时手指的象形。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当你伸出食指与中指时呈剪刀状时，分明能够感到两指间有一种合一的力量，并且，它们事实上合起来也非常容易。但，如果伸出的是三个手指，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要合拢就会感到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那种合二而一的惯性被第三个手指修改了。作为一元化和二元对立的离心因素，三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一种消解中心的多元化力量。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如果说数字一可以显示一种“无限大”的话，数字三则显示的是“无限多”，这可以老子的“三生万物”为参证。所以，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数始于一”，又“成于三”。这实际上是从一元到三元的发展。也是从极大值到极多值的转换。
在以上数字化背景下浮现而出的“第三种批评”，它的任务首先就是反对文化上的一元论，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文化本身的发展历来总是被锁定在某种一元化的知识格局内，它极大地扼制了文化自身本有的生命力。文化一元论本质上就是文化专制论，它总是试图使天下话语毫无例外地“定于一”。这个一是典型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经学话语”。话语一旦为经就被圣化了，所谓“经天纬地”，这时，它与其他话语就形成了“经”与“传”的关系。然而，这是话语之间最大的不平等，它们压根就不在一个知识平面上。经乃传之本，传以经为限，传只能在经的既定范围内进行知识运作，甚至还“不能改经天之义”。这样的话语已然丧失了精神上的原创性，并成为经的附庸。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总是一股保守力量，一种神圣文本的诠释者（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人格，而只是改变了被诠释的文本）。”因此，面对迄今为止依然是经字当头又经传一统的文化格局，“第三种批评”当然要毫不客气地对其解构。
反对二元论，反对二元对立思维，这是“第三种批评”的又一任务。从逻辑上说，反二元论就是反一元论，因为，二元论不过是非此即彼的一元论。这一点比较明显。但，由它所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却是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它或许已经根深蒂固地潜伏于人的意识之深处。近百年来，不难习见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不是用西学话语批判传统话语，或者就是相反。这种批判尽管有时必要，但它毕竟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第三种批评”既不站在一个统一的西学立场批判国学，也不以一个统一的国学标准否定西学。它是分别把西学与国学作为自己双重超越的对象。当然，超越在这里绝不表明所有的西学话语和国学话语都已丧失其价值，需要被取代；更不意味着自己的话语比对方高超，从而去取代。如果它居然把西学与国学作为一个统一的排斥对象，并竟然把自己同时作为全面排斥的另一方，那么，这无异于重演新一轮的二元对立。因此，“第三种批评”只是致力于把时间逻辑转化为空间逻辑，致力于以话语多元终结话语取代。它与西学和国学之间并不表现为时间性的序数关系，而是空间性上的差异关系。简言之，“第三种批评”仅仅是这样一种姿态：即在以上二者既定的知识之外，努力探索不同的精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