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经典文学名篇，《桃花源记》历来被选入各种中小学语文教材，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亦有选入。关于此文的语文教育接受史是颇具意味的。华东师范大学张心科教授精心梳理了此文在清末民国的编选、解读、教学等珍贵史料，对今天我们研究和教学《桃花源记》极具价值。原文21000余字，本刊根据文章所述不同的历史时期切分为上、中、下三篇，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桃花源记》与一文多选现象、多种文体特征及多重主旨解读（上）
——基于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考察（1908-1921）
张心科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入选过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因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其教学功能多重、难易程度难定，才出现一文多选的现象；因其兼有多种文体的特征，所以编者们对其赋予过多种文体名称；又因为文本本身有多处“未定”点、作者具有多重性格而教科书编者又有各自不同的选文目的，所以又对其主旨作过多种阐释。
关键词 《桃花源记》；一文多选；文体；主旨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了一个关于“世外桃源”的有趣故事，文后还附有作者的一首《桃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出入行所憩。桑竹垂余荫，黍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隠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此后，王维、王安石等都曾以《桃花源记》为题材作《桃源行》诗，袁宏道据此作《狂言读桃花源记》文；苏轼曾据《桃源诗》作《和桃源诗序》。“世外桃源”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意象，也成了文人心中的一片净土。
晚餐自然又是阿东动手。母亲在时，阿东也没下过厨。但阿东有阿东的本事。他打开电脑，查询他的菜应该怎么做。网上什么都有。每一步骤都很清楚。阿东叫过阿里，让他看网上图片，说：“你想吃什么？直管点!”
本文就试图梳理清末民国多种教科书对其选录情况的不同以及不同读者对其文体和主旨的不同阐释，并具体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本篇具体探讨清末民初（1908-1921）阶段。
最后，石里克最大的问题是他对直观哲学提出的疑难亦可以反问于他自身：既然体验与认识有本质区别，那么概念的配列能保持事实的本来面貌吗？概念与对象的一义性判断之网如何能够达成？换句话说，既然体验与认识有本质区别，那么体验与认识又是如何能结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系统呢？这一问题可以称为知识论中的超越问题。石里克大方地承认概念一义性的判断之网，并不能保证对事物的实在本质的知识，想获取事物的本质知识恰恰是直观哲学的错误。然而，直观哲学的本质论恰恰是以悬置事物的存在为前提，所以直观哲学绕开了实在本质的问题，而石里克却以事物的存在为事实，那么实在本质的问题就成为石里克认识论难以解决却如影随形的难题。
其实，不仅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不同，就是编者们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对这篇文章的体裁和主旨的理解，结果更多，差异更大。叙事是其基本表达方式，而叙事又是其他多种文体所共有的表达方式，那么这篇文章文体到底是什么？同样是表达某种理想（思想），“有两篇文章在这里，一篇是《桃花源记》，一篇是《原道》。通常我们总喜欢看《桃花源记》，因为他是叙述事实；不喜欢看《原道》，因为他说的是些抽象的话。”［3］不过，韩愈的《原道》虽然用议论的方式表达显得有点抽象，但观点（道理）很明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虽然用记叙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让人容易接受，但是却因用形象说理（“比喻说理”）而易生多义。
是杂记中的记事文，还是游记呢？对此，编者们认识并不一致。《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1913、1915）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1913）的编者均认为是记事。前者称，学习这篇课文主要是“使知记叙文记事之例”；后者认为，之所以该文是记事（“杂记体”），是因为其“首二句点出时代及渔人。次三句记渔人于无意中得桃花林。次四句写桃林之风景。次九句记渔人穷桃林水源，得入山口。次十四句记渔人初入山之情形，及山中之景象。次八句记山中人初见渔人之问答，及山中人之应酬。次十句记山中人之自述，及渔人之答辞。次六句记山中人之款待宾客，及临别时之叮咛。次七句记渔人出山而志其处以告太守。次四句记太守欲问津而不得。次六句记高士欲问津而不得。末以无问津作结，桃花源便在若有若无之间。”可见，编者认为“渔人”的经历是作者所写的主要对象，而文章就是以此来结构成文的，所以是记事文。