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慰安妇”议题的形成、发展过程与社会意识问题 ^*

[韩]李贞玉^1.2.

(1.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2.天津外国语大学 亚非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 要： 韩国“日军性奴役受害者”(“慰安妇”)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间鲜被提及，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该问题逐渐成为韩国国内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期间经历了社会议题的建构与传播过程。“慰安妇”议题主要围绕受害者的口述文本展开，以性奴役受害者的经验和回忆来形成可赋予历史意义的舆论空间。韩国方面还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将“慰安妇”议题进行国际化扩散。针对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韩国国内不断展开强烈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而统一之下又有着多重分歧。

关键词： 慰安妇受害者；韩国社会意识；口述历史文本；少女像

韩国“慰安妇”问题因韩日外交、社会观念和个人心理伤痛等原因被尘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间鲜少被提及。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韩国女权运动发展和女性权利意识崛起的前提下，经过社会团体的不懈努力、受害者的公开证言、媒体的报道、民众的讨论和声援等活动，“慰安妇”问题由一个静态的历史问题发展为由一系列事件推动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社会议题。本文试图梳理韩国日军“慰安妇”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从口述文本化、受害者权益和民众心理等多个角度分析“慰安妇”议题的建构与传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基础共识与多重分歧。

一、韩国“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背景

1931-1945年，为防止大规模强奸行为、性病传染以及军事机密泄露，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强制征召年轻女性，将她们集体收容在前线和占领区的慰安所，成为日军的性奴隶。由日本民间主导的随军慰安所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就存在，而日本军队主导建立的随军慰安所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以“贷座敷”(日本公娼制度中对取得官方经营许可妓院的称呼)为基础建造了海军慰安所，成为慰安所的范本，随后，日本陆军开始在占领区各地建造慰安所。1937年，日本军队开始系统设立随军慰安所。

收容在慰安所中的女性年龄一般为11-30岁不等，规模较小的慰安所有七八人，规模较大的慰安所有四五十人。此外，战争期间日本在库页岛和日本九州等地区为了推动军工厂及战争建设相关公司的发展，以强制劳动的工人为慰安对象，政府和企业联手运营了企业慰安所，亦有大量女性被征召。

在朝鲜半岛，日本军队和殖民地政府、民间地主、职业介绍所买办等通过欺骗的方式有组织地把穷困、年幼女性强制征召到日军作战区慰安所，成为日据时期的普遍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20万朝鲜半岛女性被强制运送到中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日军占领区，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注] 研究界对慰安妇受害者规模存在分歧，不同学者的主张参见国民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书：《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报告书》，女性家族部，2017年，第22-23页。文献原名：“”。，：“‘’”，，2017，PP.22-23。 。

韩国国内对这些受害女性有多种称谓，使用最为广泛的是“慰安妇”(Comfort Women)。“慰安妇”或“从军慰安妇”的说法来自日本。日本方面在进行相关表述时一直坚持使用“从军慰安妇”，该称谓具有自发从军的内涵，将受害女性与战时卖身女性混为一谈，但“慰安妇”仍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称谓，甚至常见于东亚各受害国的官方表述。“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的称谓对应英文名称为“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等正式表述中使用的术语[注] 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的报告书中用了“日军性奴役”(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一词(韩民族新闻，2015年4月2日) 。 。这一用语反映了受害国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特殊性，也明示了受害女性在战争时期遭受的性暴力。“慰安妇”一词并不恰当，不过恰恰能反映日本缔造“慰安妇”的用语并将其制度化的历史事实。日军“慰安妇”和日军性奴役受害者两种称谓在韩国研究界都有使用。

