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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7)02-0048-05
一、“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问题
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在预见现代社会的走向时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交往渐趋普遍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将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1] 255，整个世界进入“一体化”进程，这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现实情形看，这种世界历史体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 67。生产的繁荣和社会化以及需求的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随着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254在世界市场中所进行的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并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 255。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加之在世界历史形成中资产阶级所扮演的先行者的角色，而且在当代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这个由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结构必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与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分不开的。因为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内在包含着生产的国际化与社会生活的民族或国家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进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生产的国际化过程是与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世界上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正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心”地区集中和垄断着物质、科技形态的资本和财富，是生产与控制中心、债权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外围”地区则是贫困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区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地区。这种两极结构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表现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农村”间的国际分工，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
在当代，以非物质材料生产(即第三产业及与其相关的部门)为主的经济结构，以高新技术和高资本有机构成产业为主的生产部门，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实施高社会福利政策，这四点是“世界城市型”地区的基本特征。“世界城市型”地区的形成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心区通过数世纪对外围的掠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并抢先建构了重工业经济结构，这就为率先实现工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次，中心地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通过剥削全世界以加速发展自己”的特殊部分，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垄断高技术，为了把输出的技术商品转化为不断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当代就必然在外围区发展民族经济的浪潮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技术控制的形式延续其产业资本的剥削网。最后，利用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伴随着按零部件和工序生产的新工艺分工出现的机会，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中心地区将污染工业、基础工业、夕阳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等逐渐转移到外国，而把大量资金投入到科研、教育、为银行和个人生活服务的电信行业以及高技术领域。总之，中心地区的财富、资本扩展的规模和范围越大，它对世界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利息率)、国际贸易的垄断和控制能力也就越强，从而对外围地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而农矿业低技术加工和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区则是另一番“景象”：承担越来越多的低技术、笨重或污染性的体力劳动；在“世界城市型”地区所铺设的产业资本剥削网、借贷资本剥削网和国际贸易剥削网的控制下而负债累累；生存危机加重；贫困和落后的状况日益加剧；难以摆脱的增长危机和财政赤字。有些西方学者往往把外围地区日趋悲惨的处境归之于该地区的政府管理不当、政策不对头等方面的原因。应当承认，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在总体上却不能说是正确的。从本质上来看，外围地区日趋悲惨的处境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结构、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扩展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
在当代，世界历史体系中不平衡发展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其本质上看都根源于结构性不平衡发展规律。主要有：(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不仅反映在西方各国的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反映在中心区各国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美国在中心区的绝对优势丧失了。中心地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强烈的冲击使不平衡态势有增无减。(2)后发展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发展较快国家的年均生产增长率几乎是发展较慢国家的5倍。与其他洲域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处于领先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在亚洲。而拉美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刚步出经济长期下降的阴影(指经济增长刚刚由负转正)。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经济增长率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本持平，保持在3％左右，然而由于其经济增长率仍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故这一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在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利益要求上的差别。其中某些发展较快的国家日趋向发达国家靠拢，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内聚力，同时对南北关系也将产生复杂的影响。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根据某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外围国家被纳入发达国家的经济集团这一事实，断言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会弱化。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能被纳入发达国家经济集团的外围国家，除了经济增长较快外，还要具备优越的投资环境和资源条件，或对中心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具备上述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围区当然是少数。对发达国家来说，外围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早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在这种情况下，企望发达国家帮助大多数贫穷国家“致富”，那是空想。(3)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日趋加大。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性不平衡发展规律最基本的表现形态。这种不平衡的加剧除了表现在人所共知的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外还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发展日趋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迅速发展，南北贸易愈加不平衡。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建构调整较慢，出口商品层次较低致使不少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日趋低落。目前70％世界贸易集中在发达国家或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另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需求逐渐下降，致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生产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二，国际资本南北流向的日趋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际资本流向日趋转向发达国家，而对南方国家来说，投资不仅日趋缩减，而且还出现了资金严重倒流现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贫富鸿沟的日趋加深和扩展，必将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发展。只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下去，这种现象就会持续出现。对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来说，如何探寻到一条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强盛之路，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二、后发展国家特有的难题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从动因上讲，并不是自身内部现代性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由于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胁迫下，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也必须强行启动现代化，以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这样政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而且还必须成为现代化的实际组织者。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本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变革，摆脱了殖民统治，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试图加强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程度，为统一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形成创造条件。然而这一良好愿望并未完全得以实现，有的宗主国表面上将统辖权撤销了，但殖民主义影响并未随之消失，仍以隐性手段和方式控制这些国家；有的后发展国家国内政治派别争权夺利，政治持续更迭，政局动荡频繁；还有的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权的领导人却没有推进现代化的志向或影响力。就是那些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的国度，在实际的发展中也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出现了特有的错位、失衡和两难窘境。
