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视角下的台湾农村复兴
——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1979)为案例的研究
张瑞胜 R·道格拉斯·赫特
(普渡大学 历史系，美国印第安纳州 西拉法叶市，47906)
摘 要: 二战以后，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了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活动，以扩大、渗透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于1948年10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1949年，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迁台，主导了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复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成为台湾地区农业的最高主管部门。本文着重从大中华的整体建构和历史连续的宏观视角来解读农复会的大陆背景、台湾工作，以及经验与教训，以尝试挑战当前农复会研究的美台中心趋向。这段农业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于当前台湾史和中国史背向分裂、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断代切割的窘迫现状是有力的回应。
关键词: 农复会;中国;台湾;农村复兴;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主导一系列有组织有目的的国际援助活动，以扩大、渗透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这其中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通过了相应的援华法案。美方在农业方面接受了中华平民教育运动领导者晏阳初的建议，在该法案的第407款列入了中美合作复兴中国农村的条款。①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期》，1948年10月1日至1950年2月15日，农复会1950年版，第2页。 同年，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经济协助协定》。随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于10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农复会作为中美两国政府联合设置的机构，由专门委员会领导管理，设5位委员，中方3人，美方2人，分别由两国总统独立任命。②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August 3，1948，Box 614，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Narrative Reports，1946—1949，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首任中方委员为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美方委员为穆懿尔(Raymond T．Moyer)和贝克(John Earl Baker)，其中蒋梦麟为主任委员。③ 蒋 梦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晏阳初是中华平民教育运动发起人;沈宗瀚为农业教育家，曾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所长;穆懿尔曾任山西太谷铭贤学校农科主任，后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副团长;贝克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后任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董事。 援华法案明确规定了美国对华援助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十为农复会专款④ 张宪秋:《政府播迁台湾前中国农业改革之重要阶段》，《中华农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中华农学会1986年版，第90页。 ，因而农复会实际上统筹规划了台湾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大政方针，影响至今。
当前关于农复会的相关研究由美台学者主导。早在1968年美国学者Richard Lee Hough就著文称，“中美合作”的一大贡献就是保持农复会工作原则的独立性，免受狭隘的党派利益斗争影响。① R ichard Lee Hough，Models of Rur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the JCRR Experiment in Taiwan． New York:Asia Society，1968，pp．4—24． 随后，Joseph A．Yager于1988年出版了总结性著作，认为“就其既定目标来说，农复会是很成功的”。② Jo seph A．Yager，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in Taiw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284．美方学者的研究多从美国中心出发，同时多数成文较早，缺少近期解密的档案资料支撑。台湾方面的农复会研究可概括为三类。一类是蒋梦麟、沈宗瀚、张宪秋等曾参与农复会工作的农学家和农政官员的回忆录，其运用独占的原始资料再现农复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同时，也不免有自说自话的诟病。③ 这 类著作包括但不限于:蒋梦麟:《农复会工作演进原则之检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1990年版;沈宗瀚:《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沈宗瀚:《沈宗瀚晚年文录》，传记文学1979年版;张宪秋:《农复会回忆》，“行政院农业委员会”1990年版。 第二类是台湾历史学者对于农复会的相关研究，其代表为黄俊杰。黄俊杰在其著作中综合运用公文档案、口述历史、私人回忆录等，全面总结了农复会的创立、改革、演变、创新以及经验。④ 黄 俊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集编》，三民书局1991年版;黄俊杰:《农复会台湾经验》，三民书局1991年版。 