“慰安妇”在韩国也被称为“挺身队”。顾名思义，“挺身队”就是为国家挺身而出的部队，这个称谓始于20世纪40年代日本殖民时期。殖民时期的朝鲜，用“挺身队”来指代官方以青少年男女为征召对象的各种组织。“挺身队”出现在法令中并逐渐普及，是从殖民政府1944年8月23日制定的“女子挺身勤劳令”开始的[注] 姜贞淑：《日军“慰安妇”制的殖民特征研究——以朝鲜人“慰安妇”为中心》，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2页。文献原名：：“‘’-“””，，2010，P.52。 。当时“女子挺身勤劳令”所组织的女子挺身队，是指由于男性劳动力缺少，而动员、招募女性去工厂制造军用物品的劳动组织。大量年轻女性被征召，日本政府的强制征召是主要原因，此外也有一些社会原因。殖民地朝鲜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卑下，其经济状况恶劣，劳动机会非常稀缺，劳动薪酬极低(不到本国男性的1/4、日本男性的1/7)，且日本殖民下的朝鲜半岛恐慌不安，这些因素使得一些职业介绍所有了招募和贩卖女性的机会。同时，当时殖民地政府对这种招募和贩卖行为缺乏监管和制约，甚至默许与共谋。因此，实际上朝鲜半岛殖民地政府、父权家族和职业介绍所买办对这种变相的人身买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民间组织认为韩国政府受制于国家间外交政治等因素，往往忽视受害者个人的利益保障，政府资助不够。他们开始积极地为受害者争取福利权和政府支援，呼吁政府扩大福利范围，并通过个人福利权诉求方式使得“慰安妇”议题在社会中进一步持续发展。韩国民间机构主导了很多“慰安妇”权益活动，大致分为生活稳定资助、医疗资助和纪念资助，比如介绍医院、解决居住问题、操办葬礼等。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参与程度较高，历史教育也得到强化。例如，1992年10月，民间机构成立于韩国广州市的分享之家，以福利院的形式让“慰安妇”受害者及其贫困子女免费入住，成为专门的社会福利机构[注] 慰安妇分享之家，http://www.nanum.org/sub1/sub1.php1.php，访问日期：2019年2月9日。文献原文：。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团体与慰安妇受害者建立了信赖关系，确保了受害者的福利权，为她们老年生活的舒适和名誉恢复做出了努力。

韩国“日军性奴役受害者”问题的社会议题化建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开始的，当时伴随着韩国民主化运动中女性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开展，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民间社会团体提出“慰安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慰安妇”问题仅少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对相关历史的描写，并没有形成社会议题。

“慰安妇”问题在韩国社会开始引起反响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1年7月18日，有过从军“慰安妇”经历的金学顺打破沉默，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证言。这也是韩国女性以“慰安妇”身份出现的首次公开证言。“慰安妇”问题被揭开，一方面是受到韩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民间组织的不断努力，金学顺也是在民间组织的协助下得以公开发表证言的。在金学顺公开发表证言的当天，多个民间组织联合组成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召开会议，向韩日各界发送公开书函，并向国会发出请愿书，要求韩国政府关心和解决有关“从军慰安妇”问题的6个要求事项^{[1](PP 320-331)}。金学顺的证言鼓舞了更多受害者发声，一些受害者陆续公开发表证言，展开对日本侵害行为的控诉。1991年12月，“从军慰安妇”受害者文玉珠、金富善先后发表证言。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站出来揭露日军罪行，揭发被遮蔽的历史事实，成为韩国“慰安妇”社会议题发展的基本前提。1991年12月6日，日本官房长官加藤纩一发表“日本政府困难对付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言论，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向日本大使馆发表公开书函提出抗议，表示决意定期游行，直到“从军慰安妇”问题解决^{[1](PP 320-331)}。

二、韩国“慰安妇”社会议题的形成过程

“慰安妇”议题往往围绕受害者的口述文本展开，以性奴役受害者的经验和回忆来形成可以赋予历史意义的舆论空间。韩国挺身队研究所早在1993年就将受害者口述和历史资料相互印证，整理了19名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史，出版了《被强制拉走的朝鲜人：日军慰安妇》第1辑，详细地描述了日军加害韩国“慰安妇”的事例。1997年出版了第2辑，14名韩国“慰安妇”以口述形式罗列了当时的情况和日军暴行。1999年出版了第3辑。2001年出版了第4辑，名为《用记忆重写历史》，记录了9位“慰安妇”生活的口述史，这本书选定受害者时选择了表述清楚、自发向日本登记的“慰安妇”的证言，这些证言也曾在2000年向日军性奴役战犯女性国际法庭提交。2001年出版了第5辑《被强制拉走的朝鲜人：日军慰安妇》。2004年出版了第6辑，名为《创造历史的故事》，收录了12位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的证言。此外，还有2013年出版的《听到吗？十二个少女的故事》等[注] [韩]安信权：《日军“性奴”受害者的生平史研究——以人权和福利权为中心的分析》，东国大学社会福祉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15-116页。文献原文：：“‘’-”，，2015，PP.115-116。 。

