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代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文学创作形式探讨文学理论及批评，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突出现象，创作类型如论诗诗、论词词、论曲曲、论赋赋等，给读者以文学鉴赏和理论批评的双重阅读感受与审美价值。在诸多创作类型中，论诗诗因创作数量最多及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受到学界关注（注：如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外篇第四章《论诗诗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本文拟以论赋赋为主体，扩大视域，对历代“论文赋”的创生、发展作一探讨，试对以赋体表述文学批评观念的特色有所建言。
一、文体论与论文赋
清初陈元龙奉敕编《历代赋汇》，收录历代“文学类”赋74篇，其中以文学创作及理论为描述对象的论文赋，则有陆机《文赋》、白居易《赋赋》、李益《诗有六义赋》、王起《掷地金声赋》、袁黄《诗赋》、王微《咏赋》等6篇[1]（P249—265）。除《赋汇》外，尚有一些论文赋散见诸家文集，如宋刘攽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与明杨慎的《赋赋》，皆为重要的论赋赋篇章。至清代，赋家好赋旧典，又因馆阁考赋命题之需，创作出诸如《拟陆机文赋》、《文选楼赋》、《文以载道赋》、《九歌赋》、《太师陈诗观民风赋》、《司空图撰廿四诗品赋》、《赋赋》等大量的论文赋作；同时因总结前贤理论思想，又创制出一批诸如《六义赋居一赋》、《文心雕龙赋》等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论文赋章。
纵观赋史，陆机《文赋》首肇此体，而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也尝被奉为第一篇论赋赋作品。如近人陈去病《辞赋学纲要》即认为陆机《文赋》与刘勰《诠赋》“皆赋体论文”[2]（P84）。如果推究论文赋创生于魏晋时代之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汉代以京殿、狩猎为代表的包罗万象之大赋的解体，从而出现魏晋之世大量专题赋创作，论文赋亦居其间，这是赋史演进的共通现象。二是魏晋之世文士总结先秦两汉文学（尤其是辞赋）创作而兴起文体之论，论文赋亦应运而生，这是专有现象。从文体论看论文赋，较早体现在赋域，如班固《两都赋序》在引述“赋者，古诗之流也”后，即对赋体创作多有推阐，至晋人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如谓“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纯为文体之论。由此来看陆机《文赋》，其内涵虽兼涉文学创作的诸多方面，如渊源、创作、语言、义理、文体、风格等，然文体论仍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陆机之前，曹丕《典论·论文》已有“四科八体”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辨，而陆氏《文赋》倡“十体”之说，描述更为精密：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这段形象的赋语描述，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史上具有理论的奠基作用。继后，刘勰《文心雕龙》自《明诗》迄《书记》计20篇文字，皆于陆赋基础上增体敷说。如《诠赋》以骈赋形式对赋的渊源、流变、作家、本旨均有详尽论析。至清人李执中撰《文心雕龙赋》（注：收载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附录二收载李执中《文心雕龙赋》，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专列一节论述李赋与沈叔埏同名赋两篇，视为清代“龙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其于刘勰的文体论推赏尤备。赋云：
诗义明则质而不野，骚体辨则芬而不纷；赋诠其所自出，乐观其所以分；颂赞上求之巫墨，祝盟爰溯乎蒿焄。或龙尾羊裘，辨托词于谐
；亦连珠璭语，标奇旨于杂文。……正其裁于子史，广其义于铭箴。哀吊诔碑，沈至而悲往；诏策论说，庄赡而切今。檄移则风霜比肃，封禅则天帝如临，表启则言思封板，议书则谈必整襟。合之为衡岳九面之曲曲，分之为建章万户之深深。不以文传，固足振千秋之文教；即以文论，亦自倾绝世之文心。
