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电厂论文,为例论文,番禺论文,特征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8
修订日期：2012-12-12
1 “邻避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国外的“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概念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O'Hare在1977年首次提到“邻避效应(NIMBY Syndrome)”[1]，它是城市地方冲突的特定形式[2]。居民对选址于本社区的具有负外部性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反对就称为“邻避主义(NIMBYism)”[3-8]。此类设施的建设往往来自行政意愿，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力量对空间组织与空间关系的重构，但其建设的地理区位却处在一个微观尺度上的城市空间，往往与小尺度的社区紧密相邻。因此，地方社区成为居民从微观尺度的地方意义出发，利用本地化的话语，对自上而下的空间权力进行抵抗的空间。这类邻避抗争是都市运动草根行动主义的一种表现[9]。
随着1970年代欧美国家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多种公共设施的建设遭遇越来越强烈的公众抵抗，表现为游行、围厂抗争、请愿、陈情、诉讼等形式。早期研究中，邻避主义常被认为是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10]，社区居民的“自私短视”引发的抗争妨碍公共福利的达成。随着对居民态度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地方反对皆为邻避主义[11-18]。居民的邻避态度因其反对内涵不同可分为4类(表1)：1)基于自私原因的邻避主义；2)基于担忧破坏景观环境的NIABY(Not in anybody's backyard)；3)对项目的支持由于公众讨论转变为反对；4)反对设置不科学的项目而非技术。其中只有第一类可解释为真正的邻避主义[3,18,19]。关于这类地方反对是否为邻避主义的争论从未中断过[20]。
邻避主义之“邻”决定空间距离是相关争议的核心要素[2,20]，关于邻避态度的另一研究方向则致力于检验“接近性假说(proximity hypothesis)”[21-24]，即在一定距离内居民反对程度同与选址点的距离呈反比关系[18]，与邻避设施越近的居民反对越强[2，15]。但随着邻避设施类型的多样化，这类假说常被证明不成立，特别是在风车发电场的态度研究中，距离与反对态度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甚至是距离近的居民反而持正面的看法[25-28]。这种“反邻避现象”也出现在已建项目中[13]，对此的解释有：1)抵抗情绪不高在于设施已建，居民反对无效，只能主动屏蔽其负面影响；2)居民迫于经济发展和工作需求接受这类设施[13]；3)项目更替了以往有更大危害的设施，改善了环境[24]。4)距离近使得居民对设施更熟悉，客观全面的认识使其确信设施的正面影响。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随距离衰减，只有通过空间移动才能邻避其负外部性，这决定了空间距离是影响居民态度的重要因素。但邻避态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地理区位的影响，还应从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态度的影响进行解释[29]。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以及资讯或知识、动机、环境态度、经验等是影响居民态度的内部因素[18,29,30]。
尽管邻避主义在西方已有探讨，但居民的态度较为复杂[25]，且哈维认为对邻避主义的诠释取决于历史和地理条件[9]。在经济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以及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邻避现象应有异于西方，对中国邻避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完善在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下的邻避主义诠释。同时，中国快速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对公共设施的需求，建设项目常由于遭遇居民的邻避主义抵抗而受到严重阻延，这不利于城市的有效运转[31-39]。对中国语境下邻避主义态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有助深入理解这类现象，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2 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与数据采集
本文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简称垃圾焚烧厂)为例，分析选址点周边三个社区：丽江花园、会江村、桔树村的居民态度。垃圾焚烧厂和三社区的地理区位如图1所示。