抓住国家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机遇，千方百计多渠道争取资金。精准农业应用系统投资较大，一套精准节水灌溉系统下来要在10万元以上。一是要探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方式。统筹安排使用支农资金，围绕发展主导精准农业进行整合，通过资金整合，既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二是拓宽精准农业投入来源渠道。进一步优化农村投资环境，吸引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精准农业[2]。加快农村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创新，扶持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发展，扩大农村担保品范围。加快发展农业保险，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

多元识读教学法在于使用视频、音频、文字、PPT等多种模态来进行教学。而作者所面对的独立学院的学生大多数在高中学习阶段属于中下等生，所以他们在以往的学习中已经养成了上课时缺乏注意力，缺乏兴趣的习惯。所以在课堂上不听课，课下不复习，日复一日下对所学专业越来越不感兴趣，英语已经成为一种负担最，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毕业后无法从事英语相关行业。所以面对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如何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已经变成大学英语教师难以攻克的难题。在英语课堂使用多元识读能力也就是不断变换方式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兴趣，吸引注意力，从而达到英语知识传授的目的。

这些事件经由媒体报道，在韩国公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民众开始关注韩“慰安妇”问题的解决过程。由此开始，日军性奴役受害者逐步得以恢复名誉，也得到了韩国社会民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1992年，韩国佛教界人士为去世受害者提供葬礼安抚仪式；1995年开始，部分韩国私立医院为受害者发放免费医疗卡，提供终身免费医疗，位于首尔的几家医院于每年秋天流感季节为受害者免费打针；大量志愿者提供了各类志愿服务；民间团体在1992年10月于韩国光州市创建了“分享之家”中心，以福利院的形式为受害者提供生活住所。随着民间社会支援运动的开展，韩国政府实施了特别法，开始接受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登记。截至2019年4月1日，已登记受害者240人，其中生存者21人[注] 《“慰安妇”受害者政府登记现状》，女性家族部-日军“慰安妇”受害者e历史馆，http://www.hermuseum.go.kr/main/PageLink.do,访问日期：2019年4月24日。文献原文：“‘’”，-“”e。 。

进入21世纪，东营区开展了“家乡娃唱家乡戏”和“吕剧进课堂”活动，不仅编写了一系列吕剧乡土教材，而且聘请老艺人和专业教师进行授课。吕剧故乡的时华亭、杜瑞杰、隋文章等一批老艺人不顾年高体弱，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无偿向周围喜爱吕剧的小学生、年轻爱好者进行传授，默默地为吕剧文化的保护、传承奉献余热。地处牛庄镇的东营区二中成立了吕剧社团和吕剧乐队，吕剧传唱成为学校的特色教学版块。

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随之在韩国学术界和民间机构展开。1992年1月，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发现了战时资料《陆支密大日记》并公开发表，其中披露了关于“从军慰安妇”的重要记录。此后，吉见义明联合日本其他学者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围绕“慰安妇”议题展开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公开日本防卫厅防卫资料室收集的日军回忆录等材料，以施害国的身份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出版了《从军慰安妇资料集》，这对相关史料不足的韩国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系列证据以及韩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压力下，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就“从军慰安妇”问题发表了“河野谈话”，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强制征召“慰安妇”的事实。

韩国研究界在“慰安妇”问题历史资料收集上遇到了较大困难。一方面，较多重要资料被日本政府和军队销毁；另一方面，大多数有价值的史料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很多重要的资料未被公开。因此，韩国研究界初期研究主要以已经公开的资料和证言为基础，集中于以口述证言揭露日本罪行，对“慰安妇”事实进行确认。与此同时，并行展开对受害者的生平研究。“慰安妇”的证言和口述资料对复原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朝鲜居住的朴永心曾通过口述证言叙述了在中国充当“慰安妇”的经历以及在昆明美国管辖的俘虏收容所的生活，美国情报部门和军队的报告书和照片印证了朴永心的证言，后来参加云南地区作战的一名日军士兵证言被发掘，多重史料交叉印证了史实。

