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载入史册。无论就其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宏观作用还是微观作用，突变作用还是渐变作用，都将超出事变本身，超出发动者及时人所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者，都承认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和历史地位。毛泽东称其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周恩来称之为“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2]，蒋介石谓之曰“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转祸为福之道也”[3]。总起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拉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序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
一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中原大战结束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这一矛盾，到西安事变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由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扩大和发展，国内阶级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在华北事变前，二者一直呈同步增长趋势。
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的最集中表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争一次比一次激烈。”[4]“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5]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转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这个转变的意义更在于，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一方，中国共产党已放弃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主要对手的战略，而专以民族的敌人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表明国内矛盾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方面转化。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把共产党作为最主要敌人，或者把“剿共”与“抗日”并重。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强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及行为，使张学良、杨虎城陷入了反共与联共、内战与抗日的两难境地。他们在对蒋介石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举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6]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骤然变化，蒋介石成为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一问题，全国各党各派、政治集团都在进行着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斗争。一时间，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矛盾，而曾因蒋介石坐镇西安而激化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处于次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正确主张，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而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可以说，决定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这一变化，冲淡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二者矛盾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比重；这一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在紧张对立的南京与西安、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面前，对双方进行调解。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前提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对立逐步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减弱，再也达不到西安事变前的紧张程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而激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迅速上升，并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7]。1941年9月，毛泽东曾指出：“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8]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而且这些矛盾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二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拉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序幕，开始了洗雪民族屈辱的历史。
“内战”是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特征。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握有军政大权的独裁者、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死后，把持国家政权的北洋军阀很快分裂成直系、皖系、奉系等许多派系。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纷纷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兵戎相见，连年混战。各省的地方军阀也割据称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虽然打败了直系军阀，但奉系军阀又取代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在南方，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被蒋介石篡夺，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过去引起革命的矛盾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产生了新的矛盾。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新军阀内部蒋系、桂系、冯系、阎系之间的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局面。新军阀与旧军阀的战争，新军阀与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党新军阀与工农红军的战争，先后相继，接连不断。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仍然坚持其“剿共”的反动立场，推行“安内攘外”的方针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企图通过“剿共”内战来达到“安内”的目的，然后再来抗日“攘外”。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每个中国人的感情和心理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日益超越了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向着民族的、公众的、全体的利益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受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干预和压迫而得不到正常发展，日益被扭曲变形，在最脆弱的地方逐步发生裂痕。从“福建事变”到“两广事变”，再到“西安事变”，国民党集团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反蒋”、“联共”、“抗日”、“停止内战”和“逼蒋抗日”的主张。虽然，前两次事变都未能达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目的，但是它们为西安事变作了准备。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和人民群众长期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而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使这一呼吁和主张变为现实。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的结果，这一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使之由地区性转变为全国性，最后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采取了非常手段。张学良、杨虎城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及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声音，是长期以来各党各派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开放政治、实行民主的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赞成或者否定张学良、杨虎城行为的人，他们在通电中都是以主张抗日为主要内容。这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运动，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情绪和民族意识，使抗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西安事变解决的过程，是一个“剿共”内战气氛不断下降的过程，是一个团结抗日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不断上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不谈抗日谁就无法介入西安事变的话题，谁就没有资格讨论西安事变的解决。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蒋介石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也是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正如蒋介石12月26日回南京后发表的通电所说：“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9]“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1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中共中央12月27日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11]1937年1月1日，杨虎城在元旦阅兵讲话中也说：“自‘双十二’事件以后，中国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今年元旦而到来的，是残酷的内战的完全停止，光荣的抗日战争的立即发动。”[12]1946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13]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都及时调整了政策，指示军队停止了敌对行动。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应当怎样竭尽心力挽救危亡，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14]大会宣言指出：“盖吾人始终如一之目的，厥为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然亦只有自卫之心，绝无排外之意。”[15]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评论说：“国民党之三中全会比之于十年来国民党召集之一切全会均为重要，盖三中全会指出了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趋向，……九一八以来，经过五年之国难历史而后，‘抗战’之字样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最高会议之决议纸上，此实可作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向之判断材料也。”[16]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17]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再一次将亡国灭种的危机呈现在中华民族的面前，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经过中国军民的英勇奋战，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洗雪了近百年来的民族屈辱，结束了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历史。这一胜利也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它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体系，使任何妄想取代日本帝国主义而奴役中国人民的任何帝国主义的美梦破灭。这一胜利也说明，内战就是倒退，就会落后、挨打，团结就是力量，就能胜利。是内战还是团结，成为判断任何党派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还是以阶级、党派利益为重的试金石。抗战胜利后，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再次挑起内战破坏民族团结的时候，就把自己置于失败和灭亡的谷底。这也就是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之所在。
