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霞[1]2000年在《近代广西商会述论》文中指出关于近代商会的性质，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商人团体，是以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缓步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长为依托组建的，这是它的阶级属性。同时也认为，近代商会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团体，据1914年刊行的《商人通例》界定，“商人”为商业主体之人，而“商业”则包括了买卖业、借贷业、制造业、加工业、出版业、银行业等行业。因此它包罗了商业及部分工业行业，即涉及商品流通及商品生产过程。朱汉国先生认为“这种把近代工业企业团体依附在商业团体内的情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资金流向商业多于产业的特点……”，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的特征；商业资本占主导。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落后的一面。 中国近代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历史事们：都蕴含着过渡性的时代特征，演绎历史的变动过程。近代商会组织的发展概况也许是沧海一粟，但它同样具有进步与落后的双重特征，在守旧中求突破，在变动中求适应，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证。进步性与滞后性是近代商会的两大特征，具体表现：一是，中国商会的产生，其组织模式是借鉴西方商会的定例，章程也是以西方商会章程为参照而设计的。1902年时，盛宣怀饬令上海各业商董组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仿照西人总会章程，按时集议。”而全国其他各地商会的章程，多“参照沪会章程”而立，西方商会的介绍和引进是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寻求富国图强的方法之一。其组织结构、性质及功能等都是参考和借鉴的对象，闪此，中国商会在一套成热的模式影响下产生，这是一种进步。二是，商会是一种中介组织。能在商品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的类似组织，中国历史上有：牙行，汉代已出现，主要特点是：牙商们不从事生产，不经营商业，只是从中剥削贸易双方。到盾期走向垄断，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自由买卖；封建行会，其发展经历了从商业行会到商人会馆的过程。商业行会大致生产于隋唐，为了应付官府的控制、苛捐勒索及保护同行，商人们以行会形式组织起来，但该组织结构松散，也无固定的聚集场所。至明清，在原有商业行会基础上，兴起商人会馆、商业公所等组织，它们通过统一分配货物，限定价格等方式约束成员的经营活动，有利于维护同行、同籍商人的经济利益。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对外排斥非行产利外来商人，扼杀自由竞争。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竞争，原有的商品流通环节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封建行会的保守及落后性愈加严重，商会作为新型的商人社团便应运而生。它突破了行业、同乡同籍的界限，是中国商人社团近代化的一种进步。彭泽益先生认为，1904年商部通令各省城市旧有商业行会，公所会馆等名目的组织，一律改组为商会，才逐步改变传统行会性质，使其具有资产阶 级组织的鲜明特色。三是，相对西方国家商会，中国询会的发展总体上是滞后的。商会作为 经济型社团，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大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叫方滴会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相适应，它从属于产业资本，为整个弘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持续发展提供服务。而近代中 国的商业，一方面新式商业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及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山现；另一方面 旧式商业即中国原有的封建性商业奶存。因此，近代中国湘现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是过渡型 商业，那么根植于这种基础的商会必然带有浓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最突山表现在商 会内部成员结构复杂。一是，与帝国主义势力保持千丝万缕关系的买办在商会里占据一席之 地。如，上海总商会的上层机构董事会，42人中有 19人山身买办，I‘145．2％。l是，有的 商会揉合一些封建行会在内。桂林商会筹备之时，“帮界观念甚浓，分为广东、江西、湖南、 本地四帮”，后经多方协调，各会馆和同业公会在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下进行洽谈，组成桂林 总涵会。许多会馆、公所也成为上海总涌会“合帮会员”的重婴组成部分。由于成分复杂， 内部的分化不可避免，也就大人削弱了油会在社会变革1川fJ作川。 广西地处岭南地区，高大的山脉蔡绕四周。成为）’丫q与中原地区的大然屏陌，历代史书 皆称之为边唾之地．在近代，全国各地汹会发展此消彼K，热闹非凡。那么广西的情况如何？ 近代广西商会成立的时代背景与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商会基本相似，但在广西特定的社会与 地域环境影响下，它又汕具特色。 近代广西商会大都借鉴外省的经验，依法设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组织和管理机 构日趋完善：设置会员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和常务执行机构；严格规范人会成员的资格； 制定明确的财务管理制度等。建立合理的内部管理制度，保隙了商会组织有效运转。也说明 商会在组织形式上比行会与会馆更进步。 商会成立后，在利益趋同下，与政府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政府为简会发展提供政治庇护， 保持较稳定的发展空?
