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后中小学修身教科书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中小学论文,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身科是在20世纪之初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起步时期，中小学校开设的一门社会伦理道德教育课程。它于1902年酝酿设置，到1923年被“公民科”取代，存在21年，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都在修身科中得到相应的反映。近年来，修身科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课程和教科书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①。但把它放到其存在的辛亥革命社会背景下研究还不多见。
一 修身科的创设及辛亥革命前的修身教科书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全面近代化改革开始于清末新政之初，1902年5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未真正实行。1904年1月，再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正式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国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完全确立。
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即所谓实科)必需翻译、使用外国教材不同，国文、修身、历史等人文学科的教材，大都要借鉴东西方国家的模式，依据本国实际自己编写。以“修身”命名，顾名思义，是来源于儒家经典的修齐治平的传统理念。它的本意就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故前后两个《学堂章程》都明定修身科居于各科之首，“壬寅学制”还规定了相当高的教学时数：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每周8至12小时，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每周2至4小时(注：每周12日)。“癸卯学制”做了减少，规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每周2小时，中学堂、师范学堂每周1小时。
各级学堂修身科的教学目标与内容，按“癸卯学制”规定，修身科“要义在随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不令过苦，并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动其欣慕效法之念，养成儿童德性，使之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尤须趁幼年时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物之旨。此时具有爱同类之知识，将来成人后即为爱国家之根基”②。初等小学堂要“摘讲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各种养蒙图说，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③。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④。中学堂“修身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所讲修身之要义，一在坚其敦尚伦常之心，一在鼓其奋发有为之气，尤当示以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务须勉以实践身行，不可言行不符”⑤。总之，两个“学制”规定中小学修身科的主体内容，都是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癸卯学制”提出了培养爱同类、爱国家的情感，在中学阶段注意学习个人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
教科书在20世纪初属于新鲜事物，制度内有影响、有实力的人士颇为在意扶植。张之洞就慎重表示，教科书的编写，“此教育根基，关系极重，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⑥。修身教科书的编者都是当时学有专长、具有进步思想、有影响的人物。商务印书馆1905-1908年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修身课本的初小十册由张元济编，高小四册由高梦旦编，中学五册由蔡元培编。这个阵容可见他们对修身课本的重视”⑦。陆费逵、范源濂亲自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修身教科书。
清末教科书基本实行审定制，民间自行组织编辑，报学部审定后出版发行。但是，初时的修身教科书，受两个“学制”规定的方针限制，以三纲五常为经、以修齐治平为纬，以传授传统伦理道德为主，“作为课本，还不能对它作明目张胆的反叛，只能在旧瓶里适当换些新酒而已”⑧。但教科书中一般不再使用“三纲五常”等词语。
由于改良派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宣传，如梁启超所说：“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⑨由于立宪运动的高涨、预备立宪的实施，及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修身教科书适应时代的潮流吸收新内容。编纂者在遵守审定制的前提下，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宣传新的思想观念，不同出版机构、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特色。
由蔡元培编纂、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代表了辛亥革命前修身教科书的最高水准，署名蔡振或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该书五册，分为上下二篇，上篇注重实践，下篇注重理论。蔡元培称：“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⑩他还指出：“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康强其身为第一义”(11)。又指出：“凡有权利，则必有与之相当之义务。而有义务，则亦必有与之相当之权利。二者相因，不可偏废……人之权利，本无等差，以其大纲言之，如生活之权利、职业之权利、财产之权利、思想之权利，非人人所同有乎？”(12)针对国民的义务，他指出：“爱国心者，本起于人民与国土相关之感情，而又为组织国家最要之原质，足以挽将衰之国运，而使之隆盛，实国民最大之义务，而不可不三致意者焉。”(13)该书融合古今中外的伦理道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水平。
二 辛亥革命后修身教科书的格局
辛亥革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国人由皇帝的子民变为共和国国民，在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下，享有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国人对于做共和国国民的思想准备十分不足。因此，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成为国民品德和国民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
1.教科书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
