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由俞吾金教授与段忠桥教授之争所想到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实证论文,之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2-0021-06
近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早在2004年，徐长福教授就借分析柯尔施的论点提出，“在马克思学说的纵向发展中，有一个从哲学到科学的过程；在其横向结构中，有一个显性科学和隐性哲学的关联。也就是说，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学说的整体中存在着巨大的张力”①；并将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为“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隐性的哲学”与“显性的科学”。与此观点不同，邓晓芒教授则认为，如果马克思思想中真有显性与隐性之别，那么倒应该是“显性的哲学”即实践哲学笼罩着“隐性的科学”。②虽然这两种观点带有学术上的分歧，但从整体旨趣而言却是殊途同归，因而没有引起更多的烽烟。然而在近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又陷入一场新的交锋，而且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相互论战。一方是段忠桥教授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另一方是俞吾金教授对此观点所作的回应“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段教授的观点来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一段话的解读。俞教授的反驳既来自对这段话的新解，也包含着他对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解。③初看上去，段教授和俞教授都用大量的论证构筑起自身观点的围城，但细细推敲却可发现，背后掩藏着的是两位教授的一些误读与过度诠释。笔者认为，这一主题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几个前提性的问题没有解释清楚：一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界点究竟是什么？二是马克思自身所理解的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分界点是什么，二者是否二元对立？三是现代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在这一问题上能够给予我们哪些启示？故此，笔者试从这三个问题着手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并就教于俞、段两位教授。
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哲学的超越
之所以要重提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界问题，是因为俞吾金教授的命题“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似乎有泯灭这个分界的倾向。俞教授的一个重要推论指出：“如果说，实证科学以存在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哲学则以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为实证科学的研究澄清思想前提的。毋庸讳言，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哲学理论，而不是实证科学知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存在尤其是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④从表面看，这个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它道明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和常识，即以社会存在作为研究对象。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有两个前提：一个是“逻辑前提”，一个是“事实前提”。社会存在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它只是表明唯物史观对于唯心史观逻辑上的总体性颠倒，但仅有这个逻辑前提是不够的，唯物史观的真正根基则是“事实前提”，即现实存在的个人和具体的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⑤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⑥
而这个“事实前提”恰好是俞吾金教授所忽视的“存在者”。笔者认为，这一“事实前提”不仅不能被忽视，而且必须把它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史观的真正分界线。
为表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说的：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⑦
我们知道，马克思确立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分界点的现实基础首先是“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这些东西虽然也可说包含在“社会存在”的范畴之中，但它们更是活生生的“在者”，而非无之无化的形而上学的“存在”。仅仅认为哲学不研究“在者”而研究“存在”，以此为根据来推导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非实证科学，似乎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不仅不能得出应有的结论，反而容易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泥淖。
为了与唯心史观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马克思不仅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哲学，而是更进一步确立它的特质，“真正的实证科学”也就是在这一语境之下被提出来。也就是说，在对社会的总体性理性研究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加以探讨，但因为事实前提和逻辑前提与唯心史观及思辨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才会在“哲学”这个“种”之下又加上了“实证科学”这个“属”，哪怕就如俞教授所言，实证科学是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这对马克思而言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唯物史观的“事实前提”和“现实基础”就是“存在者”。
另一个有力的论证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抽象的“社会存在”作为唯物史观的根本基点，因而推导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最多只能将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之前的唯心史观区分开来，却无法将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相互区分。因为西方历史哲学从维科到黑格尔，主要是以天命、神意、理性狡计等社会意识作为历史的基点，但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却不是以社会意识为基点，而是以“感性的人”和“类”作为历史哲学的前提，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历史观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存在”，是一种抽象直观的“类存在”，对此，马克思曾尖锐地批判道：
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⑧
也就是在这一分界点上，才能够理解马克思所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⑨而俞教授所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就从根本上混淆了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分界，甚而在一定意义上向德国古典思辨哲学作妥协。因为，唯物史观与黑格尔等人的唯心史观的分界可以说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区分，而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界限却恰好是具体“在者”与抽象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区分。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主要是以现实的个人及其感性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关注着总体性的社会存在，而不仅是以抽象直观的社会存在来统摄生活世界具体的在者。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存在者是一种解释学循环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进而言之，以研究“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为根据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分析判断，因为唯心史观也是哲学。如果说研究“存在”才是哲学的唯一特质，唯心史观研究的是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存在，那么唯心史观不是哲学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从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内涵来说，唯心史观反而更具有“哲学”的特质而且经常性地披着“哲学”的外衣。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此论点推导出唯心史观不是哲学而是其他的学科，如宗教或艺术或实证科学，那倒是一个真正的创见了。
