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导致了增长理论研究的复兴。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内生化，并将不完全竞争和R&D理论引入增长理论，从而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有诸多借鉴意义。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在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减少社会激励结构的扭曲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
一、增长理论的发展及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令经济学家为之痴迷的领域，正如Lucas（1988）所说的：“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其他领域就很难再吸引你的注意力。”（注：Lucas，1988，“on the mechanics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July.）长期以来，经济周期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与长期经济增长相比，传统的“反周期政策”或是“熨平经济周期”的行为对国民福利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增长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古典经济学家们如Adam Smith（1776）、David Ricardo（1817）、Tomas Malthus（1798）及其后的Frank Ramsey（1928）、Allyn Young（1928）、Joseph Schumpeter （1934）、Frank Knight（1944）的探索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辟了道路。其中，竞争性行为和动态均衡的基本方法；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的相互作用；以专业分工、新产品和新的制造方法等形式出现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及垄断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都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注：Robert J·Barro，Xavier 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1995，McGraw-Hill，Inc.，page 9.）而Ramsey（1928）的经典文献对家庭跨期优化的处理方式不仅是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而且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许多领域的基本工具之一。
Harrod（1939，1948）和Domar（1947）掀起了20世纪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他们是新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Harrod-Domar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但由于假定资本和产出的不变比例以及投入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从而得出了经济增长不存在均衡增长路径的结论。
Solow（1956）和Swan（1956）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Solow-Swan模型的基本特征是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单个投入要素规模报酬递减；以及投入要素之间的正的、平滑的替代关系。这样的生产函数与外生、不变的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相结合导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
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日趋式微。这是因为，由于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其最重要的变量储蓄率和技术进步被假定为给定的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很难对经济增长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Cass（1965）和Koopmans（1965）重新将Ramsey的方法引入增长理论从而将储蓄率内生化，但技术由于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从而与主流的一般均衡框架相冲突。在6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逐渐与实际运用失去联系，新思想的枯竭导致了这门学科从经济学家关注核心的逐渐淡出。
源于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开创性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又获得了新生。由于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外生变量的束缚，近期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在模型之内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新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
对新增长理论而言，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是其核心内容。Romer的模型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之下：①对经济增长起根本推动作用的因素是技术水平的变化，即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知识技能的改进；②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系统内生给定的，即由受利益驱动的厂商和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所决定的；③新知识和新思想是非竞争性的产品，同时也只具备部分排他性。由于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非竞争性，人均知识占有水平可能无限积累；因为新思想的非完全排他性，其生产必然产生正的外部性。技术进步的以上特性为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可能，并在某种程度上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增长理论的早期工作——Romer（1986），Lucas（1988），Rebelo（1991）构建于Arrow（1962），Sheshinski（1967）和Uazawa（1965）“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引入关于技术变化的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对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一定存在报酬递减，增长过程能够无限持续（回到了Knight[1944]的观点）。知识的溢出（spillover）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帮助阻止了在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
分析人力资本与增长的关系有两条基本方法，即Lueas方法和Nelson-Phelps方法。Lueas强调人力资本积累（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具体而言，Lucas区分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两种方式，即通过教育和“干中学”。而后一种方法认为，人力资本存量（stock of human capital）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影响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关于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在Barro和Sala-i-Martin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对世界部分国家1965-1985的平均增长率和包括国民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回归，并得出以下结论：①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国民教育水平与该国家其后的经济增长率有明显的联系，其相关系数为0.05；②公共教育开支对经济增长也有明显的正向影响。1965-1975期间，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5个百分点使同一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3个百分点。
