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发展的五年与“十三五”期间的重要选择_产业增加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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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十二五”我国产业发展的回顾，重新审视产业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有效选择促进产业发展的着力点，有利于“十三五”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地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十二五”我国产业发展态势

      “十二五”期间，面对复杂严峻多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发酵和扩散，以及“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深层次矛盾凸显交织的国内背景，我国的主要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指标都超出预期的规划目标。如GDP年均增速达到7.8%，快于规划预期目标0.8个百分点；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0.5%，五年累计提高6.3个百分点，较规划预期目标高出3.5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达到56.1%，较规划预期目标高出4.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1195元和11422元，增速均明显高于规划预期目标。①“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产业规模较快扩张，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变开始形成

      按当年价格计算，2010年全国GDP达到408903.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下同)增加值分别为39354.60亿元、188804.90亿元和180743.40亿元，工业增加值162376.40亿元；2015年全国GDP增加到676708.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加到60863.00亿元、274278.00亿元和341567.00亿元，工业增加值228974.00亿元。五年间全国GDP规模扩大了65.5%，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规模分别扩大了54.7%、45.3%、89.0%和41.0%。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口径，2011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已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50个主要商品品类中，我国企业有6个品类位居全球世界市场份额第一。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十五”、“十一五”时期，GDP、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多为两位数。“十二五”期间，GDP、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都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进入“个位时代”。按不变价格计算，“十二五”时期，全国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7.8%、4.1%、8.0%、8.4%和7.8%。与“十一五”甚至“十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全国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均有明显降低，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降低尤为显著(见表1、表2)。

      

      (二)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更加显著

      按当年价格计算，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9.6%、46.2%和44.2%，工业增加值占比为39.7%。2015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9.0%、40.5%和50.5%，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到33.8%。“十二五”期间，全国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五年共上升6.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比明显下降，五年分别共下降5.7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工业增速和占比双双呈现下降局面，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1.4%，此后服务业占GDP比重一直高于工业占GDP比重。2006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峰值(41.8%)，此后转入下降趋势。因此，如果说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从“十一五”期间初露端倪，那么在“十二五”期间这种转型更加显著(见图一)。与此相对应，“十二五”期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路显著下滑，2010年分别为57.2%和49.3%，2015年分别下降到37.2%和30.7%，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走高，2010年仅为39.2%，2015年上升到57.8%。②与此同时，在三次产业各自内部，结构调整步伐也在明显加快。

      

      图1 2001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农业、林业总产值占比分别上升了3.6个和0.1个百分点，牧业、渔业总产值占比分别下降了3.7个和0.9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2011-2014年)，农业、林业、渔业总产值占比分别上升0.3个、0.4个和0.8个百分点，牧业总产值占比下降1.7个百分点。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十二五”前四年农业占比升幅明显减小，林业占比升幅明显增加，牧业占比降幅收窄，渔业占比由降转升。显然，这在总体上有利于增强农林牧渔业的生活、生态功能，促进其产品多元化和功能多元化。

      在工业内部，“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是，由于市场需求规模接近峰值，加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部分资源采掘产业和初级原材料产业增长压力明显增大，占工业比重有所下降；由于收入增长带动消费需求扩张和结构升级，特别是由于品质化、高端化消费需求的快速释放，消费品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所提高，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占比的增幅尤其显著。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和占比双双快速提高，更是工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表现。2015年装备制造业已成为工业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1.8%。工业经济发展对资源过度依赖的状况开始得到改善③。

      “十二五”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住宿和餐饮业在波动中略有回升；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降幅明显；房地产业在一路下滑后2015年有所回升；金融业经历波动后2015年大幅提高，其他服务业经历2012年和2013年的回落后从2014年开始趋于提高(见表2)。在全国服务业增加值中，2015年与2010年相比，批发和零售业占比稳中略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三大行业占比明显下降，其他服务业占比升幅较大，金融业占比增幅显著(见图二)。

      