二、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分界：非此即彼的虚假断裂
虽然俞吾金教授在文章中对哲学与实证科学做了泾渭分明的区分，但他的区分却是引用现象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观点，马克思在这部分却隐而不显。其实，俞教授在这一问题上不让马克思出场的真实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是一直都认为，实证科学是哲学的一个有效环节，并且必须通过这个环节才能实现哲学的现实化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化。针对当时德国的哲学现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
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生活的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生活的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⑩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哲学的“否定”、“消灭”(扬弃)当然都有特定所指，但他无疑已经体认到哲学的实现与哲学的革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可能具有现实意义，单纯的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只会玩弄精神的化学运动并葬送哲学的时代精神。
为了对抗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马克思在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路途中其实已经对实证科学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且体认到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虽然还受费尔巴哈极大影响，但新的“哲学—科学”观念无疑有了深沉的奠基。所以他在论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指出：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做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11)
从表面看，马克思似乎在此也认为哲学和实证的自然科学之间有着无法弥补的裂隙，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论与立脚点都不相一致。但现代工业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却让马克思看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内在相通的本质，因此他很有信心地论述道：
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的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真正成了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12)
很明显，以现代工业为中介，马克思找到了哲学与自然实证科学内在的结合点，而它也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一个理论基点。在此基点上，马克思才可能得出结论说：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的包括自然对象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13)
这里最关键的是，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实证科学并不是单纯指不关注人生意义的自然科学，而且包括探究人的现实生活及其意义的“人的科学”，而这两种科学虽然在某个时间段出现裂隙，但并非二者本质上的断裂，在此意义上，以人的现实生存及其历史意义为指归的唯物史观本身就属于“人的科学”，当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
当然，马克思所体认的“人的科学”以及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具有“真正的实证科学”的意义，它与现代实证主义所说的实证科学也有内在的关联与区分。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实证”意义指向的是“现实的、实践的和可实现的”。而实证主义奠基人孔德对“实证”的概念曾作出六点界定：(1)“实证的”意味着是“现实的”；(2)“实证”意味着是“有用的”；(3)“实证”意味着是“确实的”；(4)“实证”意味着是“精确的”；(5)“实证”意味着是“积极的”或“建设性”的；(6)“实证”意味着是“相对的”。(14)与孔德的“实证”概念相比较，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之间的关联及分歧应该是非常明显了。除了关于哲学是追求绝对知识还是相对知识这一点上，唯物史观与实证主义针锋相对之外(15)，在其他五点界定中，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还是有诸多相通之处，如“现实性”、“有用性”、“确实性”、“精确性”、“建设性”，也可谓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最关键地方还在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实证主义有着共同的批判对象：神学、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称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证科学”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只是因为实证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就不加辨析地断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显然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三、现象学与生存论的启示：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
根据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有一些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反而可以借现代哲学的相关思想加以剖析。因为，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的思想是人体，它既继承了传统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及其方法，又可以借助时代的显微镜来对其进行解剖；同样，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现代哲学则可以说是人体，马克思思想中某些暧昧不明的东西，反而可能在现代哲学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启示。
也正是基于这个理路，俞教授在辨析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时引用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相关论断，并以此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笔者也认同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在这一主题上的确很有发言权，并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但问题在于，俞教授在引用两者的论断时过于偏颇，只是选择特定语境中的观点来支撑文章的内容，导致对这一问题形成诸多误解。
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开创者，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之谜”和人的意义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近代的欧洲科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实证科学的影响。这是因为，“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6)。因此，胡塞尔对实证科学或实证主义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说：“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如果人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的哲学问题，那么人在这个问题中是作为一个理性的生物；如果人的历史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哲学的问题，那么它所涉及的就必定是历史中的意义和理性。”(17)