Romer（1987，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将R&D理论和非完全竞争引入了增长理论的框架。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源于有目的的R&D活动，这些R&D活动会导致其后厂商的某种形式的市场垄断力量（如专利、规模效应、在干中学及品牌忠诚等），从而使R&D活动得到回报。与此同时，由于知识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及上述非完全竞争的特性，我们经济体系的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以往的理论截然不同。政府的政策如税收、对产权的保护、对司法公正的维护、所提供的基础服务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管制等都能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经济增长的近期文献表明，社会基础结构（social infrastructure）的不同有可能导致潜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Hall，Jones，1997）在谈到社会基础结构时，Hall和Jones是指那些鼓励将社会资源用于生产和投资而非消费和娱乐的制度、政策的总和。良好的社会基础结构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因此，减少社会激励结构的扭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对技术扩散机制以及人口增长的内生化研究也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方面。虽然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我们很少观察到落后国家能够利用已经成为公共知识的那一部分知识迅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新知识的扩散速度加快，那么有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的速度必然会加快。另外，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我们并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通过将生育的选择并入新古典模型，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口出生率这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内生化了。
二、新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搞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经济体系中的某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对这些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需要新的思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看这个理论是否能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长时间内宏观经济政策还将发挥较大的作用，如何使宏观政策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对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存在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具有相对兼容性的不同经济体中如OECD国家之间，美国国内的各州之间，以及欧洲和日本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趋同趋势（Baumol，1986；Barro，Sala-i-Martin，1991，1995），但在更全面和广泛的数据验证中，经济学家无法证明存在索洛模型预言的经济增长率和起始人均国民收入的负相关关系（Romer，1986，1989），有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则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持。笔者认为，过去20多年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所允许的经济发展的潜在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进程不断提高了这个潜在水平。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距离其潜在水平的差距较20年前已经大大缩小，要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这个潜在水平。根据我们对新增长理论的解析可以看出，这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促进技术进步；②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③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④使更多的社会资源被用于生产性行为而不是寻租活动（rent-seeking）。
1.促进技术进步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生产的单个投入要素符合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将最终趋于停顿。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在现实中，①人均产出持续增长，其增长速度没有降低的趋势。②每个工人所支配的物质资本持续增长。③资本的回报率近似于常数。④物质资本对产出的比例近似于常数。⑤劳动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近似于常数。⑥不同国家的人均劳动产出增长率有很大差距（Kaldor，1963）。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
1978-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10.0％，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63.7％，同时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6.23％。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李京文，钟学义，1998）。由于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物质资本投资的平均利润率已经开始下降。现在，我国的利率水平处在如此低位也无法启动民间投资，一方面说明金融机构缺乏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宏观经济层面上的体现。新增长理论认为，新知识生产的正的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阻止物质资本投资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我国的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生产来弥补实物资本报酬递减所留下的缺口。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传统的依靠扩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研发费用的投入一直处于低位。1998年，我国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0.69％；美国B&D占GDP的比重为2.79％；德国R&D占GDP的比重为2.33％。与周边国家相比，1997年日本的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92％、韩国为2.89％、新加坡为1.47％。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态势时，企业只需扩大生产规模就可获得利润，因此其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但目前，我国的市场态势已经基本转变为买方市场，而且中国企业即将面临来自跨国公司的更激烈的竞争，沿用传统思路无疑是危险的。
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虑到知识的生产，生产函数有可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在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哪一个国家能够在知识的生产和使用上取得优势，就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考虑到规模报酬递增和“干中学”的效应，在技术上的后发则不仅有可能是一种优势，也有可能是一种劣势。例如，美国企业在中央处理器（CPU）行业的垄断地位充分显示了这种先发优势。如果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长期不足，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赚取的有可能仅仅是微薄的加工费，中国的GDP增长将无法带来相同幅度的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考虑到促进技术进步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时的战略地位，那么，促进技术进步不仅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和结果，而且应该是政府政策考虑的范围。政府应该怎样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呢？一方面，应该提高社会范围内的创新能力，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和应用技术方面的创新。在一个产权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中，应用技术的创新者可望从技术未来的商业应用得到经济回报，因此，在市场的引导下，由个人和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效率更高。但由于新思想的非完全排他性，创新者无法得到创新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应用技术的创新速度有可能低于帕累托最优时的创新速度，因此，针对具体的应用技术项目，可以考虑是否由国家进行补贴。例如，水稻良种的培育对于中国这样人均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培育良种仅仅由企业出资，企业所获利润远远小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企业投资培育良种的动力不足，由国家对水稻的良种培育进行补贴是完全必要的。一般而言，基础研究周期长，投资大，而且研究者无法得到经济回报，由国家在基础研究上进行力所能及的投资是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因为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应用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和保障。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对国家利益有战略意义的方向进行重点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做出努力，在合法的范围内加快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扩散速度。