      (三)产业跨界融合向纵深发展，发展方式转变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亮点频频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跨界融合向纵深推进，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及信息化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产品市场与旅游市场、乡村地区农业供给与城市地区农业需求的对接，有效填充了城乡之间、农业供求之间的信息鸿沟，解决了相关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效激活了农业的生活、生态功能，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形成。如部分水果产区由“种树卖果”向“种树卖景”转变，许多特色农业小镇把培育农业农村新兴、特色产业，与开发底蕴丰厚、特色鲜明的区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有效增强了农业农村产业的体验功能，促进了其价值链升级。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④占比2005年、2010年、2015年分别为2.7%、2.9%和3.3%，“十一五”期间上升了0.2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升幅明显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十二五”期间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进程明显加快。

      经济服务化与服务信息化往往相互交织、协同共进，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向产业领域的融合、渗透提速，成为“十二五”期间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新亮点，有效带动了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涌现，促进了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形成，为更好地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发挥新消费对新供给的带动作用创造了条件。“十二五”期间，互联网经济爆发式增长，“互联网+”或“+互联网”日新月异，城乡居民旅游、网购、信息消费快速增长，都与信息化同产业发展的跨界融合密切相关。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大量涌现，有的源自产业融合，有的源自产业内部。这些进展有效促进了产业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品质发展，为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撑。如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技术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推广应用也日益广泛。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蓬勃发展，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加快。2013-2015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生物药品制造业、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均明显快于工业平均增速。技术进步日益成为推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源⑤。

      (四)产业开放步伐加快，创新创业蓬勃展开

      “十二五”期间，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断提升，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期，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大幅增长，占世界位次持续跃升，2014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大幅提升，到2015年已连续4年保持世界第三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大力推进，有效推进了我国产业对内对外的深度开放合作，为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重要支撑。

      “十二五”期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支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力度明显加大，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日益受到重视。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有效促进了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和产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和创新创业的活跃，也带动了创新创业能力的增强。如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日趋活跃，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建设不断加强，产业并购重组和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产业组织创新蓬勃展开。近年来，创新资源向企业进一步集聚，企业创新活力增强的案例大量涌现⑥。智能制造日益成为创新驱动的领跑者，2015年新型、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和高端信息电子产品制造日益成为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新能源汽车产量出现“井喷式增长”⑦。

      二、需要科学对待的若干重大问题

      现阶段，尤需重视如下问题：一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引擎”；二是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三是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科学选择其推进方式。

      (一)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最大产业，培育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引擎”亟待引起重视

      2011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就业人数(年底数)分别为26594万人、22544万人和27282万人，分别占三次产业就业总人数的34.8%、29.5%和35.7%，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2014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已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40.6%。201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9.5%、45.0%和45.5%，第三产业首次成为三次产业中占GDP比重最大的行业。因此，到2012年，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三次产业中占GDP比重最大、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此后，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逐年较快提升，2013年、2014年分别达到46.9%和48.1%，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50.5%。到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4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2013-2015年共提高5.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四季度，按可比价格计算，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已经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的增速。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经验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在长期提高的总趋势下，部分年份出现下降或反复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如此，从当前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及三次产业发展已经展现的趋势来看，在“十三五”的大部分时期，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50%很可能成为“新常态”。

      通过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变化的比较可见，近年来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连年大幅提升，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形势不好，近年来增速明显放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服务业发展及其占比的提高，有利于稳定经济运行。二是服务业价格水平的上涨更快。如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44.20%、44.21%、44.30%和44.53%，幅度并非很大。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占比上升，主要由同期服务业价格的更快上涨引致。

