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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主和之谬误而揭露抨击之
清政府中的主和派人物，曾编造了许多所谓“根据”以掩人耳目。对此，官僚士大夫层中的有识之士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则是恭亲王奕昕代詹事府左赞善等人所奏条陈的内容。
主和者的“根据”之一，“曰度支匮乏，筹饷艰难，“不可不和。”左赞善等指出：“往代兴亡之故，率皆误于和局，然尚未有如是其暴者”。即或在欧洲各国中战败者的赔款，也“不闻有如是其多者”。日本敢于如此要求“我且唯命是听”，这是其“不能以战死我”而采取的“以和死我”的一种卑鄙手段。
主和者的“根据”之二，“曰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论者尖锐指出：“然且割鸭绿江以西，辽河以东”给日本，实际是一种对中国“万世之门户不顾”的极其错误的作法。既或日本集中兵力进攻奉天和直隶，但是我们在“京东有程、董、曹、聂及沿海驻扎各军，关外有宋、依、长三大军及魏、陈、孙、吕各军，棋布星罗，极力堵御，而以刘大臣坐镇其间，“而”乡团自战其地，忠勇倍于官军”，杀敌“未有不勇敢直前者”。可见，“谓寇遂能深入？即倭自间无此力量也。”〔1〕盛京、北京并不空虚，门户也完全可守。
主和者的“根据”之三，“日东海半壁，首尾难顾，不可不和”。然而，事实上，清政府已将台湾割给日本，岂有“守台而东南尚可危，弃台而东南转无患？”〔2〕之理！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不仅是为保卫台湾的领土主权，而且也正是为了保卫东海半壁江山。
主和者的“根据”之四，“曰连兵祸商，厘税短绌，不可不和”。然而，《马关条约》将商务和税务统统拱手让与日本，使国家和各省的税源枯竭，岂不更加“祸商”和“厘税短绌”吗？〔3〕
主和者的“根据”之五，“曰百姓无辜，荼毒堪悯，不可不和”。然而，事实上，政府已令辽南和台湾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又谓“百姓之性命不宜伤残，百姓之廉耻不足顾惜”〔4〕岂能自圆其说？
主和者的“根据”之六，“曰泰西各国，虎视眈眈，不可不和”。然而，和约正是该列强效尤的“开端”。即或拒绝和约，中国尚有“不免分裂之患”，何况，如若厚倭岂不启觊觎之心？即：如与日本缔结和约必将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公开瓜分。
总之，主和者竟然以上述所谓六条根据，“轻以相许”，不但不能缓和矛盾，“且宜资敌”。因为“倭夷穷蹙挑衅求利，其欲和较急于我”，而且日本“通国兵力不及我十分之一，而负债且数倍于我”，如果“连兵数年，岂能久之”，我们如果拒战到底则必胜。
第二，知议和签约之危害而力主拒绝之
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在抨击主和谬论同时，全面揭示了马关议和签约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危害，并建议清政府拒绝之。其所揭示的内容可概括为失地、伤财、贫困和瓜分之危。
所谓失地之危，是指割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并因此而导致全国各地领土的丧失而言。在他们看来，“京师以辽东为肩背，以山左为咽喉，以高丽为藩篱，经台闽为户口”。如果失去辽东，“则势难自保”，因为山海关是“京师屏障”，若“奉省一去”，则“藩篱尽彻，防不胜防”。辽东为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孔道，奉省一失，吉、黑两省“朝夕难安保”。而吉、黑既失“蒙古之势益孤”，蒙古若失，不但“燕京山右不能安枕”，且“长窟宅亦难视为奥区”。台湾是中国东南门户，如“台湾一失天津之驶犯者更难控制矣”。假如台湾、朝鲜两地全失，中国“则制于人而不能制人”。其最终结果将使“中国数万里危亡跋足可待”。这便是“和而割地之可忧者也”。〔5〕
所谓伤财之危，是指赔款日本两亿两白银而言的。他们认为，《马关条约》规定赔款日本两亿两白银，并减税率三成，这不仅使中国财政枯竭，并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而且也使日本国的势力因此得以扩张。之所以如此，一是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六七千万”，就是将其全部交给敌人，“犹非数年不敷”。至于兵饷、海防、廉俸各项，从何措办？“如果遇有水旱兵荒，兵戈盗贼”，所需款项更大，果如此，“则中国永无偿款日矣”。于是，为了赔款必借“洋债”，而洋债“款巨且重，何日能偿？“既然无力偿还，必然还要“割地以肖债累”果如此，“中国永无安全之时”，若再去搜刮人民，可目前“民生穷困，赋税维正之供尚多茅欠，而欲以款仇资敌之费，”恐怕“揭竿者纷纷不可复遏”。三是，就日本而言，“得我岁偿数千万”，必然日益“士饱马腾，船坚炮利”，可我们则是“兵饥将馁，器械凋敝”，假如我们不能按期付款，日本“必率锐师加我”。然而，即或“竭天下之财币谨以奉之，无或失时，而日本财既足，气益骄，能保不借端开衅乎？”〔6〕 此即“和而伤财之忧者也。”