第三，近年来新一代学者则提出了更多的批判。其中，刘志伟以诙谐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普通台湾农民与美援、农复会的故事，这样的微历史针砭了农复会作为美国文化渗透在第三世界代言人的灰色角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⑤ 刘志伟:《美援时代的鸟事并不如烟》，启动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而大陆学者，对于农复会的研究十分有限，少量的相关研究作品也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缺乏一手文献资料支撑，实属遗憾。本文运用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近年解密的大量农复会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的“外交部”档案和“经济部”档案等一手资料，配合梳理台湾和美国学者众多相关著作，着重从大中华的整体建构和历史连续的宏观视角来梳理农复会的前因后果，以尝试挑战当前农复会研究的美台中心趋向。这段农业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于当前台湾史和中国史背向分裂、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断代切割的窘迫现状是有力的回应，以期抛砖引玉，切盼同仁深入挖掘。
一、大陆背景
实际上，农复会的成立在大陆早有铺垫。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已经关注到乡村复兴的重要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29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成立的“第一乡村社会区”和梁漱溟于1931年在山东邹平建立的“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⑥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08页。 随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资助整合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36年4月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并在河北省的定县和山东省的济宁试点，促进乡村复兴建设。⑦ 张 瑞胜、R·道格拉斯·赫特:《壮志未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1934—1944)》，《中国农史》2017年第3期，第86页。 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组织内容和合作方式，也为农复会提供了原型。⑧ M ary Brown Bullock，The Oil Prince ’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11．这些单薄而分散的努力并没有推广为全国性的农村综合变革，但为农村复兴运动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由此可见，“在大陆，平民教育运动不仅紧密地与农复会合作，更进一步，平民教育运动是农复会可以诞生的主要原因之一。”⑨ Swope，Gerard，and Richard J．Walsh，“Mass Education Movement and JCRR”．Far Eastern Survey ，vol．20，no．14(1951)，p．145．
1946年由邹秉文带领的中方代表团与由美国加州大学副校长郝济生(Claude Burton Hutchison)带领的美方代表团，共24位农业专家组成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实地调研了中国14个省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现况。代表团中有后来的农复会主任委员沈宗瀚和美方委员穆懿尔。1947年5月，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该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讨论了当时中国农业的现状，第二部分则重点分析了桐油、丝绸、茶叶、羊毛4种主要农产品及其对外贸易。① B ureau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Relations:Report of the China－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Washington D．C．:Bureau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Relation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Report No．2，1947，pp．ix—xiv． 这为农复会的成立做了实地调研和理论准备。但因它未提出具体的农村复兴计划而为人所诟病，毕竟“中国农业最大的需求不是纸上谈兵式的泛泛建议，而是具体的执行计划”。② C harles Y．Hu，“Review:Report of the China －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Pacific Affairs ，vol．21，no．2(June 1948)，p．204．这也是1948年中美两国政府联合成立有明确目标、固定组织、具体工作方案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原因之一。
农复会于1948年在南京成立以后，试图帮助国民党在国统区农村建立示范中心，如四川省第三行政区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心、浙江杭州的农业推广及家事指导中心、以及福建龙岩县区的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示范中心。③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39页。 这些中心协助地方团体尝试土改，并针对农民共同问题订立工作方案。④ 朱旭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与台湾土地改革》，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1992年，第1—26页。 至1949年8月迁台前，农复会完成216个工作计划，包括农业改良、灌溉防洪、农民组织、乡村工作、乡村卫生以及土地改革，总计拨款3438262美元。⑤ 沈宗瀚:《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第33、23、14页。 虽然农复会在大陆的短暂工作没有改变国统区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对于国民党的命运也于事无补，但这些积极的尝试为其后在台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二、在台工作
