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对性角色及诗人身份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诗人论文,忽必烈论文,角色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忽必烈汗》谜局
对于当前众多研究柯尔律治的学者而言，历史流传而积累下来的研究资料尽管足以形成一个小型图书馆，却并没有让他们在面对《忽必烈汗》这首诗歌时感到丝毫的轻松和自信。甚至可以说，这些学者面临着和柯尔律治同时代读者一样的困惑：《忽必烈汗》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柯尔律治的著述以及他的同代人的记载中，关于这首诗歌的相关记录少之又少，以至于学界至今连对这首诗歌的创作年份依然是聚讼纷纭。①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首诗歌所展开的解读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约翰·希尔就把其中种种解读方式归纳为四种：诗歌创作理论角度、文艺美学角度、弗洛伊德式分析角度、荣格式分析角度的解读等。②正如希尔在接下来的评述中所提到的那样，各种批评角度往往是瑕瑜互现，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引发新的矛盾。在主流批评界，当前较能为大家接受的是杰罗姆·麦克甘恩(Jerome McGann)的总结。他在《浪漫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式研究》中指出，“《忽必烈汗》是探讨诗人诗学才力的一首诗歌，它的核心问题……是这种诗才力度可能面临着丧失。”③同样或类似的观点也在其他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保罗·马格努森(Paul Magnuson)、安·梅勒(Anne Melior)等著名的浪漫主义文论家的相关著作中得到表述。④
近年来，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化为浪漫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柯尔律治是为女性主义学者所偏爱的作家。⑤其中他关于“双性同体”的命题尤为引人注目。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出版、“双性同体”的思想的论述受到重视以后，柯尔律治俨然成了这一理念的始创者。但是有趣的是，理论界往往倾向于从他的哲学、文艺美学理论中发掘“双性同体”的蛛丝马迹，却少见有从“双性同体”的思想着手，对他的诗歌作品进行研究的先例。
二、“双性同体”的形而上色彩
柯尔律治直到1832年才在他的《席间文谈》(Table Talk)中正式提出——“伟大的思想应该是双性同体的”——这一重要命题。这不是他一时冲动的术语游戏，也不是他生造的写作策略，而是基于其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哲学考量。正如詹姆斯·麦克格弗兰指出的，柯尔律治终生都被心灵上的“双性同体”理念所吸引，在他看来，人类意识的创造性就像自然和人的生命一样，它并不表现为精神决定物质抑或理性决定情感，而表现为对立统一因素间的转化整合，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因素当然也包括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和谐统一。⑨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他早年所受到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后来他自己的有机体文艺理论，也是他“对立或不协调因素的平衡调和(balance or reconciliation of opposite or discordant qualities)”诗学观的必然演化。
柯尔律治的“双性同体”理论和许多浪漫主义诗人“歌颂女性美”的写作策略有着本质的不同。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时期有一种普遍赞美女性气质的倾向，诗人们惯于通过“移情(empathy)”——向客体灌注自我的主体意识——来和对象进行生命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他们也“移入”客体的优点，来追求生命“此在”的完美。⑦但是，在女性主义看来，这无非是浪漫主义诗人极端自恋的表现，因为，这些作家潜意识中思考的是如何在父权体制下吸收女性气质的可取之处，从而实现男权的强化和完善自己的男性身份。在这样“主—客”二分的移情过程中，女性的本体地位被忽视了，进而符号化为“眼泪加乳汁”的简单模式。⑧但是，柯尔律治——这位最富于哲学思辨能力的浪漫主义诗人——却超越了这样的工具性思维，在一种宏观的、形而上的层面上展开他对“双性同体”内涵的本质性思考。