所谓贫困之危，是指因日本的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困而言的。他们认为《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通商设厂，必将使民困国穷。中国自从与外国通商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已使“民生凋困极矣”而《马关条约》又增开四口通商，特别是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机器制造局，“搜刮几遍，凋敝何堪？小民生计日穷”〔7〕
他们对于允许日本在华设厂设栈一事，尤为关注，认为这是最大的危害。强调“中国土货不得改造”，因为，中国虽“自互市以来，小民负贩之利尽为外洋所夺”，但还可以生产土货，使他们“得以自食其力”。然而，现在又允许日本“设立机器局，改造土货，利权为其所操，小民衣食之计从此遂绝”。〔8〕尤其，当列强“援例均沾”时， 由于“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9〕将“笼中国之利权，区区小民何堪盘剥”，〔10〕如“生计尽夺，民何以生？”〔11〕不仅如此，就是“国家之利源亦竭”〔12〕
所谓瓜分之危，是指《马关条约》所必将带来的瓜分狂潮而言。他们认为，和约必将招致被瓜分的严重后果。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认为：“尤可虑者，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吞之心”。俄国不仅近据吉林、黑龙江及蒙古、新疆诸地，“而且”直隶、山东亦在意计之中；“英国”有香港、缅甸、西藏”，又将占据广东、云南和四川，法国“必将出镇南关以窥广西。”〔13〕列强还将援例，要求“开金矿、修铁路、主税务、 厘盐政， 驻兵内地， 托各弹压”〔14〕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证明了这种忧患是对的。
第三，知持久战之必胜，力主拒和迁都到底
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在批判主和派的谬论和揭示和约的严重危害性同时，纷纷要求清政府拒和抗战最后战胜侵略者。
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胜之理惟我得之，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之”〔15〕并指出：“朝鲜枕辽左肩，乃东三省一大屏障，属我，则东三省之屏翰崇；属人，则东三省之屏翰撤。势处必争，保朝鲜我亦己以自保。”〔16〕既然朝鲜是中国的属国，又是东北的屏障，保卫朝鲜就是保卫中国自身，那么，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自然是正义之战，胜利之战。既然如此，坚持抗战去争取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了。何况，日本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家。”不数岁必更索我台湾，……愈逼愈近，愈求愈奋，后将有不可者”。〔17〕而日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窥我无必战之心”和“无能为”所致〔18〕日本如此，欧洲各国也必“群起而轻中国。”〔19〕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更要坚持拒和，抗战到底。
要抗战，是速战还是持久？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几乎一致认为，从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以持久战制胜。其主要根据是：
就中国方面而言，这场战争既然是正义的，就必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就是可以持久的群众基础。正如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所言：“盛衰异气可以战。忠义以感动而生，士卒因激励倍奋。倭奴之多方要挟，上至将领，下及走卒，一闻是举，罔不切齿得而甘心，常思议辄不和以为快。于此见人心之固结之大可用也。”〔20〕一旦加以号召，则“千百万可立至，故人人皆隶伍。”〔21〕更何况中国“地大物博，且失地无多，无损大局，军民愤极，势有可乘。”〔22〕“果与相持，彼必先困。”〔23〕
就日本方面来说，其所发动的战争则是理“曲”的战争，即非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何况，日本地小、人少、国贫，而且兵力不足，持久则必败。正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奏：“倭本穷小之国，计其倭数由朝鲜至平壤共十二万余，战死、冻死今仅四五万余，其势穷促已不能支”。如果坚持抵抗”不过三年，彼必死亡殆尽，穷困不堪，不能为国矣。”〔24〕四川举人罗智杰则谓：“日本一荒岛之区，其富庶远不如中国。自构兵以来，彼之师旅困于外，帑藏竭于内，外虽强而中已平，稍缓须臾，彼将不戢自服”。〔25〕候补道台易顺鼎指出：日本“越国鄙远，糜饷老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则少一兵之用。”时至今日，日本已是黔驴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诎，外强中干久矣。因此，日本“不能疾驱”，更不能深入，如果“以无援之军，不继之饷，入最深之地，极厚之兵，此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26〕使自己陷入灭亡之境地。