      应该怎样看待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连年大幅提升呢?对此多些辩证思维和忧患意识，或许才是明智之举。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下行的压力也较大。与“十一五”甚至“十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期间，并非只是GDP和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呈现下行趋势；只不过服务业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波动较大，2015年增速有所回升而已。今后几年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工业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分别影响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扩张。由于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新兴服务业规模较小，新兴服务业较快增长带来的服务业发展空间短期内未必能有效弥补传统服务业增速下行带来的增长缺口。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服务业增速下行的压力还可能不断加大。况且，在近年来服务业占比较快增长的同时，服务业要素结构的优化并没有实现“同步跟进”。因此，随着服务业规模的扩张，人力资本、创新资源等高级或专业化要素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稀释。这不仅会加大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困难，甚至会加剧服务业内部结构低端化问题，导致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甚至非组织化服务业占比上升，影响研发设计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卓贤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四大经济体的研究发现，服务业比重提高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的年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的可能性往往也比较大。[1]从我国来看，1980年以来服务业占GDP比重连续4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时期，除近期外仅有1997-2002年一个时段(6年)，这一时段恰恰也是1980年以来我国GDP、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连续处于比较低位的时段。

      随着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运行中能否发挥主导作用，服务业能否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引擎，在产业结构中如何科学处理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关系?如何科学处理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也是许多理论和政策分歧的来源。如有人认为，“要把推进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新格局作为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基本目标”；“在未来五年，我国能否牢牢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既关系到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将对中长期的公平可持续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迟福林，2015)；甚至我国在“‘十二五’时期末很有可能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2]。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如杜传忠、庞瑞芝认为，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并不意味着“已告别工业经济时代而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经济时代”，“在今后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处在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方面仍将是第一位的”[3]。金碚认为，“推进工业化仍是我国重要战略任务”[4]。

      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我国产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科学回答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也左右着政策选择的成败得失。比如，如果把“去工业化”理解为经济发展中服务业重要性不断上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重要性不断下降的过程(杨成林，2012)，那么“去工业化”应该是工业化完成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然结果。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尚未完成前出现早熟的“去工业化”，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一些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停滞，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背景下，第二产业占比达到峰值，较早进行“去工业化”。付保宗的研究证明，经济增长速度与工业占GDP比重之间往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工业比重下降容易诱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工业比重过早出现拐点，容易导致经济过早进入低速增长区间。[5]贺军(2016)认为，当前巴西陷入经济危机，第一个教训是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巴西的“去工业化”抽掉了国民经济的脊梁，使巴西经济失去了重要的工业支撑；第二个教训是服务业低端和原材料依赖。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巴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然已达70%以上，但除金融业外，巴西的服务业主要是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低端行业，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创造更多价值，导致国家收入更多依赖铁矿、大豆、石油等原材料出口。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再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过去长期“去工业化”的矫正性质。

      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在此背景下，科学借鉴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关系的国际经验，对“十三五”我国产业发展尤为重要。2013年，在德国GDP中，工业增加值占30.7%，服务业增加值占68.4%。在美国GDP中，工业增加值占20.5%，服务业占78.1%。但德国仍然提出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脊梁。2013年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发布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提出要重点围绕智慧工厂和智能生产，巩固并提升其制造业领先优势。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为了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德国已将工业4.0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6]早在2009年由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创新新战略：确保国内经济增长与繁荣》明确提出要“以创新赢得未来”，加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进制造业创新计划，打造美国经济增长新引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重塑对全球经济的领导力(孙立鹏，2016)。2015年由美国白宫第三次发布的美国创新新战略，仍将先进制造作为需要加强的战略领域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通过研究发现，“制造能力的削弱将会危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健康状况”，“制造能力的缺失往往会使得产业创新能力出现断层”，“美国需要制造业复兴”。他们还呼吁“美国政府制定连贯一致的国家制造业经济战略”[7]。

      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较为稳健的判断应该是：将服务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或主要引擎之一；但要谨慎积极地评价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正视到当前的服务业仍难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唯一的主要引擎发挥作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工业与服务业“双引擎”作用。要看到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策，也要看到服务业是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领跑者，是创新驱动的催化剂、引领发展的火车头；二者不可偏废。在不同时期，农业、工业、服务业占GDP可能有所不同，但国民经济发展都需要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和谐共存、优势互补、有机融合。