1949年8月，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迁台，由于“国民政府农林部”迁台后缩编为“经济部农林司”，人员减少，而美国“大使馆”也没有驻台农业官员，所以相当一段时间内台湾农业问题都是由农复会负责的。⑥ 沈宗瀚:《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第33、23、14页。 1950年农复会架构细化为土地组、农业改进组、农民组织(农会)组、畜牧组、肥料分配组、水利组与乡村卫生组，共计7组。⑦ 周琇环:《农复会史料》第2册，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5页。 人员方面，农复会初期仅有职员约40人，1955年增至249人，其中美方14人、“中方”235人⑧ JC RR Personnel Roster，January 1955，Box 20，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Personnel，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到1979年基本保持这个人数。⑨ 吴光华、焦维城:《农复会卅年纪实》，农复会1978年版，第24页。 农复会主任委员的任命相对较为稳定，一直由“中方”专家担任，前后经历蒋梦麟、沈宗瀚以及李崇道等，但委员会成员一直有正常变动。1957年，美方以“两位美国委员为大陆时设置，台湾仅为一省”⑩ 沈宗瀚:《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第33、23、14页。 为由，也为了节省经费，将农复会委员数量减为3人，“中方”2人，美方1人，该委员会架构一直稳定至1979年农复会改组。
农复会的工作目标非常简单，即“促进农业生产，提升农村福祉，鼓励政府投入”。⑪ 但工作内容却十分丰富，本质上是一个农业援助机构，功能像一个小型银行，补助各种“先锋计划”。由于其专业技术背景，成功率很高，因而也引导其他各界资助贷款随之而来。⑫ 其工作流程为:工作组提出计划书，然后委员会审查计划，值得补助就通过立项，5位委员需全部同意才能做最终决定，并不是常见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① “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in China:Its Policies，Procedures and Program，March 1953，Box 21，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Program － Projects，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同时农复会的工作重点虽然随着台湾当局的“四年经济计划”② 1 9 53年由“行政院长”陈诚主导了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目标是到1957年使台湾的经济实现自给自足，至1972年台湾共执行了五个四年计划，该计划被普遍认为与大陆1953年提出的“五年计划”对峙呼应。 与时俱进，但总体上包括如下方面:基本制度建设，如土地改革、农会、渔会的建立和推广;绿色革命新技术普及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如良种繁殖、病虫害防治、家畜饲养、水利工程;农业科普教育宣传，如出版《丰年》杂志、农业广播、农业电影等。
3.2 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有效地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 实施路径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表3显示，观察组各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列腺增生症术后常见并发症有出血、尿失禁和膀胱痉挛等。观察组针对这些常见术后并发症按照制定的临床路径表对患者进行了预防并发症的健康知识教育，使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增强，积极配合治疗，能在责任护士的指导下进行缩肛运动，加强盆底肌锻炼，同时加强了术后引流管的护理、合理的饮食和床上活动等，从而促进患者更快的康复。
高中的化学知识学生学习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紧靠教师的口头讲述是不能使学生有效突破教学的重难点的.例如，氧化还原反应是教学的重点同时也是教学的难点，学生应该怎么判断所发生的反应是还原反应还是氧化反应呢？其规则是什么？电子的得失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是学生难易掌握和理解的.为了让学生很好地掌握这些知识，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制作成相关的微课，学生通过重复多次观看微课，就可以详细的了解这些知识，就可以在看不懂的情况下进行多次回放.这样的学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学习的压力，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有利于他们突破课堂教学的重难点、疑点.
农复会指导下的台湾四健会更是直接地利用与美国四健会的国际农村青年交流计划(International Farm Youth Exchange，IFYE)，于1957年开启了与美国交换乡村青年活动。每年相互选派1至2名“草根大使”到对方农村进行3至6个月的实践生活。1957至1965年间，台湾派往美国的“草根大使”计约20人次，而美方交换至台湾的也至少有17人次。⑨ 林杰民:《从美国到台湾:四健会的移植与国际农业交流工作(1951—1965)》，天主教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00—106页。 这些年轻人在乡村实地感受淳朴的文化，打破了传统“外交”对于普通民众的虚幻距离感。台湾赴美的“草根大使”吕学仪坦言;“美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不像电影中那么的疯狂一样，他们农民的生活正像我们一样，天天求进步，日日在改善他们的生活。”① 吕学仪:《我完成“草根大使”的任务(四)》，《中国一周》第619期，1962年3月5日，第28页。 而美国赴台的许丽碧(Betty Schreiber)更直接表白:“我已经是变成半个中国人了”，并希望自己嫁给中国郎君。② “中央社”讯:《“草根大使”返美，愿嫁中国郎君》，《联合报》1960年3月3日，第2版。 这些民间“外交”的作用很难用数字来量化，但年轻人在交流中建立真挚友谊的无形价值，从长期来看不可低估。这些经验也值得关注，设立海峡两岸农村青年交流计划，互派民间人士到对方农村生活，也不失为缓解当前两岸局势的一种有益尝试。
