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转型期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9 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经过近20年的实践，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认识，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面临的任务看，我们不懂得、不熟悉的东西仍然很多，我们面前还存在着一个未被完全认识的‘必然王国’，前进中还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们要深刻吸取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而事与愿违的历史教训，认真研究，自觉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以增强搞好经济工作的自觉性，掌握主动权，减少失误，避免走弯路。”
这段话，揭示了两个道理：其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客观规律的问题，对此，我们已有所认识，但还远远不够；其二是我国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认真研究和掌握这个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更好地抓住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这两条也就是我们当前着眼于中国转型期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
一、关于转型经济学
首先，转型是一个影响全局和决定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之一。因此，我们认为，转型问题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领域。如果对这方面研究不够重视或研究薄弱的话，那么，势必会对我们把握时代脉搏和发展走势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转型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领域，不同的学者可以依据不同的理论，运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不同的努力，由此也形成了转型理论的各个分支。例如，在现有学科中，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化（增长方式的转型）；过渡经济学主要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经济体制的转型）；现代化理论主要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社会形态的转型）。这样，不仅广义的转型概念是一个复合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转型理论也是一个由多方面研究有机组合而成的理论综合体。
再次，不同国家或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型问题有着并不相同的特定内容，或者说，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就现阶段中国而言，转型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形态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双重转换同时并存。因此，研究中国转型问题既不能就改革谈改革，也不能就增长方式谈增长方式，而必须结合两者作一些系统的研究。当然如果我们再作一些延伸的话，对于转型问题的系统研究还应该包括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外部环境等因素的考虑。
最后，似乎有必要强调一点，转型经济学不仅仅是上述发展经济学、过渡经济学、现代理论这三门学科的结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结合基础上的创新。作为结合和创新的结果，有可能形成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别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新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将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国特色，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转型实践。也许从中得出的一些经验教训和抽象出的若干运行规律，还会具有某种跨世纪、跨国界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将当前的注意力集中于转型理论研究，并且希望能在此基础上，构筑起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顺便说一句，我国学术界前一时期曾经就“中国经济学”问题展开过一系列的讨论，见智见仁，也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其中较为流行的作法（或者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用西方经济学中的通用概念、分析工具和论证方法来概括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这种思潮的形成，先是受那位名叫弗里德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激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如果谁能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描述清楚，谁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是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熏陶和启发，感到科斯和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理论时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可以用来帮助实现弗里德曼假说。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在东西方经济学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在经济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上形成某种沟通，从而使西方学者（可能也包括瑞典斯德哥尔摩科学院）也能够了解和接受我们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方式的局限则主要在于：由于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转换同时并存的特点，因而，西方经济学现有概念和公式，难以发挥其原有的有效性。即使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和论述，也难以涵盖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果仅仅是概念的转化或表达方式的转化，那是远远不够的。据此，我们认为，用西方经济学工具来描述中国转型过程，只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同样存在。即使使用了这种方式，也仅仅是理论研究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转型经济学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二、转型期的时间跨度和阶段区划
关于中国转型期的时间跨度确定和阶段划分，同样由于对转型概念的理解不同，而一直有着不同的口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作以下两种考虑：
第一种，如果我们将转型问题狭义地定义为体制转型，那么，在时间确定上可能要短一些。我国体制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根据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将在下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就是说， 中国的转型期大致上包括从1979年起到2010年的大约30年时间左右。
第二种，如果对转型问题作广义的理解，那么，中国的转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具有相当程度的弥合，在时间跨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步。
众所周知，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并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从我们大段引述的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既包括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内容与我们上述的中国转型期双重转换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转型期理解为自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中期的历史进程，大约有一百年时间左右。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可以进一步区划成以下几个具体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是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时期，由于战略－结构－体制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相应建立了计划配置资源和集权管理经济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社会经济矛盾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激化的过程。