      从近年来按不变价格、当年价格计算的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变化(见表3)，也可以看出不能把服务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唯一的主要引擎。忽视工业或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还缺乏坚实的依据。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之中，但要说已经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还为时过早。

      

      (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对于当前的GDP增长速度和产业发展形势应该怎么看，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按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我国GDP较上年增长6.9%，增速降到1991年以来25年间的最低点，不足GDP增速最高的2007年(GDP增速14.2%)之一半。考虑到我国经济体量确实“今非昔比”，当前中国的GDP增速在国际上仍属较快，并明显高于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那么近年来我国GDP增速下行的问题就并非那么严重。1991-201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7.8%，“十二五”乃至当前GDP的增长速度，与1991-2015年年均增长9.9%的速度相比，说是中高速增长也不为过。况且，客观地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有其阶段性原因。如蔡昉用我国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正在加快丧失，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经济潜在增长率自2012年开始显著降低，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绝对减少，加剧了全国范围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企业成本上升、制造业产品比较优势下降问题。[8]

      这里认为，对于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还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

      第一，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容易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和经济潜在增长率呈现趋势性下降。因为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对投资的依赖性往往存在较大差异，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的资本密集度明显低于工业。其他服务业包括许多新兴服务业每万元增加值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低于工业，而且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房地产业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后，今后其占GDP比重很可能不升反降。因此，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及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面临较大抑制。[9]

      第二，近年来，我国部分传统工业的需求已达峰值或出现需求萎缩，但其产能在不断增长，产能过剩问题仍在加重；面对价格下行和用工、用水、用地成本上升等多重挤压，这些传统产业效益下降、生存艰难的问题日趋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压力加大。与此同时，许多新兴产业发展很快，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由于占GDP比重较低，至少在短期内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还难以弥补传统产业增速下行带来的增长缺口，容易出现新老产业增长动能“青黄不接”的问题。考虑到以下方面，情况更是如此：相对而言，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是快变量，新兴产业发展是慢变量；许多新兴产业在初期规模较小背景下的短期“爆发式”增长，往往难以长期持续和复制。

      第三，在现有体制下，扩大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容易成为快变量，扩大消费、引导国外及社会资本增加投资往往是慢变量；当前由于房地产市场库存压力较大，增加房地产投资的难度总体较大；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的宏观形势及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增加政府投资能力的难度也明显加大。因此，扩大消费、引导国外和社会资本增加投资，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填补传统产业增速放缓或衰退，以及政府投资或房地产投资等增速放缓带来的增长缺口。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GDP增速较前几年有所放缓几乎具有必然性。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当前我国GDP增速放缓，要保持从容淡定的平常心，看到它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规律性因素使然，也与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动作为有关。即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但只要守住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鉴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不同类型地区、不同类型人群的影响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要防止区域性、局部性主导产业衰退或产业链断裂，形成区域性、群体性失业和减收的风险，并由此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总之，要更加重视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打好风险防范的提前量，防止遇到问题时措手不及，或丧失有利的应对时机。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但准确把握其内涵、科学选择其推进方式更为关键

      近年来，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进入快车道，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日益取代模仿式、排浪式消费，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日益取代生存性消费，成为消费需求的主流。服务消费、安全消费、绿色消费日益成为消费需求的新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主要应用需求侧管理手段，通过刺激或抑制需求的办法，来解决总量问题并进行短期调控，虽然在短期内仍会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但是容易出现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局限性日趋凸显。这不仅容易加剧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等无效供给问题，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还容易导致中高端产品和绿色、健康、安全、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等短板制约长期难以化解，企业成本增加、金融风险加剧等问题越来越重。近年来大量中高端消费需求通过居民境外购物和海淘等途径流失。片面重视需求侧管理、不重视供给侧改革的局限性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据此可见一斑。