以文体见文心，既是刘勰的创作宗旨，也是李赋追慕前贤的用心所在。可以说，从《文赋》、《诠赋》看论文赋的产生，实与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成熟相关，而后世论文赋的创作传承，也是围绕着这一理论中轴而展开的。
由赋体创作看古代文体论的演变，至唐宋律赋创作的兴起，以及南宋以后“祖骚宗汉”复古思潮的出现，批评界对古赋与律赋的争辩形成了有关赋体的争锋。自唐人白居易撰《赋赋》为律赋正本，继后有关论赋赋创作亦皆与此争锋相关。然辨体实在于尊体，到清代赋论家虽对律赋仍有“拘牵声律，专务对偶”的微词，但针对前人对律赋的批评，如赵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序》“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批评律赋“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等说法，多持中而在理论上调和古、律。如王修玉于康熙朝编《历朝赋楷》，即追附“古义”；陆葇茅编《历朝赋格》，于《凡例》说明“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辞赋为古文也。……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古赋之有”，亦泯合古律。正是持这种会通精神，清代的论赋赋如《赋赋》、《六义赋居一赋》等创作，皆由辨体到尊体，既追奉骚汉古体的价值，又为唐宋以降的律赋创作正名正体。
从文体批评看历代论文赋，主要有文论、诗论与赋论三类。具体而言，文论赋又分为两种：一是对文章渊源、体类、作法的评论，如《文赋》、《诠赋》及《拟陆机文赋》等；一是对文论命题和著作的批评，如《文以载道赋》、《文心雕龙赋》等。诗论赋与赋论赋亦可区分为两种：一是独立言体，如《诗赋》论诗与《赋赋》论赋；一是诗赋同体的评述，如《诗有六义赋》、《六义赋居一赋》等。在此广泛的论述领域中，诗赋同体或赋源于诗应是历代论文赋的中心议题之一，这又与科举考赋及论赋赋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围绕科举考赋的论赋赋
科举考赋始于唐，承于宋，衰于元明而复炽于清代，成为制约或牵系着千百年辞赋创作与批评的文化制度。对此，清人汤稼堂在《律赋衡裁·例言》中有段要言不烦的叙述：“唐代举进士者，先贴一大经及《尔雅》，经通而后试杂文，文通而后试策。杂文则诗一赋一及论赞诸体也。……天宝十三载以后，制科取士，亦兼诗赋命题。赋皆拘限声律，率以八韵，间有三韵至七韵者。自五代迄两宋，选举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赋，而律赋寝微。逮乎有明，殆成绝响。国家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矣。”[3]据此可知，唐宋两朝礼部进士科及吏部铨选尝考律赋，至元代先废试赋取士，后复以汉人、南人加试古赋，明人以制艺取士，考赋之风遂寝。而清承明制，“以帖括试士”，却又“以诗赋课翰林”[4]，加之康熙十八年设“博学鸿儒”科考一诗一赋，大兴考赋之风，也就出现了“试律之盛，远轶三唐”[5]的局面。然具体而论，历朝考赋制度又充满了变数与争锋，如唐代诗赋取士制形成的过程中，即经历了漫长的考诗赋与否以及诗赋、经义、策论轻重优劣的争论。宋代科制变化更为复杂，大略经历了神宗熙宁前沿唐制考诗赋，熙宁间罢诗赋，哲宗元祐复分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两科，绍圣间复罢诗赋，南宋再行考赋制度的嬗变过程。而在此变复中，就赋体论，贯穿着古赋与律赋之争；就文学论，贯穿着尚用与尚文之争；就制度论，又贯穿着诗赋取士与经义试士之争。在此多重论争及调协中，赋家对赋的体用问题予以更明显的关注，论赋赋创作的应运而生，正体示了这一理论现象。
白居易《赋赋》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论赋赋，其创作意图就是为科考律赋张本。在赋中，作者承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说，对科考律赋意义和价值进行推述：
我国家恐文道寝衰，颂声陵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违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龟。
观夫义类错综，词彩分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飖，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精微，穷旨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缋素，铿若钟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武。