《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1915）的编者认为，这是一篇“记地文”（游记），因为文章“先记渔人之见桃林。次记林尽之处，别有山洞。再次记洞中之屋舍人物。再次记洞中人之留客及问答之语，并及送客。再记渔人之再寻其地而不可得。末附记高士欲往而终未果，以见桃花源非人世所有。”可见，编者认为“桃花源”是作者所要写的主要对象，所以是记地文，只不过“全课记地，从渔人身经其境生发”而已。正因为将其当成记地文，所以《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编者在其后又安排了《新加坡洪家花园记》（郭崇焘）一文。记叙游玩经历并描写所见景物的文章一般被称为“游记”，所以《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又称《桃花源记》“兼用游记之法”。《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1915）也认为其兼有“记地”与“游记”两重性质，如称：“全课记地，从渔人身经其境生发。兼用游记之法。”
一、文体
（一）杂记
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按照《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法，将课文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牍、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和哀祭。《中学国文读本》（1908、1914）的第7册收入的《桃花源记》被归入杂记类。编者并没有像对《项脊轩志》和《六国论》等那样对其作法详加评点，而是不置一词。可见，编者只视其为一般的记游或记事的文章。
（二）杂记兼寓言
《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912)以文体而非主题组织选文，而且目前没有发现与之配套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授书》，尚不清楚编者对其主旨的阐释，其他几套教科书编者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对其主旨做了阐释。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1913）称：“本篇为怀避世之志而作。”其依据有两点：（1）陶渊明本身是一位“志趣高尚，不事荣利”的隐士。（2）文中一些语句直接表露了这种旨趣，如写村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言外之意就是陶渊明“不愿臣仕于宋之意”；写村人嘱咐渔夫“不足为外人道也”之句，这一句表面上是写“桃源中人不愿与世人周旋”，而实际上是写“陶渊明厌弃世俗，怀超然高举之志”，“故为是言而以表拒绝世人之意”。《新式国文教授书》（1916）认为，此作“意在遁世”，“欲得净土如桃花源以避世”。其基本依据有两点：一是作者个性与及作品背景。作者曾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去彭泽县令之职而隐居山林、徜徉自适。作者所处的晋武帝时代时势日非，社会动荡，百姓不宁。二是文本内容及创作方式。文中提到的“避秦难”以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是“伤晋乱，欲得净土藏修”；文末所提到的刘子骥“与陶渊明周续之并称‘三隐’”，称之为“高士”，是因为“凡隐居不受征辟、不慕荣利者，谓之高尚士”；全篇文章“全由想像而来”“以无中生有之笔，造此神仙乐境，讬渔人之游，以实其事”，其目的就是“求如桃源之地以居，得洞中之人为伴耳”。
清末民初的中学国文教学，主要是通过单篇古文的学习来掌握其写法，并了解文学源流。初小国文教学，主要是学习编者撰写的课文来掌握一些常识，并训练识字、写字、初步写作的技能。高等小学主要是训练作文，在初等小学的基础上使学生渐知谋篇立法等大的方面，以期文章层次秩然、篇幅完整，所以高小国文教学则多选择一些成篇的记叙性文章，让学生掌握相应的写作技法。这样一来，作为晋代著名作家的陶渊明的代表性记叙文《桃花源记》被选入中学和高小的国文教科书并不令人奇怪。收录此文的教科书大致有以下6套，而且教科书的编者对其文体和主旨作了不同的阐发。（如下表）
宝玉爹是个《三国》迷，平时与人说话，往往一不小心就到《三国》里去了。二狗伢在家与老婆喜姑赌了气，刚出门，脸色依然难看，恰被宝玉爹碰上，宝玉爹故作惊讶问，满脸忧然郁结，何也？二狗伢一跺脚，走了。一日，公社里来了两名上衣有四个荷包的国家干部，在宝玉爹家里吃饭，宝玉爹给每人倒了一杯茴砣里酒，举杯开言道，昔有曹操煮酒论英雄，今日领导光临寒舍，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在下敬二位英雄一杯！两位领导都是没喝过多少墨水的，只听人说曹操是大奸臣，如今听宝玉爹如此一说，也不知如何作答，唯喏三声，把酒干了。
不过，《新式国文教授书》（1916）的编者却从其包含寓言特征的角度出发，认为“文有寓意，不可作游记观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16年署名“惜华”的作者根据《桃花源记》原文改编的《桃花源记演义》刊登在了以登载“小说”为主的《小说月报》的第1号上，题前注明改作的文体为“弹词”（韵文）。
二、主旨