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它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各派军阀的长期混战，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分裂、涣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态。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涣散、分裂就会落后，就要挨打；团结、统一就有力量，就会振兴和富强。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怎样才能团结，怎样才会统一，用什么方式才能统一，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集团都有自己的主张。民国以来，各个军阀和政党都采取了武力统一的方式。武力统一的结果，就是连年内战，造成更大的分裂。各地军阀相继勾结和投靠外国帝国主义，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和内战。所以，我们看到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大多是两个政权并存或三个政权并立，两个党派互争或三个党派相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时期内侵占了东北三省，进一步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分裂危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危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就更紧迫地摆在了中国各阶级、政党和集团面前。用什么方式来求得团结，实现统一，成为鉴别每个阶级、政党、集团的试金石和分水岭。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正义主张和要求，一味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企图通过“内战”来实现统一，这就严重地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仅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引起国民党内具有民族气节的党员和军人的不满和反对，所以才有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的发生。从形式上看，他们的反蒋抗日活动是以暂时的分裂为代价的，但实际上促进了国人的觉醒，为全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注入了活力和基因。这也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主要动因。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等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对他们发动事变的本意作了说明和解释，强调指出：“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18]，尽管会造成一时的震骇和形式上的分裂，却会换来长久的安宁和真正的统一。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说：“我们这次举动，表面上似乎有破坏似是而非形式上未完成的统一的可能，而实际上正是促成全国彻底觉悟精神上真正的统一！非统一不足救国，这话我们是绝对承认。但是我们要知道精神统一才能救国，要是大家只顾赞美着形式上的统一，而不管精神上如何的分裂，不但不能济事，而且必至误事的。服从一人的命令，只能做到形式上统一；有了共同的目标，才能做到精神上统一。我国这些年来最大的毛病，就是讲形式，不讲精神。”[19]张学良也指出：“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2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界热烈庆祝，无不为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统一而高兴。杨虎城发表元旦阅兵讲话说：“中国今天在一致抗日的神圣任务之下，才达到了真正的统一。”[2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促进救国大计案》中说：“积国民革命以来之经验，应全国人心之希求，集中全民力量于抗日战争，殆又为达到真正统一之捷径，更无可置疑者。”[22]大会对“统一”的方针作出了新的解释。实际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实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则使全国统一有了理论依据。中共中央曾指出：“三中全会在法律上却（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23]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加速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力推动下，蒋介石的态度日趋积极。8月19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改编命令。朱德、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从此，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一个特区政府。除日本占领区外，全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这种团结和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团结和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全民族抗战发动和最后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这个团结和统一是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开始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对的不再是西安事变前那样的一个孤立软弱的政府、你争我斗相互残杀的军队、涣散分裂的民族，而是在一个统一政府领导下英勇善战的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四亿五千万人民用血肉筑成的伟大长城。正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支持和同情，提高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威信，掀起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巨浪，为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团结统一和新中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四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激发了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准备了条件。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专制意识比较浓厚和顽固，缺乏起码的民主气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使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和挨打的境地。辛亥革命以后，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他们借民主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各地军阀纷纷与外国列强相勾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仍然没有变化。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24]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但很快被南京国民政府扼杀了。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25]。“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26]
蒋介石鼓吹“以党治国”，把持国民政府，形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这种专制独裁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不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具有民主思想的党员的反对。各地实力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次的反蒋运动，提出了一些为时人能够接受的政治主张。如果从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这个角度看，各地实力派的反蒋运动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意义。
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单独地承担了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为中国最终建成独立民主的国家准备了条件。只是这种争取民主的斗争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反封建民主运动采取了镇压、围剿的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数以万计的民主斗士倒在血泊里，大大削弱了民主力量，推迟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并无丝毫改变。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推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借统一为名进一步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实行反动的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限制人民群众的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正义主张采取封锁、打击之手段，对爱国民主人士实行逮捕和暗杀。一时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27]。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巨大障碍。
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原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一个是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张、杨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8]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29]如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样，民主成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话题。
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分歧，实质上就是民主与专制独裁的对立。张、杨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蒋介石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民主的表现，是民主向独裁的挑战。张、杨在发表的大量通电和演说中，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国民党一党专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事变的发展及和平解决的情况看，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是公正、真诚的，而且基本上达到了他们发动事变的目的。