      “十二五”期间，我国投资和出口结构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如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投资较快增长，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出现投资负增长⑧。装备类、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取代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成为出口主力，通信设备制造业、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的增速明显快于一般水平。实践证明，通过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瞄准细分市场等提升出口结构和竞争力，增强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已经初显成效⑨。可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动能，并重塑对外产业竞争新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处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消除影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策和体制障碍，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完善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其途径在于通过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重组和资源、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供给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其目标在于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减少供给侧资源错配和无效、低端供给问题，扩大有效供给，适时适度扩大中高端供给，并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可用资源是有限的，供给侧运行发展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存在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突出重点，补齐短板。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培育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供给只有与需求对接，才能得到实现。但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下降现象，经济运行的风险因素增加，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反映了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出现供求结构性错配问题。推进供给侧改革首先不是个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当前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长期和战略问题。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重视需求，而是要把增强供给对需求的动态适应、灵活反应甚至引领能力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更好地增强创新供给并引领新需求的能力。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此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讨论我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但是，从近期的讨论来看，专家们的解读可谓见仁见智。本来，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探讨，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应是有益的。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毕竟是中央针对当前形势，为更好地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中央精神的基础上，不能信马由缰、随意解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防止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倾向是必要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此方面，多些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多些创新意识、辩证思维和系统分析是必要的。以产能过剩问题为例，从历史上看，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重视，但是却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越来越重。原因何在?如何防止在解决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为将来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伏笔?如从去产能来看，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产品，如钢铁和煤炭等价格再怎么降，消费总量都不会再扩大了。因此，刺激需求、扩大投资解决不了问题，从长期来看会把优质企业拖垮；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坚定地处理“僵尸企业”，使产能和总需求量大体均衡，止住价格下跌趋势，让优质企业看到信心和希望。这种判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从历次经济周期的经验来看，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带动这些产品消费需求扩张是有可能的。尽管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是迄今为止还未见充足的理由证明，今后我国经济增速将一路下行，不会出现增速回升的可能。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大趋势，与今后经济增速在现有水平上适度有所回升并不矛盾。如我国GDP增速在2015年6.9%的基础上，最近一两年有可能下降到6.5%左右，但也不能排除在未来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回升到7.0%，甚至7.5%或8.0%的可能性。一旦经济增速回升，很可能会带动钢铁、煤炭等相关产品的需求扩张。因此，简单根据现在的需求状况，来“计划”去产能的规模，甚至采用“削足适履”的方式来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很容易放大未来“需求扩张带动产品价格上涨、利润大增，进一步推动产业投资过度扩张、过度供给，形成产能过剩问题”的循环累积效应，为未来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同质竞争埋下伏笔。可见，去产能、治理“僵尸企业”问题，还是应以市场为主，政府不宜越俎代庖。

      第二，判断哪些是“僵尸企业”，也容易引起争议。有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技术、设备、规模甚至治理结构等指标看起来并不完美，但具有顽强的韧性和就业吸纳能力。有些企业目前经营指标不好，但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并培育创新能力，甚至可能因技术改造和创新能力建设恰遇市场“寒冬”，加剧经营困局。要防止简单粗暴地根据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类型，或无视产业属性差异简单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将这些企业划入“僵尸企业”范围予以清理。更要防止部分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借治理“僵尸企业”之名，清除竞争对手、加剧市场垄断。