不仅肯定考赋之功用，而且对律赋的丽则标准和声律之美，亦予讴歌。解析白氏《赋赋》的批评观，应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赋学史的层面，即沿承汉晋赋论思想，关注赋家创作的尚用与尚文问题。考察汉晋赋学批评，以“赋用论”为主，如汉人论赋，美之者以为“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抑之者则谓“靡丽之赋，劝百风一”（《汉书·司马相如传》引扬雄语）。魏晋南北朝赋论甚多，然亦持赋用观对汉赋颇多批评，如挚虞《文章流别论》论汉赋“四过”，即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颇具代表性。而至刘勰《诠赋》论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属折衷之论。在白居易《赋赋》创作之前，唐初学者对赋的批评严厉，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以为“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评庾赋是“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如果说刘勰《诠赋》论汉赋试图绾合尚用与尚文，是对前人赋论的折衷，那么白氏《赋赋》则是持折衷之论而对颇重音声词采的律赋作出的肯定评价。
二是现实中有关考赋与否之论争的层面，这是《赋赋》的创作动机。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云：“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清人李调元《赋话》卷一亦载：“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可以说，正是中唐以后考赋定制，律体争胜，文人竞趋，而风气大开，有关赋的讨论也转向考赋制度与律赋创作的商榷。如赵匡在开元年间进《选举议》就批评“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继后，刘秩《选举论》、杨绾《条奏选举疏》、沈既济《词科论》等[6]，皆持政教观称颂经、策之功用，诋薄诗、赋之轻艳。与此稍异，中唐古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并不全然排斥科考律赋，且尝以此“引致后进，为求科第”（《新唐书·韩愈传》）。所以他们虽对此“俗下文字”之“眩耀为文”深致不满（注：韩、柳对时文的批评在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和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乞巧文》诸文中有集中论述。），但并不限于前人反对辞赋之声律对偶，而注重于对赋体本源的追寻和肯定，这也奠定了后世以骚汉为古的赋学思想。由此再看白居易自制律体的《赋赋》，他一方面将考试律赋纳入儒家政教范畴，即“四始尽在，六义无遗”，一方面又颂赞律赋“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正是对当时反对考赋与鄙薄律赋思潮的理论回应。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律体派将考试律赋纳入“诗教”范畴，与当时古体派赞美骚汉古赋的“明道”、“写志”观是相通的，这也成为后世论赋赋创作思想的宗脉。
围绕科举考赋制度，至北宋争论尤为激烈，突出地表现为“诗赋”与“经义”之争。宋初承唐制，进士试“诗、赋二题”，太平兴国三年“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依次用韵”（注：分别引自《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考律以为常例。然随着考赋制在北宋的延续，经、赋之争复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五》记述甚详：“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祐、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而在罢、复词赋间，始终隐含着一条“尊经”线索。王安石议改科制即认为“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乞改科条制》），而苏轼作反批评云：“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自唐迄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以“责实”立论，实绾合经义、词赋的尚用思想。这种思想也体现于当时的论赋赋的创作中。如刘攽《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7]（卷二）云：