除了在韩国国内对相关议题进行扩展之外，韩国方面还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将“慰安妇”议题进行国际化扩散。2000年，韩国民间团体组织慰安妇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法庭控告日本军性奴役战犯。在这个过程中，慰安妇受害者证言被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在客观性和可信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韩国“慰安妇”问题作为战争时期对女性/儿童的性暴力问题多次在海外提出，韩国方面积极动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市民权利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机构等国际组织介入，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先后到美国加州联邦法院等地亲身控诉，并请求国际社会的援助。在社会各界不懈努力下，2007年7月30日，美国议会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的决议书，荷兰和欧洲联合议会、加拿大议会也通过了有关日本政府正式道歉、法律赔偿、正确的历史教育等要求的决议书[注] 国民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书：《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报告书》，女性家族部，2017年，第106页。文献原文：,：“‘’”，，2017，p.106。 。2008年3月起，日本多个地方自治团体也要求日本政府诚实地解决“慰安妇”问题，日本民众中也出现了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谢罪并赔偿的声音[注] [韩]安信权：《日军“性奴”受害者的生平史研究——以人权和福利权为中心的分析》，东国大学社会福祉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4-26页。文献原文：：“‘’-”，，2015，PP.14-26。 。

经过韩国各界十多年的努力，“慰安妇”问题从尘封的历史变成韩国社会和民众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之一，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在韩国不断受到强烈批判。

三、围绕口述文本化展开的“慰安妇”议题传播以及其后受害者权益的保障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取得独立。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战争结束后，相当一部分日军性奴役受害女性被当场枪决，或被逼迫自杀，也有一部分幸存者回到了韩国。日军性奴役受害者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性暴力行为的牺牲品，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在当时的韩国父权社会中备受歧视和排斥，由于贞操观念等原因，她们自身也感到羞耻，不愿提及慰安所的经历。战争结束后“慰安妇”并没有被明确为日军强制征召的受害者，甚至社会舆论中还存在“卖春”的说法。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的将近40年间，由于韩日间外交关系、韩国社会伦理意识、个人对于伤痕记忆的压抑等诸多原因，韩国的日军性奴役受害者不得不保持沉默，集体处于失声状态，韩国社会对“慰安妇”问题也反应冷淡。

慰安妇受害者口述文本化活动，一方面收集证言和史料，以证言的形式揭露罪行，这有助于确认“慰安妇”事实，核实日本帝国主义对日军性奴役受害者实行征召的强制性；另一方面采用受害者口述生平史的方法，重视她们的语言内容和主观感受，以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的个体经验和记忆创造公共历史。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后，“慰安妇”群体基本都是韩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往往受到他人、社会环境和制度的多重排斥。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生平史关注作为女性的“慰安妇”的个人经验，重视主观感受叙述。日军性奴役受害者在强制征召时期遭受性侵犯和性暴力，造成了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后遗症。口述文本化重视受害者的生平史，将受害和创伤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当下，通过深入访谈，关注她们的经历和创伤，以及性奴役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的后遗症对当下生活的影响。其后韩国国内外政策对“慰安妇”的支持和资助，也是以证言为基础展开的。

从流程图中可以看出，程序运行的方式就是在程序段中搜寻功能字如“G、F、X、Z、R、S”。下面列出寻址“F”功能字并获得“F”后面引出的进给值的程序伪代码：

F统计量和基因流（Nm）见表6。Fis有3个位点（P23、P48、P49）为负值，其余各位点均为正值，范围为0.082 2～0.315 6，平均值为0.094 8，Fis出现了负值，说明杂合子过剩；Fit在P23和P48位点处表现为负值，其余位点均为正值，范围为0.198 0～0.434 9，平均值0.227 4。Fit和Fis的结果提示，广西地不容在总群体和亚群体水平上均存在一定的近交现象。

2014年发布的186号文件推动了相关省市I/M制度实施的试点工作，但由于在用车检测与维护独立存在并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涉及较多部门，而实际工作中缺少部门协作和相关配套制度政策支撑。经梳理发现，I/M制度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缺少法律法规支撑、部门协作不畅、行业市场不成熟、数据共享不畅通、相关技术不规范等问题。