陈炜[2]2006年在《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南频北部湾，东与广东接壤，西与云贵相邻，西南与越南交界，临海面向东南亚，具有边疆、沿海、民族、侨乡等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其独特而良好的地理位置在西部诸省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境内有壮、瑶、苗、侗、京等12个世居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桂西红水河、左右江流域、桂中柳江流域及桂北部分地区。作为一个沿边的多民族省区，广西的民族关系不仅对本地区，而且对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广西各民族的关系尽管出现过局部性的“土客冲突”，但其整体过程的基调是趋向融洽与和谐的。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广西城镇经济发展，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互动加强，广西从未出现过全局性的民族关系紧张和严重的民族分裂事件。因此，学术界往往将其作为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团结的样板而备受关注。因而从城镇商业发展与民族经济开发的角度探寻近代以来广西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与融合对解读历史上乃至今天广西境内各民族间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与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广西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及广大中部内陆地区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态。清代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田赋等一系列改善农业生产措施的实施，使经济在发展中融入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因素，蛮烟瘴疬已逐渐成为历史陈迹。以此为契机，外省商业性经济移民大量涌入，这股活跃于乡间市井的工商力量对广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借助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所提供的崭新视域，以17至20世纪上半叶国家——
刘宝军[3]2016年在《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述论》文中指出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按照孙中山的政权思想,开始尝试设立具有地方自治意义的参议会。地方参议会的参议员,在临时参议会时期由政府指定,到正式参议会时期参议员由人民选举。作为地方自治的标志性机构——地方参议会的建立及其运行不仅是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践,也显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实际水平。考察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过程,可以看到参议会这个地方自治机构建立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取向和作用,从而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入系统地认识南京政府的政治制度的走向。成立于1946年的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是1905年上海实施地方自治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议会,它以普选的形式产生,超越了早期类似机构仅局限于士绅和精英的狭小范围。这届议会的存在长达三年之久,是上海社会面临纷乱和动荡局势的稳定核心,也是中国地方议会政治的实验场所。对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作进一步的深入系统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充分掌握了可靠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力图从宏观上将此次选举置于战后上海恢复重建的特殊时局的大环境中考察;在微观上,突破以往议会史研究重制度而轻实践的研究范式,尽可能客观地“再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的历史原貌,从而揭示此次参议员选举中的各色人等在既定的权威网络中的角色担当,以此来挖掘被以往静态、总体性的制度与结构研究所屏蔽掉的真实历史因素。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识。其内容与结构大体如下: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依据、研究状态、研究对象、视角、思路与方法,以及主要的参考资料等。第一章: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与议员选举:追溯鸦片战争后地方自治思想的酝酿、提出及在全国的实践,包括清末地方议事机构咨议局的建立及议员选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省议会、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议会及其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变过程。由于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思潮,其发动的中心在上海。上海人所具有的开风气之先的精神,加速了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并且成为将地方自治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因此,谈到地方自治,不得不从地方自治居于全国之先的上海谈起。上海地方自治机构经历了清末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城自治公所,北洋政府时期的参议会,南京政府时期的参事会、临时参议会等,抗战胜利后上海光复,上海市政府奉令于1946年3月28日成立临时市参议会以为过渡,4月26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选。第二章:从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的相关法令法规入手,重点考察选前筹备和竞选过程。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法令规定为依据,结合上海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厘清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方法、选举资格;选举程序、投票规则,以及选举票的认定、选举诉讼等法律条文的规定。通过梳理上海市参议员选举的事前筹备工作:上海市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立、整编保甲和户口普查、选举人登记和候选人资格审查、投票场所的设置和人员配置,以及选票的分发,考察上海市参议员选举准备的充分性、公开性、合理性;结合上海市政府、社会媒体等社会各界,在参议员候选人竞选宣传中的宣传举措,重点考察、分析候选人的竞选宣传方式和内容。第三章: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首先依据上海市参议员选举的相关法令规定,参酌已公开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全方位梳理上海市参议员区域选举及职业团体的初选与复选,以考察参议员选举过程的规范。其次,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参议员的背景进行剖析,充分考虑参议员的年龄、性别、籍贯、教育程度等自然特征的同时,重点考察参议员的社会经历和工作状态,从出身背景、社会身份和政治派别三方面,直观地呈现参议员群体的社会角色,从而理解其在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纵横捭阖和最终胜出的深层原因。