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及其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水平论文,欠发达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07)01-0162-04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与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呈现“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经济不发达”的恶性循环状态。从目前看，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纵向比较，变化明显，成就显著；横向比较，则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外部对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看，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强力推进，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东都城市对口帮扶力度的加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这些成效多体现在“输血”上。要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认为：加快教育发展，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就成为构建欠发达民族地区“造血”机制的必由之路。
一、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分析
1.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模型。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各种研究表明，教育与经济是可以互换为函数关系中的两个变量，即Ec=f[Ed]或Ed=f[Ec](设定Ec表示经济，Ed表示教育。在该函数中，两者互为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就是说，只有内生变量发生变动才会引起外生变量的变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两个变量都处于较低水平，且任一变量都没有明显的变动，两者就会陷入低水平均衡。要打破这个均衡状态，除非使其中任一内生变量发生较显著的变动，才会使两者的低水平均衡向非均衡方向发展，进而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两个变量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封闭圆圈(如图1-1)：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具有超稳定性，形成了“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经济不发达”的顽固性链条，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中，哪一变量的大变动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仅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准备，更需要外部的强力介入以改变内生变量，从而破解这一封闭的内循环。由于人们对教育与经济何为内生变量、何为外生变量，在认识上迥然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或政策主张。我们认为，应以“教育”作为内生变量来进行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
2.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分析。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几乎成了欠发达经济的代名词；教育也同样处于较低层次，“双低”特征十分明显。当然，就欠发达民族地区而言，其教育(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与其他地区相同的方面，但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欠发达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但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该地区在得到物质支持的同时，没有得到相应的智力支持。比如，在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今天，本来有限的人力资源又往往“孔雀东南飞”，造成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人力资源的大量缺失，直接影响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
可见，民族地区要摆脱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速度束缚，显然比其他地区要艰难得多。因此，寻求破解教育与经济低水平均衡发展的瓶颈，是民族地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出路。诸多事例说明，资金和物质的直接输血，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更不能支撑一个地区的长久发展；只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真正为一个地区的长久发展“造血”。当然，在教育与经济这两个变量中，以“经济”作为内生变量要比其他变量复杂得多，发展教育无疑成为破解与经济低水平均衡的最佳选择。
二、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理论演进及其启示
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外和国内学者都作了大量研究，特别是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模式，越来越注重“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研究。从这些理论的演进中，我们不难厘出一条逐步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清晰线索：
1.经济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即对教育目标、办学条件、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以及教育内容和手段均有制约作用。”[1] 其立论依据有三：一是经济乃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不仅为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还为教育创造了客观要求；二是经济发展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对劳动者就有不同的教育和培训要求；三是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受教育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教育资金的规模和投向，还决定着教育的结构和层次。总之，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教育不能超前发展。这虽然是早期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认识，但至今仍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2.教育能动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培养人和创造物质财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构成的，只有“通过教育和训练所培养出来的人(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才是把两个过程联结起来的联结点”[2]。教育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已成为现代生产的必备条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脑力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脑力劳动者主要是由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教育作基础，现代化生产与经营是不可想像的。二是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教育可以提高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者素质，可以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加速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可以提高政府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三是教育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提，知识经济有赖于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可见，教育发展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是人们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理性进展。
3.人力资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将人力看作是一种资本，将教育看作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过程，对人力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一国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才会有更大的生产力。通过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创造，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收入，进而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增长。他对美国1929—1957年教育投资收益率作了计算，发现1957年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3]。
上述理论的演进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决定论注重经济对教育的物质条件约束，却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无从找到破阈之门，也为那些不重视教育的地方领导提供了托词；教育能动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发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重大进展，它拓展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思维路径，即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使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提高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形成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是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日益重视人力资本投入的原因，也对我们破解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具有重大启迪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伟大实践及其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干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构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要优先发展”的中国理论模型，展开了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形成了优先发展教育的强大推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掀开了当今世界上最大教育规模与经济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生动画卷。中国共产党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伟大实践及其创新主要体现如下：
1.深化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建构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要优先发展”的中国理论模式。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一度陷于“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之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工具性方法论，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确立了“经济”的“中心”位置和“教育”的“优先”战略地位，提升了两者的功能性价值层次，强化了两者的互动性。
2.突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强调了教育通过培养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发展。研究表明，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解决谁先谁后的问题；二是在实践层面如何打破均衡状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定，就是把“教育”作为内生变量先行变动；并使之为“经济”外生变量的变动服务。这样，不仅解决了教育与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问题，而且提供了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非均衡战略思路和政策安排。从“科教兴国”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教育的使命更加明确：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从而推进了教育大发展的实践进程，在突出“教育”自身目的性价值的同时，更加清晰了教育的功能性价值特征。
3.对如何优先发展教育，通过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形成强大推力。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难点在于，如何使教育这个内生变量发生聚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积累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教育优先发展这个大事，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无疑是强大推力，从恢复“高考”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义务教育到义教工程、从教育改革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精英教育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从学校教育到学习型社会，当代中国教育的聚变以及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建构，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演绎出一条“教育强国”的实证逻辑。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更加强调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至此，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已经步入良性互动的新阶段，提升到新的更高的均衡水平。
四、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破解
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是从总体上来讲，与我国发达地区比较而言。站在全国的高度来看，这样一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非均衡状态，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破解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就成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欠发达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支持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甚至超前发展，这是具有“造血”意义上的重要选择。其实，欠发达地区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我们的启示是：交通、基础设施和大型工程建设从物质基础上为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营建了一个有效的长效“造血”机制，比起资金和物质的直接扶贫“输血”重要得多；加快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造就大量人力资源比起硬件设施的建设又重要得多。从欠发达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来看，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推进两者互动达到新的均衡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当地政府及各族群众都已认识到必须依靠优先发展教育、培养和造就大量优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强烈的后发内驱动力、原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加上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外部支持，欠发达各民族地区积极探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破解教育与经济低水平均衡方面涌现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性例证。与此同时，形成了教育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冲破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陷阱，正向新的均衡水平迈进。
综上所述，破解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意义重大。无论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展，还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伟大实践及创新，都特别强调变动“教育”这个内生变量的功能性价值。因此，强力支持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造就支撑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推动其教育与经济发展提高到新的更高的均衡水平，是构建欠发达民族地区“造血”机制的正确政策选择，也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