对农村广播也是50年代农复会为加强农村科普所做的工作。1954年农复会采购了6000部美国收音机，主要分配给台湾主岛和金门群岛的农会、卫生站所、小型渔场以及农业试验站等。⑧ M inutes of the Meeting of“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No．770，June 1955，Box 18，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Meetings 601—790，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硬件设备推广以后，农复会又资助多家机构推出多项涉农收听类节目，如“台湾省农会”的“农友时间”，“中国广播公司”、“农林厅”、台湾糖业公司、丰年社合办的“好农村”，农民广播电台的“农家乐”等。⑨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七期》，1955年7月1日至1956年6月30日，农复会1956年版，第35页;“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八期》，1956年7月1日至1957年6月30日，农复会1957年版，第15页。 同时，农复会新闻处联合“农林厅”农业推广新闻小组，于1954年至1959年间投资拍摄了多部农村教育科普电影或纪录片，如“耕者有其田”、“农家好”、“翡翠宝岛”、“合欢桥”以及“金门之农业发展”等。⑩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六期》，1954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农复会1955年版，第36页;“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九期》，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6月30日，农复会1958年版，第14页。 农复会购买了两辆巡回电影放映车在岛内各地农村免费放映这些电影，同时分发各种教育材料，将文化宣传与科学推广工作做到农民家门口。⑪
首先可以明确美援并不是慈善事业，这是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根本上是为美国国际政治服务的。美国政府虽然签订了经济援华协定，但早就留好了自保的后路，协议规定“美国政府保留在任何时候中止美全部或部分美援的所有权利”。③ L and Policies，August 1948，Box 615，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Narrative Reports 1946—1949，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以后，美国朝野自由派当道，已经准备放弃，“除了一批肥料运抵台湾，似乎别无其他美援物资到达台湾”。④ 张宪秋:《1989年6月张宪秋先生访问记录》，黄俊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集编》，第7—8页。 美籍在台官员除极少数暂留外，大部分撤离回国。直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才对台湾提供大量且持续性的援助”。⑤ 杨 翠华:《美援技术协助:战后台湾工业化开端的一个侧面》，陈永发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4页。 由此可见，台湾作为美国反共的军事桥头堡作用，是美国经济援助可以继续的根本保证。
曾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曾说:“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紧要的工作。”③ 蒋梦麟:《新潮》，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7页。 由此可见农复会在台的首要任务就是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改革经历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三个阶段。”④ 吴光华、焦维城:《农复会卅年纪实》，第40页。 首先，“三七五减租”规定耕地租金不得超过主要作物价值的37．5%，仅此一项就使得佃农的年收入增长了30%。⑤ Taiwan － Rural Economics，May，1953，Box 39，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而这只是减租，还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第二步，拿出新开垦的公地或收缴的日本殖民政府公地做放领示范，鼓励农民获取公地所有权，总计近5万人次从中受益。⑥ Taiwan － Rural Economics，May，1953，Box 39，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第三步，才是民间特别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私有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地价是按照标准年产量的两倍半计算，地价的30%支付公营公司的股票，70%是谷物券，没有现金介入，保证了双方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⑦ 谢 森中:《1989年8月28日谢森中先生第三次访问记录》，黄俊杰:《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农复会也协助各级农会建设，与日本统治时期农会由行政长官兼任，并以命令的方式发动事务不同，“各级农会的各位理事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真正农民选举出来的”⑧ Taiwan － Rural Economics，May，1953，Box 39，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更直接地愿意为农民谋福利。至1960年，80%的台湾务农家庭已经在农复会的帮助下加入了农会组织。