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方法收集资料。文献分析的内容包括政府调研报告①、案例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新闻媒体报道，以及小区业主在网络论坛的言论等。为增强研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了解更多面向的资料，实地访谈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受访者包括丽江花园居民、桔树村和会江村村民及管理者共13人。
2.2 案例地的地理区位及社会经济特点
为了对比分析，本文选取的三案例地的地理位置及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具有以下特点：丽江花园与桔树村毗邻，皆位于番禺南浦岛，与选址点距离大致相同，但两社区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较大；会江村、桔树村居民的社会经济特点相似但与选址点距离相差较大；丽江花园和会江村在与选址点的距离及居民社会经济特征两方面皆有明显不同(表2)。
丽江花园是与当地原有农民住房相连的城市近郊区的中高档楼盘，相邻两社区的居民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41]。丽江花园业主多为自由职业者、大学教师、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艺术家等拥有大量资本和优势地位的阶层；桔树村和会江村村民收入以农业生产和土地、厂房商铺出租为主，是拥有极少资本且居于劣势地位的阶层[42-45]。
图1 选址点及三案例地的地理区位
3 居民邻避主义的特征
3.1 “接近性假说”检验
对该垃圾焚烧厂项目，有97.1%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⑤。其中，选址点1-2km内居民反对比例高达100%，2-5km内为96.5%，5-8km内为94%(图2)。在城市空间尺度上，距离越近，居民的反对态度越强，这基本符合“接近性假说”。
图2 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居民态度
在社区空间尺度，居民邻避态度与距离的关系并不简单呈反比。首先，同为农民社区，会江村民的感知和反对强度远高于桔树村。作为选址点所在地，会江村可以通过政府渠道最早获取选址信息；同时，选址地之前建有垃圾处理站，村民对该类设施的负面性有贴近感知经验，增强了反对程度。而位于3km外的桔树村民对项目选址及其危害的感知程度极低，仅通过电视报道知道周边居民的反对活动，却不了解个中原因，且对具体选址位置及其危害感知模糊；他们始终持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没有组织或参与相关抵制活动。然而，与之毗邻的丽江花园的居民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们对选址信息及其危害的感知程度最高，是第一批主动感知的群体；反对态度最坚决——在认识到“二噁英”的危害后，通过网络宣传、传单派发以及媒体报道的方式，向周边居民传递信息，并发起颇有影响的反对活动。对比三者，两个农民社区居民的反对态度与距离呈反比关系，但丽江花园与桔树村的居民态度差异则说明，同一距离范围内居民态度也存在明显不同，距离并非是影响居民态度的唯一因素。
在城市空间尺度，居民邻避态度与距离的关系证实了“接近性假说”，而在社区空间尺度，性质相似的社区居民的邻避态度仍符合“接近性假说”，但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得同一距离范围内的居民邻避态度存在明显差异。
3.2 邻避主义检验
探讨居民反对原因，发现居民作为个体和群体所反对的对象不同。在个体层面，社区居民反对的是“规划选址于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厂”。尽管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表示怀疑，但他们意识到焚烧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必然选择，只要做好垃圾分类，规范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作，他们普遍支持垃圾焚烧技术。
不是盲目反对，也不是反对技术。而是对国外先进技术在中国运用过程中不规范的担忧，如各方面的监督管理都做得不好，对民众造成影响。就像现在提的垃圾分类，做得也不是很好，居民自己在分类方面做得不好，即使居民分类好了，到最后不都一车又混在一块了。
——丽江花园业主，30多岁，曾经参加抵制活动，2011.03.09
但是居民反对将垃圾焚烧厂建在当地，原因是担忧对环境及健康带来危害，此外还包括：政府与民众沟通缺失、已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出现了问题以及担心房价降低等。居民一致认为垃圾焚烧发电厂应该建在远离人群密集的地方，并且离当前选址越远越好。
自己当然反对建这个，因为这会影响到环境，侵犯个人利益。当时反对的人很多，不仅仅是住在番禺的人，也包括很多在这里有第二置业的广州人。一是影响居住环境，二是影响投资环境。这边有组织活动反对，当时参加活动的人很多，自己没有参加。不反对在其他地方建，只要不影响到居民生活，具体要离这多远就不太清楚了，你政府说3公里或5公里，你就能确定风不会飘过来吗？！不可能的嘛。最好是越远越好。
