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和苏南、苏中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中论文,阿尔巴尼亚论文,苏南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欧洲小国，面积仅2.8万平方公里， 人口在50—60年代尚不足两百万。然而由于它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在国际共运中所持的独特立场，对苏南冲突和苏中关系的恶化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至今问世的有关苏南冲突的原始资料几乎不提及阿尔巴尼亚，至于阿尔巴尼亚和苏中冲突则更少有人触及。为此，作者想根据近年来所收集到的一些新资料，对此课题作一初步的探索，以供史学界的同仁们参考。
一、阿尔巴尼亚和苏南冲突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虽是近邻，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线，但由于在民族、宗教、语言诸方面都相距甚远，信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对主要是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素无好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却把他们推上了同一条历史发展的道路，继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 月被意大利占领后，南斯拉夫也于1941年4月落入德、意的魔爪， 此后两国都开展了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并且相互支持，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和其它东欧国家不一样，两国的共产党在斗争中都掌握有绝对的领导权，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尽管铁托在莫斯科成长，而霍查则在巴黎受教育，但这两位领导人最初却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1945年4月，当欧战的炮火还在轰鸣时， 南斯拉夫便率先承认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阿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两国又迅速接近，建立起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联系，政治上的交往尤为密切。
1946年6月，霍查第一次出国访问，便是造访贝尔格莱德， 和铁托进行会晤。接着在7月9日，阿尔巴尼亚便和南斯拉夫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使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233页。 ）。同年11月27日，两国又签订《关于协调计划、撤销关税和统一币制的条约》，规定自1947年起取消两国间的关税，将进出口纳入统一的管理之下及统一南货币第纳尔和阿货币列克之间的汇率，同时还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协调两国的经济计划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至此阿南两国的经济已几乎融为一体，以致当时法国驻南大使梅南断言，阿尔巴尼亚事实上已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附庸国。
此外，阿南两国还达成协议，由于阿尔巴尼亚国小民贫，没有充裕的财力在国外设置足够的外交机构，因此南斯拉夫有权在许多国家的首都代表阿尔巴尼亚。这样，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便取得了阿尔巴尼亚代理人的资格。
对于南阿之间迅速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苏联最初不仅不反对，而且认可，并表示赞赏。1946年5月，斯大林亲口对来访的铁托讲， 南斯拉夫应该担当起保护阿尔巴尼亚的角色，因为根据苏联政府的意见，如果苏联直接出面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则肯定会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疑惧，所以苏联最好通过南斯拉夫去支持阿尔巴尼亚。既然苏联领导有了这样的表示，此后南斯拉夫自然可放心不与苏联磋商，直接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注：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1 期，136页。）
然而随着南阿关系的迅速发展，有越出苏联最初构想的框架之势，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亲信又开始担心，南斯拉夫可能会乘机吞掉阿尔巴尼亚，从而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平衡，因此对南阿关系的态度便有所改变。1947年7月，霍查访问苏联，除得到一笔贷款外， 还多次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接见。霍查在会谈时抱怨南斯拉夫的飞机多次事先未打招呼便飞入了阿尔巴尼亚的领空，当时斯大林则强调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权和任何国家建立平等的关系，他国无权干涉。同年8月， 联共（布）中央外交政策部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所作的评价中，也批评南共居功自傲，意欲垄断阿尔巴尼亚的对外关系，阻止阿尔巴尼亚直接和苏联建立联系。凡此种种迹象均表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更倾向阿尔巴尼亚，企图藉此阻止南斯拉夫势力的过分膨胀。
与此同时，南阿关系在1947年不断加深。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一些合营公司，派去一千多名专家，帮助修筑了从都拉斯到爱尔巴桑的阿尔巴尼亚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并允诺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笔为数20亿第纳尔的信用贷款。通过经济领域的这些措施，南斯拉夫扩大了它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注：托因比主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595页。）
事实上，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意图决不仅限于在“国际主义”旗帜下提供帮助和进行合作，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力图和阿尔巴尼亚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阿尔巴尼亚濒临亚得里亚海，拥有不少优良的港湾，是巴尔干通向地中海的必经之路。还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当时对此觊觎已久的塞尔维亚王国便企图乘机占领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后因奥匈帝国与意大利联手反对而未成。二战期间出现的南阿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的局面使南共领导人萌生旧念，当然形式有所改变，即建立一个以南斯拉夫为核心的巴尔干联邦。1944年4月， 还在战火正炽时，铁托的发言人斯莫德拉卡便宣称：“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其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第二步，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加入……”（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06页。）