《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912)的第6册第30-35课分别是《盲者说》（戴名世）、《南洋诸岛致富强说》（薛福成）、《桃花源记》（陶渊明）、《截冠雄鸡志》（李翱）、《论募民徙塞下书》(晁错)和《上高宗封事（一）》（胡铨），可见这6篇课文分别由两两组合成论说、杂记和奏章三组，《桃花源记》则被归入了杂记类。不过，《截冠雄鸡志》选自《寓林折枝》，是一篇寓言，以一只被切除鸡冠的雄鸡的遭遇来讽喻那些嫉贤妒能、寡廉鲜耻之辈。《桃花源记》大概也与其一样被归入杂记兼寓言，课文后附的《桃源诗》更是试图点明《桃花源记》旨意。
（一）批判社会现实
《中学国文读本》(1908、1914)按时代由清逆溯至秦汉三国，每个朝代选择其具有代表性的文体的作品，《桃花源记》是该书所选六朝文中唯一的杂记，可见作者对此文的珍视。因为编者恪守桐城派的“义法”观念，其所选文章依据文道兼顾的原则，而且首先考虑的是“道”，其次才是“文”。如对《世说新语》之中的小品文一概不选。单选《桃花源记》，可能因为在编者看来，《桃花源记》在技法上即便无过人之处，但其中所含的思想并非仅仅是个人之志，而是社会之道；又因为选文与史实结合，所以可能编者认为这篇文章批评了魏晋战争不断（刘项之争、新莽之乱、三国扰攘等）、天下大乱以及赋敛繁苛、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而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
在高等小学校用《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1915）中，该文之前的课文是《社会》《权度》和《地方自治》，其后的课文是刘基的寓言《养蜂》。《地方自治》的课后练习为“何谓地方自治？英国为地方自治之先导，何说？吾国古时，如何与自治制相合？现今之自治如何？”显然，编者认为《桃花源记》就体现了古人的自治理想，像桃花源那样没有特权的居民自治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统治者应如“善养蜂”者那样通晓民性、体恤民情。
1908年，林纾将《桃花源记》选入我国第一本文选型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国文读本》第7册中。此后，《桃花源记》便和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0年，叶圣陶在一封信中称，我们都说《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属浅易的文章，但是“文章的浅深，本是极不容易测定的。我们只能这样说，凡是可以供知识较长成、情感较丰复的人了解和欣赏的文章，便是较高深的；其仅供幼稚的心情欣赏而不足以动较发达的心情，仅使幼稚的识力得到一点帮助而在较进步的识力便嫌得太平庸了的文章，便是较浅近的”。［1］大概因为多数教科书的编者都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而且是一篇浅易的文章，适合编者自己在编教科书时所限定的某一学段的学生学习及其他原因，所以《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曾被选入多套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出现了一文多选的现象：“有一文见同册者，有相差一册者，有相差二册者，有相差三册者，又有一文而分见于三册以上者。”［2］20世纪 20-40 年代，学者们常以《桃花源记》为例来谈论选文难易程度问题，这说明该文是中小学国语、国文中的极为常见而其难易程度又极难确定的经典篇目。
（二）表达避世之志
与《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1913)相配套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与《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1913)配套的《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与《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1915)配套的《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与《新式国文教科书》(1916)相配套的《新式国文教授书》的编者均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杂记，而兼有寓言的特征。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认为，文中所记是虚构的事实（“凭空结撰，无事实之可记”），所以此文“亦寓言之类耳”；《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认为，文中所记“又未必实有其境，兼用寓言之法”；《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认为“又未必实有其境，兼用寓言之法”；《新式国文教授书》认为其为“记叙文记事之例，兼有寓意之方法”。
（三）阐发治学、从业之理