——丽江花园业主，30多岁，住了10年，2011.03.09
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垃圾焚烧技术，认同垃圾焚烧厂必须建，却反对建在自家附近的项目，居民的反对具有明显的自私考量。
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社区居民的态度由“反垃圾焚烧发电厂”变为“反对未进行分类的垃圾焚烧”这一技术，这体现在活动口号的改变。社区最初的反对口号是：“坚决反对在番禺大石建垃圾焚烧发电厂，30万业主生命健康不是‘儿戏’”，“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番禺！”而居民上访城管委的口号为“反对垃圾未分类焚烧；抓住机遇推行垃圾分类；保护环境，关系你我；慎重选址，关怀生命；绿色广州，绿色亚运；造福子孙，千秋万代”以及“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社区居民最初只是反对在自家附近建厂，但政府强调垃圾应当地处理，其他公众也批评当地居民自私，社区居民被孤立甚至是对立了。他们意识到维权不能太狭隘，要顾及公共利益才能获得支持。因此，反对的对象从“垃圾焚烧发电厂”转变为“未进行分类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不仅仅是李坑，也不仅仅是番禺，垃圾焚烧是全广州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我们被认为孤立甚至被认为对立了。建垃圾焚烧厂需要全广州市民的关注，而不是被认为分割成几个小区域内的问题。
——丽江花园业主，樱桃白，2009.11.11发表于“江外江”
强调未分类垃圾焚烧的危害、反对该技术，或许是一种进步，反对不再是基于自身利益而是公众利益。但这种转变应解读为争取支持所采取的策略，因为在面对广州花都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进程快速推进的情况，社区居民开始迟疑：是联合花都，坚持全广州共进退？还是牺牲花都，与政府相互让步？可见他们对技术的反对并不彻底，“反对垃圾焚烧技术”明显只是他们争取更多支持的口号而已，本质仍是为了阻止当地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居民群体态度转变在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总是涉及个人利益(如财产价值的降低)和公众利益(如环境破坏)，且两者总是纠缠不清。在邻避抗争中，保护环境的观点常被提出，因为环境议题在对抗其他态度总是较具说服力，但事实上保护环境并非社区居民真正关心的议题。因此，不管是从个体还是群体层面，居民自私反对当地邻避设施的态度本质上是邻避主义，有意思的是由于意识到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对会遭到其他公众的对立，居民呈现在媒体大众面前的态度向“不要在任何人后院(NIABY)”转变。
4 空间距离与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邻避态度的影响
前文研究得出，距离并非影响居民邻避态度的唯一因素。通过两两对比社区居民态度，分析在空间距离和社会经济特征其中一个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另一因素对居民邻避态度的作用。可以将居民的邻避行为分解为3部分6阶段：感知(贴近感知—遥距感知)—态度(利益关系的把握—态度的权衡)—应对(自身资源能力权衡—行为风险权衡)。
4.1 空间距离对邻避态度的影响
(1)空间邻近强化居民对邻避设施的贴近感知经验
会江村民对村庄后山的选址地有贴近感知经验，对其与生活场所的远近关系有确切的感知，垃圾焚烧厂本身的历史路径依赖特征加强村民对其危害的感知。选址地前身的“垃圾填埋场”严重危害村民的生活环境和健康，加深村民对设施负面性的认识。此外，作为选址点所在地，该村获得政府内部感知渠道。距离远的居民则缺少贴近感知垃圾处理技术的渠道，对垃圾焚烧技术感知模糊，桔树村村民完全不了解其危害，甚至表示“只要没有太大的影响都可以啊，建在家门口都可以啊”。
(2)空间距离是影响居民利益权衡的基本因子
首先，以城市经济学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为视角可以看出，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决定了距离越近，居民的利益受损就越严重。第二，选址点所在地与垃圾焚烧厂的利益关系更涉及征地补偿。会江村民成为与垃圾焚烧厂利益关系最紧密的人群，又由于村民的就业并不依赖垃圾焚烧厂，通过利益权衡，坚决的反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获得更有利的补偿。因此，会江村民的反对态度比桔树村民坚决。
空间距离对居民邻避态度的影响体现在感知渠道和利益权衡。其中，感知、利益权衡又相互作用，地理邻近带来相对清晰的感知使村民确信垃圾焚烧的危害，促使村民更关注利益关系，而密切的利益关系也使得居民获得政府内部感知渠道。
4.2 社会经济特征对邻避态度的影响
(1)知识水平高者遥距感知渠道多，感知更准确