⑨ Rural Progress in Taiwan，December 1960，Box 779，Records of th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Mechanization，Publications－ Taiwan Agriculture，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1955年美台当局要求把农复会在台湾农业发展和美援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搞所谓的“农业外交”。这其中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亚非国家在美援的“第三国训练计划”或台湾的“国际技术合作计划”之下派遣农技人员来台训练，其二为在美援或台当局支持下，派遣台湾农技人员赴“友邦”协助农业发展。⑤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十四期》，1962年7月1日至1963年6月30日，农复会1963年版，第94页。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共和国(南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利比里亚等，其中又以与南越的合作最为显著。农复会在1959年至1960年间派驻南越3个技术团，包括农会组织、农作物畜牧改良以及水利，后于1964年整合为统一的“中华民国驻越南农业技术团”。⑥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十六期》，1964年7月1日至1965年6月30日，农复会1965年版，第109页。 该农技团在越人员编制逐年扩大，1967年达142人，并一直持续至1975年南越被越共消灭。⑦ 吴光华、焦维城:《农复会卅年纪实》，第198页。
1965年之前农复会是名副其实的“官方”农业援助合作机构，经费来自美援。1965年美援终止之后，农复会的美国标签淡化。农复会的工作经费从当年起改由“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支付。⑧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十七期》，1965年7月1日至1966年6月30日，农复会1966年版，第1页。 虽然仍保留“中美”联合组织形式，但美方委员仅由“美国大使馆”经济参事兼任，年度工作方案也由台当局自行审核。⑨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十七期》，1965年7月1日至1966年6月30日，农复会1966年版，第1页。 随后农复会逐渐转化为台湾当局农业发展的政策机构，直至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完成了其30年的历史使命，成为台湾地区农业的最高主管部门。⑩ 《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档案(原名:“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档案)》，不详，台北“国史馆”藏。
三、成功经验
首先，农复会领导和协助下的台湾土地改革为农业发展、农村重建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相较于在大陆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农业教育、科研以及主管机构皆未能重视土地改革对整个农民阶级的重要意义，怕碰上“与共产党之没收土地无异”的意识形态红线。⑪ 事实上，挣扎在不平等的土地租佃制度之下的旧中国农民对农业科技革新、国际农业合作、乡村重建未有多浓厚的兴趣。迁至台湾之后，国民党才痛彻觉悟“任何农村复兴工作，欲期其推行有效与成功永久，必须同时举办土地改革，或先以土地改革为前导”。①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期》，1948年10月1日至1950年2月15日，第53页。
其次，农复会的监督体制也是其成功经验之一。因为农复会的经费拨款本质上都是美国纳税人的贡献，同时“过去有太多关于民国政府腐败的传言”② John Earl Baker，“JCRR MEMOIRS，Part I”，The Mainland Chinese Ame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vol．1，no．1(June 1952)，p．6;p．7．，所以美方在资金管理和反腐败方面的要求较高。主要有两层的监察机制:首先在各工作组内部就组织一轮审查，确保工作如期开始;第二步，农复会财务控制办公室会跟进审计项目，重点关注项目是否严格符合预算，以及日常开销是否正常合理。③ John Earl Baker，“JCRR MEMOIRS，Part I”，The Mainland Chinese Ame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vol．1，no．1(June 1952)，p．6;p．7． 通过签订合约、明确责任、核准稽查等监督机制，基本保证了国民党权贵的贪腐之风没有延伸到农复会。
政治上全面投靠的后果则是台湾经济的后殖民化倾向。这在农复会的案例上可见一二。当年美元物资每年给什么、给多少、怎么给，都是完全由美国国务院决定，台湾方面并无多少话语权。台湾农复会研究学者刘志伟曾感言:“当美国佬塞了一堆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时，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照单全收。”⑥ 刘志伟:《美援时代的鸟事并不如烟》，第33、63页。 事实上，如何运用“强赠”来的美援物资一直是农复会和农政官员心照不宣却不可言语的烦心事。因为常常运抵台湾的物资是美国社会的过剩农产品，并不一定符合本地人民农业需求和饮食习惯，但如果不积极投入使用，美国官员稽查发现问题，下一年度的援助就会大幅度缩减。而“台湾产稻，故人皆食稻。自城市以及村庄，莫不一日三餐，而多一粥二饭”。⑦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383页。 台湾本岛和大陆南方居民一样自古以来是以稻米为主食的。可是美援推销来的农产品则为美国生产过剩的小麦、面粉。农复会只得联合“行政院美援会”于1962年成立“台湾区面麦食品推广委员会”来发起面食推广运动。而后美援会更不惜夸大宣传，声称偏爱吃白米的人脑神经作用不会灵活，容易变得愚笨，易患萎缩性胃炎，甚至导致胃癌概率飙升。⑧ 刘志伟:《美援时代的鸟事并不如烟》，第33、63页。 这样打着改善国民饮食健康的旗号，实际上初期解决了美国高补贴下过剩农产品的对外倾销之路，后期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同化台湾饮食习惯和占领台湾食品市场提供了可能条件。
[5]杨晓雁, 基于Hadoop的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关键技术研究.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 2016(8): 第166-167页.