战后，南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1947年，南斯拉夫根据1946年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两个条约，不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它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该年年底，南斯拉夫总参谋长波波维奇中将率领一批高级军官访问地拉那，就南阿两军进行合作一事进行磋商，以对付希腊政府军可能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注：苏联《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杂志，1990年，第5期，152—153页。）。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影响下，阿共领导层内也开始分化，形成的亲苏派和亲南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经济部长纳库反对把阿尔巴尼亚的石油输往南斯拉夫，也反对南斯拉夫通过合营公司在经济上控制阿尔巴尼亚。亲南派则以内政部长佐治（注：苏南公开决裂后，佐治以“铁托分子”罪名，于1949年被处决。）将军为首，主张进一步靠拢南斯拉夫。1947年底，两派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此时南斯拉夫也插手其中，南共驻阿尔巴尼亚代表兹拉吉奇会见霍查，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不愿和南斯拉夫进行合作，并认为阿境内存在着一股反南逆流，甚至向后者递交了一份所谓反南分子的名单。
由于霍查本人的动摇，再加外部的压力，亲南派在斗争中占了上风，纳库被迫自杀，亲苏的谢胡则被逐出政治局。纳库的自杀引起了苏联的警觉，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驻阿大使楚瓦辛奉命立即返回阿尔巴尼亚，以弄清情况。临行前，苏共领导人日丹诺夫和他作了谈话，明显透露出在此问题上对南斯拉夫的不满。
1947年底，苏联向南斯拉夫发出邀请信，希望他们派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来谈判，以协调两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
1月初，以杰拉斯（注：杰拉斯，一译德热拉斯， 当时南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首的南代表团紧急赶往苏联。他们在到达莫斯科后，随即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在会谈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并且令人吃惊地宣称：“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注：仅过了一个月，斯大林在和另一个南共代表团会谈时，其口气便完全不一样，有人分析说，这是苏方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以吸引南共上钩，然后再对它冠之以种种罪名。参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106页。）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发生了另一件足以成为苏南决裂导火线的事件。1月19日，铁托密电霍查， 称为了防止希腊政府军可能发动的对阿尔巴尼亚的突然袭击，准备派一个南斯拉夫师进驻阿尔巴尼亚的南部。此后，双方开始秘密谈判，苏联最初并不知情，只是后来经阿尔巴尼亚通报后，才得知这一情况，自然尤为震怒。（注：霍查：《同斯大林在一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6—27页。）。
事实上，南共领导在采取这一措施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最初谈判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后来又安排由阿方向南政府提出申请，表示此事纯系阿方的主动，以便回避苏联可能对此的指责。
尽管由于苏联的坚决反对，南阿有关南军进驻阿一事的谈判立即宣告中止，但这并不妨碍斯大林于2月10日晚在和南共代表团谈判时， 冲着其团长卡德尔怒不可遏地大叫：苏南有分歧，“而且分歧是很深刻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你们把部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的事，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注：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144页。）
在这次谈话以后不久，苏南关系便急转直下，开始走向全面决裂。
3月1日，南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要全力保持住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3月17日，铁托又致函霍查， 希望由阿方采取主动，来实现南阿两国的合并（注：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年，第4—5期，122页。）。 可见当时在巴尔干盛传的有关铁托希望阿尔巴尼亚成为南第七个共和国的说法，并非完全子虚乌有。
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出开除南共的决议。1948 年9月，阿共召开八届中央全会，表示拥护情报局的决议， 并确立了反南斯拉夫的方针。同年11月，阿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意旨，将党名改为劳动党，同时谢胡等亲苏派也官复原职。（注：《阿尔巴尼亚简史》，俄译本，莫斯科，1992年，407页。）至此， 南斯拉夫的势力遂被完全逐出阿尔巴尼亚。
由此可见，阿尔巴尼亚既是苏南两国首次较劲的场所，也是苏南全面冲突的爆发点。
二、阿尔巴尼亚和苏中冲突
直到斯大林去世，阿尔巴尼亚始终和苏联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自1949年起，霍查曾4次访苏，每次都和斯大林进行长谈， 就许多重要的问题达成广泛的一致。霍查把每次会谈都称作是“亲密无间的”和“不可忘怀的”，表示要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斗争到底。霍查对斯大林万分崇敬，斯大林则对霍查的斗争精神非常欣赏，因此在当时东欧各国的领导人中，霍查可说是斯大林的一位宠儿。
斯大林去世后，最初苏阿关系并未立即发生变化。但1955年5月， 赫鲁晓夫亲率政府代表团去贝尔格莱德进行访问，就苏联在苏南关系破裂中应负的责任向南方正式道歉，并和铁托一起发表宣言，决定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苏阿关系随即初现裂痕。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做法，使阿党领导， 特别是霍查本人感到不悦。同年4月， 苏共领导又敦促阿党中央为已被处决的佐治恢复名誉，佐治是霍查的死敌，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阿方的断然拒绝（注：《新华月报》，1961年，第12期，251页。）。
1956 年波匈事件的发生使刚恢复友好关系的苏南之间又生龃龉。 1957年11月，南共联盟代表团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导致南共联盟和其它共产党之间再次爆发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执中，阿劳动党仍和以往一样，站在反南斗争的前哨。但赫鲁晓夫却力排众议，坚持和南斯拉夫，特别是铁托本人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注：铁托对此也感激在心，并投桃报李，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后，成为国际共运中唯一一个为后者辩护的人。）。阿党领导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苏共的所作所为是向现代主义的让步和投降，而更担心的则是苏联会牺牲阿尔巴尼亚的利益去讨好南斯拉夫。