古人之赋，词约而旨畅；今人之赋，理弱而文壮。……观夫纬白经绿，叩商命宫，以富艳而为主，以浏亮而为工，家自以为游二南之域，人自以为得三代之风。差之毫厘，譬无异于画虎；得其糟粕，殆有甚于雕虫。……若明敦厚之术，闲淫丽之涂，言必合乎雅颂，道必通乎典谟，亦可谓登高能赋，宜为天子大夫。
与白居易《赋赋》相比，刘赋仅演绎扬雄旧说，缺少新意，但融通经、赋，追述“古诗”之义，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只是刘赋主张尚用而非文，与宋代经义派思想接近，反不及白赋持论圆通。然而在制度上，宋哲宗元祐间“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史·选举志一》），意在以诗赋依附经义；在创作上，宋人发扬中唐考赋旧制，多以经义命赋题（注：阮亨《律赋经畲集·凡例》云：“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白尚书《性习相近远赋》。”引自清道光十九年刻扬州二酉堂藏本。），也是经、赋交融在创作层面的反映。而在经过元明两朝考赋制度中衰后，清人论赋赋创作的隆盛再次体现了在考赋制度下经赋相融或依经立义的理论主旨。
清代考赋始于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律赋题为《璇玑玉衡》，乾隆元年再行此科，赋题为《五六天地之中合》，乾隆二年七月又补试续到者，赋题为《指佞草》。而翰林院考试，庶吉士肄业三年期满之“散馆试”，雍正元年即试以诗、赋、时文、论四题，乾隆间馆内散考、大考，均一诗一赋，渐为定式。影响所及，如地方童生、生员考试及学政案临考前出题也有律赋或古赋之试。而地方书院山长多翰林为之，乾、嘉以后书院课生尝间及律赋[8]（P223，P224）。缘此，清代赋学批评亦以实用思想为主轴，而兼及推尊赋体的。其开山之论当推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所言：“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铺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因此，康熙命词臣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实关涉王朝整体文化建设。于是，康熙御序中赞美唐宋以来考赋所强调的“赋者六义之一”与“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也就成为清代论赋赋的创作主旨。试观李宗瀚《赋赋》（注：按：李宗瀚《赋赋》引自法式善编《三十科同馆赋抄》卷二十四，清光绪十六年刊本。）的开篇明义与大结陈词：
古之可使为大夫者，或取诸登高之赋。盖惟赋者，组织为心，敷陈是务；文与质均，词因类附。既浏亮而缘情，亦铿锵而琢句。云霞郁其蔚蒸，金石供其陶铸。其切响也，如凤管之协云□；其淬锋也，如兰□之森武库；其闳而肆也，如泻曲江之涛；其炳以蔚也，如扫南山之雾。此皆专家之所擅场，而学者无能改步。
方今圣天子天章云汉，文教曰修，慎黎阁兰台之选，皆金科玉律之流。黼黻升平，文工綦组，宣抒鸿业，语去夸浮。当玉辂之时巡，献词章者给试；即青衿之考课，擅骈俪者兼收。固已人谙孤竹之管，名标五凤之楼。瀛海同风，已和声而鼓吹；螭坳载笔，勉润色夫皇猷。
前段由赋用而论及赋体，从本源意义上肯定了词章的功用与艺术，后段归美当世政教与考赋之制，再阐赋体的宣扬鸿业与润色圣德的价值。至于清代赋家创作了诸多同题之作《六义赋居一赋》，可谓远承汉晋赋学旧论，而近师圣心，是康熙论赋的形象扬举。试观程恩泽的《六义赋居一赋》（注：按：程恩泽《六义赋居一赋》引自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八，清道光三年刊本。）的一段描述：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理联翩。诗有六义，二以赋诠。……总四始而兼包，恒意悦而情抒。且夫方貌拟心，若拒若迎，环譬托讽，横生侧生。兴隐于比，故述传正其名；比隐于赋，故诸篇揭其精。莫多于赋，附物以切情；莫显于赋，抗辞以扬声。
其中诠释康熙赋论思想，与白居易《赋赋》融律赋于经义的赋学观一致，是围绕科举考赋且传习千年之论赋赋创作的共同旨意。
三、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
论文赋的产生虽以文体论的独立为前提，但赋家在论文时，其理论思维又主要在讨论文体之本源与文学之功用方面，而且相对集中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两个聚焦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以儒家文道观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批评思想。
