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文文学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洲论文,透视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元化的前景
澳洲究竟有多少华文文学？这是一些评论家曾经诘难过的问题。的确，如果在20年前，澳大利亚政府还在实行“白澳政策”的时期，澳洲是没有多少华文文学可言的。它既没有出现过诸如美国华裔作家赛珍珠的《土地》或包柏猗的《春月》那样至少能引起人们争论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出现过象聂华苓或白先勇那样在读者中叫得响的作家。从1788年大量英国人移民澳大利亚大陆起，澳洲便成为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地方。1901年“白澳政策”颁布，纯按种族主义来吸纳移民，对非白种民族来澳洲实行严格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无论在人口增长、国防以致工业发展方面，都需要增加人手，该政府对移民政策才稍有更改和放松，以吸纳更多的移民来应付国家的需要。即使如此，澳大利亚政府当时的意图也是希望同化移民，并不乐意接纳他们的语言及文化，这当然谈不上华文文学的地位。直到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扩大移民的种类及范围，这才宣布废除不合时宜的“白澳政策”，移民也不再视为须同化的“异类”，而成为澳洲人的一部分。这就为多元文化奠下了基础。
澳大利亚全国1700万人口中，华裔人口占了将近40万，虽说在非英语民族中华裔移民和意大利裔移民不分伯仲，但毕竟还是少数民族。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中华文化便有了立足点，华文文学也就由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起来。何谓多元文化？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多元文化事务署制定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亚全国议程指南》中所说：“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事实存在。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澳大利亚社会丰富的文化构成。但是作为政府的政策，多元文化却指如下三件事：一、所有澳大利亚人均有权表达和分享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及为自己的母语而自豪；二、不论种族、宗教、语言和出生地，所有澳大利亚人均有权享受同等待遇与机会；三、澳大利亚在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发展和依赖它所有的人民（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个人种）的技能和才干。”这些白纸黑字的条文虽然未必都能兑现，种族歧视的情况还难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就业和发挥技术专长上很难与澳洲白人平起平坐，但是有条文总比没有条文好，华文文学毕竟争得了一块自己的天空。就说澳洲的悉尼吧，现在华文报刊越来越多，每日出版的大报有《星岛日报》、《自立快报》、《新报》、《华声日报》，每天皆印24版，全澳洲发行。另有留学生们创办的《华联时报》、《东方邮报》等周刊，还有免费赠送的《百家信息》、《综合周刊》、《信报》周刊。杂志则有《满江红》、《新移民》、《大世界》等月刊、半月刊。这些报刊都有文艺副刊，或者以一定的篇幅刊登文学作品和评介文章。华文文学有了阵地，作者队伍就得以逐渐扩大，文学作品也就可以不断面世。
二、四万留学生的生力军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澳洲华文文坛主要是老一代的华裔移民在默默耕耘，那么，进入九十年代，新一代的移民却在文坛上异军突起。这便是四万多的留学生先后在澳洲取得永居身份，他们为华文文坛增加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这四万多的华裔留学生，有的在澳洲居留七、八年，有的五、六年，说是留学，实则打工为主。由于他们当时拿的只是学生签证，打工既有时间的限制，在工钱方面又给老板残酷克扣，为生活所迫，第一需要就是吃饭、睡觉，谈不上娱乐，更遑论文学创作。但是，自从1993年以后，这4万多的华裔留学生都先后取得了永居的身份，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原本在国内就是大学中文系出身，或者在国内报刊、杂志、出版社担任过要职，很自然的便想重操旧业，杀进文坛。另外一些人虽然没有写过什么作品，但是对文学的心仪已久，现在有了永居身份，找工作容易些，也想在业余时间玩玩文学。事实上，这些华裔留学生（确切地说，他们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了新一代的移民）冲进文坛，已经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人们比较熟悉的一部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作者刘观德，也是早期赴澳的留学生。这部小说描写了留学生在澳洲找工的遭遇，刻画了他们为什么纷纷举债到南半球“闯关”的心理。该书于1992年获上海长中篇小说二等奖，成为留澳文学青年首次在大陆获得荣誉的文学作品。同期在大陆出书的留学生还有海伦女士的《留澳日记》，它的影响虽不及《我的财富在澳洲》，但也是早期的一枝报春花。