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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世界历史之中的文坛何为
试图概括一个年度的文学关键现象无疑是一件不可能的举措，当然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2006年，世界历史并不平静，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处。对于中国现实来说，与1949、1969、1979、1989、1992、1997、1999等年份相比较，它显然没有什么不平凡的大事件。比起2000年以来的年份，它也显得更平淡无奇。只是，2006年，大自然的灾害离人类越来越近，我是说那种威胁感，那些很带有实质性的逼迫。不再是一起接着一起，而是说有一种整体感的灾害，不断向人类逼近。气候的倒错无非是先兆。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比往年多了不止一倍，北京人可能庆幸没有遭遇往年的酷热；但南方一阵接一阵的台风，先是珍珠，随后是碧利斯、格美、派比安、桑美……排着队来。这些来自太平洋的强大气流，让人觉得大自然带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仇恨和报复来给人类施压。欧洲的气候也在倒错，40度的高温袭击了西欧，这让欧洲人更加恐慌。据说目前世界上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的40％来自中国，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经济如火如荼，但也免不了要被加上污染环境的恶名。
2006年的国际政治算是风云变幻，有惊有恐。伊拉克和巴以的三天两头的人肉炸弹已经不再算惊奇了，朝鲜试射导弹，接着是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以色列与真主党算是干上了。8月10日伦敦查出伊斯兰激进分子准备在伦敦西斯罗机场炸它20架飞机。一段时间英国举国上下乱成一团，看来“9·11”很可能会重演。都说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了不少，看来并非如此，人类的相互仇恨和杀戮还是有增无减。这种末日感到来之际不知道作为人类个体我们应该如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最为热闹的景观，对于华人世界，莫过于台湾陈水扁的反腐案，施明德的红军静坐示威，也创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新的剧情。进入秋季，国际油价开始从高处下挫，这对于国际经济或许是件好事，中国的股市一改五年的颓势，开始节节攀升，但它可能也逃脱不了中国经济事件的怪圈，那就是任何事情都会有好的开始，却以不可收拾的残局告终。哪天开始下跌，又不知套住多少股民，使多少人血本无归，使多少机构分崩离析。
2006年最热的文化／文学现象可能莫过于博客，当然是新浪博客最为火暴。当今时代的写作圣手居然是一个演员和两个小小少年，这不知是对写作、对文字、对文学的最大鼓励还是最无情的嘲弄。看看网上一天到晚的八卦和汹涌的漫骂，真让人疑心信心是否可以从天上掉下来。2006年的中国文坛虽然不像自然界那样风云涌动，气候暴劣，但还是有些小打小闹热火朝天。先是“韩白之争”，还有余秋雨的修辞问题，图书市场上卖得火的就是“刘心武说《红楼梦》”，央视炒得火暴的是易中天“品三国”，尔后是“章子怡孔子事件”，后来又在闹“青春写作旅”。当然，关于“梨花体”、“口水诗”，北京中关村第三极的诗朗诵裸体现场，动静也不小……这些事件、现场、动作、吵闹、雷声大，雨点也不小，但折腾过后，还会有其他事件接着来，像台风一样，没完没了。现在就生活在台风袭击的时代，平静不得。或许有媒体就平静不了，无风都要起三尺浪。真就应了《哈姆莱特》那句话，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生还是死？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中再三引用这句话，来描述现在的国际社会。这句话无疑也适合于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坛。真就是“生还是死”？也真就是应了幽灵式的感应，叶匡正提出“文学死了”，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这一命题并无惊人之处，60年代西方早有苏珊·桑塔格、约翰·巴思、马塞尔姆等人发出“小说已死”的绝望呼号，那是说小说这种形式再也不能花样翻新，实验小说也走到尽头了。但这样的“死”并不是说小说或者文学这种文化类型或形式不可能再存在，而是它不可能再有变化，再有大的变革和翻新。就如“历史终结”的命题一样，“终结”不是死去的“结束”，而是说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出现。人类历史就这样发展下去。小说或文学的死亡，也只能当成这样来理解，不是说它死去，完蛋了，而是说它不会再有多少新的变化，大的革命式的翻新。
文坛现在是由热闹的事件、现场构成，网络终于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信息平台，一个无限自由、民主而又混乱不堪的超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又数博客最为风光，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作为提升文学写作和信息交流的一个自由场所，它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它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当代自恋主义文化。在某些时候，它还是一个文化恐怖主义模拟训练的庞大基地，这是一场模拟的革命暴动，虚构的杀戮，自我的强大，想象的辉煌……真不知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想象性的宣泄这一理论是否可靠，如果不可靠那就麻烦大了。是否有可能是另一个反面，不断模拟的仇恨训练，不断重复的暴力想象，不断加码的变态……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这样的场景之内，文学再也难以找到一种可供归纳的主题，仿佛什么思想、主题与那样盛大狂热的现场相比都相形见绌，自惭形秽。还有什么可说的？还要思考吗？不是上帝在发笑，而是网民在发笑。在这个时代，网民不就是上帝吗？