最后，“农业外交”和“草根大使”(Grassroots Ambassador)的国际影响力也不可小觑。首先，“农业外交”作为非传统“外交”领域来突破，有助于为援助者与被援助国在民生方面建立直接的造福普通民众的相互归属感。前台湾驻南越作物改良团团长马保之回忆:“越南外汇很少，一年却要花25万美金买包心菜和洋葱，我们一次试验就种成了，等于替他们节省25万美金。”⑦ 马保之:《1989年5月10日马保之先生访问记录》，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集编》，第471页。 可见“农业外交”虽然投入的人力财力较小，但与当地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收效很大，赢得民心的同时也有助于加强传统“外交关系”。在美援或各类基金会赞助下，总计6162人次来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农技人员在台湾接受了农复会和相关农业机构的培训。⑧ 吴光华、焦维城:《农复会卅年纪实》，第196页。 这些受培训人员回国后大多成为归属国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专家，与农复会形成了天然的纽带关系，有助于增加政治立场上的亲密度。由此可见小小的农复会在当时台湾对外交流中自下而上的影响力。
农复会工作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促进绿色革命新技术在粮食蔬菜种植业和畜牧养殖渔业等大农业领域的全面运用。首先是化学肥料和农药在主粮以及经济型作物的普及运用。如针对水稻等主食作物，农复会大力鼓励使用1份过磷酸钙和3份氮肥配合而成的化学肥料，并保证至少可以增加稻谷1成以上的增量。⑩ A BC Promotion Poster，Box 46，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以1958年为例，农复会帮助并监督在岛内分配了6．8万公吨的化肥。⑪ 这其中75%的化肥用于水稻，15%用于甘蔗，剩下的10%用于其它各种作物，包括小麦、甘薯、花生、大豆、香蕉、凤梨等。⑫ 同时，有机化学农药也在岛内推广使用。在农复会的支持下，1957年台湾自产的滴滴涕(DDT)农药已达300公吨、虫必死(BHC)农药也达到450公吨，而进口的化学农药制成品及原料更是增至229100美元。⑬ 畜牧方面，从1955年至1960年，增加的家畜产量超过了其它农副产品。农复会一方面资助并成功防治了猪瘟，另一方面通过杂交巴克夏(Berkshire)公猪与台湾本地母猪研发出了高产的杂交猪品种。⑭ 针对当时肆虐的牛瘟，农复会发起了“牛瘟紧急防治”运动，直接至基层设立临时注射站，有效控制了牛瘟的蔓延。⑮ 鱼类养殖业方面，农复会主要提供改良鱼苗或引进外国高产鱼类品种，农复会繁殖的人工孵卵的鱼苗迅速重建了台湾淡水鱼养殖业。① P hoto and Newspapers，Box 47，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农复会也资助在台推广养殖自马来西亚引进的易于繁殖、肉质鲜美的吴郭鱼(罗非鱼)。② 由台湾渔民吴振辉和郭启彰从马来西亚引进，所以得名吴郭鱼。 农复会除了投入自身经费外，还积极拓展外部资金来源，特别是加强与美国私立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合作。比如，1965年洛氏基金会医药生物组副主任宝麦瑞(Gerad R．Pomerat)来台考察时对水产养殖业特别感兴趣，时任农复会渔类组组长的陈同白陪同其至东港养虾中心等地参观，希望洛氏基金会给予资助。③ 薛 月顺:《台湾“草虾王国”的形成(1968—1988)——政府与民间扮演的角色》，《“国史馆”馆刊》第24期，2010年6月，第152—153页。 洛氏基金会很快补助了15万美元，指定农复会管理并使用于水产养殖研究和推广④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十九期》，1967年7月1日至1968年6月30日，农复会1968年版，第60页。 ，随后该补助不断增加并一直延续至1973年，总计拨款额高达47．5万美元。⑤ 陈同白:《从事渔业工作五十年》，“中国水产协会”1977年版，第81页。 由此可见农复会的新技术研发与推广的经费来源实际上比较多元化。
农复会也在台湾岛内建立了较完整的农业科普教育体系。首先，1951年7月15日农复会资助并发行了《丰年》(Harvest )半月刊的第一期。该刊最初是农复会与美国情报机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在台合办的一本农业教育宣传杂志⑥ P ublic Relations:Radio － Publications，September，1952，Box 48，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美国情报机构对《丰年》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提供有现实价值的农业资讯吸引普通岛内农民，以抵抗共产主义思潮的传播与影响”。⑦ C hina(JCRR) － Publications，September，1952，Box 48，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但即使是渗杂了政治宣传的手段，客观上《丰年》还是对于农业科技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实现了对大众的技术指导和科普教育。《丰年》创刊至今已近70年，从未间断，在台湾农村具有标志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四、缺憾教训
再者，农复会进一步拓展与乡村青年的交流与沟通渠道。四健会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科技推广和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的重要机构。① 四 健会(4－H Club)是美国农业部(USDA)于1902年创立的农业推广与教育非营利性青年组织，“四健”(4－H)包括头脑(Head)、心胸(Heart)、双手(Hands)以及健康(Health)。四健会至今在包括美国、中国台湾地区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具有广泛的分布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1952年春，农复会在台成立四健会的分支机构，“中华民国四健会”，并选取4个县启动了乡村青年项目的试点工作。② “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in China:Its Policies，Procedures and Program，March 1953，Box 21，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Program － Projects，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台湾四健会在初期主要是由农复会资助，并联合“台湾省教育厅”、“农林厅”以及“省农会”开展工作。至1960年，已有100多个乡镇的4万多名台湾农村青年加入四健会。③ R ural Progress in Taiwan，December 1960，Box 779，Records of th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Mechanization，Publications－ Taiwan Agriculture，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作为农复会对农村青年科普教育的一部分，四健会为台湾农村“训练了一批能生产、能领导、懂科学、懂民主的健全干部”。④ 蒋梦麟:《政府在台十年的农村建设及其影响》，农复会1959年版，第11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4年发布的《关于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的公告》、CTFA和中国香化协会2010年版的《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称目录》都将水解大麦蛋白作为化妆品原料，未见它外用不安全的报道。