在这个方面，主要依靠整个社会的教育培训体系和高效的技术交易体系。教育培训体系的作用是使已经成为“公共知识”的那部分知识迅速为更大范围的人所了解、接受和运用；高效的技术交易体系的作用是使社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避免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强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是生产过程所不可缺少的。政府的政策直如果鼓励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则必然从长远上促进经济增长。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和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后者又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成功就建立在中国拥有相对而言成本低廉同时又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大军之上。近两年，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有较大的提高，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设立研究院，无非是因为中国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良好素质的工程师队伍。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如果完全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人力资本的生产和供给问题，则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必然低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时的积累速度。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具有的这种正的外部性，许多国家对人力资本的生产和积累都采取补贴的措施。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包括教育和“干中学”，其中，政府对国民教育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其实，远在Lucas（1988）有关人力资本的经典文献发表以前，教育就历来为发展经济学家所重视。中国也将“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中国十分重视基础教育，与印度重视高等教育的格局相比，中国的教育是一种更健康、更有利于消除贫困的教育。但是，近期的中国教育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而轻基础教育的倾向，国家有限的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大学倾斜。虽然发达的高等教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是有益无害，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优先发展重点高校的做法对整个国家而言未必是最优选择。并且，缺乏大范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近年来，由于消费不振，教育产业化被作为应对措施提出来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实施，由此导致在高等教育中个人承担越来越大比重的费用。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模仿目标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私立学校为主的国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公立学校，并且，种类繁多的奖学金也能够保证有天分但家境贫寒的学生不至于失学。相比较而言，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就有较强的公用事业性质。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与高等教育相比，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吸引了同样的关注。对于广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笔费用对中国广大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显得过于高昂。同时，由于当今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选拔功能，农家子弟大学毕业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辍学现象在农村大量增加，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再度泛滥。无疑，对农民而言，这是面对新局面下的理性选择，但我们无法相信这是整个国家的理性选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限制农民子弟的受教育的机会只会扩大城乡差距，加大中国社会的裂痕，影响社会稳定，从而最终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为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教育政策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于长期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教育从整个经济系统中割裂开来单独作为一个产业看待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应该如何从“干中学”的途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呢？首先，在很多情况下，“干中学”都是作为实物资本投资的副产品（主要是企业投资）形式出现的，因此，促进企业投资的措施同时就能够促进“干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其次，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对职工的在职培训。最后，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农民工的流动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这又经常导致了“干中学”过程的中断和已形成的人力资本不必要的贬值和损耗。笔者认为，必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干中学”途径的人力资本积累。
3.减少社会激励结构的扭曲
增长理论的近期发展表明：那些鼓励将社会资源用于生产和投资而非消费和娱乐的制度、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潜在水平。对中国而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就必须建立健康的社会基础结构（Socialinfrastructure），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使更多的社会资源被用于生产性行为而不是寻租活动（rent-seeking）。这就要求必须减少社会激励结构的扭曲。
Acemoglu（1995），Murphy，shleifer，Vishny（1993）以及Grossman，Kim（1995，1996）的模型表明，由于一部分人从事寻租而非生产活动，并且部分资源被投入到保护现有的财产关系上，社会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因此，要提高社会产出水平，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并减少现有的财产关系被侵犯的可能性。
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官本位的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的缺位又造成了寻租活动的高收益和低风险。这对社会激励结构造成了严重的扭曲。在当今的中国，行政系统吸引了整个社会最多的优秀人才，而在发达国家，工商界才是优秀人才的首选。这并不是说政府就不需要优秀的人才，而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过多的优秀人才集中在政府同样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同时使其他部门的优秀人才供应不足，从而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并影响经济增长。
减少社会激励结构扭曲的另一个方面是减少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上的扭曲。微观经济活动的扭曲影响市场功能的发挥，损害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微观经济活动的扭曲可谓数不胜数。譬如经常看到的增高广告、过分夸大的益智广告等都引导人们将资源运用在对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和生产率水平毫无帮助的方面，许多企业不是思考如何改善产品质量以满足顾客需求而是热衷于搞吸引眼球的的“策划”。一类更为严重的扭曲是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企业的管理层出于追求自身利益而违背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惩罚，如果企业的股东得不到有关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将无法实现，企业的规模也无法扩大。一旦经济有机体的细胞出现了病变，整个经济的健康和长期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为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就必须减少社会激励结构的扭曲，以改善微观经济的扭曲，使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活动。
三、借鉴新增长理论的操作思路