1959年5月，赫鲁晓夫亲自访阿，试图缓解阿尔巴尼亚的不满， 并力图使后者理解修复苏南关系的重要性，但未获成功。而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工的计划，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果园，更使阿领导人对苏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认为此举会使阿丧失经济上的独立，完全沦为苏联的附庸。1959年5月， 苏阿高层会谈的不欢而散事实上是苏阿分裂的起点。
与此同时，中苏分歧也渐露端倪，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中阿两党的迅速接近。在1960年6月初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 阿尔巴尼亚首次亮相，公开出来支持中国的立场。与此同时，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率团访问中国，在中阿两党的高级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代表团在返国途中逗留莫斯科时，其成员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绍娃却把中阿两党谈判的绝密情况悉数告知苏共领导，使苏方掌握了中阿两党迅速接近的内情（注：事发后，贝利绍娃被开除出阿党领导机构，并遭霍查嘲弄，称她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男朋友。）。
在同年6月下旬召开的布加勒斯特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阿党代表团再次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使赫鲁晓夫未能达到彻底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为此赫鲁晓夫自然怀恨在心，打算对阿党寻衅报复，而阿党领导也准备随时予以还击。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虽依然分歧严重，不时发生争论，但仍试图缓和矛盾，并最终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以示团结。然而阿党代表团仍坚持不可调和的立场，在11月12日，霍查和赫鲁晓夫举行了个别会议，双方相互对骂，霍查指责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所面临的干旱和地震坐视不救，致使“苏联老鼠能吃到东西，而阿尔巴尼亚人却正在饿死…”，并愤而离开会场（注：D·C·瓦特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227—228页。）。
莫斯科会议后，国际共运表面上恢复了团结。但苏阿矛盾则进一步激化，苏联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实施经济制裁，而中国则从加拿大购得小麦去缓解阿尔巴尼亚的严重缺粮情况，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去接替逐渐撤走的苏联专家。
由此可见苏中矛盾和苏阿矛盾固然是两对独立的矛盾，但彼此紧密相关，相互牵连在一起。莫斯科会议前，中苏两党进行了频繁的磋商，由于中方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但苏阿矛盾却仍在深化，致使中苏间的缓和很快化为乌有。
1961年春，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两件大事使苏阿矛盾进一步激化。2 月召开的阿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再次成为国际共运两派激烈交锋的场所：以中阿为一方，以苏联东欧各党为另一方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接着在5月， 阿尔巴尼亚又以所谓参加“南斯拉夫—希腊—美国阴谋”为名对海军少将塞伊科等人进行审判，并将他们随即处死，而事实上人们都清楚，塞伊科是因与苏联有过多接触而遭此厄运的。苏方对此的回答则是撤走停泊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苏联潜艇，使后者的海防顿时形同虚设，并伙同捷克等国中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一方面发动了对国内的所谓“斯大林分子”的新一轮的攻击，另一方面又把矛头针对国际共运中不愿盲目追随苏共的政党。他借用“指桑骂槐”的手法，不顾中共代表团的多次劝告，指名道姓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而其真正的意图则在恐吓中国共产党，希图迫使后者屈从自己的意志，并把分裂共运的罪名强加在中阿两党的身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对赫鲁晓夫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前离开莫斯科，以示抗议。但赫鲁晓夫并未因此稍有收敛，反而在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极其恶毒地挖苦道：“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末，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从而使中苏两党间的矛盾也公诸于世（注：《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第五版。）。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未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但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在10月20日发表声明，全面进行反击。此后双方展开激烈的论战，彼此都用异常尖刻的语言相互进行指责。赫鲁晓夫借用所谓某个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内容，把阿尔巴尼亚比做是接受中国的一枚银币去骂街的顽童。霍查则诅咒赫鲁晓夫早就应该被送上断头台，30年代没有被斯大林处决是一大遗憾！
面对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压力，阿尔巴尼亚寸步不让。1961年11月8日，霍查在阿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宣称，阿尔巴尼亚决不屈服，“如果需要的话，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劳动党将以野草过活”。（注：《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7日，第五版。）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虽然相隔万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却是心心相连的”。从此，中阿两党便坚决站在一起，共同抵抗苏联的压力。
眼看目的未达，恼羞成怒的苏联遂于1961年12月11日中断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苏阿的全面决裂也预示着苏中关系的全面决裂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由此可见，阿尔巴尼亚在苏中冲突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阿尔巴尼亚只是一个弹丸小国，二次大战结束至今，在经济上毫无成就可言，依然是欧洲一个最穷的国家，但在两次大的国际冲突中所处的地位却相当显眼。这一方面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阿尔巴尼亚历来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所致。在阿尔巴尼亚看来，作为一个小国，它必须依靠一个大国，而较远的大国又比较近的大国更少威胁性，为此它在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依靠较远的苏联，而在和苏联的冲突中又与更远的中国结盟。然而，这种政策并不永远能奏效，因为后来阿尔巴尼亚不仅和南斯拉夫闹翻，而且还先后与苏联、中国反目，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