虽然胡塞尔对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持以尖锐的批判态度，但如同在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中要区分一般哲学和特定的思辨哲学一样，胡塞尔也并非普泛地批判一般的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他所批判的只是那种“只见事实不见人”的实证主义。在别的语境下，胡塞尔有时也对实证主义持一种完全肯定的态度，如他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论述“作为怀疑论的经验主义”时就明确指出：“如果实证主义相当于有关一切科学均绝对无偏见地基于‘实证的’的东西，即基于可被原初地加以把握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18)在“真正的实证主义”和“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区分之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并不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哲学相互冲突，而是某种异化的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在“扼杀哲学”。同样，当马克思宣称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实证科学”时，并不是指那种“只见事实不见人”的实证科学，而是指与现实的、具有感性活动的人密切相关的实证科学。
相对于胡塞尔而言，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的一些论述更加接近于马克思。虽然如俞教授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将哲学与实证科学做了截然的区分，但他并不认为哲学与科学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认为，从古代到现代，哲学与科学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致当代科学的鼎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哲学的完成。对此，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说道：
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19)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现代哲学之解体和完成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因为“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至于说人们还在尝试哲学思维，那只不过是谋求获得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20)在此也可看出，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思想有过多次赞誉，但并不将其归入所谓研究“存在”的“形而上学”范畴，而认为它是“哲学的终结”的关键性标志与环节。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是与马克思有着共通的思想旨趣的。因为马克思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近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哲学必须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才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完满地实现自身，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实证科学的发展也是哲学实现自身的一个有效环节。当然，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在于，马克思是要用感性实践的方式完成哲学的终结与现实化，而海德格尔则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自我解蔽”和“思”的“敞开”与“澄明”。如海德格尔在1969年主持的讨论班上曾对马克思的著名命题“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批判性解读：
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然而，他还提出了其他的任务：“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是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21)
固然海氏的解读另有其语境和意谓，但明显可见他与马克思哲学观上的内在差异。因此，简单用海德格尔一些观点来直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也是有问题的。
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实证主义及实证科学的辩证态度，以及他们的思想与马克思相通而又分歧之处，我们也可以领会到，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并没有在哲学和实证科学之间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哲学的“逻辑前提”和实证科学的“事实前提”的互动中关注着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及其历史性命运；而从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特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以人的感性实践为基础论证并引领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则既不是一门抽象的思辨哲学，也不是一门仅仅基于感性经验的事实科学，而是一门关于人的真正的感性现象学。
注释：
①徐长福：《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载《哲学研究》，2004(6)。
②邓晓芒：《“柯尔施问题”的现象学解——兼与徐长福先生商讨》，载《哲学研究》，2005(2)。
③这里顺便指出，俞吾金教授对此争论至为关键的这段话的新解虽然的确具有新意，而且也指明了段忠桥教授对于一般哲学和思辨哲学的误解之处，但他自己的解读也难免有过度诠释之嫌。因为在这一段文字及上下文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读出马克思在此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不是指唯物史观而是俞教授所理解的历史学。从本文所说“事实前提”即可推导出，马克思根本没有必要讳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相反，他从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只单纯研究“社会存在”而不涉及“在者”的“伟大的哲学理论”。
④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8-79、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11)(12)(1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9、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4)[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第29—30页，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第30—3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5)当然，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区分除了是否追求绝对的知识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在于唯物史观的超越性与批判性的向度与实证主义单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方法根本不同。如果说实证主义因为关注“现实”而沉溺于“实存”的话，唯物史观则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从“现实”通向了超越性的“生存”(生成的人之生命存在与历史性的将在)。
(16)(17)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下)，第981、984—98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
(18)[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79页，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9)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20)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44页。
(21)参见《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纪要》，载《哲学译丛》，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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