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土改——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实验范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兴论文,范本论文,城乡论文,发达地区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集中住楼房
鲍永林用村里的宅基地和住房，置换了镇里三套有产权证的公寓房。现在这三套房的市场总价已达百万。
农民鲍永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65岁的时候，还能住进镇里的楼房，开始城市生活，并且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现在再也不用怕到处乱飞的苍蝇蚊子，也不用熬夜照看虾塘了。”鲍永林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去年，的永林用他在嘉兴余新镇明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置换了镇里三套有产权证的公寓房。当时政府给他的宅基地和住房核定的补偿款为十几万，另外还发给了他一万多元作为鼓励搬迁的奖金。
在政府提供的自建排屋、货币补偿和标准公寓这三种选择中，鲍永林选择了基本是“拆一还一”的三套有产权证的公寓房。现在这三套房的市场总价已达百万。“你发财了！”面对旁人的戏谑，鲍永林乐开了花。
而他的承包地——21亩养虾的池塘——租给村里的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再转给镇里专门设立的渔里投资公司统一招商，出租给投资农业的客户。这21亩土地，政府一次性给了十多万元的补偿，另外鲍还能每年从镇里拿到1.26万元的租金（每年每亩地600块的租金，每三年增长10%）。
鲍现在还在镇上开了一个小茶馆，前来聊天、打牌的客人多数是他以前村里的乡亲。
去年5月，嘉兴成为浙江省城乡统筹综改实验区，并启动了旨在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项重大改革：“两分两换”，即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长期转租，集约经营，以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集中居住，进而复耕宅基地以换取其他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
嘉兴政府预计到2020年，该市将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为了给搬迁提供更多选择，余新镇按照市里部署，除镇上的集中居住地之外，还规划了三个集中居住点，供搬迁农户自由选择——当然，这些社区将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配套。而且，新房还可以自由买卖。
因此，余新镇农民对“两分两换”的拥护前所未有。
其中，明星村承包地集中流转的签约率达到了98%，拆迁的签约率达到了83%。有农户原本不愿签搬迁协议，但看到邻居都搬走了，他一家一户安全都成了问题，反而着急得找上门来要搬走。
那些早先已离开农村把土地转租或者把老房子卖出的农民则后悔不迭，为争夺房产和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在他们之间迅速增加，户口迁到城里的农民也在懊恼。
钱从哪里来？
余新镇参与“两分两换”试点的有5个村4200多农户，政府出资高达十多亿，这几乎是余新镇五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两分两换”在嘉兴已经酝酿多年。随着农民对农业和土地的依赖不断降低，嘉兴一直在探索一条消除城乡差别的道路。
“2005年余新镇就在镇边上划了一块地，卖给农民建房子，让他们集中到镇上来住。”余新镇党委委员徐福金，指着为“两分两换”盖的一片小区对面的规划整齐的房子说，由于其他政策不配套，这个政策2006年停了下来。
2007年年底，余新镇促进集中居住和土地流转的政策再次启动。但只有在2008年嘉兴市得到省政府支持开始“两分两换”改革试点，余新镇申请成为九个试点之一后，“两分两换”才迅速推进。
之所以这次比较顺利，除了政策支持之外，是因为余新镇花了大本钱。
余新镇“两分两换”实施的载体是渔里投资公司，由镇政府把所属的资产经营公司和村镇开发公司的资产一起装入成立。
在得到省市区上级政府坚持“耕地占补平衡”、复耕后授予建设用地指标的政策承诺后，渔里投资由省里先匀给建设用地指标以安置搬迁农民，然后以未来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的收益为担保，取得上级政府嘉兴南湖区政府经人大授权的财政兜底担保，向三个银行融资5.4亿，获得农民集中居住所需的首期搬迁资金。
渔里投资公司总经理黄军介绍，余新农民平均每户搬迁成本为28万，除去自付部分，镇政府的支付成本每户也有二十多万。
而余新镇参与“两分两换”试点的有5个村4200多农户，政府出资高达十多亿，这几乎是余新镇五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镇财政又该如何平衡呢？门道还是土地。
按黄军的估算，余新镇试点的4200多户集中居住后可节省土地2950亩地。按照余新目前工业用地23万每亩，商业用地超过100万的价格，如果其中约1500亩土地指标作商用，镇政府就可实现收支平衡。
嘉兴农民平均每户宅基地0.96亩，通过集中居住每户可节省土地将近半亩。对于政府而言，如果这半亩地卖价可抵消拆迁安置费，政府就能实现收支平衡。
这也是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嘉兴模式的临界点：集中居住所节约土地的价格，必须高于每户拆迁成本，否则就不能实现政府收支平衡。这个平衡点，超过20万拆迁成本和100万左右商用地价的嘉兴各镇，刚好具备了。