诗赋同源观来自汉人对赋源于诗的诠释，即《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与《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记载。此二说皆言赋的功用，至晋人皇甫谧撰《三都赋序》始将其与《毛诗序》所言“诗有六义焉，……二曰赋”结合起来，归其文体论而谓赋源于诗。其云：“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诠赋》恢弘其说，亦以六义之说确立诗赋同源的理论思想，而后世论赋赋相沿成习，皆以此为鹄的。分而述之，或以赋体论诗，以明“诗”的文学经典意义。如明人袁黄《诗赋》云：
诗之为义也，情感天地，化动鬼神，声被丝竹，气变冬春。其得意而咏物也：游寸心于千古，收八埏于一掬。漱芳藻，采遗縠，志翼翼以凌云，心竞竞而刻鹄；拟去浮而肖形，期得髓而遗肉。其因咏而成诗也：选文入象，就韵摹心，发新声于奇磬，谢落叶于故林；词即近而寓远，意沿浅而入深。
或论赋而溯源于诗，以明其致用价值。如清人孙缵的《赋赋》以“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为韵（注：按：孙缵《赋赋》见载孙著《梦华诗草》附《梦华赋抄》，清刊本。），用官韵以明义理。赋云：
原夫诗有六义，赋居一焉。其作也，权舆《雅》《颂》，继体《离骚》，宋玉、景差以抒志，扬雄、司马以称豪。于晋则左思、潘岳，于唐则李白、黄滔。写花草之精神，光摇楮墨；壮风云之变态，彩溢缁毫。刻羽引商，读罢行云响遏；镂金错采，听来掷地声高。……研京炼都，健笔雄扛百斛；枕经葄史，文澜叠涌千层。
或合言诗赋，取前人“六义赋居一”之论以推扬赋体的辞章与功用。如清人潘锡恩的《六义赋居一赋》（注：按：潘锡恩《六义赋居一赋》引自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八。）假托“掞华先生”与“客”的问答之词：
客或诣而询曰：“盖闻情感者声发，意郁者笔宣。或促节于短章，抑畅写乎巨篇。故登高贵乎有作，体物妙乎能传。伊厥体之所备，愿溯源以知始，亦沿流而得全。”
先生乃正襟而告曰：“夫练丝皜曜，经玄黄而成色；椎轮朴鲁，缘金玉而增饰。若乃选藻俪声，模形制式，要绍思索，纷纭雕刻。惟纂述之易穷，惧敷陈之不力。譬宫羽之应悬，若绮纨之就织。斯赋之为象也，抑知夫赋之所缘起乎？盖自声咏绍乎皇初，风谣溢乎列国。彰废兴于政治，昭形容于盛德；輶车有四方之采，太史则六诗之职。辨其体，斯风雅颂之殊涂；别其辞，乃赋比兴之分域……”
这段描写中内涵诸多赋学问题，胪举其要，略有数端：一是“声咏绍乎皇初，风谣溢乎列国”，追述先秦采诗之制，以明赋源于诗及政教作用。所谓“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刘师培《论文杂记》），事载《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道路以采诗。献于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说虽将春官采诗与秋官用诗相混（注：详见许结《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但后世赋论家追述政教功用，尝着意于此。如清人馆阁赋作中甚多《太师陈诗观民风赋》，即专门颂扬周室采诗之制与政教之用。二是“登高贵乎有作”，指“行人”外交酬酢用赋，即“登高能赋”与“赋诗言志”。说本《汉书·艺文志》，实指旧典载邦国外交使臣登于朝堂或盟堂之上赋诗言志之举，以喻赋的交际功能。三是论“赋之为象”，此传承《西京杂记》署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与刘勰《诠赋》“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的说法，对赋的创作风格与修辞特色作出形象的理论表述。四是归于批评主旨，即由赋“体”与赋“辞”确立赋居六义一之的特殊地位及价值。
文以载道是论文赋创作的理论宗旨之一，这首先反映在赋家歌咏儒家教典“六艺”的题材方面。稽考历代赋家创作，以“六艺”为题者甚多，如唐代封希颜、元代唐元的《六艺赋》（注：封赋见载《文苑英华》卷六十一（又收载《历代赋汇》），唐赋见载唐著《筠轩集》卷十三。）皆闻名于时，至清代乾隆帝御制《六艺赋》[9]（卷十二），效尤者甚夥。然观其内容，基本上是阐发儒家的礼制观与文道思想。封希颜的赋是应试之作，故论“六艺之为仪”多述其用，以取颂德寓讽之意。清乾隆帝时以储君之尊为《六艺赋》，既是习文论道，又与当时隆儒重道的文化政策相契。观其赋文，实延展封作之意而有所拓展。如赋中先述习艺之情云：“居高斋以远绍，娱情志于典坟，藉义府之息游，望宫墙其聿新。伊六艺之为懿，虽宿儒而必亲；余下学其何知，敢玩愒而不遵？”继总论“六艺”之用：“矧夫礼缘情以制物，乐平情而返初，射必先乎正直，御必范乎驰驱，书贵六文之不忒，数穷大衍而有余。”再分论“六艺”的意义与规范，如论“礼”云：“原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既安上而治民，亦纬地而经天。其制之也，必传道之圣；其行之也，必守道之贤。”论文彰艺，则出于儒门的文道思想。