在这样的场景之外，我们自然想去读解一些热烈的现象，也去关注一些看似平静实则有意味的现象。或许我们只是感到平常和一种平静，一种超现实的温和而内在的感动。我相信，文学这一方天地，是当今最平静单纯的了。还是让我们谈谈平静吧，这里选取的几个视角，如果不是盲人摸象，也就当作浮出2006年的几个侧面，去折射更为广大的文坛。
（陈晓明）
重回八十年代：必要的激情补充
事实上，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回”、“重返”或“追寻”并非始自2006年，随着八十年代那个满载“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渐行渐远，对它的热情回忆就未曾间断，只是在近些年它逐渐演变为一种风尚，比如《新京报》从2003年起便开设了“80年代专题访谈”，并于新近结集出版（《追寻80年代》，2006年12月版）；2004年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由旷晨、潘良编著的《我们的八十年代》。而三联书店在2006年中推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它的热销无疑对这一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稍后不久，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原名《中国当代文化意识》，1989年在香港出版）时隔十数年在中国内地正式发行。而几乎同时期，一些回忆八十年代的文章在不同的报刊上登载，使“重回八十年代”成为这一年度的文化热点之一。
《八十年代访谈录》以文化为中心，精心挑选的访谈者，阿城、陈丹青、陈平原、甘阳、李陀、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等，均是八十年代国内文化界的风云人物，至今仍是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北岛、崔健等人更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本年度其他关于八十年代的文章或出版物也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名，例如黄平、姚洋和韩毓海三人的对谈《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天涯》2006年第3、4期）；又例如《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编者在再版前言里说“八十年代堪称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这些“重回”者们尽管立场不一，但却是基于一种“共名”的感受或想象：“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化（人）的时代。然而，这种文化人的精英意识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如李陀在《另一种八十年代》（载《读书》2006年第10期）一文中所指出的，这种精英意识可能造成一种遮蔽，遮蔽了对另一些人群来说并非如此的“八十年代”。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重回”方式来自上海文人吴亮的《八十年代琐记》系列（载《书城》2006年第8、9、10期），作者不仅提供了北京之外的“八十年代”图景，而且以一种极端个人化的表述唤回了散落在八十年代的这“一次”、“那一次”的经历，一些虽然打上鲜明时代烙印，却极为活泼生动有趣的个人琐忆。
在“重回”的热潮中，也许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怎样的八十年代？这种大规模的“返回”固然可以被视做“世纪怀旧”潮流的支流之一，但是它的现实动机亦是清晰可辨的。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封底上，列出了一大堆词汇，和八十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是：激情、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知识、文化等等，而和九十年代直至现在有关的常见词则是：现实、利益、金钱、市场、世故、时尚、焦虑、商业……这是已成滥套的对于八十年代和当下的二元对立式的区分，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之上，当然可以构造出一个本质化的理想化的“八十年代”，借以对抗理想失落的商业化的平庸化的当下。
伴随着“怀旧”的自然也有“研究”与“反思”。大部分“返回”者的态度是较为复杂的。他们虽然强调反省和审视，但终归掩饰不住内心中的那份迷恋和怀念；而更为自觉以及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概来自于专业领域。近年不断有研究者陆续开始“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其成果一方面包括对文学现场的重返，例如王尧的当代文学口述史的系列工作。在2006年我们又见到唐晓渡于8月起在《经济观察报》上连续刊出的回忆性散文《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以及《上海文学》第8期的专题组文《二十年后再相逢：〈关于探索小说集〉》等，均以当事人的身份对八十年代的某些文学事件（细节）进行钩沉。另一方面的成果则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读。随着与八十年代距离的逐渐拉开，这些重读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将八十年代历史化的冲动。2005年《文艺研究》就连续刊发了“重评伤痕文学”“重评寻根文学”及“重评先锋文学”的系列论文。而李杨则以一篇《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雄辩地（同时也是惹人争议地）论述了返回“新时期文学”的必要性及意义。与之呼应的是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系列论文。两位研究者本年度分别在各自所在的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相关的研究课程，身体力行地推行其研究思路。