2004年9月，首尔大学李荣熏(音)教授在电视节目中将“慰安妇”视为通过老鸨卖出去的娼妓[注] 讨论内容原稿参见韩国电视节目《100分钟讨论(100)》的文稿：https://kin.naver.com/qna/detail.nhn?d1id=6&dirId=61303&docId=47291196&qb=7ISc7Jq464yAIOydtOyYge2biCDqtZDsiJg=&enc=utf8&section=kin&rank=1&search_sort=0&spq=0&pid=UbKofspySDlsstbmwIGssssst%2Bh-242033&sid=RHqA9tpCw1Nn4InFvDh4dw%3D%3D。 ，引起公愤。韩国世宗大学朴玉和(音)教授在其著作《帝国的“慰安妇”》中认为，“慰安妇”与日本有着同盟关系。她认为，将“慰安妇”形象塑造成15岁少女，是韩国集体无意识的结果，是不符合事实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朝鲜女性大多被其父兄出卖，日本军队并没有强制征召。这本书的出版使作者卷入多起民事、刑事诉讼。顺天大学的宋教授在课堂上说：“慰安妇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么喜欢日本，她们本来就有那种色情的种子，是自愿去的。”这句话被学生录音公开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抗议。民间团体起诉宋教授“在课堂上传播虚假事实，毁损了慰安妇的名誉”。之后，宋教授被学校免职，并以名誉毁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2]。2018年3月，韩信大学尹昭荣教授关于“慰安妇”的言论因被媒体曲解和错误引用，一度引起风波，期间尹昭荣受到舆论攻击。延世大学S讲师在课堂上讲：“每个人都会夸大自己受过的伤害，慰安妇们也不例外。她们被性暴，可能一两次，但会说天天被施暴了。”为此延世大学社团贴出大字报要求S讲师公开道歉^[3]。这些事件表明，韩国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超出了学术意义上的问题意识、民族主义观点的讨论和批评，已经发展为感情的对立乃至人身攻击。

注：情况3)的(ⅱ)称为准齐次RH问题，而把情况2)和3)(ⅰ)统称为真非齐次RH问题.准齐次RH问题条件中的由下式给出：

通过班会课，家长和学生都有了更深的感悟：梦想与目标才是一个人学习和前进的动力。活动中，学生对时间的把握和规划有了更多的思考，家长也为孩子们的成长感到欣慰，缓解了焦虑。接下来的半年中，每天的晨读教室里照例空着很多位子，但是，孩子、家长和我都很淡定。

战争结束后，慰安妇受害者回到韩国，往往和家人断绝联系，不愿回老家，且难以维持生计。有人放弃了婚姻，年老后无人赡养。也有人滞留在中国，缺乏返回韩国的途径，直到中韩建交之后，才恢复国籍。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当初由朝鲜到中国，已经无法再回到朝鲜，与家族离散。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平均年龄逐渐增长，人数不断减少，目前生存者都已超过韩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医疗费用和生活支出增加，多数处于贫困状态。慰安妇受害者战争期间遭受了过度损害，大多患有各种身体疾病，留下了诸多后遗症，也有一部分人患有梅毒等性病。1995-1999年首尔中央医院为53名“慰安妇”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其中有19人梅毒呈阳性，比例较高[注] [韩]李秀贤：《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身体后遗症研究》，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2000年，第294页。文献原文：：“‘’”，，2000，P.294。 。一些慰安妇受害者不仅有外伤后压力障碍，而且有愤怒、偏执、回避对话等情绪障碍，大部分慰安妇受害者患有偏执症和忧郁症。

由于慰安所的性暴力经历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后遗症，很多受害者缺乏谋生能力，难以维持生计。1992年,韩国政府展开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力图解决“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11日，韩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以保护和资助“慰安妇”受害者为主要内容的《日据时期日军慰安妇生活稳定资助法》，包括按照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最低生活标准提供的经济保障、医疗保险、居住租赁优惠、陪护、交通补贴费用等内容。1998年5月，韩国政府将“慰安妇”受害者一次性补助从500万韩元提高到了4300万韩元，1993-1997年登记的慰安妇受害者都拿到了上涨后的一次性补贴。此后,韩国政府在2002年对《日据时期日军慰安妇生活稳定资助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添加了情绪稳定心理治疗、受害者追慕仪式和纪念等项目，强化了看护等福利内容，各级市、道还会提供地方政府资助。其后,韩国政府分别在2002年、2009年、2010年、2012年调查“慰安妇”生活状况、居住条件、婚姻子女情况、政府资助满意度等，并参照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进政策。2018年,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提升到了133.7万韩元[注] 《“慰安妇”受害者政府登记现状》，女性家族部-日军“慰安妇”受害者e历史馆，http://www.hermuseum.go.kr/main/PageLink.do,访问日期：2019年2月9日。文献原文：“‘’”，-‘’e。 。整体而言，韩国政府对受害者进行了积极资助，福利内容和形式更加多元化和体系化。

