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力价值论及其发展——论中共十六大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重大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生产力论文,中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88（2003）01－0007－04
十六大号召“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提出确立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些提法，以及隐含在这些提法及其思路中的价值理论，已经远不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所能涵盖。这至少是因为，无论怎样扩大“劳动”的外延，都不能把“资本”包括在“活劳动”之中，否则，坚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李嘉图学派当年照此思路推演，最后因逻辑混乱而自行解体的往史，就会在当代重演。不仅如此，面对十六大之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新推进，面对十三亿中国人民奔向富裕之路的时代潮流，如果我们的主流价值理论仍然陷于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之中，仍然把以使用价值增扩为内容的财富尺度排除在价值理论之外，仍然只注目“剥削”等问题而对生产力标准（包括综合国力标准）熟视无睹，那末，时代的潮流就会冷落这种过时的东西。
本文将说明，十六大的价值理论，实质上是对马恩生产力价值论的直接继承和与时俱进的重大发展，并不是对后者的根本悖离；它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百年错解的抛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一次彻底的拨乱返正。也很显然，国内外关于只要劳价论一元论有片面性就完全否定马恩价值理论并全盘倒向西方效用价值论（以下称“效价论”）一元论和要素论的思潮，也首先出于对马恩价值论的误解，必须纠正。
一、马恩价值理论是“生产力价值论”，不是“劳价论一元论”
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概念按其物质规定性来说，不外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存在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的经济表现”，而“商品价值是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借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有的历史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2页）这句话显示了马恩价值理论的唯物史观真谛。与唯物史观融为一体的马恩价值理论，绝对不会悖离生产力决定性原理，既然生产力“只涉及使用价值”，那末，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首要决定因素就成必然。马恩对此确有大量论述，包括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批评李嘉图“劳价论一元论”和萨伊“效价论一元论”，是马恩价值理论的共同始发港；《反杜林论》则重申价值是“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可知，马恩价值理论是“生产力价值论”，也可简示如下：
所生产的使用价值（财富）量
“价值”即劳动生产率（力）＝──────────────
劳动花费（时间）
笔者深知，要让长期坚守“劳价论一元论”的理论家认同“生产力价值论”，是万分困难的。据说，《资本论》一开始就断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一切关联，仅仅把“价值”实体看成人类抽象劳动。这种理解，限于片断字面硬解的形式主义，并未准确全面把握马恩价值理论的唯物史观精神实质。我不否认，马克思《资本论》的侧重点是从劳价论导出剩余价值论，但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那只是在假设“如果劳动生产率已定”，即“使用价值量已定，那么，劳动保存的已有价值的量，就完全取决于劳动自身的持续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由此进一步揭示当时资本家侵占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结果，它们实质上均为生产力价值论加上特定限制后的支论，并不否定生产力价值论本身。可惜的是，误读者根本不顾马恩对劳价论和剩余价值论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的反复说明，把一个有限定条件的理论绝对化普遍化，当然就只能陷入错解之中而不能自拔。
马恩当年在展述劳价论和剩余价值论时，之所以假定生产力不变，是与他们关于当时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严重阻滞生产力发展的判断分不开的。显然，马恩提出劳价论，由它推出剩余价值理论，均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既定前提。目前国内把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仅仅归结为劳价论一元论者，无论其是否自觉，实际上是用《资本论》对待当年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和分析思路，来对待当今中国现实的，因而只能陷于理论谬误。至少，当前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正在飞跃发展，社会财富正在猛增，任何论者都不能无视于此，再假定当代中国生产力不发展，再假定当代中国使用价值量已定。
其实，如果不戴有色眼镜而仔细再读，可知《资本论》在总思路上对生产力价值论已经讲清楚：
其一，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劳动二重性理论：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并正比于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的体现，人的抽象的平等劳动及其花费又反比于生产力。《资本论》还认定：“使用价值这个范畴对于决定经济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请注意“决定”二字）。不难看出，这正是对《反杜林论》价值界说的另一种表述。明乎于此，才可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劳动二重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自己区别于完全“抽掉”使用价值的李嘉图学派的首创。
不错，《资本论》的确开头就仿照黑格尔，用抽象分析法把价值只与抽象劳动相关联，使劳价论一元论错解易于形成，但为防错解，它又在第一章说：只有使用价值才是价值的“本质上的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惜乎国内外论界对此二重价值界说及其唯物史观真谛一直熟视无睹！
我注意到，把马恩错解为劳价论一元论者对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兴趣，只集中在从中导出平等的抽象劳动，使之与“价值”铸为一体。其根本不考虑：为什么马克思要用劳动二重性理论把自己区别于坚守劳价论一元论的李嘉图学派？在作为唯物史观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主要载体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中，生产力决定性究意体现在什么地方？劳价论一元论包含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吗？忽略生产力决定性原理，难道是科学地展开价值理论的正确方向吗？当然，他们如果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也就不会再坚持劳价论一元论的错解了。
