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首都图”展示了档案组织的意义_宋朝论文

南宋“首都图”展示了档案组织的意义_宋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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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京城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明确标示国家档案馆位置的古地图。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的地图《京城图》始载于咸淳四年(1268年)由潜说友编纂的《咸淳临安志》,距今已有700多年。

《京城图》绘画精细,标识鲜明,山水城阙、宫殿衙门、街道坊肆、桥梁仓库,近千个地名布满图上,展示出南宋都城的庄严与繁华。在图右方(即城北部)的两条河道之间,天水院桥一边标有“架阁库”三个字,这是南宋王朝的国家档案馆性质的机构——六部架阁库。

单从档案史的角度进行分析,700多年前的《京城图》鲜明地将档案机构标示出来,其意义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首先是它客观反映出南宋时期档案机构的社会地位。南宋统治者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对档案工作很重视,吏部尚书周必大曾两次上秦皇帝,请求对六部架阁库进行修葺,道出了“先收图籍者贤相之规模,缘绝簿书者奸吏之常态”的至理名言。(注:周必大:《文忠集》卷143)南宋时期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有23条“架阁”法规。《京城图》标明档案机构的名称和方位,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它反映出统治者的档案意识,也反映出档案机构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地位。它与旁边的三座粮仓一样,是社会不可缺乏的需要重点保护的设施,是可以并列于地图之上的。它有一定规模,一定的代表性设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才能出现于绘图者笔下。

其次,从这幅地图上,可以看出档案机构“架阁库”所处地理位置的鲜明特点:它与六部机关分列于纵贯南北的大道——御街的两端,遥遥相对,彼此呼应;它避开了繁华市区的喧闹,处于一个僻静的环境之中;它前后临水,有利于防火、防盗。当时的架阁官称这里是“寂寞之滨”、“藏修”之地、“栖迟偃息之间”,确是对这里特殊环境的恰当描述。架阁库里档案“汗牛充栋”、“鳞次山积”,架阁官在此“温寻废忘”、“粗理陈编”,有着“白日青春,了无公事;黄簾绿幕,宛是儒生”的潇洒(注:参阅王金玉撰《古代档案官员新证》,《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6期。□)。由此可以推断,南宋统治者在建馆选址时是充分考虑到档案的安全与保护条件的。

第三,它佐证了北宋档案机构的地理位置。北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档案馆性质的金耀门文书库,中央各部档案在自己的架阁库里保存八年之后,都要送到金耀门文书库里保存。为加强文书库的管理,皇帝曾多次颁发诏令,并在宋徽宗时进行修葺。但是,金耀门文书库座落在什么地方?从名称上分析,它应座落在城西北角的金耀门一带。但是,由于东京开封没有留下详细地图,今人所见者只有《事林广记》中的两幅简图,上面没有金耀门文书库。因此很难确定它的具体方位。现在,有了南宋《京城图》,有了六部架阁库的确切方位,就可以推断北宋金耀门文书库就在外城金耀门内,因为二库的选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建设档案馆时,要远离机关,远离市区,以防止火灾的侵袭,这是宋代统治者以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这对我们今天的档案馆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第四,它对现代档案工作的启示意义。在700多的以前,我们的祖先已将档案机构鲜明地标示在地图上,给档案机构以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是中国档案史上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当代各国的档案馆都是开放型的,为便于公民到档案馆查阅档案,大都在城市地图上鲜明地标示档案馆的名称和方位。我国国家档案馆如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建馆时间较晚,开放时间更晚,一般公民很难在京城图上找到档案馆的名字,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我想,当大家看到南宋《京城图》之后,会有不少感慨的。这就是笔者在此给读者介绍这张图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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