      第三，瞄准增加有效供给的方向，可以拓展去产能的思路。一是基于当前我国较大的区域差异和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有利于缓解去产能的压力。因为这有利于培育多元化、可持续、可接续的消费需求，将部分当前的过剩产能转化为面向欠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者的有效供给。二是鉴于“假冒伪劣”问题从根本上说属于无效供给、低效供给问题，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把解决“假冒伪劣”问题放在比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更为重要的地位，防止治理“僵尸企业”的过程，变成对产品质量的逆淘汰过程。因为假冒伪劣产品比较多的企业，产品生产成本往往也比较低，短期生存状况可能更好。一般而言，企业为使能耗符合国家要求、技术和环保先进、质量和安全水平提高，往往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主要依据企业的持续亏损状况，容易更多地将刚处于技改初期的这类企业列入淘汰范围。因此，政府出台去产能的引导政策和操作办法，应同加强市场秩序治理、打击“假冒伪劣”结合起来，同推行产业发展的能耗、技术、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结合起来，更好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再从降成本来看，当前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都有较大空间。但是，科学辨识哪些成本可以降低、哪些成本不宜降低或难以降低，则是基本前提。如企业的人工成本，换个角度看是居民收入和就业问题。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应该统筹协调降低企业人工成本与促进居民就业增收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⑩考虑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提高行业工资水平的作用和对就业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至少在今后两三年内，不宜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引导就业者与企业共度时艰，规避因提高企业工资水平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导致企业被迫裁员。此外，从整个社会来看，我国物流费用占GDP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与当前以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结构有密切关系。一般企业的物流成本，实际上也是物流企业的收入和相关的政府税费。从一般企业的角度来看，降低物流成本很有必要，但从物流企业的角度看，当前许多企业惨淡经营。降低一般企业的物流成本，如果导致多数物流企业的收入明显减少，其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一方面，要在降低相关的政府税费上做文章，如完善增值税抵扣政策等营改增配套措施，推进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另一方面，推广供应链管理等先进管理方式，通过提升物流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提高供应链组织化、一体化程度，减少不同物流环节衔接不畅、车辆空驶等资源浪费问题。为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在多数地方，至少在工业中，土地成本不宜大幅降低，否则无法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企业成本，最大的潜力在于降低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对融资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都有影响，但降低制度成本实际上是改革和政策创新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论述。

      此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科学协调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处理此类问题，如果缺乏必要的系统思维，很容易“按起葫芦起了瓢”。

      三、“十三五”推进我国产业发展的若干着力点

      “十三五”期间，推进我国产业发展，应从如下方面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升制度红利；分类施策，科学选择不同产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统筹谋划，培育鼓励创新创业的环境；因势利导，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未雨绸缪，有效防范经济社会运行和产业发展的风险。

      (一)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升制度红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都要靠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近年来，改革开放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引起高度关注。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在明显加快。但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来看，深化改革开放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产业政策对目标的瞄准机制。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从产业政策来看，要顺应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推进其转型，增强其有效性和适应环境的柔性，提高其实现目标的精准性，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要注意引导产业发展加快实现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并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带来的需求变化结合起来。

      第二，解决政策落实难的问题，鼓励各地结合区域和产业发展特点，将顶层设计与基层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将中央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意图有效转化为地方、企业、行业深化改革开放的行动，促进不同层面改革开放的联动推进。

      第三，完善改革开放的试点试验示范机制，把汲取教训与总结经验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防止试点试验过程中“好大喜功”，形成改革开放决策的片面化倾向。应及时推广已被试点试验证明较为成熟的改革经验，防止借“扩大试点试验”之名，行“贻误改革开放”之实。

      第四，更加重视推进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表象上看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其背后是要素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必须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带动要素结构、产权结构转型升级来呼应，才能持续。刘世锦(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如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发展，对于引导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培育供给引导需求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分类施策，科学选择不同产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具体到特定产业，情况可能略有不同。如在农业中，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同样存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注意提质增效、品牌增效、绿色发展。去杠杆主要是针对降低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而言的。少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甚至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特别是投资农业的工商资本资产负债率过高，需要去杠杆。但就总体而言，农业融资难的问题往往更为突出，相对于工业，农业经营主体去杠杆的任务要轻得多。至于去产能，虽然当前谷物特别是玉米过剩问题比较突出，似乎也存在玉米等去产能问题，但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在农业中还是以慎提“去产能”为好。第一，农业产能是由土地和农业基础设施等共同决定的，当前就总体而言，农业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发展面临的短板，需要加强，不应减弱。第二，近年来，即使撇开由于国内外价差导致的过度进口因素和不同农产品之间的余缺调剂因素，现有产能仍不足以保证国内农产品生产能够完全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存在较大缺口。今后随着人口增长和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需求总量仍将进一步扩大，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可见，就总体和中长期趋势而言，我国农业在去产能上不宜用力过猛。第三，虽然近年来由于玉米甚至谷物连年增产，导致库存积压问题严重，甚至还在不断加重，客观存在着玉米甚至谷物去产能的问题，但由土地、基础设施等决定的农业产能并不像工业那样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在农业不同产品生产之间产能的可转换余地较大。如近年来大豆大量进口、玉米库存积压同时并存，但多数种植玉米的土地同样适合种植大豆，目前玉米产能未能转换为大豆产能，主要是由于比较利益的作用。