第四章:分析与评价。首先以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制定的选举法规为切入点,通过对选举过程中的个案,尤其是选举诉讼的梳理,考察其在民主实践过程中的执行情况;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媒体、地方名流及社会团体在竞选宣传中的举措,来分析考察竞选宣传的条件原因、效能和作用;通过梳理社会各界对于选举中的种种违规现象的质疑和维权这一事实,说明民众的法律意识在逐渐出现。这些迹象表明,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基本秉承民主、公正、公开的政治取向。其次,透过上海市参议员选举中出现的诸如选举人数失实、选民资格不符、选票流失严重等现象,来探究出现这些现象的本质,分析选民、候选人、本市政府当局相关领导及职员等当事人群体的作为,厘清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诸多与民主背道而驰的现象,说明选举管理还存在诸多疏漏;最后,结合参议员选举过程出现的内定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选举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考察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党控现象,并分析此类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的基本取向是法制化、规范化、公开化,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各种舞弊纷纷发生。问题的出现既有选举管理上的疏忽,也有党政机关的操控,还有社会条件特别是选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上海市参议员选举中出现的民主不和谐音符,实质上已折射出上海市公民的政治素养与政府的管理现状。针对这样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实行民主,既有赖于高素质的国民的自觉自重,也有赖于政府监督管理机制的完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真正的民主,需要训练,需要教育,而且最好的训练与教育,不在于口头与文字,却在于实地的试验,所以,这次选举,距离理想的目标,还有相当路程。
高超群[4]2009年在《200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农业、手工业与农村李金铮认为根据民间流行的消费观念和实地调查资料,可以对人地比例临界点做出比较精确的计算,他以近代冀中定县为个案,指出近代人地比例关系处于愈益紧张之势,但并不意味着现有耕地就已经到了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地步。①孙琦和曹树基利用嘉善县
丁健[5]2011年在《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频繁,传统农商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新的趋向。为了应付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不足,清政府增设了一些临时管理对外商务往来的行政机构,而商部的创设,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专门管理全国实业的中央机构诞生。后来由于职权过于宽泛、经费不足而改为农工商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促进全国实业的发展,设立了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司。袁世凯当选南北统一的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十分重视实业的发展,在清农工商部和南京实业部整合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商部,起初分立为农林、工商二部。相较而言,清末商部、农工商部与之已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民初农商部建立在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治体制之下,而清末商部、农工商部却仍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服务；其次,民初农商部的创新精神也是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所无法比拟的。民初农商部的组建经历一个不寻常的过程,它是辛亥革命以来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继续。其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公开大论争,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农商部成立后,自然就要发挥其组织领导和管理农工商矿各业发展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是如何行使的呢?农商部发挥正常的农工商矿各业行政管理职能,既需要组织其所有职员的参与和协作,又需要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作为其运作的载体,还需要一定的经费作为其经济保障。只有三者同时具备,农商部才能够实现职权运作。农商部的职权运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牵涉的问题很广,不仅需要农商部领导者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现代化的施政理念,也需要中央、省、县职能部门的配合,更需要从事实业者之身体力行。其中,农商部内部的组织机构及其主要人事构成,则是农商部的灵魂和核心,组织结构是从宏观上而言,人事构成却是微观范畴,如果说组织机构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那么人事就是这台机器的具体操作者,就是中枢指挥系统。农商部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较强地适应了民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采用分科层治事的方式,分工明确,责有专人,是对传统模糊治事方式的扬弃,是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人事构成方面,其拥有一支学历高、专业性强、年轻有为的官僚队伍,尽管民初农商部总次长更迭较为频繁,但参事和司长群体们却相对比较稳定。参事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稳定,司长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处理日常事务的连续性。而运作过程既是农商部职权的具体体现,也是评价农商部在民初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重要砝码。它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行政方式,法律方式,协作方式。为了促进民初实业的发展,农商部不仅制定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工商矿各业经济政策,而且极力施行,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时竟出现了被人们美誉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未能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而抹杀其在民初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这种经济快速运转态势却因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逐渐衰竭。