他的许多诗歌有一种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作品的品质：它们不是对自我的强化而是对自我的拷问。《古舟子咏》中，老水手毫无理由地射杀信天翁，犯下了宗教中最为禁忌的“无动机罪行(gratuitous crime)”，这正是自我极度膨胀而违背自然原则的表现。其后的救赎行为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老水手先后面对自然的报复、同伴们的惩罚和丧失同伴的折磨，一个人在茫茫大海中，所有通向救赎的外力都已经消失。但是，当他转向内心、拷问自我，并“真心为它们祝福”时，他又走上返回家园的道路。同样，我们在柯尔律治诸多的“谈话诗”中看到的，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质疑的“柯尔律治”，他所着眼的不是此在自我的放纵，而是彼岸幸福的追寻。这让柯尔律治经常以宗教式的谦逊态度面对自我，从而认同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水平式的交流，并以此达到他所强调的整一和稳定，这与华兹华斯总是把意识、自我、男人置于自然、他者、女人之上有着明显的不同。⑨
我们认为，正是看出柯尔律治在理论上的形而上倾向，伍尔夫才借助他的一句话为自己的女性主义著作作结；也正是体察出柯尔律治和伍尔夫在哲学观点上的一致性，才让陶丽·莫伊断定伊莱恩·肖沃尔特对伍尔夫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肖沃尔特仅仅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点看作是一种女性写作方式，认为这是她借助这个概念逃避女性“第二性”现状的证据，⑩而莫伊则强调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是一种形而上的策略，是伍尔夫借以解构男性霸权体制的武器。(11)不可否认，柯尔律治直到晚年才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我们很难说他在三十多年前创作《忽必烈汗》时就会有意识地表达“双性同体”思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作者在创作时没有受到他由来已久的哲学—美学观念的影响。当我们用“双性同体”来反观《忽必烈汗》这首诗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别样的风景：柯尔律治关注现实社会中性角色的不平等，更渴望成为“双性同体”状态下的灵性诗人。
三、“双性同体”对性角色的拷问
诗歌第一节（1-11行）以静物描写开头，意象恬静，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女性生理的隐喻。“阿尔夫(Alph)圣河”、“洞穴(cavern)”、“肥沃(fertile)”都浸淫着强烈的性内涵。阿尔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腊第一个字母Alpha，这是象征源头和开始的符号。河流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母亲的象征，阿尔夫圣河正是生命之河、母亲之河，它与其后出现的“肥沃”形成照应，是女性及其生殖力的体现。而“洞穴”、“深不可测(measureless)”和下文中“裂缝(chasm)”等意象的一再出现也强烈地提示读者：此节描写简直是对女性的生殖崇拜。但是，此处并不是只有女性独立自我的存在，在看似恬静的描写下，潜隐着一种不祥的张力，忽必烈汗——这个象征着暴力与征服的男性权力的代表——要在象征女性自我的原始自然之上建造一座寻欢的宫殿(pleasure-dome)。忽必烈汗的形象满足了人们的东方主义联想，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马洛笔下的帖木尔大帝，他开疆拓土，骄奢淫逸，话语就是法律。在他的命令之下，“周围十英里肥沃的土地，／用围墙和塔楼把四周围起……”于是，象征着秩序与等级的“欢乐宫”超然凌驾在象征着统一与和谐的自然之上，男权对女性的主宰昭然若揭。
当然，这种男性对女性的主宰不是柯尔律治所愿意看到的，于是作者在接下来的第二节（12-36行）转而描写近乎恐怖的自然力，以此来隐喻女性的颠覆性力量。这里，安详静谧的气氛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激烈、喧嚣乃至暴烈的动态意象：
有一股巨大的清泉从这深渊峡谷
不断地翻腾喧嚣着向外喷出，
宛如这大地湍急的呼吸！
那断断续续迅速喷出的飞瀑，带出
一块块巨大的碎石，像冰雹弹跳着
或像谷壳在连枷之下飞扬：
在这些永远跳跃的碎石之间
一条圣河瞬间奔腾而出。
……
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大穴洞，
……
在这呼啸声中忽必烈听到
久远的祖先预言战争的声调！(12)