这种研究的动机在2006年两人共同为《当代作家评论》开设的“重返八十年代”的专栏中被清晰地表述为“源于九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它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而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则包括“对一些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重读——既有对一些已形成定论的作品的重新解释，还应该包含对一些主流文学史无法容纳的作品的再解读。与此同时，它还包括对文学思潮的重新探讨，对八十年代文学制度化过程的分析，包括对文学刊物、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组织机构、文学政策、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的写作等等的个案分析……”至于这种研究的价值，两位研究者认为在于“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自然，这种难度不低的研究思路究竟是否行之有效，尚需更多的研究成果加以验证。
在“重回”热潮中，一句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苏炜语）。可以预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八十年代仍然会是文化界的一个公共话题。
（饶翔）
“新世纪文学”：无可奈何的渴求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新世纪文学”如同“新时期文学”一样，并不单单指代某个时间段落的文学，而且也隐含着对这一时期文学性质、特征、任务和审美选择的一种归纳或预期。与其说“新世纪文学”是自然生成的，不如说它是被积极建构出来的。白烨在《当代文学研究两题》（《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之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中对“新世纪文学”的命名缘起做了清晰的梳理，简单说来，它直接源自200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张炯、陈晓明、张颐武、程光炜、孟繁华、贺绍俊、雷达等学者纷纷撰文参与。2006年，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仍在继续。讨论从《文艺争鸣》扩散到《文学评论》、《南方文坛》等重要理论刊物，说明“新世纪文学”已成为文坛热点，受到了普遍关注，但同时，分歧并没有消除。这些讨论一方面仍然围绕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合法性展开。另一方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性质、特征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文艺争鸣》的主编张未民为“新世纪文学”研究贡献良多。在本年度，除了继续在其刊物上开办专栏，他还亲自撰写了《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和《中国文学的时间——关于“新世纪文学”论述的一个逻辑起点》（《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等多篇论文，他强调“新世纪文学”提出和研究的必要性，是“基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事实”，“基于新世纪文学的变化和新的表现”，以及“基于新世纪文学概念价值所展现的富有意味的讨论空间，尤其是现实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的双重讨论空间”。同期刊登的张颐武等人的讨论文章《关于“新世纪文学”》则从新世纪与新时期、后新时期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角度讨论其发生和命名问题。张颐武在另一篇文章中则宣称“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阶段已经开始，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实质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已趋于完成，而新的历史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些都在文学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见《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河北学刊》2006年第7期。）
对“新世纪文学”合法性的质疑有些是指向这一命名的“先验”和“想象”意味，有些则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时间的递进并不必然导致文学的变更，所谓“新世纪文学”与此前的文学并未形成一种新的“断裂”，其背后隐含的线性历史观应该被反思。意见的分歧还缘于对文学现状的看法不一。惠雁冰的《强悍的宿命与无力的反抗——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质疑了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认为，“新世纪文学”这种“仅凭历史环境的变异，意识形态的诉求，或者单纯的时间性特征，就迫不及待地来切割历史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性”的行为“都只能是一种裹挟着社会历史中心主义阴影的淡化文学本体意识的短视行为”。这背后隐藏的则是当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空虚，存在一种“作秀意识”。而刘卫东的《新世纪批评话语中的新世纪文学——以〈文艺争鸣〉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建构为例》（《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则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是对“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界对文学分期的方法”的颠覆，提倡者在为什么提出这一概念的阐述上企图寻找更多更有力的论据，市场、全球化、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多媒体时代、汉文化价值伦理的重构等等成为关键词。