综上所述，新增长理论对中国的现实经济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要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使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有利可图
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基础。特别是由于知识生产的非完全排他性，新知识和新思想的生产者无法将社会收益完全内部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分散化的（decentralized）市场环境中，企业和个人从事R&D活动主要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则从事R&D活动的期望收益下降，风险上升，整个社会对R&D活动的投入将小于帕累托最优时的投入，经济将在增长可能性边缘以内运行。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在我国主动将自身纳入全球分工链条时，不可避免地要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遵循国际惯例，但必须注意到，所谓的国际惯例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对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并没有充分考虑，因此，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追求过于严苛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2.制定相应的税收、财政等方面的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
中国除少数产业（如纺织工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外，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一方面，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这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沿袭短缺经济时的思维习惯。如今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企业的创新能力必须得到加强，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目前，我国税制对研发费用的税务处理是：研发项目如果获得了成功，应该将费用资本化，然后分期摊销；没有成功的项目，全部视为当期费用。出于对研发的鼓励，可以考虑所有研发费用都按当期费用处理。另外，企业所采购的非再售资本品，税制规定其增值税进项税额不予抵扣，出于对某些行业研发的鼓励，可考虑对用于研发的特定设备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对具有良好经济前景或重大战略意义的R&D项目，也可以考虑进行某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例如对某些研究项目投放财政贴息贷款，或者由财政出资设立基金对企业成功的研发项目进行补贴。政府政策对应用技术开发的补贴既能够保证由企业进行研发的高效率，又能够弥补企业对研发投资动力不足的缺点，发挥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观能动性。
3.考虑改革农村教育经费的负担方式，保证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教育系统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要将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打破二元结构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主要取决于我们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员工资的比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员工资在世界上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从提高人员素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入手，其中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以及保证和提升农村人口入学率和平均受教育时间是关键因素。目前，受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支出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因此，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改为完全由国家承担不仅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要求，而且对保证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有重大意义。
另外，必须认识到现有的高等教育收费方式不仅限制了农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限制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潜力。因为如果承认人的潜能的各项统计指标在整个人口中呈正态分布的话，那么，缩小高等教育的选拔基础无疑降低了最有天分的那部分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的比例，这对中国未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有鉴于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设计必须为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留出一条出口，这条出口在制度设计上可以比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标准更为严格，但它必须存在以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从而保证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长远竞争力。
4.制定相应措施，鼓励国内民间资本投资
投资的增长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增长的前提。这不仅是因为投资的增长扩大了再生产的规模，还因为投资的外部性导致了“干中学”的过程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主渠道之一，但民营企业并没有获得一致相应的社会地位。许多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依然对内资封锁，在很多场合民营企业成为了“吃、拿、卡、要”的对象。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抑或是经济安全的角度，都应该采取措施对国内民间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进行鼓励。为此，首先应该给所有的企业国民待遇，除国家安全的考虑外，取消对国内企业投资领域的限制。其次，要加强对个人和企业合法财产的保护，加强企业再投资的信心，避免由于对财产安全的考虑导致的资本外逃。再其次，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使企业能够安心于经营而不是将过多的精力花在和政府打交道上。最后，政府应该致力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金融体系中的逆向选择，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从而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提高投资的质量。
5.健全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力度，保证企业守法经营
要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必须保证宏观经济的细胞——企业的健康。我们知道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守法经营的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但首先要保证企业是在守法经营。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的行为无疑能够产生高额利润，但这些行为最终损害了社会总体福利。如果一部分企业通过非法手段攫取高额利润又得不到惩罚，那么社会激励结构及市场的功能将被扭曲，经济增长的正常机制将被损害。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和强有力的执行以保证非法经营的企业被及时和适度惩罚，守法经营的企业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6.加强对市场中介机构和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减少委托—代理问题
减少社会激励结构的扭曲的另一个方面是减少市场信息的失真，以及减少委托—代理问题。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但必须牢记透明的信息和惩罚机制是道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实际上，中介机构的造假行为最终来源于企业对造假的需要，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即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的背离是问题的核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有序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将无法形成，大部分民营企业最终也将无法长大，这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将是致命的障碍。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必然面临大幅度的调整，一个需要重点加强的方面就是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如果政府职能在这个方面长期缺位，非法行为对市场机制的腐蚀作用将最终破坏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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