第二阶段（1979—1984年）是在计划体制外围（农户经济、个体经济）进行试验和探索的初步改革阶段。传统体制的弊端已经显露，但是由于体制转型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行为准备都不充分，因而改革先从旧有体制最薄弱的部分突破，既有理智的选择，又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顺利推进，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成就。
第三阶段（1984—1992年）是由计划体制外围部分逐步进入体制的核心部分（城市国有经济）的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强了我们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进入体制内改革阶段后，难度和复杂性大大增加。一方面导致了试点改革和局部改革的必要性相应增加，特区建设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超常规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增量改革和增量市场化先行的特征，进而造成新旧体制并存，双轨制同时运行。经济市场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基本上以建立和发展产品市场为主。
第四阶段（1992—1997年）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局部的、单项的改革转向全面配套改革的阶段。市场化改革表现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技术要素等）的市场化，并以此带动存量资产的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了明显的增强。与此相适应，城市化步入了一个新的更快发展阶段，并与要素市场化形成一种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
第五阶段（1998—2010年）是积极促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所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阶段。
第六阶段（2011—2050年）是我们在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基础上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转型路径选择的主要依据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主要取决于两条：其一是坚持了实践第一性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其二是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评判标准，增强和提高了改革的信心和自觉性。在转型路径选择问题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并没有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谋求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逐步地走向和逼近自己的体制目标。
渐进式改革的选择，体现了中国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即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和实践主义行为方式。
根据西方70年代以来一直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走市场经济之路（在这一点上，应该讲大家基本上已经取得了共识），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该是一揽子的改革（这是分岐的根本所在）。其理由是，经济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局部地或逐步地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都会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效应难以发挥而陷入无效。而且，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是一个市场经济真正运作的前提。所以，改革必须一步到位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只能通过激进式措施才能完成一步到位。
显然，中国的体制转型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世界银行、IMF或OECD 等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和劝告。相反，不仅没有采纳激进式的“太爆炸”或“休克疗法”，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这使得国外很多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个谜，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个谜，中国的转型同样也是个谜。
若要解这个谜的话，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其一，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原本就没有提供现成的转型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只把转型看作是一个转折点，一个非常短暂的过渡阶段。因此，它一般只进行在既定制度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很少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更不会考虑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问题。其二，我们不是根据理想模式来设计现行体制（以及相应的改革方案），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市场化而市场化，而是坚持了为促进社会生产力而改革的基本原则。改革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三个有利于”，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三，我们作出战略抉择的依据主要是从现实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中国的最大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由不发达逐渐发达起来的发展过程，体制转型要与这一过程相适应，要与经济形态的逐渐转型相结合。
于是，我们在转型路径选择时坚决地走了自己的实践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在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由点到面，由表及里，有目的地分阶段推进，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性转变。这样，就既抓住了问题的要点，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但同时又避免了陷入改革的误区。
四、两种转型方式的比较分析
在从国情出发的转型实践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同一发展方向的多种路径或多种方案选择问题，如同诺斯所言，选择依赖于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这是一条重要原则。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和分析，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式，它适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同样，我们在进行体制选择、路径选择或改革方案选择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具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第一步，是先理清转型进程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从理论上讲，无论经济体制选择还是发展道路选择，至少都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或制约：