在对“新世纪文学”的特征的归纳分析上，论者也各抒己见。张未民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作家》2006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主要是时间向度上的“生长性”和空间拓展上的盛大性与自主性。雷达和任东华的文章重点论述了“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即呈现为“文学都市”的成形（文学场景、生活方式、人物的精神状态等“都市化”转变）；民族灵魂重铸；文学价值取向的“类多元化”；想象力的转换等（《“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另有论者从“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媒介来阐述“新世纪文学”的特性。
在这一年，《文艺争鸣》杂志依然高举“新世纪文学”的大旗，在每一期都开设专栏，举凡新世纪文艺学、儿童文学、小说、散文，以及专题“新性情写作”“关于《兄弟》”“关于‘底层写作’”等等。一方面，可以见出巩固“新世纪文学”的决心以及积极进行理论建设的努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全方位的扩张，将一切都网罗至“新世纪文学”旗下的举措，又令人不由怀疑这一命名的必要性。
（饶翔）
底层写作
相对于中国“新世纪文学”在婀娜多姿地面对镜头婆娑起舞，摆出风韵犹存的文学风貌努力通过叙述与操演向外界打造一个“新新中国”，“底层写作”近年却“气势冲天”，如同地火般冒出死火山喷口，并且在2006年继续风风火火一路烧到“新世纪文学”的裙角。
先是南帆和他的同仁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发表对话记录《底层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网上引起诸多讨伐，尤其被陈村主持的网站点名批判，吴亮也以《底层手稿》加入了讨伐行列，并把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双方阵营你来我往，南帆也在2006年连续发表了几篇内容颇为扎实的回应文章，如《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底层与大众文化》（《东南学术》第5期）。双方争论的焦点根本在于有关当代知识分子作为底层代言人的合法性问题，可惜到最后这些争论却演变成“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二元化对立，这多多少少模糊了论争的实质意义。
张颐武在《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再思考》（《中关村》第8期）揭示了知识分子热衷于提出底层议题背后的症结：“在我们‘新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生活都不是一个阶层或个体的命运，而是中国悲剧命运的投射，每一个底层人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象征。但在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历史背景下底层的生活好像已经和民族困境脱钩，变成了一个特定阶层和特定个人的命运。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问题。”
这些年来热烘烘的底层写作近乎偏执地把关怀视角锁定在“三农”身上，而这里的“底层”显然再一次严重遮蔽了社会里长期存在其他底层的事实。中国社会的底层不可能只存在着“一种现实”，它的复杂和多元性往往却被人们忽视了。中国还有没有比农民这个底层更底层的底层？可能他们未必一定是农民，可能他们看似跟常人无异静悄悄活在我们的四周，很可能他们因为肤色、性别、性取向而一直遭受我们的曲解。即使他们是少数，我以为他们也应该得到作家同量的重视和书写。
（许维贤）
读图时代：无限的视觉疯狂
读图是与“读文”相对的一个概念，后者指以纸张文本中的语言文字为阅读媒介和中介的阅读形式，而读图则是指阅读图像或者是图形的阅读方式，彭亚飞在《图像社会与文学未来》中定义“所谓图像（图形），是指包括由真实人文场景合成的影视、摄像和虚拟的或人为绘制的各种图标、动漫、电子游戏等的图画作品。作为第一信号系统的图形，因其表意功能强大，传递信息迅速，符合人们接受信息直观快捷、形象生动的要求，而愈来愈受到大众的青睐。时下，大量的图像信息充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业已身临无处不图的图像社会。”（《文学评论》2003年5期）可以说，“读图”是当代视觉文化的产物，构成当下中国消费社会的一大景观。其实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了“读图时代”的到来，到四十年之后，在《文学的前途》一文中，作者夏志清深切忧虑电影等视觉媒介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和替代，此时“读图”主要是指来自美术、电影和电视的视觉冲击。在中国，“读图”最初是指阅读摄影照片，1996年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标志着“读图”意识的萌发，1998年《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明确提出“读图时代”的概念，读图的范围扩展到了漫画、电影、电视等领域，“读图”变成了陈平原所说的：“可以理解为电视、动漫以及各种基本不依赖文字说明的漫画书籍横行天下，也可以理解为书刊中文字与图像互相渗透。”（《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学界观察》2004年3期）“读图”由此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现象，迅速渗透、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生活习惯，尤其是在2006年全方位占据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在新闻报纸、摄影、影视、书面文学作品中，还是电子网络领域、现代电化教育和多媒体教学手段中，“读图”均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大规模出现，业已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2006年文化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2006年的“读图”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从表现形式上来说，“读图”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图画、图像作为一种阅读媒介，来完全取代传统的语言文字媒介，无文字的照片、电影、电视、动漫等等均属于这种阅读方式。