再者，绿色革命是20世纪中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领导的，利用新型技术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以消除饥饿的运动。④ B．H．Farmer，“Perspectives on the‘Green Revolution’in South Asia”，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no．1(1986)，pp．175—176． 而有着“中美合作”背景的农复会在第一时间卷入了这股浪潮。1960年，香港大学卡比教授(E．Stuart Kirby)曾分析农复会、台湾大学等的一手调查数据并得出结论，台湾几乎每一种主要作物的单位公顷产量都有显著的增长，其成功因素就包括“改良作物的推广、土壤的科学保养、病虫害的防止与控制、化肥的全面普及、栽植技术的改进以及更有效的水资源控制”等。⑤ Rural Progress in Taiwan，December 1960，Box 779，Records of th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Mechanization，Publications－ Taiwan Agriculture，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农复会在台湾推广使用新技术，大幅度增加了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直接解决了1949年来近100万外来人口的生存问题。如果就农林渔牧等大农业的生产总值来看，1949年只有17．72亿新台币，而至1974年已至1096．78亿新台币，20余年增量高达60多倍。⑥ 杨万发:《“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特刊新二十四号——工业污染影响农业环境调查报告》，农复会1976年版，第21页。 农业的现代化为工业经济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绿色革命就没有台湾的“经济奇迹”。
其次，虽然国民党官方对于美援专家的帮助多是感激与颂扬，但实际上一直存有对其独断专权的抱怨。当时台湾各级涉农机构都急需美援的资助，而准批权长期直接掌握在农复会委员、专家之手，虽然农复会法理上向“行政院”负责，一般事务上向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onomic Aid Mission)汇报⑨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期》，1948年10月1日至1950年2月15日，第80页。 ，然而实际操作中其独立性很高，容易滋生个别委员的武断偏执。特别是1953年农复会参与了台湾当局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虽然有了“政府”的经费，可也卷入了官僚体系的斗争之中。李崇道后来也承认，农复会专家与“经济部农林司”的关系虽然“冲突是不成立的，不过暗潮不能说没有”。① 李崇道:《农复会的模式与台湾土地改革的得失——李崇道先生访问记录》，黄俊杰:《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国民党内部的报告则更直接:“各机关每多以外籍顾问之意志为意志，逢迎承欢，唯恐后人，且有假借外籍顾问之权力，而勾心斗角以为争取业务之方法。”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转送“党员社会报告”函》，1954年1月19日，“行政院经济设计委员会”档案079－011，台北“国史馆”藏。 这也是“中美合作”的体制性缺陷之一。
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员多是外省人，当权者和土地所有者不是同一群人，自然革别人的命更容易，所以土地改革风生水起，暂时缓解了国民党权贵与岛内普通农民的关系。但其本质上并不是大多数农民阶级的政党，即使有农复会的技术精英们心系农民，但当局的官僚作风依然。1954年4月，农复会委员会与时任“经济部部长”的严家淦座谈时，农复会美方委员戴维斯(Raymond H．Davis)直言不讳:“似乎政府机构缺少真正提供服务农民的精神……跟农复会各种踢皮球，这本质上就是缺少对农民的同情心和处理农民问题的积极性。”③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No．656，April 1954，Box 18，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Meetings 601—790，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中方”委员沈宗瀚也坦言，“农复会的工作一直是自下而上的，但现在我们的上面出了问题……农政官员并没有服务农民的意识。”④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No．656，April 1954，Box 18，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Meetings 601—790，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同时，台湾当局官员也打着两手牌，“在华盛顿只谈美援帮助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实际操作中“美援的使用更多是为了准备打仗而不是提高生活水平的”。⑤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No．656，April 1954，Box 18，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Meetings 601—790，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可见台湾当局在“先军政治”大前提下并没有真正配合农复会的工作。
再好的目标都需要行动去实现。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目标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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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土改表面上似乎体现了台湾当局让利于民，但当时“粮食局”实施“肥料换谷”的基本政策，农民不得不以低于市场20%的粮食作价去换当局垄断的统销肥料⑥ 海闻:《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和农业政策的转变》，赵玉琪、文贯中编:《台湾的启示:土地改革研讨会记详》，东方新闻出版社1992年版。 ，这实际上形成了对农民的变相压榨与课税。农复会内部也一直有争议，“不管是和国际市场粮价相比，还是和农民生产生活急需的商品价格相比，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都太低了。”⑦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No．425，April 1952，Box 17，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Meetings 400—600，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但也没有进一步动作。