这段看似晦涩难通的描写，其实和前一节在意旨上一脉相承：人造的“欢乐宫”锁不住自然的“清泉”，忽必烈的男性霸权无法阻止女性天性的自由奔腾。这里，翻腾的清泉，喘息的大地以及飞扬的谷壳、跳跃的碎石等等，都让人感受到冲突的存在。男人的强行介入并没有让女性屈服，它仍然“不断地翻腾喧嚣着向外喷出”。同时，建立在男性霸权之上的强制性爱也让统治者本人感觉到不安：“忽必烈”隐约听到了“祖先预言战争的声调”。
但是，在这场强制的性爱前，诗人却设计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形象：“黯淡的月光下常有一个女人出没，／为她的鬼情人哭泣！”设计这个幽灵般的形象到底有什么意图？还有，在性爱描写的尾声，奔腾而出的圣河在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穴后，为什么最后又“呼啸着沉入无生命的海中”？这样一头一尾两个难以理解的形象到底在向读者昭示着什么？“双性同体”的引入让我们很容易看出个中就里：这两个意象与本节最后几行(31-36)：
欢乐宫的倒影
在水波中间浮动；
那里可以听到和谐的乐音
来自山泉，来自穴洞。
那是一个罕见的设计奇迹，
朝阳宫宇和冰凌穴洞连在一起
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柯尔律治的良苦用心：诗歌表露出他对不平等的男女性关系的不安。“鬼情人”是那个哭泣的女人的理想爱人，他象征着女性对合理性角色的渴望。而现实中，这样的情人在男性强权的支配下却早已异化：他们已成为主宰女性一切的“忽必烈汗”。女人哭泣死去的爱人就是在哭泣失去的和谐。在诗歌中强烈隐喻性爱过程的17-24行，诗人以大量短促的爆破音和强劲有力的顿挫节奏相配合，强化了这种不和谐，而如此不和谐的性爱自然只能沉入“无生命”的大海。所以，在诗歌的最后六行，柯尔律治道出了他对理想中“有生命”的两性关系的理解，并且把他的观点用又一个奇幻的意境呈现出来：“朝阳宫宇和冰凌穴洞连在一起”。无疑，“朝阳宫宇”和“冰凌穴洞”正是至阳至刚的男性和至阴至柔的女性形象的隐喻，而“连在一起”的奇观暗喻男女关系的正常化、和谐化。这是作者“双性同体”理念的一个最直白的表达。不过遗憾的是，这个融合了“来自山泉、来自穴洞”的和谐音符的“欢乐宫”只是一个“倒影(shadow)”，是那个落在实处、为忽必烈汗所掌控的“欢乐宫”的水中幻象，它只是诗人借助“双性同体”理念构筑男女平等乌托邦的一种奇思妙想。
柯尔律治的乌托邦思想由来已久，他甚至为此毁了自己终生的幸福。(13)其实，这正反映出了这位入世思想家的济世情结。伴随着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延续千年的英国传统家长制社会结构在迅速瓦解，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日趋重要，也益发动荡。长远看来，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难以估计，但对裹挟于其中的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来说，它带来的却多是苦难。(14)工业革命的爆发，瓦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模式，也使得以宗主权、父权和夫权等可感形式存在的父系体制走向衰亡。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更隐蔽、更微妙的方式下日益强化的父系霸权。这种霸权追随启蒙运动引发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以及大工业体制与生俱来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人的物化倾向。对于女性而言，工业革命使得她们部分摆脱了显在的男性压迫，却陷入被进一步物化的泥沼之中，同时又失去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和谐人际关系。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甚至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表象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妇女解放的错觉。而正是在这种错觉背后，敏感的柯尔律治看出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体察到了性别冲突的信息。
四、“双性同体”对诗人身份的建构
如果说《忽必烈汗》的前两节是对浪漫主义时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思索的话，那么，诗歌的最后一节(37-54)则转入对诗人本体身份的关切。这一节语锋突转，诗歌的行文变得流畅起来，意象不再纷乱，逻辑性也相应增强。但是，柯尔律治“双性同体”的思想仍然非常明显，而且，他以此界定诗人本体身份的诗歌创作与他一贯的理论观点也非常一致。
在这一节，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意象：怀抱古琴的阿比西尼亚姑娘：