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元课题，但文以载道的观点则兴起于中唐古文理论，至宋儒周敦颐始明确提出，所以赋域中有关“文以载道”的命题，也是宋以后始兴起，如宋代常见的场屋赋题即有《文者贯道之器》[10]。而清代复兴旧制，考赋课赋多依经义命题，翰林院馆阁课赋以《文以载道》命题尤多。如朱瀛《文以载道赋》（注：按：朱赋引自《三十科同馆赋抄》卷三十二。）所陈论文重道思想：
考论文于周子，知至道之宜循。将浮华以必斥，亦藻丽而非珍。功有资于厚重，象宁取乎璘彬。用彰性命之微，宜存太璞；不假铺张之力，特拟椎轮。……是知道非文则菁华不露，文非道则枝叶何须？有道而文欣得寄，有文而道乃可趋。
在用赋体创作对文道问题的论述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言公下》。考章氏《言公》三篇，据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记叙，《言公》上篇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中篇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而“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11]（P340）。所以读章氏《言公下》，就是一篇《言公赋》，也是一篇极有文论价值的综合文体论与文道观的论文赋。全赋描述“制诰”、“馆局”、“文移”、“书记”、“募集”、“乐府”、“点窜”、“拟文”、“假设”、“制义”诸文类之“公”义，以期为文者“识言公之微旨，庶自得于道妙”[12]（P198）。其言公立义，评判文章得失，自立一家之言，兼有赋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价值。
论文赋创作不同于历史上大量论诗诗多对作家与作品进行评鉴，而是以宏整的叙写体现比较重大的文论课题为其主要特征，对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的理论批评即为突出表现。而分析这一现象，又当通过赋与文论之关系的层面去审视论文赋的创作与批评。
四、赋体艺术与文学批评
以文学创作形式论文，诗体最盛，这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评点方式与感悟特征有关。相比之下，赋体论文不仅数量远不及诗体，其价值评判如论赋赋则尤不及论诗诗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和理论批评形式，论文赋也有其他体裁所不能取代的自存价值和特殊意义。如果以论文（诗）诗为参照，赋体与文学批评结缘而出现的论文赋，至少有以下三方面显著特征：
（一）赋体艺术的描绘性与文学理论的显彰性的契合，是论文赋比较清晰细致地阐发文学批评理论及思想的重要特色。昔人论“赋”，如成公绥《天地赋序》“赋者，贵能分理赋物”，刘勰《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诗有清虚之赏，赋唯博丽为能”，刘熙载《艺概·赋概》“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刘咸炘《文学述林·文变论》“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等，皆深明其体。论文赋描述文学理论问题，也是以铺陈见长，如陆机《文赋》不仅通篇为一精心构撰之文学理论著述，而且具体论析也是细密精微。如赋中描写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文思与想象：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此由沉思默想到文思驰骛、想象飞腾再到物象纷陈、豁然畅朗的描绘，既给人才情横溢、浮想联翩之感，又是对创作经验与理论的合理的逻辑推演，真切而明朗。又如清人瑞林《拟陆机文赋》（注：按：瑞林《拟陆机文赋》引自《三十科同馆赋抄》卷三十一。），论文体则谓“诗附物而婉转，赋铺采而不竭，碑征实以课虚，诔悱恻而哽咽，铭精湛而典要，箴沉郁而委折，颂庄丽以纳诲，论简贵而清切，奏通达以敷陈，说穿穴而璅屑”；论文章气象则谓“或沃膏以希曜，或升木而攀枝，或致曲以引直，或裁矩以就规，或鲸飞而鹍化，或麟采而凤仪，或澜翻而不竭，或诘屈而艰持”，铺陈描写，洪纤毕至。赋为修辞艺术，故擅长铺陈物色，落实到论文赋，亦善于描绘文理，这与诗论家（含论诗诗）说诗道之“高妙”、“逸趣”及所谓“用意不穷便佳”（贺裳《载酒园诗话》），是不相同的。