第一个是技术因素。也就是说，由于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工艺技术出现了某种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导致生产力的水平、结构和性质发生变化，进而暴露出旧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产生对新体制的要求。第二个是文化历史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对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马克思曾经对欧洲社会和东方亚细亚社会的不同发展道路作过大量的研究，他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也就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观念和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制约作用。第三个是利益因素。这个十分重要的现实因素包含两层内容：其一是总体利益的影响。新的制度是否优越于旧有制度，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潜在的收益。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甚至是预期收益大于现实成本时，人们才会选择和实施变革。当然也会有例外，即预期收益大于现实成本时，仍然未能出现应有的改革，那主要是意识形态或政治结构造成了扭曲；其二是利益结构的影响。改革既会带来社会收益，也会带来个人利益；既需付出社会成本，也有可能需要付出个人成本。这样，成本收益分析就不仅仅表现在宏观的或社会的层面上，而且体现在微观的或个人的层面上。在改革中，每个人或每个利益集团实际上无时无刻地从自己的利害角度出发，权衡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利弊得失。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完全是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行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能赞成改革，推动改革，否则就会反对改革。而只有在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时，个体收益的总和大于成本总和时，社会范围的改革力量才会大于保守力量，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启动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体制转型有两种类型：诱致性体制创新和强制性体制创新。前者是指人们在利益驱动或利益刺激下自觉地对原有体制采取的革新行动。后者是指人们在政治、军事或法律的强迫性压力下所进行的正式体制选择过程。这两种体制选择方式，各自有着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诱致式体制选择的成本可以分为两类：在作为第一阶段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过程中，主要是搜寻方案、机会成本、新制度安排等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并不很低，但是由于发生在局部范围，因而总量合起来也不很大。在随后进行的正式制度创新安排中，主要的成本表现为谋求获得全社会一致同意的“谈判成本”或“契约成本”。这时，如果实施的范围越大，涉及的人数越多，政府的作用越小，谈判成本或契约成本就会越高。然而，这种成本主要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成本，而不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成本。对于全社会成员来说，可以通过“搭便车”来实现新体制选择，这是一种社会提供的无偿绩效。因此，在实施诱致式制度创新的后期，改革的风险主要反映在社会层面，改革的压力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强制式体制选择的主要成本也有两类：一是实践成本，包括体制创新准备阶段的信息接收、传递和反馈费用，创新方案设计、比较和选择费用；体制过渡阶段的新旧体制异体排斥磨擦费用，改革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新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效率损失；新体制确定过程中的法律制度费用，规范组织、行为及运行方式的费用等。二是磨擦成本。包括制定和执行改革方案时由于认识或观念上的分岐而产生的争斗；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触或反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因此，强制式体制选择的成本主要由社会承担，相比之下，个人选择的余地很小。但是，如果由于个人利益变化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反弹，那么，集合起来的抵制力量也有可能对政府行为形成相当的制约。因此，这种选择方式的实施，需要某种强力（如法律法规、政府强制等）或某种信仰（如意识形态、民族情感等）来予以保证。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属于诱致式和强制式交叉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在改革初期，由于我们对改革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组织准备、行为准备都不十分充分，社会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也相当有限，因而只能采取诱致式体制的创新方式，进行带有尝试性的局部改革。这样，由于改革的成本可以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每次支付的数量就能够与当时的可承受能力相协调，可以同即期得到的利益相协调。因而，我们在创新准备期的经受的风险和所付出的成本也就相对较小。
但是，由于渐进式改革的全过程相对来说时间较长，过渡期实践成本和磨擦成本相应也就增大了。尤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阶段，双轨制可能导致“寻租”现象增多，价格信号混乱可能引起企业行为扭曲，改革措施不断更改可能造成管理部门行为失常，这些都会加大改革的总体成本。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验累积，同时也由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日益具备，社会承受能力日益增强，这样就有可能确定改革的总体目标，实行全方位的强制式制度创新。我国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以后，开始考虑新体制的总体设计和改革措施的全面推进，实际上已经从诱致式体制创新过渡到了强制式体制创新阶段。
五、转型中对利益关系的协调
无论渐进式还是休克式，有两个问题是决不可忽视的：其一是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改革决策的失误：其二是必须重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
体制创新过程中的决策失误，主要来自信息的失真或不完全、意识形态的刚性、特定利益集团的制肘、决策者的个人偏好等原因。在这方面，我们有过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改革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不仅会延误时机，而且会加大成本，甚至可能导致改革方向的逆转。因此，改革决策以及决策程序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是经济改革或体制转型进入总体操作阶段时不可忽视的一个主要问题。
至于利益协调问题，在改革或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个影响全局的关键性问题。任何改革，实际上都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渐进式改革的利益再分配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连续性。由于社会结构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因此原先计划经济时代的上层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上层，从而使社会减少了磨擦，避免了震荡。例如，我国农村原先人民公社的干部大部分转化为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农田承包的得益者、农村市场的管理者，这是我国农村改革能够进展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如，城市的工业公司最初是由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翻牌而来，这也是一种所谓的“精英的连续性”。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于英国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第二是隐蔽性。市场化进程处于过渡阶段，而渐进性过渡又难免出现形式与内容相脱节或名义与实际相背离的现象。既有“新瓶装旧酒”，也有“旧瓶装新酒”。在这新瓶旧瓶、新酒旧酒的渐进变化过程中，利益矛盾是逐渐展开，分期消化，而不致于一下子激化。例如，我国80年代中央与地方实现财政“分灶吃饭”，基数包干，名义上财政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实际上给地方利益和地方积极性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90年代实行分税制时，则充分考虑了各地原有的既得利益。第三是增量性。尽管渐进式改革不可能是完全的帕累托式利益变迁，其间也包含着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但是由于渐进式变革是先进行体制外改革，先着手增量改革，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增量利益补偿和合理成本分布，一方面纠正旧有体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另一方面缓解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尽可能地减少利益磨擦，降低改革成本，缓和社会阻力，这是中国体制转型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的重要保证。
（待续）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