我曾在幻觉中听到
一位抱着古琴的少女：
她是一位阿比西尼亚姑娘
一面弹着她的古琴，
一面唱着阿巴拉山之歌
这位阿比西尼亚姑娘和这座阿巴拉山让学者们产生无数的联想和猜测。中世纪的游记、弥尔顿的文学著作和神学思想乃至鸦片幻觉的作用都被用来阐释柯尔律治设计的这个谜局，(15)对此这里不作过多评述。但是，如果说文本外的索隐附会已不合现代读者的口味，那么文本内的冲突就越来越成为理解诗歌必须面对的难题。我们认为，这位阿比西尼亚姑娘的形象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与其后出现的柏拉图《伊翁篇》的典故构成了理解这首诗歌的另一个关键。“怀抱古琴的姑娘”唤起人们对诗人的永恒记忆：怀抱竖琴、吟游四方，这样的诗人形象可以追溯至西方文化的早期，它已经潜入西方读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但是，这里的吟游诗人却是女性身份，它与吟游诗人传统的男性身份形成了反差。这一角色反差在随后的诗行中由于典故的引入而得到进一步放大
他那闪烁的目光，他那飘飞的头发！
怀着既崇敬又害怕的圣洁之情，
闭上双眼，围着他绕行三圈，
因为他曾以甘露为食粮，
喝过天堂里的乳浆。
在柏拉图的《伊翁篇》里，一位灵感附体的诗人被比作酒神节上从宙斯的天堂里汲取蜜汁和乳浆的少女。两个艺术形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女性＋（男性）诗人”的双重角色，柯尔律治以这样的叠加形象建构理想诗人，显然有其深意，但问题是柯尔律治为什么要利用这种“女性＋诗人”的建构途径？为什么要以女性形象的一再出现来为诗人立言？如果说这一段诗歌中第一人称的出现意味着明确的主体参与意识，那么柯尔律治的“自我参与”又在向读者暗示着什么呢？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普遍相信“诗有所为”，认为诗人是“未经认可的立法者”（雪莱语），是千禧启示(millennial apocalypse)的“见证人和预言家”。(16)因此，诗人身份预示着千禧世界来临后每一位普通人的社会角色。诗人总是最先感受到现实社会的缺陷并成为新体制的“立法者”，他们的身份定位本质上反映出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干预冲动。布莱克的预言诗、柯尔律治的《文学生涯》和雪莱的《诗辩》里，处处洋溢着这种乐观、入世的干预精神。不难看出，这种干预精神也是《忽必烈汗》在透露出对现实世界中男女性角色的不满后，转而思考诗人身份的根源。
但是，虽说浪漫主义是对新古典主义文学风尚的一次颠覆，但后者所标榜的理性、规范、节制等充满男权色彩的社会价值理念却依然在多数诗人的意识中保留着。正如马龙·罗斯所指出的，浪漫主义时期是一个男性自我意识异常膨胀的时代，诗歌作为一种高雅文学形式，是“崇高的”、“男性的”，而女性虽然可以从事创作，却被认为只适合那些“低端的”、“优美的”散文体文学形式的写作。(17)这种论调和新古典主义如出一辙，它不仅显在地左右着文学的审美倾向，还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路线并表现为作品中的性别不公。整个浪漫主义时代，固然不乏颇有名气的女作家，但她们更多时候不得不甘居倾听者的地位，扮演着被禁声的社会角色，默默承受着作为男性想象力客体的命运。比如，终生为女权呼吁奔走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她的女性独立理想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被视同妓女；多萝西·华兹华斯虽然一再被兄长称为“缪斯”，而现实中的她不过是威廉的影子，同时以笔记聊抒文采而已；由于不符合男性化的审美立场，作为“19世纪最畅销的诗人”，费莉希娅·赫曼斯(Felicia Hemans)怎么也进入不了浪漫主义经典作家行列，甚至早已被人遗忘。(18)通观整个浪漫主义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对男性阳刚美的膜拜。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人的诗歌在对阳刚美热情歌颂的同时，其实就隐含着性别歧视的成分。
但是，柯尔律治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不可否认，在他庞杂的著述当中，不难找出他不时流露出的厌女言辞，如他把社会弊端归结为文学和政治上的女人气，借助女人气为自己早年的激进思想开脱等等；(19)但是，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反思男性霸权体制的危害，追求男女气质在诗学上的平衡与调和。他不像华兹华斯那样终生都在探寻“平静回忆中自然涌流的情感”，也没有像后者那样终生追求节制、崇高的阳刚美。正如提姆·弗尔福德所指出的，由于自身对男性气质的质疑，柯尔律治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常常把男性和女性、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界限置于一种不确定之中，他们的性别和性角色也随之变动不居。(20)无论是他的魔幻诗，还是他的谈话诗，这种模糊性别特征、乃至“越界”的“女性主义”策略都时有所见。《古舟子咏》之中老水手虽生犹死，幽灵船上的女性虽死犹生、神魔难辨；《克里斯托贝尔》中的吉若丁是男女不定；而《夜莺》里透示的是诗人对华兹华斯兄妹性别之战的隐忧。(21)