另一种就是图文相配，在图画、图像旁边配上文字，又包括两类方式，一类是图主文辅，重点突出图像、图画，文字主要起辅助的解释和说明作用，另一类为图辅文主，图像只是对文字的直观显示，这些图像包括图画、DVD光盘等。2006年出版的很多学术书籍已经尝试着采用这种读图方式，像易中天的《品三国》就附带了DVD光盘，而其他很多文学和文化研究书籍中则穿插着许多精美图案。无论是哪一种，除了对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一些图像还被赋予超越表象的深层含义，具有某种象征和寓言意义，使读者能够透过这些图片理解和获取其背后隐藏的信息和知识，领悟到潜在的寓意。同时，读图利用电视、电影和动漫等生动活泼的动态形象来取代静态的语言文字，促进了阅读方式的多样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有很多学者忧虑“读图”对读文方式的巨大冲击，但是无可否认，读图的确开辟了一条更迅捷、方便、简单的阅读方式，给2006年的文学和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
其次，从审美效果来看，“读图”具有平面化、表面化特点，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视觉形式唯美追求。由于读图阅读的是由平面直观的线条和色彩组成的图画，以及具有空间性和转瞬即逝特色的影像，它一目了然的直接性和具体直观性导致了读者想象力的缺乏，以及由沉思默想带来的深度，虽然有一部分图像和图画具有某种象征寓意，但是它无法达到由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所带来的深层审美效果，缺乏含蓄蕴藉的情调和韵味。文字语言虽然不能给予观者充分的视觉享受，但是它能够调动起丰富的心理联想来补偿视觉缺憾，营造出一种美的氛围，无疑比图像拥有更多的涵盖面和张力。举例来说，读图就无法表现出“通感”的感受，什么样的图像能够表达出“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似的声音”呢？而且，由文字传达出的美之韵味和人类各种感情情绪的变化，是一种流动变幻的美，只能够依靠想象来体会和体验，如果被大量图像固定下来，则它可能变成僵化、毫无生气的丑了。
具体到2006年出现的众多中国电影大片来说，极致的“唯美化”形式主义追求，就是电影界一味追求读图的视觉冲击力所造成的最明显后果。如果说2003年《十面埋伏》和2004年《英雄》等少数影片因只注重画面精美而内容空洞并因此遭到观众指责，那么在2006年推出的一系列大片，包括《无极》、《夜宴》和《黄金甲》等，形式唯美则已经变成了一个必要的因素，电影的内容主题明显退居其后，也不再依靠情节和叙事的力量推进故事的发展，而是完全用美轮美奂的电影画面，极其华丽繁复的人物造型，离奇夸张的环境背景等形式因素来取代故事内容。为了进一步追求画面精美的读图效果，这些大片更是不惜舍弃真实的历史背景，而代之以色彩艳丽浓重的奇幻色彩背景，把唯美的形式追求发挥到了最极端。除此之外，血腥暴力、色情等最能够刺激视觉神经系统的因素在影视中泛滥成灾，可以说这些因素大量充斥2006年的每一部影片，这也是追求“视觉爆炸”的读图阅读方式造成的一个消极后果。
再次，从功能、作用上来说，与读文相比较而言，读图更重视其消遣娱乐功能，遵循视觉快乐至上的原则。因为读图出现的背景是数字化、电脑化和网络化得以迅猛发展的中国消费社会，它自然成为这个消费社会中的一种商品，是市场化的产物。在消费社会的文化生产中，商家追求的是巨大商机和商业利润，所以他们把读图和商业结合起来，由此读图由私人性行为变成了集体性的“眼球经济”，它的市场运作自然按照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规则来制定和运行。读图为了满足和调动普通大众的消费欲望和阅读欲望，就把其消遣娱乐功能作为唯一阅读策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读图不能够强调其消遣娱乐功能，而是因为在2006年图书市场的图、文战争中，“眼球经济”完全主导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读图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赢家，已经大批量复制出很多迎合广大读者口味的读物，其中低级趣味、毫无艺术性可言的读图产物占据了大份额的市场，反而把诸多有艺术价值的文字图书挤出市场，这是需要警惕的。
综上所述，作为视觉文化的一种具体表象，读图在2006年的中国达到了鼎盛，它不但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和思维方式，而且确定了文化和文学在未来几年中的发展方向——一种“图像转向”的趋势。
（张清芳）
古今之争：两种思想的潜在交锋
2006年1月12日甘阳和刘小枫在《南方周末》发表《重新阅读西方》一文，号召中国人摆脱向西方寻找药方的功利的阅读心态，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这篇引起广泛议论的文章以一种挑战性的姿态把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西学方面的思想阅读归入了“病态”（“病态知识分子”、“病态言论”、“病态学术”），提倡在西方思想本身的问题与逻辑中展开阅读。这篇文章直接挑明了在思想和学术领域一直都潜藏着的关于阅读中“经典与解释”问题的分歧。这种分歧背后潜藏的思想的交锋与文学的阅读与阐释息息相关，也是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方面不断升温的政治学转向的一个表现。