严格来讲，女性“挺身队”不能等同于日军慰安妇，但从殖民时代到现在，韩国社会常常用“挺身队”指代“慰安妇”，原因是当时“被日本拉走就意味着失去贞洁”的认识比较普遍，而且“挺身队”的女性也有一部分被送进了慰安所。因此，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民间组织的活动均围绕“慰安妇”问题展开，韩国语境下谈及“挺身队”问题也普遍默认成“慰安妇”问题。

四、“慰安妇”议题的社会意识：基础共识与多重分歧

目前韩国社会整体形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础共识，对于日本提出的诸如“慰安妇”是否自愿参与随军慰安、“慰安妇”是否是战时公娼等议题的讨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形成全社会愤慨之势。历史教科书中“慰安妇”部分的编纂、术语的使用也逐渐形成统一的历史表述。对慰安妇受害者身份的质疑成为韩国社会无法容忍的言论，韩国大学中甚至出现了对“慰安妇”问题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因被视为发表不当言论而遭解职的情况。

APP（application的缩写），指运行于智能终端设备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传统的APP开发较为复杂，针对不同的手机操作系统而不同。以Android为例，需要有应用开发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开发环境如MOTODEV Studio for Android，J2ME开发插件等，采用合适的开发语言如Java，进行编程开发。此外，考虑到APP需要适应不同的操作系统，开发者还需要在后期做兼容性测试。

除了通过口述研究确认受害者的事实之外，韩国学界还进行了历史学、女性学、心理学等多个层面系统性的研究，如“慰安妇”制度的成立和运营状态、作为施害者的日本兵心理分析、受害者的精神后遗症、日本的法律责任等。

对于整个韩国社会而言，“慰安妇”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罪恶的受害者，而且作为日据时期韩国民族遭受屈辱的缩影，成为历史伤痛的象征，因此“慰安妇”问题又联结着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右倾化等多个议题。而关于“慰安妇”问题，在韩日政府之间、韩国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韩日民间社会之间多个场域，也存在着多重分歧。

在韩日“慰安妇”问题矛盾中，日本政府认为，关于“慰安妇”问题，经过“河野谈话”道歉以及基金形式的赔偿，日本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解决措施，尤其1965年《韩日基本条约》中，由于韩国政府没有特别提及“慰安妇”问题，因此应当视为当时对日请求权已经包含有“慰安妇”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历史性地解决。2011年8月30日，韩国宪法裁判所认为，1965年签订的韩日诉讼权协定并不意味着取缔个人诉讼权，当时韩国政府没有为“慰安妇”提出赔偿和道歉要求是违背宪法精神的。韩国政府以当时的协议违背宪法为由，认为反人类的战争犯罪等没有起诉时效期，所以“慰安妇”的请求权还是有效的[注] 国民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书：《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报告书》，女性家族部，2017年，第72-73页。文献原文：,：“‘’”，，2017，PP.72-73。 。

韩国民间团体也认为日本方面的反应不够充分，继续要求日本政府和加害者公开谢罪并进行法律赔偿。日本政府应当被追究国家责任，日本军人、公务员及部分个人招募性奴隶，设置、运营慰安所，应追究个人刑事责任。1992年1月8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之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驻韩大使馆转达了要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诉求，大使馆没有回应。民间组织自此开始定期抗议集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开展“星期三示威活动”，提出日军要承认对“慰安妇”的犯罪行为、道歉并进行法律赔偿、处罚相关人员等一系列要求。“星期三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作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示威活动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韩国政府和国内民间团体在“慰安妇”问题上也并未达成共识，“慰安妇”问题常常成为国内政治力量角力的议题。2008年韩国国会发布了日本政府要道歉和进行法律赔偿的决议书[注] 国民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书：《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报告书》，女性家族部，2017年，第74-75页。文献原文：,：“‘’”，，2017，PP.74-75。 ，但民间团体往往认为韩国政府在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过程中政策失误颇多，不信任政府的决策。

随着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不断离世，人数不断减少，少女像成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象征，而少女像问题逐渐成为慰安妇问题最重要的指向之一。少女像具有受害者、伤痛记忆和“星期三示威活动”的多重象征意义。首个少女像诞生于2011年12月，当时为了纪念“星期三示威活动”20周年，在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组织下，经过公众募捐，由知名雕塑家完成名为“和平碑”的少女像，立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日本政府就驻韩大使馆门前的少女像撤出和搬迁问题与韩国政府不断交涉，这个过程反而强化了少女像作为抗议运动象征的形象。之后，韩国各处的少女像数量不断增多。