陶渊明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隐逸诗人，不过鲁迅论选文时说：“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4］大概是为了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与高等小学校用《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1915）配套的《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杨喆编，徐俊、沈颐阅，1915年2月2版）并没有像教科书那样讨论社会自治问题，而是讨论求学、立业问题：“渔人捕鱼于溪，于溪上之附近数十里间，宜其往来习熟矣。一旦见桃林遍是，安得不深以为异？然正惟异之而欲穷之，始获异境。此譬如求学问者，寻绎旧闻，因心有所疑，再三研究，而别有所悟也”“苟非好奇之人，不畏艰险，至此必不敢入。不入，则奇境何自探也。此譬如成事业者，必勇往直前，始能有济也”。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1915）也突出了陶渊明的“金刚怒目”一面，如其第6册第14课选的就是陶渊明的诗《咏荆轲》（第13课是《荆轲刺秦王》）而非含“悠然见南山”之句的《饮酒》；对所选入的《桃花源记》也不当消极避世之作来对待，而是当成一篇励志作品。《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和《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相同，也根据课文所写得出两个相同结论：第一，以桃溪异景之得见以喻“求学问者，寻绎旧闻，因心有所疑，再三研究，而别有所悟也”。其依据是“渔人捕鱼于溪，于溪之附近数十里间，宜其往来习熟矣。乃于习熟之地，一见桃林遍是，安得不深以为异？然正惟异之而欲穷之，始获异境”。第二，以入桃花之源得以入以喻“成事业者，必勇往直前，始能有济也”。其依据是“苟非好奇之人，不畏艰险，至此必不敢入。不入，则奇境何自探也”。总之，常有好奇之心，学业才有长进；常怀不畏艰险之志，事业才有收获。
老何：“那次是去海边，我老爸做了个跳起来的动作，让我妈拍，我觉得很酷，就缠着我妈也给我拍。然后我就奔跑在大海边，海风吹着我，我高高地一跳，我觉得好高好高，海风吹着我的头发，好帅好帅，然后……然后我跳得太高了，落地没落稳，脚一滑，摔了个‘狗吃屎’。我爸妈在旁边都不来扶我，他们就知道在那里笑，我妈还抓拍了全过程。”
2.3 不同性别婴儿常见的睡眠问题及发生率 在578名婴儿中有36.5%(211例)出现睡眠问题，其中常见睡眠问题发生率由高到低为入睡困难17.0%(98例)、睡眠昼夜节律紊乱12.3%(71例)、肢体抽动4.7%(27例)、打鼾2.6%(15例)。不同性别婴儿上述各睡眠问题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1915年，北洋政府国定图书编纂处制定了一份《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在其“讲读文章”中提到了应选《桃花源记》：“记叙之文，当采详实分明者。叙事取之《左传》《通鉴》已足，此外如陶潜《桃花源记》、柳宗元山水小记、曾巩《越州赵公救葘记序》《越州鉴湖图》之类，皆可选。”［5］不过，并没有依照这份草案编写的国定中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这几套收录《桃花源记》的文言教科书一直使用到1922年，甚至这之后。从1904至1922年，有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出版，但是收录此文的教科书可能只有上表所列的6套，其原因可能是一般编者认为其中含有消极避世的思想而不宜让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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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与注释：
［1］叶绍钧.致李石岑、周予同信［J］教育杂志,1923,15(4):2.
［2］“陶潜之《桃花源记》，北新《国语》在第一册第九课，中华《国文读本》则在第五册第六课”。见汪桂年《初中国文教学的实际问题——书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之讨论》，《教与学》，1937年第二卷第十二期第128、129页。阮真在《几种现行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分析研究》（见《岭南学报》，1929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05页）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桃花源记》的位置，其在《初中国语教科书》中是一年级(上)、在《现代初中国文》中是一年级(上)、在《初级古文读本》中是一年级(下)。汪桂年所说的情况，在本文所列的表格中体现得很明显。
［3］张耀翔，朱厚锟.注意心理浅释［J］.学生杂志，1922，9（2）：23.
［4］鲁迅.“题未定”草（六）//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17.
［5］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J］.教育研究，1915(24):41.
基金项目：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课题编号：11AZD067）。
（张心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火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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