《忽必烈汗》更是柯尔律治探索性别角色的互动转化、借助女性气质挽救诗人想象力匮乏的一种尝试。无论是阿比西尼亚姑娘，还是喝过天堂蜜汁的少女，都在强调诗人应具有一种女性的气质。典故中提到的酒神祭祀仪式在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来，是一种女权主义性质的狂欢。它是对男权社会所强调的审慎、节制的一种颠覆。(22)而正是在这种颠覆性的迷狂中，柯尔律治看到挽救诗人想象力的药方。在此，“我”在空中建造的“欢乐宫”不是忽必烈试图统驭自然的“欢乐宫”，它是源于自然、能够融合朝阳宫殿和冰凌洞穴的想象力之所；抚琴高歌的阿比西尼亚姑娘也不是为失去“鬼情人”而哭泣的女人，而是能够和“我”合二为一、促使“我”成为真正诗人的另一半。在诗歌的最后一节，柯尔律治通过代言人“我”巫术般地实现了他所追求的“双性同体”：作为事实上的男性诗作者，“我”在幻觉中感到异己——“姑娘”——的存在。她的存在唤醒了隐藏在诗人无意识深处的女性气质，在这种魔力的感召下，“我”近乎疯狂，成为“喝过天堂里的乳浆”的少女。这样，“我”和姑娘合二为一，男人就和女人合二为一。于是，双性同体，成为了真正的诗人。“我”的想象力不再因为我孤立的男性气质而枯竭，双性同体状态下的想象力犹如底比斯城墙的石头，它们不会听从忽必烈的命令，却可以在安菲翁(23)的琴声里，自动建起一座完美的欢乐宫。
柯尔律治借助“双性同体”挽救想象力、定义完美诗人的做法可能还有着更为私人化的动机。众所周知，柯尔律治长期生活在华兹华斯“男性化”诗歌的阴影下，忍受着批评家对他“女人气”文学路线的指责，以及读者对他多数作品的冷眼相向。因此，他有必要借助适当的手段挽救自己在批评界和诗歌界的声誉，以一种独特的性别视角构筑自己的诗学理论不失为一条佳径。在他的理论性著作中，他讨论最多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华兹华斯。例如，在《文学生涯》中，柯尔律治把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莎士比亚高于弥尔顿的地方在于：后者把一切事物和行动方式集中在自我的周围，并且按照自己的要求改变它们的面貌；而前者却把自己融入到他者中去，成为一切而又不失去自我。(24)此外，柯尔律治不止一次把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相提并论，在承认俩人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诗人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俩人相对于莎士比亚的欠缺。(25)正如约翰·巴雷尔指出的，柯尔律治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位双性同体的诗人，而把弥尔顿看作是一位“男性化”诗人。(26)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的类比以及自己和华兹华斯事实上的竞争关系，悄悄地让自己向莎士比亚靠拢，从而把别人指责他的“女人气”转化成想象力诗人的优势所在。这样，他的双性同体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成为挽救想象力匮乏的特效药，而且在现实中也成为消解自己诗才焦虑的百忧解（一种治疗抑郁的药物）。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柯尔律治能够摆脱时代的局限，也没有证据显示柯尔律治是女性主义的先声。但是，《忽必烈汗》这首诗歌却向后世展示了他思想的多元性。柯尔律治呼唤女性气质，本质上是呼唤一种更加合理的两性关系，而诗人作为理想社会的“预言家”，自然首先感受到合理的两性关系的社会价值及其相应的诗学意义。女性气质对诗歌的贡献，就体现在它自远古时代酒神祭祀仪式上继承而来的癫狂，那种不合理性，那种永不枯竭的想象力。柯尔律治所呼唤的女性特质，呼唤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诗人的出现，显然具有“双性同体”的意味，(27)而这又和他的哲学思想、他的诗学观以及他长期对自我想象力耗竭的焦虑一脉相承。
注释：
①关于《忽必烈汗》的创作时间问题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柯尔律治在他的“Crewe Manuscript”中提到是1797年秋天；1816年《柯尔律治诗集》的主编E.H.Coleridge在序言中提到是1798年五、六月间；而E.Schneider在她的《柯尔律治，鸦片和〈忽必烈汗〉》中认为是1800年10月之前。
②J.S.Hill,A Coleridge Companion.London:MacMillan,1983,p.95.