但这个地价要靠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支撑呢？
余新镇距离嘉兴市区不超过8公里，处在沪杭中点，是嘉兴经济最发达的镇之一，2008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0亿，财政收入超过3亿，但本地人口仅4.3万，外来人口有5万——显然，嘉兴模式只适合地价达到较高程度的发达地区。
改革动力
嘉兴市建设用地年均有一万多亩的缺口。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下，这个缺口只有从农村利用率极低的宅基地中想办法。
在镇上生活了一年的鲍永林，对明星村的乡村生活已没有多少留恋。原因很简单：除了种地、养虾的操劳，让年过花甲的他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外，农村的环境已经是“一塌糊涂”。
村里的生活污水，养猪约两万头所造成的猪粪等排泄物，以及村里27家各种小工厂产生的污染，都直接排入河塘。
政府也一直在做努力。2005年余新镇村庄整治，镇政府在曹王村搞了铺设排污管网的试点，有一半的农户受益。2006、2007年明星村河道疏浚，政府又投入了六十多万，2008年为了明星村的河道保洁，政府投入又是三十多万。
但政府也有苦衷：经济发达的嘉兴，农民的生活习惯已城市化，但却分散在1.7万多个自然村，排污管网建设和养殖户污染监管的成本太大、单位投资的受益人太少，政府没有那么多资源来分散投资。
更为头疼的是教育投入。明星村适龄上幼儿园的孩子只有15人，但实际在村幼儿园入园的孩子只有7人，但只要有一个孩子在校，政府就得继续支付老师工资、校舍管理等成本。
集中居住的灵活运用
财力弱的镇更喜欢在指定的宅基地上，做好规划配套，让农民自建房。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价不同，为了促进集中居住，嘉兴各试点镇的偏重也不同。
由于农户拆迁的公寓房一半是具有全部产权的商品房，国家各种规费较多，成本较高，而政府提供宅基地集中建房是不完全产权，成本较低，财力弱的镇更喜欢在指定的宅基地上做好规划配套，让农民自建房。
“七星镇每户拆迁成本超过了50万，但嘉善县惠民街道的拆迁成本总共只有不到20万。”嘉兴市农办副主任徐勇说，“两分两换”政策框架灵活性很强，各地可以灵活运用。
农地入市的不同选择
姚庄镇就是灵活处理“两分两换”政策的。
姚庄镇政府在调研中发现，有地方政府把农民的承包地集中到手里却流转不出，还得照常给农民付租金，地反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于是该镇没有选择农地入市。
余新镇9个试点村通过村经济合作社，将土地统一交给渔里投资公司以后，该公司总经理黄军的担子非常重。与重庆曾经被叫停的土地入股模式不同，在余新镇，不管渔里投资把土地如何处置，能不能出租赚钱，农民的土地租金也是生活保障，必须旱涝保收。
也因此，黄军把租金定在1200元每亩，达到村合作社给他的地价的两倍。他得预备有部分村庄的部分土地不能出租，还得为每三年涨10%的租金做个预留，而且，得预备个别投资者中途退场出问题。总之，他得平衡。
迄今为止，黄军对余新镇的土地流转的情况还算满意。由于余新地处沪杭中点，位置优越，来看地的客商一拨接着一拨，他从中已经精选了6家有实力的农业投资商，每家租去的土地都有五六百亩。
但是，对余新镇的农业投资者而言，承受1200元的租金，与从尚未土地集中流转的其他余新镇农户那里每亩五六百元的租金相比，他们又图的什么呢？
陈健的舜荣农产品开发公司，是从渔里投资租得明星村677亩土地的投资者之一。陈健在余新镇还拥有一个农产品加工厂。获得明星村的大片土地，对他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公司+农产品基地”的产业模式。
“虽然租金高了点，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拿到这么成片大块的地，长期开发。”陈健说。
承包地集中流转在嘉兴也是灵活的。嘉善县姚庄镇就只实行了“一分一换”，就是只进行农户的集中居住并腾出宅基地复耕，不立即大力推进土地集中流转。
在制定“两分两换”政策时，负责此事的镇领导顾怀红到天津、江苏、上海进行了多地考察。但调研中她发现，有地方政府把集中到手里的土地流转不出，却还得给农民付租金，地反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
顾怀红在组织农民调研座谈中发现，农民也不大愿意把承包地交给政府。
于是，顾怀红和姚庄镇领导最终选择尊重多数农民的意愿。
即便如此，按照嘉兴市的计划，2020年前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已经近在眼前。
传统管理模式面临更新
改革也将产生新的问题。
按照嘉兴每个镇“1+X”（一个中心镇，不大于行政村数的X个集中居住点）的规划，农户可在“1+X”中自由选择，这势必打乱原有村组结构，也将使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资产失去依托，农民将不得不过渡到城镇社区管理模式。
10月26日，余新镇党委书记毛扣祥召集各村支书和村长开会，商量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并要求他们对村集体资产首先清产核资。
按照毛扣祥的思路，最好将这些集体资产变现后，投入镇里的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的建设，然后将标准厂房再分给各村，或者出租，或者自己生产经营，让村民们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和分红来源。
“我们村700万左右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也没多少，我希望还是继续保留运作，给大家一个长久保障。”明星村支书顾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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