1.错位现象
所谓“错位”指过去农业社会那种自然演进的逻辑关系被打破。这种错位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首先，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性因素的生成的异步性造成的错位。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将外部的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去引起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的解体，促使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生成。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现代化初期阶段最基本的过程。问题在于，传统因素瓦解的速度与现代性因素形成的速度往往并不同步。传统因素瓦解与现代性因素生成的这种异步性，会给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真空”或危机。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传统的权威基础消失很快，而新的法理型权威基础形成缓慢，会形成权威真空或权威危机，政权会由此缺乏合理性基础，不被被统治者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难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连自己的生存和稳固也大成问题。(2)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教育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增多，都会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整合机制，而新的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结果是形成生活方式的整合危机，严重时会造成生活和政治上的分裂。(3)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迅速消失和不能发生作用，以及新的价值和规范系统形成的缓慢，会形成“价值真空”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知、价值目标和道德规范的混乱。
其次，突然提出的新任务与正在形成的能力之间的错位。(1)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中，往往需要政府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甚至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启动者和组织者，但在许多后发外生国家，政府却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这就使政府很难具有为启动、参与和推动现代化所必需的能力。(2)政府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除要具备明确的现代化取向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完善而有效能的行政科层系统。但在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行政科层系统很难形成。(3)推进现代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力量，但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这种社会力量的形成也是困难的。在军人充当现代化主要推进力量的国家，军人也明显缺乏鼓励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民间现代化力量的缺乏，不仅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且使现代化缺乏经久不衰的内在推动力。
2.失衡现象
后发外生型国家启动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部现代性因素的拉动作用。而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开始的现代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一进程在全国的所有地区展开。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化往往是从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首先开始。其结果就是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一些规模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孤岛”，也有人将之称为“增长极”。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同传统地区和部门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封闭和排斥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的地区和部门似乎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结构”(或二元经济、二元社会)。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二元结构不仅没有逐步减轻和消除的迹象，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如不能改变，现代化就很难得到全面的推进和发展。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这种失衡现象也表现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关系的恶化。在这些国家，工业和其他现代化经济部门大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更有甚者，在有的国家中，一两个特大城市(有人将其称之为“首要城市”)就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力量，而农村的经济基础则是传统的农业。这些国家城市中的现代经济系统首先并不是与本国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发生联系，而是与国际市场、与发达的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经济系统直接发生联系。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被甩在现代经济系统的外面，甚至成为这个系统的负担。这种分裂，不仅会对工业与农业产生双重不利的影响，而且使城乡关系恶化，使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城市是高度现代化的，而农村则处于落后之中。这样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反映在社会成员的情绪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要求。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工人和城镇居民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公正的要求，农民对温饱的要求，有时还掺杂着部落成员对保护土生土长的文化、抵制现代性侵入的要求。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对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具有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3.两难窘境
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交织着各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却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前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实现下一个目标的压力就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基于人民的要求，又要有利于加强本国在这个并不公正的世界上的地位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的“两难窘境”。
首先，经济上的两难窘境表现为解决贫困问题和增强国力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背后，则是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增强国力从而改善本国的国际地位的双重要求。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都曾实施过所谓“增长第一”的战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毫无疑问，这里有增强国力的考虑。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也不能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边增长边分配”、“公平增长”、“基本需求”等一些更带有人道主义色彩、更多地面向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发展战略。但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放慢了。
其次，这种两难窘境在政治上表现为强化政府的能力、稳定政治秩序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中现代性因素的缺乏，民间现代化推进力量的弱小，以及特有的规模和速度，都要求政府在现代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进者。这样，就要强化政府的地位和职能，提高政府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而且，在现代化的初期，各种社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现代化本身也会带来种种阵痛和混乱，这都要求创造一种稳定而有秩序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创造条件。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加强政府的效能和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不是矛盾的。但在后发展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的情况下，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会出现矛盾。有的国家选择的是优先考虑政府的作用，尽量推迟民主化进程，结果是无法将已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去；还有一些国家做出的是相反的选择，结果是政权的软弱无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动荡都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文化上的两难窘境。在外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后发展国家内部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会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境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传统文化自身的性质不同，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在外部的现代文化传入后，自身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化之间又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摩擦或冲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较为严重的地方，现代化过程还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问题在于，在新的社会生活机制完善之前，传统文化还在承担着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同时，现代化领导人在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化进程时，也必须使用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由传统文化提供的符号系统。因此，在传统文化解体的过程中，便会带来一系列的解体和混乱。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很少遇到的。直到目前，这些窘境仍在困扰着许多国家，能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它们能否取得现代化实践成功以及何时取得成功的关键。