刘杰[6]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指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马敏, 付海晏[7]2009年在《近2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1990～2009)》文中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随着《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胡光明、蓝长云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1998)、《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等大型商会档案
侯宣杰[8]2014年在《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林远洲[9]2016年在《桂林城市近代化研究：1885-1949》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作为广西最早归附中央政权和桂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的桂林,是广西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广西自古以来就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建立后,桂林凭借传统优势和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居于广西“四大城市”之一。在近代历史中,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对桂林较完整的主权所属,既没有开埠,也没有受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直接影响,仅在抗战时期的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间被日军短暂控制。这是其有别于梧州、南宁、龙州等开埠城市的自身特点,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桂林没有受到近代化因素的影响。晚清已降,特别是中法战争后,在外力冲击和“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桂林开始了自身早期近代化历程；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经历了两次迁省的反复影响,既承受了省会迁邕后的停滞萧条,又经历了新桂系治下的四大建设：抗战时期受内迁风潮影响,在人才、技术、资金方面得到强有力的外援,促使城市短期内迅速发展；然而桂林终究受到战火波及,居民疏散,沦陷期间已是一片焦土；光复后在桂林市政府和民众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的帮助下共同努力重建桂林,但无奈力量有限,又迫于内战干扰,始终无法完全恢复战前旧观。此外,抗战时期的1940年桂林设市,作为当时广西唯一一个市一级建制的行政单位,在城市管理机构方面较广西其他城市健全完善;湘桂铁路的修建通车对桂林城市发展也有极大促进。本文将着眼于考察18851949年间桂林城市近代化的现象与规律。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重点难点、创新之处、研究方法、概念界定等。第一章主要从地理环境、建制沿革、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教兴旺等几个方面回顾古代桂林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时期桂林的城市类型是以军政职能为首,经济职能次之的行政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依附于官府和驻军,文化教育为政治统治服务,以培养官僚型人才为主。本章为下文考察近代桂林城市变迁奠定基础。第二章重点考察了桂林政治层面的近代化。咨议局、省议会、临时参议会等一系列民意机构的设立,桂林市政府作为专门市政机构的成立,警政事业的从无到有和初步发展,这一切都是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进步。同时,颇具近代特征的市政建设也在逐步推进,对未来城市发展的规划依次开展,城市基础设施也在建设完善；由于破坏严重,战后桂林城市的重建方兴未艾。第三章重点考察了桂林经济层面的近代化。在近代化背景下,非通商口岸的桂林依然有外企活动,传统的手工业在生产原料、生产组织、产品销路和经营形式上都逾发呈现近代特征。城市商业中,即便是传统的商帮也出现新的经营领域,新的行业、新的交易方式、新的商业组织相继出现。金融业正逐步完成近代化转型,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近代工业起步于清末新政,抗战前夕得到初步发展。战争期间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短暂的繁荣局面,但也因战争的破坏和结束而日益衰败。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上,新的交通工具、运输方式以及通信方式都依次投入使用,并且日益发展进步。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桂林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近代新式教育从创设到进一步发展都旨在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健全人格,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人才,并最终取代旧式教育。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的先进知识分子将引领广大民众实现思想启蒙和意识觉醒,继而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受战时多重因素的影响,桂林出现了抗战文化城的空前盛况,这既是文化的繁荣,更是思想的解放。结论部分将对前文论述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围绕桂林城市近代化的动力探析、所存在的缺陷和经验借鉴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1]. 近代广西商会述论[D]. 蒋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D]. 陈炜. 四川大学. 2006
[3]. 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述论[D]. 刘宝军. 吉林大学. 2016
[4]. 200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J]. 高超群.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9
[5]. 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D]. 丁健.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6].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近2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1990～2009)[C]. 马敏, 付海晏. 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 2009
[8].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J]. 侯宣杰.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9]. 桂林城市近代化研究：1885-1949[D]. 林远洲.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标签：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贸易经济论文; 商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广西民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商论文; 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