朴槿惠政府时代，2015年12月28日韩日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注] 国民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书：《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报告书》，女性家族部，2017年，第108-109页。文献原文：,：“‘’”，，2017，PP.108-109。 ，以图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却受到国内民间团体和反对派政治力量的抵抗。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一，日本政府要表明责任，首相安倍晋三要向受害者谢罪；第二，日本要向韩国政府设立的“慰安妇”赔偿基金捐赠10亿日元；第三，要确认并最终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第四，韩国政府认识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少女像会危及大使馆的安宁和威严，韩国政府将尽可能与有关团体达成协议，努力使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

虽然《韩日慰安妇协议》并没有出现“强制拆除”等词汇，但该协议签署的第二天，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团体就开始发起全民反对协议的运动，韩国年轻人自觉加入保护少女像的队伍，首尔大学生24小时守在少女像跟前，以防少女像被拆除。2016年12月，位于釜山日本领事馆后面道路的少女像一度被拆除，但是通过釜山民众和大学生的力量，又重新竖立起来。2016年10月底开始在首尔举行的烛光示威(要求朴槿惠下野的抗议游行)中，一度出现过巨大的少女像，朴槿惠政府被认为在“慰安妇”问题上失误颇多，受到各界强烈的批评。按照《韩日慰安妇协议》，韩国政府需要协助拆除少女像，但之后少女像剧增，到2017年8月15日，韩国至少有80余座少女像，韩国中学还发起了百所中学建像运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处也建成并竖立了少女像。2017年5月，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电话中表示，出于尊重国民心理的考虑，日本政府要求韩国政府尽快拆除少女像是不现实的。

韩国文在寅政府搁置《韩日慰安妇协议》之后，重申了“慰安妇”问题的国家立场：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政府从国家立场上有责任，但韩国政府不愿意因慰安妇个人的补偿问题而影响韩日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不会围绕《韩日慰安妇协议》展开法律论争，但“慰安妇”问题终究还是人权问题，韩国政府会争取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获得支持并展开活动。换言之，韩国政府支持为赢得国际舆论的各种活动和慰安妇个人对日本提出补偿的请求，但不会将“慰安妇”问题提升为韩日间正式的外交问题。韩国政府这一立场显然是考虑韩日外交关系、民间力量等多个因素所提出的符合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五、结语

多种力量的协作与对抗共同推动了“慰安妇”议题的扩散，多重分歧的存在也将使“慰安妇”议题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更持久的传播。有关“慰安妇”的讨论不是单纯的日本方面是非对错问题，围绕议题采取的措施也不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国家地位、民族尊严、公众情感和政要形象等因素都夹杂其中，难以剥离。“慰安妇”议题隐含了韩国遭受的历史伤痛，在韩国国内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基础共识，但在此之上又存在着多重分歧，包括民众与部分学者对“慰安妇”问题所持态度的分歧，民众对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政府对日本所做妥协的不满等。虽然各方一直提出追求基于“历史和解”共识，但就韩国方面而言，对于“慰安妇”问题，国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尤其对于日本殖民地时代所遗留的历史问题更加敏感，这点从国内对于“慰安妇”问题历史叙事中“受害者”意识不断加强也可以看出来，甚至各方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分歧并没有趋向解决，而是不断加剧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韩]崔承现.韩国“从军慰安妇”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研究的概况[A].张承钧、刘建业主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专题资料汇编第五辑[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2]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1809171616001.

[3]http://news.kbs.co.kr/news/view.do?ncd=4064499&ref=A.

The Rise of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 ”

LI Zhen-yu^1.2.

(1.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

Key Words ：comfort women survivors；so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historical records of individual narratives；pictures of young women

Abstract ：The“survivors of the sex slavery by the Japanese armies”(“comfort women”)did not become known in the forty years after the WWII as an issue until the 1980s when it started to 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in South Korea.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comfort women”issue was mostly revolved around using the records of survivors’ narratives to create public opinions in support of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 based on recollections of sex slaves’ experiences.Korean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made efforts to wi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expand and internationalize the issue. In response to the resistant attitud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ward the comfort women survivors,the Korean public developed strong criticisms,based on which a unified social consciousness was formed, although there were still difference in certain views within this unity.

中图分类号： D669.68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9)04-0091-08

作者简介： 1.2.李贞玉(1982-)，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性别与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日韩女性的战争体验叙述与历史认知研究”(项目批准号：17CZW048)阶段性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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