打着“农业培养工业”的旗号，这些多征收的粮食实际上很多被用于保证军眷和官员的供应。⑧ John P．Powelson and Richard Stock，The Peasant Betrayed :Agriculture and Land Reform in the Third World ，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1990，p．264．这样对农民极其不利的“肥料换谷物”制度竟然直至1973年才正式废除。再者，即使是在农复会的指导下，也曾纵容或至少监管不力，出现哄抬物价和高利贷投机。例如，台中县内埔乡的农会曾长期恶意将市价为每斤9000旧台币的米加价至1万旧台币出售给缺粮村民，而外埔乡则给那些没钱也没米的农民赊账肥料，但到谷物收获时，短短几个月竟要收农民30%的利息，对此农复会肥料组的主管人员竟然声称这不是高利贷。⑨ Field Report on Second Taiwan Trip － August 22—30，September 1949，Box 44，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China(JCRR)Subject Files，1948—195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这些都体现了关键时刻农民利益仍然被牺牲了。
结 语
回顾台湾20世纪50—70年代经济腾飞过程，农复会吸取了国民党在大陆痛失农村的失败教训，在美援的支持下，理顺土地生产关系，运用科学技术，加强宣传沟通，成功地领导了台湾的绿色革命，实现了农村发展的飞跃。而农复会提出的国际合作、农工互补、农村复兴的政策模式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振兴战略存有共通之处，因而台湾地区农村复兴的经验与教训亦值得当代大陆三农工作者深入探讨与借鉴。最后，农复会在冷战大背景下对“美台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及其在台湾与亚非国家“援助外交”中的助推器角色，皆亟待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学者高度关注。
张栋认为，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必须立足地方和民族的历史地理，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传统农业的耕作技术、生产工具等实施全面保护；要传承农耕文明，多种形式挖掘利用展示乡土文化、民俗文化等。要以文铸魂，匠心创意，讲好那山那水那人那事，勾勒最神往的故乡，书写最动人的乡愁，让游客魂牵梦萦。
Taiwan’s Rural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ino－US Cooperation”——A Research on“the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48—1979)
ZHANG Rui－sheng R．Douglas Hurt
(Department of History，Purdue University，West Lafayette 47906，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the United States，as the sole superpower in the capitalist camp，le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Aid programs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and leadership．Under the circumstances，a“Sino － US”cooperated program，“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Nanjing on October 1，1948．In 1949，along with the resettlement of the“Nationalist Government”，the JCRR mainly l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Taiwan，and they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In 1979，the JCRR was reorganized as the“Committe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which was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in Taiwan．This paper interprets JCRR’s mainland background，Taiwan work，and it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emphatically from the historically continuous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er China’s construction．Aiming to challenge the current US － Taiwan centered research on the JCRR，this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JCRR delivers a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dilemma that Taiwa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y politically split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dynastically divided．In a long run，this paper demands more scholarly atten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JCRR．
Key words: JCRR;China;Taiwan;rural reconstruction;the United States
中图分类号: K27;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9)01－0081－10
［本文为台湾蒋经国基金会(CCKF)博士论文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2018年度研究基金、美国普渡大学文理学院“CLA Promise Award”科研基金、美国普渡大学历史系“Woodman Grant”档案研究基金、美国农业历史学会会议资助、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会议资助、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攻博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瑞胜(1989－ )，男，安徽芜湖人，美国普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生，历史学博士学位候选人;R·道格拉斯·赫特(R．Douglas Hurt)(1946－ )，男，美国堪萨斯人，美国普渡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汪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