这种潜在的“论争”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1999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出版了名为《经典与解释》的文集（陈少明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三年后一套同名的丛书开始大规模地陆续出版，按照他们的说法“如今我们决意将书名变成学问的方向”。到2006年，由刘小枫和陈少明主编的连续出版物《经典与解释》已经出版了十几册，变得颇具规模，加上这套丛书中的西方经典著作和研究专著的翻译，估计已经达到60种以上。这套书的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完全堪与八十年代三大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中国文化书院》）相媲美。华夏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积极卷入它的出版工程。接着三联书店这家思想文化界最享盛名、最富有号召力的出版社也以“西学源流”为名要出版大型丛书，《重新阅读西方》即是此丛书的总序。此外，“《海国图志》丛书”、“政治哲学文库”等立意取向相似的丛书也在书店里占尽风光。萌萌主编的“启示与理性”丛刊在2006年的一本也围绕相同的主题展开，它的名字即是《“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可以说，至此在中国发生的一场“古今之争”达到了一个顶峰。
“经典与解释”丛书的出版缘起鲜明地写道：“古学经典需要解释，解释是涵养精神的活动，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择”，接着引用了西塞罗的话宣誓：“宁可跟随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这种“思想取向”，即是指近年由刘小枫引进并在国内不断高涨的里奥·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所提倡的重新阅读西方经典方向。施特劳斯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扭转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法国发生的那场标志着古典主义衰落的关于崇古与崇今的古今之争的结论，他认为对于人的本性古典作家与哲人更具有洞察力，他们用不为常人所知的隐微的写作方式写下的古典经典需要用心解读。这种古典学的阅读方式是引领人走向精神高处的，而相反，阅读现代作家，特别是那些现代、后现代的思想家的书不能“涵养精神”，反而让人的思想越来越卑下粗俗。对思想和精神来说，现代性是一场灾难。“那伙人”也就成了现代、后现代思想家的代指。这套丛书包括很多关于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柏拉图、莱辛、卢梭、尼采、荷尔德林、《奥德赛》、卡夫卡、本雅明等等同时也是文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但是因为“文学”是一个现代的范畴，根本就不在“古学”的视野之内，甚至是被否定的。所以，在这场复兴西方古典思想的潮流中更常见的说法是“诗学”，或者说“古典诗学”。
2006年刘小枫在全国各地众多高校的讲座依然不断引起轰动，我们可以从精彩的讲演中不断听到一个思想论争对手的名字——德里达。因为德里达对待古典经典作家和思想家的独特的“解构”的阅读方式，他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伙人”的代表。不过，这位2004年去世的思想家在2006年也迎来了一次小小的“致意”式的复兴。虽然朱刚的《本原与延异 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方向红的《生存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南京大学出版社）这两本研究早期德里达的专著，也于2006年出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把是年看作是晚期德里达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标志。除了2005年底面世的胡继华的《后现代语境中伦理文化转向：论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南希》中的精彩论述外，2006年我们可以看到尚杰以德里达的写作方式写的一本有趣的杰作《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对话》，还有我们见到了迄今为止关于晚期德里达最好的专著译本和选集——《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和《〈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另外陈晓明和陆兴华关于德里达的专著于2006年完成或准备付梓。其他后现代思想家和经典作家仍然受人注目，比如贝克特（《贝克特选集》）、齐泽克（《齐泽克选集》）、巴塔耶（《文学与恶》）、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等等，他们的著作的出版显示了后现代思想研究的深入及其达到的广度，同时让我们看到后现代思想家所提倡的阅读方式并没有因为广受争议而失去其活力。
从一方面来说，这次“古今之争”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全球性的，在国外施特劳斯学派与后现代批评之间的论争早已展开，年初春季号的文学批评的核心刊物之一的Boundary 2还开辟了专栏来讨论和批判施特劳斯主义。在美国的文化和政治领域，信奉施特劳斯的经典阅读的人一般来说会被划入“新保守主义”的名下；而吸纳后现代的阅读方式的人，会习惯性地被纳入左派的阵营。可以说，这场在国外显在的论争本身就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文化政治的冲突。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国内特殊的文化环境下，“古今之争”却依然是隐性的存在，是中国当代文化逻辑的产物。年末，甘阳收集了八十年AI写作的五篇文章和近来的访谈出版了《古今中西之争》（三联书店）。那篇同书名的文章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名满中国，他“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第65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的口号依然时可耳闻。不管关于西方经典的阅读与阐释的争论以什么新的形式出现，我们仍然不难从中发现从“五四”就开始的主题的回归。
（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