      (三)统筹谋划，培育鼓励创新创业的环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创新提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高度，明确“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对企业家和领军企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支持，优化其成长发育的环境，鼓励其在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发挥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它们才是产业创新能力建设的领跑者，是推进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坚力量。

      第二，培育科技创新对全面创新的引领能力。培育科技创新对全面创新的引领能力，既是一项紧迫任务，又是具有高难度的任务。要在鼓励原始创新、培育高技术产业局部先发优势和引领发展能力的同时，重点推进集成创新和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成果转化将更加重要。借此，在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双重挤压下，努力避其锋芒，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此外，健全科技转移转化机制，强化产业链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的动力支撑，也十分重要。

      第三，加强对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产业公共平台或产业公地建设的支持。这些行业协会、产业联盟或公共平台主要解决大量中小企业做不了、做不好、做得不经济的问题，如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或推广。公共平台包括近年来出现的各种“互联网+”、“+互联网”平台，以及面向中小企业或产业集群的公共创新中心、知识产权保护或检验检测等服务平台。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报告，要求加强产业公地建设，并将产业公地界定为“许多制造商(尤其是中小企业)所共享的知识资产和有形设施。该报告认为产业公地这些共同的资源，有助于加速创新，加快后续市场渗透。(11)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要注意加强对现有产业公地的保护，避免因产业公地的衰败导致产业创新能力的破坏。在东北等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装备制造和产业技术力量较强的地区尤应注意这一点。加里·皮萨诺、威利·史认为，“只有振兴产业公地才能实现美国制造业的复兴”。[10]其观点值得借鉴。

      第四，加强对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帮助其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小微企业是企业家成长的摇篮。要注意培育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和创新创业的金融和其他服务环境。

      第五，统筹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营造有利于持续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任何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都是不利于创新创业可持续发展的。“少些喝彩，多些忍耐”，可能才是我国推进创新创业的可持续之道。要坚持培育环境至上，注意“打持久战”，培育可持续的激励机制。如进入2016年以来，部分一线城市楼市火爆，房价快速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在此方面多些“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综合施策”是必要的。从鼓励创新创业或整个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角度，应该重新审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对个人住房加杠杆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结果。试想，如果做房地产的盈利空间明显大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何来积极性?当前我国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主要在三线、四线城市，如果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爆，抽吸了三线、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三线、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如何实现?如果房地产市场抽吸了过多的金融资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何从谈起，稳增长的难度会不会加大?对于这些问题，简单采取否定的态度，恐怕缺乏说服力。

      第六，培育鼓励先进、包容一般、宽容失败的环境。许多创新创业的成功案例，其背后都有为数更多的辛酸故事。在舆论宣传甚至社会文化的引导上，要鼓励创新创业“沉得下，上得来，接地气”，努力营造自由、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

      (四)因势利导，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融合是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的产业边界模糊化和产业发展一体化现象。当今世界，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它通过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等方式，激发产业链、价值链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引发产业功能、形态、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有利于降低产业运行成本和风险，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塑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产业融合往往带来产业关系的链条化、网络化或集群化，引发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和市场需求的重大调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产业生产率和附加值的重要选择。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管制的放松、市场需求的重大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是产业融合的重要动因。