1912年1月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14)。于是，各出版社按规定组织编写新的教科书，书名即具有共和国色彩，如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
各出版社主动顺应形势发展大量印行修身教科书。陆费逵原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辛亥革命前他秘密组织编写具有革命思想的教科书，民国一成立，他即辞职并创办中华书局，配合政治形势推出一套《中华教科书》，为中华书局迅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其中《中华修身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用书。商务印书馆也随即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当时，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种名称、适合各类学校的修身教科书大量出版发行。包公毅、沈颐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1912年8月才初版，到1913年6月已印行29版。
2.结构体系由简单、零乱到系统化
“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对修身科教学内容规定较笼统，所以辛亥革命前各教科书差异较大。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教则和课程标准，对教学内容等规定得比较具体。1913年3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了修身科四学年的教学内容：第一学年“持躬处世、待人之道”；第二学年“对国家之责务、对社会之责务”；第三学年“对家族及自己之责务、对人类及万有之责务”；第四学年“伦理学大要、本国道德之特色”(15)。依据部定的教则和课程标准，之后的教科书形成了新的结构框架：以己为出发点，推己及人，对家、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及人类。如樊炳清编的《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甲篇首论持躬处事待人之道，次以对国家之责务，又次对社会、对家族之责务，而终以对人类及万有之责务”(16)。其他修身教科书的结构体系基本同此书。
3.核心内容为现代国民、国家思想
辛亥革命前，教科书的主要内容是传统伦理道德，如敬祖、笃厚、宽恕、礼让、廉耻、刚直、孝行、忠恕等。辛亥革命后，以融“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于一体为“目的”(17)，内容不断充实，增加了法制大意、伦理学大要、公民须知等内容，凸显了国民的国家观念、自由平等观念和国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樊炳清编的《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概括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如下：“人之权利，可括以三大端：身体、财产、名誉是也……人民之公权者，由公法而发生，即人民对于国家所得主张之权利。列举之，则有任官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受审判权、请愿及陈诉权等。”“人民既获公权，同时享有自由权。”(18)“国民之义务以拥护国宪、遵守国法为第一义。”(19)着重强调了政治权利、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法律意识。
4.改变了重说教、脱离儿童实际的状况
沈颐、戴克敦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故事多于训词，期合儿童心理”(20)。刘宪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前四册全用图画，表示种种作法，后四册用故事、童话、寓言、格言，将游戏、手工、唱歌、图画联合为一；全是谈话体，记述体，所选的文字，大抵国语教科书里已经读过的”(21)。丁晓先等《新法修身教科书》的编辑方式更是别开生面，通过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如穷苦家庭、火车上的试验室、创造汽船、完璧归赵、铁达尼邮船遇险、进步号探险记(22)，扩展学生知识面，阐述做人的道理。总之，辛亥革命后的教科书基本能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点编教材，形式生动活泼，有利于学生接受、吸收。
三 辛亥革命前后修身教科书的历史意蕴
1.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20世纪初，“修身”作为中小学设置的一门课程，把传统的修齐治平理念与国家救亡图存、强国强种的时代主题，通过新式学堂课程而紧密结合起来，使“修身”以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性质承担起新的使命，并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其在基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
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受到了社会的特殊的重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是当时编印教科书的两个基地，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亲自具名主持编纂，并重礼敦请权威教育家编写。商务印书馆以其编译所为基地，李元济与著名教育家高梦旦、蔡元培联手执笔编写；陆费逵则请著名教育家教育总长范源濂编写。1916年10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国民学校“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23)。著名法学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的王宠惠即据此编辑《公民读本》作为教材。
2.20世纪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迁的缩影
20世纪前20年是近代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修身教科书是古今中外的道德观念碰撞、融合的产物，其内容随历史变化而改变，即所谓“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24)。1906年，何琪编的《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基本遵奉古代传统道德，把人们熟悉的古代优秀女子故事作为材料。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女子修身教科书》(25)内容改变，除女子传统美德内容外，又增加爱国、纳税、国家财政、法律、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职业、公益等内容，注意培养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及权利义务观念。
3.传播近代道德、公民观念的价值载体
辛亥革命前的修身教科书多有国民权利义务的内容，但偏重宣传国民义务。辛亥革命后的修身教科书，国民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并重，更注重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如包公毅、沈颐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指出：“国民之义务举其要者，厥有四端，曰守法、曰兵役、曰纳税、曰教育。”(26)关于人权，该书指出人权分为对于公众之权和属于个人之权，“组织社会、参予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27)。方钧编的《新式修身教科书》第八册，有课题为：自由之真义、平等之真义、亲爱之真义(28)。认为共和国民应具备自由、平等、亲爱的价值观。一般修身教科书还有公德、公义、慈善、合群、扶弱救恤、人道等科目。