经过张学良、杨虎城等多次恳切劝谏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有力调停，蒋介石被迫接受张、杨的主张，并作出了“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立即“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等许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讨论和贯彻了上述许诺。蒋介石也在会后发表谈话，说要“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赫免政治犯”。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国内舆论的呼吁下，国民党逐步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实现了一部分许诺。1937年4月22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修正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对标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些条文作了修正，取消了关于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某些规定。7月31日，南京政府下令释放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议，下令裁撤反省院，在反省院受反省处分者准予取保释放。7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7月6日，由各个抗日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尽管国民参政会没有任何立法和行政权力，只是一个战时的咨询机构，但它为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刺激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也起到一定的作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曾指出：“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30]这些进步虽然发生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但它是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转折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这些进步的起点，这也是全民抗战能够迅速发动，并取得抗战初期一些胜利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一次民主建设运动，二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抗日是民主的前提条件，民主又是抗日的保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故伎重演，重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老调。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立即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并且大批囚禁屠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破坏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人民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本质，各民主党派也逐步消除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就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度准备了条件，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五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伴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促进了自身建设，日益走向成熟，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光辉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自1921年成立，就公开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自觉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但由于得不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承认，而长期处在“非法”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即使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其反动政策。“反共”还是“联共”，成为能否发动全民抗战的重要前提，也是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政府及蒋介石的主要分歧所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词，公开声明要采取联共主张。蒋介石和南京代表宋子文等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们认为的“匪首”，悬赏捉拿的“共党要犯”，现在就站在自己的面前，成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调解人，并且向国民党蒋介石伸出团结友谊之手。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条件的。蒋介石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调停，许诺接受张、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怀念于过去仇恨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处处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31]。
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和宽阔的胸怀，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大让步与妥协。这些让步与妥协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让步换进步、用让步换发展、用妥协换合作、用妥协换合法的策略，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极大的灵活性的统一，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伟大。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接受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尽管会议还专门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但否定了汪精卫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实际上国民党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放弃了“剿共”政策。蒋介石对共产党也不像以前那样严厉和残忍了，实际上对共产党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和坚决，发表了抗战的声明和主张，使全民抗战得以迅速发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32]以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民党公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9月29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说：“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氏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共产党的宣言及蒋氏的谈话，宣布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33]实际上，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确立，国共合作的再次实现，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它结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与进步，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第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之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领导核心。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中国共产党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为全民族解放树立了光辉榜样，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第三，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说，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但真正开始成熟应该是在西安事变前后，突出表现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国共产党及时转变自己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以斗争求团结，以不破坏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限度；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及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使抗日战争和国家政治建设沿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以人民为主体推进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选举，反对一党专政、包办；在政权形式上采取“三三制”，让各阶级、阶层都有参政机会，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独立、自由、团结、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提供了模型，指明了发展方向；在共产党内部，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培养和造就了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孕育了一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纲领路线，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前景。
第四，促进了民主党派及民主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刺激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抗战前一些远离政治的专业研究会和团体，很快转化成政治派别。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民主党派，就是团结了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全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坚实基础。
注释：
[1][24][25][26][2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38、507、47、937、252页。
[2][6][12][13][16][21][28][33]《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5、266、138、265、241、139、114、257页。
[3]（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一），1981年版，第171～181页。
[4][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3、712页。
[7][11][17][23][27][30][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41、171、162、82、595～596、197页。
[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9][18][19][20]《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9、16、19～20、20页。
[10]《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
[14][15][2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8、445页。
[32]《中央日报》1937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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