      推进产业融合，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举措。因为顺应国内外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推进产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推进农业工业化、工业服务化、服务知识化和产业信息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本质上也是推进产业融合的过程。现代产业竞争与其说是产品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当前在推进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完善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日益受到重视，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过程日益需要有效植入这些现代产业发展理念。为此，必须着力引导和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推进农业现代化，都需要做好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文章。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都通过有效组织全球供应链，有效降低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行风险，增强对全球资源、全球市场的整合能力。我国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善可持续的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培育产业融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战略伙伴关系。当前在某些产业甚至新兴业态的发展中，少数大企业、大平台的兴旺，建立在产业链、供应链大量中小企业“有钱收没钱赚”，甚至“增量减收”的基础上。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建立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产业链或产业融合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形成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将推进经济服务化与服务信息化有机结合起来。当今世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加速着产业融合的进程，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引擎和催化剂。

      第三，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增强服务业对产业发展和产业融合的引领作用。笼统地看，服务业大多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产业价值链升级。但是，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发展规模的扩大，部分地区服务业低水平同质竞争的问题也在迅速凸显，加剧服务业低效供给和无效供给问题，形成资源浪费。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增强服务业引领发展的能力，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服务业发展日益需要由“补缺型”增长转向“优质高效”增长，服务业功能日益需要由“支撑型”转向“引领型”，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对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影响迅速凸显。当前，我国部分制造业甚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出现“产业低端化、技术空心化、市场边缘化”局面，与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发展的能力不足密切相关。如近年来国人有大量中高端消费需求外流，与缺乏相关精致生产技术和工匠精神有密切关系。通过支持相关工业设计技术服务业的发展，至少可以促进类似问题部分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我国产业升级的进展与实际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仍有大量技术工人因经济下行面临失业半失业的风险。人力资源服务业不发达，一方面导致产业转型升级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支撑，另一方面加剧了技术工人等人力资源的浪费。可见，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增强服务业引领产业转型发展的能力日益重要。

      (五)未雨绸缪，有效防范经济社会运行和产业发展的风险

      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很容易导致经济社会运行和产业发展风险的蓄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持续时间越长，这种风险可能越大，并越容易由潜在转为现实。况且，经济社会运行和产业发展中的风险在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突破性”释放，容易形成连锁反应和放大效应。从当前来看，在产业发展中，要注意防范以下风险：一是区域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大面积衰退，引发区域性、群体性失业、减收的风险。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受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严重化的影响，许多企业正在经历从“去利润”到“去资产”进而“去就业”的阶段转变。有些发达地区区域主导产业发展长期依靠大量外来农民工，当前由于相关企业大面积倒闭或艰难维生，导致外来农民工被迫回乡。虽然从区域表面上看，失业问题并没有明显加重，但长期在此务工的农民工回乡，实际上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失业问题。但现有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统计都难以反映这部分农民工的失业状况。况且，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农村”，区域主导产业衰退对其就业的影响，容易转化为社会运行风险。二是房地产市场运行风险。在美国、日本历史上都曾有过房价只升不降的情况，但最终房地产泡沫破灭。单纯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也要注意汲取这方面的教训，从鼓励创新创业的角度更是如此。三是农民或农业收入减少的风险。且不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行，以及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导致部分农业主产区农民通过农业增收的难度增加。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产业发展：从“十二五”到“十三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研究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①文中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摘要·2015》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发布与解读”栏目正式发布的数据整理计算。

      ②由于资料所限，2015年产业贡献率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年现价GDP和产业增加值数据，以及201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对应增长速度计算。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兴产业不断孕育成长——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状况》。

      ④此处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根据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差计算。

      ⑤参见国家统计局：《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兴产业不断孕育成长——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状况》。

      ⑥参见国家统计局：《科技创新加力提速创新驱动作用显著——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状况》。

      ⑦参见国家统计局：《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兴产业不断孕育成长——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状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投资结构加快优化短板得到明显加强——十八大以来我国投资运行状况》。

      ⑨参见国家统计局：《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兴产业不断孕育成长——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状况》。

      ⑩2011-201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36.1%和42.2%，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幅。如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和教育业中，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增加了66.2%、66.0%、54.4%和45.2%。

      (11)参见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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