其二，《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它虽从抽象劳价论出发，但每一次向“具体”的上升，均靠引入使用价值决定性来实现，包括第二卷展论再生产理论时，指出第一卷只从单个资本考察问题，可舍象使用价值，但考察总资本时，这就不行了，必须同时注目产品的二重化补偿；第三卷则由此更提出：社会使用价值对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有决定意义”。
其三，即使在分析“资本”时，《资本论》也依照劳动二重性理论，一方面在剩余价值论的抽象层面称之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在具体劳动层面上多次确认“资本生产力”范畴，即确认资本作为必需的生产要素，在财富和价值创造中也具有决定作用，甚至明确认为，将来的理想社会应只注意其生产力功能。《资本论》就是“论资本”，马克思从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出发对资本作用的这种肯定，为什么在劳价论一元论中要被全部否定？！
二、中共十六大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直接继承和重大发展
在马恩生产力价值论中，既然使用价值或“效用”是价值的首要决定因素，既然作为使用价值及其创造的载体，各种生产要素均为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那末，今人直接继承生产力价值论，势必把财富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首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号召人们通过大力创造价值而致富；势必确认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等等。我们看到，十六大的一系列论述正是照此展开的。它们隐含着生产力价值论，是对马恩价值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如果说，由于当年历史对马恩所提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造反”，所以，马恩当年在简略地奠定生产力价值论大框架后，便在若干限定条件下，把主要精力用于展开劳价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工人“造反有理”（毛泽东语）提供理论武器。那末，在当今中国，历史给我们所提任务已与当年大不相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严重阻滞社会生产力发展已成往史，发展生产力已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据此，中共十六大按照生产力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纠正劳价论一元论百年错解的同时，直接继承发展马恩生产力价值论，纠正前人关于通过计划劳动时间而推行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实践经验来创新生产力价值论，也就成为必然，这种创新包括：
第一，十六大重申，在当前中国社会变革中新出现的私营企业主等六个“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用劳价论一元论无论如何理解不了也解释不了这一结论，即使勉强理解和解释也会陷入逻辑混乱，令人啼笑皆非。当然，在以主要精力论述资本主义劳价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马恩原著中，也找不到对私营企业主等类人员的这种评价。何况，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奉行计划经济；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市场经济并涌现这六个“社会阶层”，对他们简直是“匪夷所思”。显然，十六大说出了马恩不可能说也说不出的“新话”。
问题在于，从马恩的生产力价值论来看，十六大的结论也在预料之中。因为，如《哥达纲领批判》所说，任何文明社会的进步都得以一定的“剩余总产品为前提”。“剩余总产品”即剩余价值，按生产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既源于剩余具体劳动，也源于诸生产要素被人的具体劳动激活形成的效用增扩；马恩时代，它以前者为主且被资产阶级独占，“剥夺剥夺者”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前中国，资产阶级不存在，它以后者为源，因而不能简单套用《资本论》劳价论和剩余价值论以扼制求富，更不能再搞“剥夺剥夺者”，而应如实地把新出现的六个“社会阶层”看成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这里，十六大按马恩基本思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价值论，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总框架，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为纲”被从最深层的理论上彻底否定了。
第二，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资本生产力”论，但当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说明资本源于剥削，应予剥夺。而十六大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沿着“资本生产力”论，以及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中的资本只具生产力功能的设想，明确提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能简单地”把财产状况作为政治判据，“国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等崭新论断。这里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彻底扭转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把资本与剥削相关联的误解，沿着马克思思路凸现了资本的生产力属性，而且在于它冲破了前人的计划经济思路，以及后人对阶级分析的滥用，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重要成份。因此，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实施按资本贡献进行分配，是合理合法的，一般不会导致剥削；也因此，在当代中国，也就不能简单地把财产状况作为人的政治倾向的判据，即再不能把拥有或多或少资本的人看成剥削者和敌对者、落后者，对其中符合入党条件的人，也应及时吸收入党，等等。十六大的这些论断，高举生产力标准大旗，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堪称空前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把十六大报告称为《新资本论》，并不过分。
第三，如果说，十六大的一系列论断与马恩生产力价值论一脉相承，那么，还应当如实地说，两者在表述生产力价值论时的侧重点截然不同。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一生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主要建树在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可以说，马恩主要是从剩余价值理论这一角度，展示生产力价值论在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条件下的呈现状态的，其目的是以生产力发展的名义强调“造反有理”；而十六大则通篇没有劳价论字样，它的侧重点在于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直接展开生产力价值论本身，特别突出财富论和生产要素论，政治目的在于为民族复兴而“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显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价值论展开的侧重点，从马恩的“革命”转轨到了十六大的“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根本性转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