修身科的首要地位及教科书的自由发行，使其作为共和国主流社会意识的传递者，在中小学生中普及了近代的国民国家观念和近代化的基本知识，这是在一部分国人中进行的近代伦理道德观念和近代化观念的教育。据笔者统计，当时的修身教科书不下百种(29)，有的印行超过一千版，例如，沈颐、戴克敦编《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3册，1912年6月至1926年1月发行达1052版；第5册，至1927年亦发行901版(30)。其他在十版、数十版的不可胜计。可见接受者人数十分可观。固然，当时中国教育不普及，能够受到修身科教育的群体还是相对较小，接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致。然而，受教育的是青少年学生，是新生事物最敏感的接受者和宣传者，因此他们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的基础。从这一角度观察，修身科不失其设置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修身教科书为其后的公民科提供了可以借鉴、吸取的经验。教科书框架体系后来被公民教科书继承，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为公民科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基础。
修身科重在伦理道德修养，后来因内容不断扩展，“修身”一词难以涵盖，其核心价值和内容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企图整合古今中外的伦理道德于一书以启民德。因时局动荡，政令迭出，修身科的教育效果并不尽人意，难以满足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学校教员常常慨叹：“修身科最无谓，最无效。”(31)识者们议论修身科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修身范围太狭，只重个人修养，不适用于共和社会；缺乏法律观念，不适用于法治国家；修身标准太旧，多从消极方面立言，不适用于合作团体(32)。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颁布，存在了20年的修身科正式被公民科取代。
附五家出版社教科书目录(33)(共71种)
注释：
①如刘立德：《儒家修身理论与近代修身课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毕苑：《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黄兴涛、曾建立：《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覃兵：《浅议近代中华书局〈修身〉系列教科书》，《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王小静：《试论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以〈(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袁洪亮：《论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的德育思想》，《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5期；郑航著：《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奏定学堂章程》第3册，《初等小学堂章程》，两广学务处，光绪三十年(1904年)铅印本，第4、8页。
④《奏定学堂章程》第3册，《高等小学堂章程》第6页。
⑤《奏定学堂章程》第3册，《中学堂章程》，第3页。
⑥张之洞：《致上海罗叔芸》(1901年11月10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42页。
⑦⑧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0、482页。
⑨梁启超著：《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⑩(11)蔡振编：《中学修身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2、4页。
(12)(13)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第4册，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2～4、23页。
(14)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7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命令》(影印本)第11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86页。
(16)(18)(19)樊炳清编：《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1、45～47、48页。
(17)陆费逵编：《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页。
(20)沈颐、戴克敦编：《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校用)，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页。
(21)刘宪编：《新法修身教科书》(国民学校用)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页。
(22)丁晓先等编：《新法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新法修身教科书第三册目次》，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政府公报·命令》(影印本)第94册，第337页。
(24)蔡振编：《中学修身教科书》第1册，第2页。
(25)李步青编：《中华女子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用)共3册，中华书局1914年版。
(26)(27)包公毅、沈颐编：《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6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19版，第14、16页。
(28)方钧编：《新式修身教科书》第8册，中华书局1923年版。
(29)限于篇幅，选五家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书目附于文末。
(30)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31)庄俞：《论小学教育》(1909年)，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32)《新教育》第五卷第三期，第一次年会报告号，1922年10月，第473页。
(33)参见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1～656页；民国教育部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影印本，第115～134页；蒋致远主编：《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一次第五册，台北，宗青图书公司1991年版；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分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2、180～181、314、325～327、342页；中美百万册电子图书(中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