三、社会发展的“跨越性”论证
必须指出，尽管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上述许多特有的错位、失衡现象和两难窘境，增大了其走向现代化的艰难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只能承受一种永远落后的宿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跨越、赶超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式发展更具有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
1.跨越式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总把跨越现象视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之外的特例，认为是“对普遍规律和事件的符合逻辑过程的局部的暂时的偏离”。究其实，这种观点是割裂了社会发展的一元性与多样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不存在离开多样性的一元性、离开个别、具体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从总体上看，社会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一般的道路，但这种共同规律、一般道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跨越式发展就是这种具体形式之一。不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作古代、近代、现代的粗略划分，我们便可以看到跨越式发展的普遍性(当然各个阶段跨越的特点并不相同)。在古代，虽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还局限于民族或地域的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但是通过“战争”这种“经常的交往形式”，落后民族在对先进文明民族的征服中不自觉地跨越了在隔绝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状态；或者征服者适应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或者征服者带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形成了生产的国际市场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狭隘的民族与地域界限，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是以跨越的方式跨入了世界民族之林。现代社会是近代的延续，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国际化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就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了一个适合资本本性的世界体系。这种世界体系的运动，体现的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剥夺，使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悲剧的色彩，处于一种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畸形状态。这就迫使落后民族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发展之路，因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为现代社会跨越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古代跨越是自发的、盲目的，近代跨越是被迫抉择的，那么，现代跨越就是主体自觉、自为的行为了。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不是人类总体历史之外的特殊、个别的情形，而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从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而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总体上的规律性、顺序性，在具体的民族历史中却常常是以跨越式的、曲折前进的方式来体现的，社会的发展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一元多线地进行的。
2.跨越式发展的条件系统
跨越发展是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但它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它是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前提”。(1)生产力水平。我们说，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最终意义上讲的，也是就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而言的。跨越的产生离不开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条件。跨越不是随意的，生产力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能力，形成于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过程中，既是人们以往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现实人的活动的前提。生产力并不是人之外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形成、存在并发展于人的活动之中，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或者说是社会主体力量不断增长的历史。前文所指出的古代、近代、现代跨越之所以有不同的特征，首先是源于生产力发达的程度不同。(2)交往方式。人类社会最初的发展是在彼此隔绝、互不干扰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设想，如果社会长久或永久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每个民族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正是由于交往促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渐冲破狭隘的地域与民族局限，打破了发展的隔绝状态，从原生态开始发生偏离，进而发生跨越。这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即使遵循着同样的运动规律，也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2]。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交往使得社会发展的确定过程发生了摇摆和偏离，社会发展产生了跨越。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所走的道路“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 25。(3)机遇。机遇是社会发展在波动中形成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它往往表现为多种社会关系与矛盾链条的某一特殊环节。这一特殊环节既是国际矛盾交织而成之时，也是国际关系重组与调整之时。机遇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重复性，而当时间运动到一个关节点，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有利于跨越的可能性空间时，如果及时抓住这种机遇，跨越就成为现实；否则，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失去了时间，也就失去了机遇，跨越就不可能了。(4)主体自主能力。跨越式发展是主体利用交往而进行的选择、创造性活动，它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人类总体历史的确定性与规则性要通过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体现出来，具体民族的发展往往是基于个人或民族的利益和要求而进行的，表现为社会主体趋利避害的价值选择行为。历史上的跨越，常常是在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相交往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迫或主动地利用先进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从而自发或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减轻”发展所带来的痛苦，“缩短”发展的必然过程。社会主体的自觉自为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实现程度，决定跨越式发展的自觉程度。
3.跨越式发展对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在当代，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跨越式发展”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唯一方式。面对世界一体化、节奏加速度化的当代局势，以及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富国越富、贫国越贫”的马太效应，后发展国家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不甘落伍，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迎头赶上。邓小平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必须快，不应该总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丧失良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从新体制的角度来审视跨越式发展的高速度。百分之十几，这个速度是病态还是常态？站在旧体制的角度，超过以往惯常的速度就认为是病态。邓小平认为，有的人对此感到惊慌，大声呼喊，要“防止过热”，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婆婆当惯了，企业生产什么，速度有多快，由长官意志决定，现在放开了手脚，快了一点，打破了过去所谓的“计划”，似乎剥夺了某些政府的行政职能，因此有人就有些慌，就提出“防止过热”。但站在新体制的角度看，旧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我们的社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出现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这就是常态。这种高速度、大发展，同大跃进时期不顾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在有可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敢迈大步，不敢登上新台阶，这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思想特征，这是旧时代体制下形成的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改变这种旧体制下形成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就不能适应时代的加速发展，达不到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就不能驾驭现代化的航船乘风破浪，后发展国家就要再次落伍。其二，跨世纪的形势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抓住时机，使现代化及时起步和长足发展，是后发展国家必须十分注重的问题。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许多国家都是抓住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利用比较宽松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做出决策，抓住时机，迅速崛起。在跨世纪的形势下发展的时机就变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后发展国家从落后中起步，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发展，而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耽误了二十年”，已经错过了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那一次大好时机，错过了的时机再也追不回来了，关键是再也不能丧失新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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