（二）赋是空间艺术，表现内涵丰缛充实的结构美，这决定了论文赋描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宏整性。《西京杂记》引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论“赋迹”谓“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为创作经验之谈，却阐明了赋体自有的宏整架构。而前人如袁枚以赋比志书类书，即“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注：袁枚《历代赋话序》语，引自浦铣《历代赋话》卷首，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实际上说明了赋体恢廓声势，征材聚事的特征，这也是赋家架构空间艺术使然。由此思路来看历代论文赋，虽所述对象或异，写作形式不同，但结构宏整、论述完备，表现出全面系统的文学批评观，却殊为一致。这种宏整的批评结构，不仅在篇幅较长者如陆机《文赋》中表现明显，而且于短篇律体创作如白居易《赋赋》亦然。如白赋论述律赋创作源流、内涵、作用、价值，即结构整饬，层次分明：
赋者古诗之流——草创旬宋——恢张贾马——增华风雅——谐四声祛八病；
国家举士——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四始尽在，六义无遗——艺文警策，述作元龟；
义类——文彩——宫律——章句——体物浏亮——登高能赋——工者、妙者——丽藻、奇姿、金声——立意为先——能文为主——凌轹风骚——超逸古今；
今吾君网罗六艺——澄汰九流——赋者雅之列、颂之俦——润色鸿业，发挥皇猷。
他如程恩泽的《六义赋居一赋》，先罗列刘向、班固、皇甫谧、刘勰赋论，继述赋源于诗、六义居一之旨，再述历代赋家创作，终归撷六义精华与教化功用，林联桂《见星庐赋话》评曰“移此赋作古今赋序可也”，意取其作宏整系统，信实可征。
（三）赋家创作意识的当代性，同样反映于论文赋写作，这又使其文学批评观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与古代诗歌批评追慕诗、骚传统的复古意识不同，赋创作有一突出的现象，就是源自汉帝国强盛时代赋学完成期的国家观念与颂扬当世圣王的现实精神。比如司马相如写《子虚》、《上林》赋，假托“子虚”、“乌有”、“亡是公”以代表楚、齐之地与天子之都，并以“亡是公”压倒“子虚”、“乌有”，即奠定了大赋崇当世圣王的思想基础。班固《两都》、傅毅《洛都》与张衡《二京》，尊东都之制，晋左思作《三都赋》，《序》中陋马、扬、班、张之作“于义则虚而无征”；唐李白作《大鹏》、《大猎》二赋，对汉晋前贤或“鄙心陋之”，或谓“龌龊之甚”（注：李白：《大鹏赋序》、《大猎赋序》。）；宋杨侃作《皇畿赋》取制班、张，意在崇“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元黄文仲《大都赋》开篇即云“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掩压前朝，一脉相承，取盛世作赋之意。与此相埒，论文赋的批评观同样是以颂赞当世为突出表征，这在陆机《文赋》对当时“无取乎冗长”的“体物”小赋的肯定，白居易《赋赋》对中唐科试律赋的颂扬，均有典型反映。而清代出现的大量同题《六义赋居一赋》，显然与康熙帝御制《历代赋汇序》“赋者，六义之一也。……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的思想相应，是对当世文化政策和赋学批评的诠释与赞美。读清人数量可观的同题《赋赋》（注：按：清人同题《赋赋》主要见载《同馆赋抄》、《续抄》及《赋海大观》“文学类”。），多在赞美赋体价值，旨归当代圣德文治。如杨际春《赋赋》文道并重，兼述赋史历程，其“大结”也是归美当世：
我朝扇巍烈，扬洪庥，风仪播音于飏拜，鲸铿振响于吟讴。宏汉京之正轨，叶虞陛之鸣球。孰不仰圣学渊深，文明普被，文章炳焕，恺泽旁流也哉!
当然，诸家所作多为馆阁考赋，归意“颂圣”乃时文要求，但历代赋作赋论赞美当代，掩压前贤，则是不可忽略的批评传统。他如清赵镛《六义赋居其一赋》纵论赋史，从楚汉迄唐宋，由褒及贬，结果仍在“未若我国家人擅操觚，家工染墨，酌理富言，禀经制式。球钟异器，宫商均叶其音；杼轴殊工，黼黻并耀其色”。
此外，论文赋创作尚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多为骈、律体，其著名者如陆机《文赋》、章学诚《言公下》等皆骈体，而唐以后论文赋（特别是论赋赋）则多为律体。比如在唐代的论文赋中，李益《诗有六义赋》以“风雅比兴自家成国”为韵，白居易《赋赋》以“赋有古诗之风”为韵，王起《掷地金声赋》以“辞赋高亮可振金声”为韵，封希颜《六艺赋》以“移风易俗安上理人”为韵等，皆依官韵，为科试律赋正格。清代同题《赋赋》与《六义赋居一赋》亦多属律体，如李宗瀚《赋赋》以“赋非一体古诗之流”为韵，杨际春《赋赋》以“赋者古诗之流”为韵，赵镛《六义赋居一赋》以“诗人之赋丽以则”为韵，李执中《刘彦和文心雕龙赋》以题为韵，沈叔埏《文心雕龙赋》以“言立文明自然之道”为韵，韵数不同，其体则一。这种以特别注重音声与修辞的骈、律美文展示文学批评思想，不仅在形式上能够增加阅读与接受的审美感受，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因其韵律与气势拓展了理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