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鉴于中国所长与日本所短，一致主张“我苟挈民以迁，清野以待，罢和议以绝诸将之观望，移赔费以购西洋之船械。”然后“厚粮饷，明赏罚，以励士卒，徙老弱，留精壮，以结乡团，下哀痛之诏布告天下，同心协力，以匡大难。开言路，求贤才，汰庸妄，严兵律”，即：统治集团下决心迁都抗战，整肃吏治，选贤用能；精兵严律，团结民力”以与倭相持”数年，日本侵略者将是“进无所恃，退无所守，其败可立而待也”。〔27〕
第四，知“民心之可用”力主依靠之
官僚士夫层中有识之士，为了使他们所主张的持久战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也曾提出许多具体的，而且也是有效的战略，战术以及作战和整军的方案。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内所出现的“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边防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拊膺台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而且不知书，无由写其情以控诉于黼座之前者，盖不知其凡几也”的局面，使他们深感：“时局如此之艰危，人心如此愤郁，诚使辽台有可复之机，岂可不极力争持，任当国之偷安而置之不问乎？”〔28〕由此得出结论：“民维帮本，本固帮守国强，得万众之欢心。故以战则胜，以攻则取，弱国之庶民同欲恶，则改犹可胜，危且可安。”已如宋时苏轼所言：“人君之于民心，如鱼有水，如木有根，如饥渴之待饮，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29〕
既然民心向背对于这场战争如此重要，那么，清政府就应当动员民众，组织民众，重用民众，依靠民力以战胜敌人。对此，吏部给事中余联沅在他的奏折中有所论述，认为：“闻各处忠勇之士多有为国效命之心，若不因而用之，则豪杰解体，深为可惜，应请饬下各督抚晓谕绅民，如有愿捐资练兵效力前敌者，准其到官呈明，即给以印扎，申明纪律，严定赏罚，编为义军。”〔30〕候补主事裕绂奏称“众志成诚，民力由来可用。”如将民众“招练为团”，则“感知自卫”。〔31〕奉恩将军宗室增杰等要求清政府下令“沿海各省督抚，办理民团，俾百姓人自为卫，与官兵联为一气，使彼无隙可乘，”如果利用民团与日本侵略者交战，“倭寇一时虽强，而旷日持久，前无所得，后有所患，有一坐耗之势有必然者，俟其敞而乘之，夫复何难？”〔32〕
总之，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要求清政府应将可以动员和组织的民众，统统动员，组织起来，用以战胜敌人。
第五，知国耻之根源而力主改革之
甲午的战败，使官僚士大夫层中的有识之士，从中找到了因战败而导致莫大国耻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据有关资料表明，他们所揭露的腐败现象，主要有三：一是吏治腐败，二是军队腐败，三是民不聊生。正如此四川举人林朝圻所言：“国势日益蹙，政事日益麾，将帅矜骄，士卒颓弱，人民痛弊，军府空虚，卒使无讨不伸。”〔33〕
清末以来，吏治腐败，愈演愈烈。甲午战争期间，出于民族和国家利益，清政府及其大小官员的腐败行为理应有所收敛。但事实上，却是变本加厉。官僚士大夫层中的有识之士对官场中的种种腐败表现了如指掌。因此，甲午战争期间，主要是战后，他们出于忧国忧民的愿望，较深刻地揭发了上述三点时弊，并力主革除这些时弊，试图振兴国家并雪国耻。
就吏治腐败而言，主要是因循守旧，敷衍塞责；腐败无能，阿谀奉承，结党营私，横征暴敛；贪污中饱，贿赂公行等现象弥漫官场，成为不治之症。
御史刘心源奏称：“抑臣尤有虑者，今日枢府大臣皆老儒因循，”而且“各存一垂暮易了敷衍旦夕之心。”因而，平日只知“扩门生同乡，”不问“匡济时局，”一旦遇事则“茫无布置，”〔34〕不知所措。是谓因循守旧，敷衍塞责。
吏部给事中余联沅奏谓：现在的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等，平日深居简出，而其所重用者不是“阿谀迎之辈”，就是“脂丰软媚之流。”因而登剡牍者尽私人，贡明廷者无俊彦。”就是作为督抚之首的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所重用的官员也没有“器识闳通，功猷卓越，体用兼备”的人。在他们的幕僚中很少见“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度诸学者。”〔35〕因此，甲午战争一起，立即暴露出缺少具有“未雨绸缪之策”和“临机应变之谋”的佐治人才，与“求一督师而难其选”的将帅人才以及“优以方面之任”的封疆大吏。而有的只是为“谋差、谋缺”，“百计钻营，甚至暮夜气怜，无所不至。〔36〕的不知廉耻的人。是谓官吏腐朽无能，阿谀奉迎。
编修李桂林等13人奏称：许多官吏，如李鸿章专用私人，致使“膏腴之邑，冲要之缺，密布星罗”，〔37〕其中，不是“困娅之人，”就是“奔走之下隶”。而这些人又依仗李鸿章的袒护、“任意妄为，暴敛”或“勒索富致以饱其贪”，或“凌借绅衿以肆其虐。”而小民则是“屈意忍受，茹苦含冤”却遭受“前任即剥其皮，后任复椎其髓”〔38〕无止境的压迫和剥削。虽谓结党营私，横征暴敛。