尽管小区居民缺乏贴近感知渠道，但他们知识水平高、掌握信息传播的技术渠道，能够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论坛等途径自学相关知识和了解类似案例，邀请相关专家为其解疑，使其感知更为准确[46]。此外，小区业主通过实地考察已建设施弥补贴近感知经验的不足。广阔的遥距感知渠道使小区业主比村民对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建设及影响有更准确的感知。
(2)在利益权衡中，对环境和房产价值敏感的小区业主比村民受到更大威胁
邻避主义产生于对房产价值、个人安全感及社区宁适性受到威胁的担忧。其中，商品住房作为多数居民衡量其财产的主要依据，其“宁适”性被视为储存价值与资本利益报酬的重要准则，因而，居民对可能威胁住宅宁适的土地使用特别敏感[47]。邻避设施对房价的影响是居民利益权衡的重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使业主所期待的优质生活环境成为泡影。居住环境恶化不仅意味着业主自身身份贬低，由此导致的楼盘贬值更是影响其家庭经济。房产投资是不少业主家庭的重要收入，2010年有高达65.2%的中产阶层家庭有房产收益[48]。
当初选择到番禺居住就是觉得这边空气新鲜、环境安静，如果建发电厂，空气污染将会很严重，会产生致癌物质，也会引发周围楼价下跌。我们不得不考虑搬家。
——丽江花园业主，黄小姐，2011.03.06
从村民角度，收入以房屋和土地出租为主，房产的交换价值对其同样重要。但其房产出租面向农民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他们对环境的要求不高。此外，村民因世传拥有房产，而小区业主购买房产需要大量投资，当房产贬值时，后者将比前者承受更大损失。
(3)在态度权衡阶段，中产阶层的小区居民比村民更倾向于不信任政府
由于邻避设施的建设主体是政府，居民在表达其态度时需进行复杂的权衡。当自身权益受不适当政策侵害时，业主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政府提出的正当“理由”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借口”。而业主敢于对政府表达不信任是以其中产阶层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经济能动性为基础的。但维护自我价值才是中产阶层的目的，他们认为特权腐败使他们自身的价值被压制、权利被剥夺，在维权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坚决[49,50]。
大家反对，一方面是政府的公信力不足，所请的专家也有自己的利益立场，自己有垃圾焚烧方面的专利，所以说垃圾焚烧好。但是政府、专家提出的所谓的依据都能一条一条被业主们识破了其不科学之处。在这里住的都是很有能耐的人，大家一开始选在这里住就是看上这边的环境好，现在这一片的人都是反对在会江村建垃圾焚烧厂的。
——丽江花园小区业主，2011.03.09
尽管村民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政府在村民中的公信力仍很高。村民承认政府在公共领域决策的权威，即使自身利益受到侵害，面对政府的解释与承诺，村民愿意相信政府。
不知道在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厂的事情啊。政府他们会知道在哪里建啊。政府决定就好啊。我们还是比较相信政府的决策的。
——桔树村村民，2011.03.27
(4)具有丰富社会文化资本的小区业主比村民更具有同政府博弈的条件
小区业主拥有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本：掌握网络技术、拥有庞大的媒体队伍及高素质人才等。一方面，他们能够利用媒体的力量将事件的尺度上推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扩大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利用法律维权，理性向政府表达意见，并主动请政府官员到小区与居民沟通。这使得他们更具有话语权和同政府博弈的条件。
而村民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少，且对资源的运用能力低，对他人的制约及影响力弱。在不了解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他们的应对方式很有限，只能通过在村里和周边拉横幅、贴标语表达其反对意见。即便是同样的上访活动，村民却只是四处找媒体诉苦。
这个村的人都不怎么了解这些事情的啦，大家都很淳朴很简单的，不会去想那么多事的。附近这些大楼盘小区里的业主都有反对啊，如果连这些小区业主反对都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这里的村民又能怎么办呢！
——桔树村警务处工作人员，2011.03.27
(5)小区业主反对的风险比管治社会中的村民低
后单位制背景下，脱离单位社区的居民对单位的依赖弱化，个人获得资源的方式多元化[51,52]，小区业主并不完全依赖政府。居民敢对政府不合理的决策说“不”，而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法制裁之外的其他限制。因此，在权衡是否采取行动时，小区业主考虑的主要是时间成本。而村民处在一个政府管治的社会中，日常生产活动多集中在村里，由于自身的社会资源有限，资源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同时，村民的生活深深地根植于本地的社会网络中，其地理和社会流动性都较弱。若与政府对立，村民将处于十分弱势的境况，强烈“反建”的代价有可能是失去养家糊口的工作。访谈中村民表示“我不敢说呢，我还要在这村里做生意呢”即验证这一点。又如在城管委上访活动中，参与的村民多为老年人，因为年轻人参与反对可能付出代价。此外，即使是同样的工作机会，对小区业主和村民的意义不同。两者掌握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不同，使得他们在应付生存环境的挑战时会表现出能力差异，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两者实现自身转型的难度不同[53]。