③见N.Leask,"Kubla Khan and Orientalism:The Road to Xanadu Revisited",Romanticism,Vol.4,No.1(1998),p.1。
④K.Burke在他的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Essays on Life,Literature,and Meth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中认为，《忽必烈汗》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文学演绎；P.Magnuson在Coleridge's Nightmare Poetry(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4)中认为，诗歌中“我”梦见忽必烈汗是自己渴望完美的荣誉和成为富有想象力的诗人的表现，要成为这样的诗人，“我”必须服从于灵感，必须为阿比西尼亚姑娘所俘获并成为给他人带来恐惧的癫狂的人；Mellor则在她的English Romantic Irony(Harvard UP,1980)中以“浪漫反讽”来分析《忽必烈汗》，认为该诗提供了一个具有整合纯粹想象力的意象，但这个意象为自我怀疑、有限的生命历程以及理性所破坏。Mellor总结说，柯尔律治在诗歌中悬置了这些对立的力量，并由此产生她所谓的“浪漫反讽”。可以看出，这些观点的核心都是探讨诗歌无限表现力和诗人有限诗学才能（想象力）之间的二元性。
⑤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柯尔律治的文艺理论观、写作策略、“双性同体”命题、他和华兹华斯兄妹的关系等，是近年涌现的研究热点，参见A.Melior编的Romanticism and Feminism (1988),T.Fulford的Romanticism and Masculinity (1999),L Newlyn编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leridge (2006)等。
⑥(21)J.H.McGavran Jr.,"Coleridge,the Wordsworths,and Androgyny:A Reading of The Nightingale",in South Atlantic Review,Vol.53,No.4 (1988),pp.57-75.
⑦T.E.Hulme在他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中指出，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都追求完美，但浪漫主义给世人造成完美是可以在现世获得的假象，从而放弃对彼岸幸福和完美的追求，古典主义的完美则总是指向彼岸的。Irving Babbit的《卢梭和浪漫主义》以及T.S.Eliot等现代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基本持相同观点。
⑧(17)参见A.K.Mellor,ed.,Romanticism and Feminis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25;pp.26-51。
⑨J.H.McGavran Jr.,"Xanadu,Somersetshire,and the Banks of the Wye:A Study of Romantic Androgyny",in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LL),Vol.26,No.3 (1990),p.341.
⑩E.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rpt.Beijing:FLTRP,2004,pp.263-297.
(11)T.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2,pp.1-18.
(12)文中引用的《忽必烈汗》，均为何功杰翻译。
(13)柯尔律治1794年和罗伯特·骚塞相识并成为好友，俩人筹划去宾夕法尼亚建立一个乌托邦社群。为行动方便，柯尔律治受骚塞的怂恿，与他的妻妹萨拉·弗里克订婚，这场婚姻对柯尔律治来说不啻一场噩梦。
(14)C.Brooks,"England 1782-1832:the Historical Context",in S.Prickett.ed.,The Romantics:the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Methuen & Co.,1981,pp.19-20.
(15)参见L.Cooper,"Abyssinian Paradise in Coleridge and Milton",in Modern Philosophy,Vol.3,No.3 (1906),pp.327-32; J.L.Lowes,The Road to Xanadu:A Study in the Ways of the Imagin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7,pp.373-6; E.Schneider,Coleridge,Opium and "Kubla Kh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264 -77; H.W.Piper,"The Two Paradises in Kubla Khan",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Vol.27,No.106 (1976),pp.148-58。
(16)M.H.Abrams,The Correspondent Breeze:Essays on English Romanticism.New York,London:W.W.Norton &Co.,1984,pp.254-7.
(18)S.Curra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itish Romanticism.CUP,1993.rp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190.
(19)T.Fulford,Romanticism and Masculinity:Gender,Politics and Poetics in the Wrtings of Burke,Coleridge,Cobbett,Wordsworth,De Quincey aud Hazlitt.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99,p.20.
(20)T.Fulford,"Mary Robinson and the Abyssinian Maid:Coleridge's Muses and Feminist Criticism" in 13 (February,1999)
(22)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83页。
(23)安菲翁(Amphion)是宙斯之子，擅长弹奏竖琴，有动石的魔力。在成为底比斯城(Thebes)的统治者之后，他以自己美妙的琴声唤起石头自动砌成城墙。
(24)(25)S.T.Coleridge,Biographia Literaria.ed.J.Engell & W.J.Bate,Vol.II.London &Princeton,1983,p.26;p.120,p.151.参见：S.T.Coleridge,Table Talk.ed.C.Woodring,Vol.I.London &Princeton,1990,p.308。
(26)J.Barrell,Poetry,Language and Poetics.Palgrave Macmillan,1988,p.65.
(27)有些女性主义(Alan Richardson)虽然承认柯尔律治的“双性同体”观点较为平衡，但认为浪漫主义所谓的“双性同体”总体上是建立在男权中心论之上的，一边倒的。然而但要求柯尔律治彻底跨越二百年的时代鸿沟，完全站在现代女权主义的阵线一侧，无疑是一种时间倒错的完美主义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