官僚士大夫层中的有识之士，在揭露和抨击清政府的种种腐败表现同时，从实际和需要出发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和学习西方等主要内容。其特点是：在经济方面，要求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主张即或属于经济命脉的工业也允许民间创办；在政治上主张皇帝应予尊降贵，君臣一本；在军事上要求强兵，强兵主要是为了御侮。显然，这些内容既不同于洋务派的模式，也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革纲领不尽相同。
在许多改革意见和方案中，置理南洋大臣张之洞，特别是左庶子戴鸿慈的提案最为典型。综合他们的提案，其主要内容是：
1、改革的动因是国家和民族忧患意识
1985年7月，张之洞在他的《清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折》中， 明确指出：之所以必须改革图强，不仅因为日本要通过此次和约“使中国五十年内不能自振”，而且又“拟与各国瓜公”中国，并宣称：“十年之外，必可立见此局。”可见，日本“断无永好之心，”列强“更将肆意要挟”，致使中国“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由此得出结论：“不久将来，即将有眉睫之急。”〔39〕因此，请求皇帝“时时以此约为可耻，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言，博采救时之策。”〔40〕以改革现状。
2、提出具有下列特点的改革方案
要求发展煤铁工业而言，他们认为：自“洋务开办以来，船炮枪械无一不取资煤铁，中产既少，不能不取购外洋。”结果形成“我国多一漏后，外洋增一利数，日积月累，如水东流，利权不收”之势，如此下去，“何以立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垄断煤铁资源，一切官办的结果。他们基于“朝廷举事但求有益于民，即使不尽归宿，仍不失藏富之意。号其货弃于地，就若利薄诸人？官本则臣费难筹，民办则众擎易举”的指导思想，要求清政府“饬各省督抚明白晓谕，切实招秤，听殷实商人禀官设厂”。而且“及早振兴，免为外人所觊便。”〔41〕
就修铁路来说，他们认为“铁路成，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山川之产靡不尽生。”而调兵远粮为“第一义”。如果使“各省铁路全通，则国气象大变。”中国应修铁路很多，但“筹资非易，创始为艰，”因此，他们主张分段兴筑，”或招商集股，或暂借洋款获利垫还，决无不成之理。”〔42〕主张铁路也可私营。
再就铸造业观之，他们认为“近日中国火器仍多购自外洋，展转相蒙，迁延弗及。制腾之物，欲求胜人，而转倚他人以求胜，其非计也。”而洋务派所设的船炮局、制造局又“成效未尽”，“睹其摩厉之未精，抑推行之未广欤”，这两种情况是不应继续下去了。因而，提出：一方面，要整顿官局“严核委员，杜绝挂名浮昌，而又是悬新式之赏重废坏之罚，按季册报，年终盘查。”另一方面，主张“民间得自设厂，一切船炮军械任其铸造。”〔43〕有成就者，政府应予以奖励。
二是要求改革弊政
他们认为改革弊政的要点应是“退不肖，宪贤才，纳忠谏，破资格，除忌讳，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省冗官，一号令，信士气，择督抚，选监司，严防守，饰边臣”〔44〕等，而最重要者莫过于戴鸿慈所提出关于“召对群臣以励交修”的主张。
戴鸿慈于《条陈审敌情以固邦交等十二折》中。对于改革敝政提出了两点可贵的主张。一是“审敌情以固邦交”，一是“召对群臣以励交修。”他认为“现当多事之际，惟有君臣一心，聪明不可以不周，听纳不可以不遍于海内。”因此，请皇上亲自召见“部院大臣，内廷翰标，外各衙门堂官，翰詹科道”等主要官员，每日召见“两员或四员”，从中“察其举止，验其性情，询其谋猷考其职事，或即以政治之得失，或咨以民生之疾苦，上下之情，中外之故，随所敷陈，无所隔阂。”如此作法，将使相臣们“于职掌所关，不得不留心检察于时事之要，不得不加意讲求，盖一举而交修之祖具毯。”这实际是反对君主专制，靠近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在军事方面，他们强调要整治陆海军，而整治的主要目的是使军队具有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战斗能力。正如张之洞所说：“今日之敌，迥非发捻可比。”如果我们“扭于和局，从此罢兵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振作之计”的话，那么“中国永无战胜之一日。”假若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必不可忧外海关。”因此，要求在一年之内，于海疆各省“急练得力陆军三万人，乃能支柱目前。”其训练方法大致有三：一是聘用外国军官“管带练操”；二是派员出国留学；三是于各省建立陆军学堂。并且主张在“南洋、北洋、闽洋、奥洋各设海军一支，“但更为重要的是“慎择将官，扫除积习禁推派，勤抚恤，缮甲兵。”〔45〕
在文教方面，他们主张广设学堂，改革学习内容。认为外国的富强决定于人才，而人才“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敝。”因此，要改革敝病多端的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广设学堂，所学课程包括“各国语文文字，以及各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46〕还有舆图、算学、格致等课。总之，要“兼包并畜，无类不搜，多士孜孜考求，将有驾西洋而上之者。”〔47〕