总而言之，距离确立了居民邻避态度的基调，作用于态度形成前的感知和利益权衡阶段。在此基础上，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在单位制解体和市民社会成长的社会背景下，加强了对居民“再认知”的影响。首先，经济发展是根本的推动力，经济发展拉大了不同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积累差距，从而导致居民遥距感知渠道存在多寡、对政府信任程度不同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与风险不同。第二，经济领域权利关系的发展带动社会权利关系的转变。民主政治的深化为居民感知政府决策提供了渠道，提高居民的维权意识，当涉及生存空间利益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权时，公众不愿再为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第三，后单位制时代，消费性社区的出现使居民的身份由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脱离了单位制的束缚，降低维权成本。房产这一消费品既代表居民的社会地位，又是不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居民维护其消费权利的愿望强烈，加之具有维权资本，居民的维权态度十分坚决。
5 结论
国内“邻避主义”是伴随城市的发展与转型而出现，并于近年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型社会现象。尽管西方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邻避主义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发现与西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不尽相同。
第一，不管从个体还是群体层面，居民反对当地邻避设施的态度更多是基于自私原因，其本质是邻避主义，但由于意识到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对会遭遇其他公众的对立，社区居民呈现在媒体大众面前的态度由“NIMBY”向“NIABY”转变，这是一种反映“百姓智慧”的策略，也是西方研究中尚未提及的特点。
第二，居民邻避态度在城市空间尺度符合“接近性假说”；而在社区空间尺度，相似性质社区的居民邻避态度符合“接近性假说”，但处于相邻地理区位的不同性质社区居民的邻避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这证明了距离并非影响居民态度的唯一因素。
第三，将居民邻避行为分为感知(贴近感知—遥距感知)—态度(利益关系权衡—态度的权衡)—应对(自身资源能力权衡—行为风险权衡)六个阶段，空间距离和社会经济属性在不同阶段发生作用。距离对居民态度产生基础性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微观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邻避态度进行一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并决定居民最终的邻避态度与应对。
①广东省省情调查中心关于“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建设民意调查”的调研报告。
②资料来自封丹等《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一文。
③资料来自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信息网及广州市农村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http://luopu.panyu.gov.cn/show_news.asp?id=1326&class_code=00050003; http://www.cwgk.gz.gov.cn/website/dflz/dflzCjAction.action?orgCode=4401130709&orgName=桔树村。
④资料来自http://www.dashi.gov.cn/html/ncgz/2009/02/16/224544.html及广州市农村党风廉政公开平台http://www.cwgk.gz.gov.cn/website/dflz/dflzCjAction.action?orgCode=4401130607&orgName=会江村。
⑤数据来自广东省省情调查中心于2009年10月在番禺区和天河区开展的关于“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建设民意调查”的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