此外，还要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和派出官员到外国游学等。
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对马关议和的上述评论的意义可与公车上书的历史作用相比，成为当时的一种反侵略、反妥协的救亡图强的爱国思潮。
注释：
〔1〕〔2〕〔3〕〔4〕〔27〕《詹事府左赞善等条陈和倭利害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35页、134页。
〔5〕〔6〕〔7〕《湖南举人任锡纯等为和将遗害无穷呈文》， 《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73、174、175页。
〔8〕《江南举人汪曾武等为和议窒碍难行请饬改议以固国本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231页。
〔9〕〔11〕〔39〕〔40〕〔53〕《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时事日急万难姑安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 第482、488页。
〔10〕《湖南举人谭绍棠等为议和必不可许战守确有可恃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70页。
〔12〕侍读学士冯文蔚等奏和议条款要挟太甚万难曲从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17页。
〔13〕〔24〕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倭不足虑应变通和约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29页。
〔14〕〔34〕《御史刘心源奏为汉奸把持和议阶拟条款要挟太过切勿允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00页。
〔15〕〔16〕《御史庆增奏请罴和议严防备战以杜窥伺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65页。
〔17〕《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奏编修冯煦呈请不可与日和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419页。
〔18〕〔19〕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责编修丁立钧讨日五条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47页。
〔20〕〔21〕《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奏陈可战方略十条电》，《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300页。
〔22〕《湖北巡抚谭继询奏请迁都西安坚持抗敌必能取胜电》，《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30页。
〔23〕《广丁巡抚张联桂奏请坚持抗倭必能取胜电》，《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54页。
〔25〕《四川举人罗智杰等条陈御敌方略数端以备采择呈文》，《中国战争》续编，第三册，第278页。
〔26〕《候补道易顺鼎奏为倭不足畏权臣误国不可容请严办李鸿章父子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216页。
〔28〕〔29〕《御史王鹏远奏应相机收复辽台以系人心而维国脉祈》，《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355页。
〔30〕《吏科给事中余联沅请自愿捎资练兵效力前敌之士编为义军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445页。
〔31〕《候补主事裕绂为条陈救国整军安急者六条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548页。
〔32〕《增杰等为请罢和义增备战等事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305页。
〔33〕〔34〕《四川举人林朝坼等为绝和议拒割土力筹战备苟用贤能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和183页。
〔35〕〔36〕《吏科绘事中余联沅奏请填简大僚勿鹜虚名而求实际折》，《中日战争》，第三册，第537页。
〔37〕〔38〕《吏部尚书麟书代奏李桂林等地方大局呈办法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532、533页。
〔41〕〔42〕〔43〕《左庶子戴鸿慈等为条陈审敌情以固邦交等十二事折》，《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497、496、499、501、 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