这以后，留学生文学异军突起，来自北京的李炜，他的《遗失的人性》以赌场为前景，描写一群聚集在悉尼的留学生，在人生的赌海中追逐情欲、金钱而终于失去了人性的故事。来自上海的袁炜，他的《留给悉尼的熊猫公仔》描写男女主人公彼此相爱，但因男主人公没有澳洲公民身份，而终于不得不离散的残酷现实。来自天津的武力，他以口述实录文体《忏悔录》反映了一些留学生的心态。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虽然读者褒贬不一，他却是留澳学生中少数将自己的作品拿到大陆出版的幸运儿之一。还有来自湘江的金杏，以《悉尼的故事》、《异域》、《天堂鸟》为其代表作。这些作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写出了男女之恋情和赤子之心。至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短篇，更是不胜枚举。
1994年，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悉尼分会评选出十位杰出的青年作家，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方面的作者。1995年，悉尼《自立快报》举办澳洲中文创作文学奖征文活动，共收到250多篇稿件，聘请了中国大陆著名作家白桦先生，台湾著名诗人向阳先生，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澳洲著名汉学家陈顺妍博士，澳洲著名妇女文学研究专家肖虹博士为评委，共评出短篇小说优秀佳作奖两篇：赵川《沟底的童车》、刘江《小黑》；散文优秀佳作奖一篇：黄惟群《赛思和他的女人与狗》。另外，还评出短篇小说奖五篇和散文奖五篇。这些都可算是澳洲华文文坛的盛事，也是澳洲华裔新一代移民进军文坛的号角。目前在市场上能见到的四份华文日报虽然均以老华人为主理背景，但其他一些周报、杂志的老板均以留学生新移民为前景。有人曾这样预测，在将来的几年中，在澳洲的报刊会受到这批新移民的冲击，大部分报刊都会在这批新移民手中操纵，在一、二年内，新移民的日报就会推出，这便是澳洲华文文坛的新动向。
三、故土情结是共同的主题
澳洲华文文学，不论是老一辈移民的作者，还是新一代移民的作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便是故土情结。他们或者来自祖国大陆，或者来自香港、台湾，都背负着中华文化的传统，他们过去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沐浴成长起来的，而今来到异域他乡，面对着的是另一种西方文化的冲击，不仅语言、风俗习惯迥然不同，而且面临着生活的重压。这种文化背景的迅速变更而带来的心灵撞击，这种对昔日的思恋和对当下的彷徨，交织成一种万般无奈莫可如何的心理。华裔移民作者反映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奈心理，自然是驾轻就熟，心里有许多话可说。作家安吉拉的一篇散文《异域心情》就颇能代表华裔移民的诸般心态。作者原是国内某大学的一名讲师，过去也写过一些作品，但是来到悉尼之后的种种遭遇，却说不清是失落？惆怅？还是伤感？“现实中的中国留学生早出晚归，首都医院的外科医生在制作烤鸡，名牌大学的讲师当清洁工。中国人每小时工资最低的只有2元澳币。”中国同学在学校里，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找工。讲得最流利也最为重要的一句英文就是：“我需要一份工作！”“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但不是我的国家。”“这里号称天堂，但是这一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除夕的晚上，大家都捧着电话机拨那相同的地区号码，但是总是占线！占线！占线！，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都在想家，都在此时此刻想听到亲人的声音。他们虽然隔着赤道、隔着半个地球，而且还得熬下去，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随时可以归去的家。”
超玥的另一篇散文《不再年轻》，却从另一角度表达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坚忍奋斗精神。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把自己连根拔起，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无奈和勇气！她离开祖国，告别长江的时候，曾经双手合十，沉重地祷告：“不管我走到那里，我都会牢记你的恩情！”她到澳洲后，已习惯于面对困难，面对窘境。经过数不清的失败之后，她的性格变得心平气和起来。找工赚钱，做生意发大财，这是很多留学生的澳洲梦。但是，她却始终钟情于文学，握惯了钢笔的手不得不去刷盘子，刷过盘子之后，她还是想在那伤口流血的地方写出动人的故事来，启示后人。她虽然不再年轻，然而却更有魅力！
老一辈华裔移民作者写故土情结，是情长谊深，委婉动人，千里恩情一线牵。这线虽然是虚的，然而它若隐若现，总是缠绕不断。而新一代移民作者则不同，他们也写了对大地母亲的眷恋，经过六、七年的阔别，在取得身份之后，都想回故乡一睹昔日的风采。但是他们在故土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仍然重新踏上这南半球的国土。这种情结，又正如安吉拉的《异域心情》中结尾所写的：“五年后，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在家一住住了半年。除了陪着年迈的父母，就是每天早晚练太极拳。半年后，我再度回到澳洲。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线断了，有一段永远不能了的情结束了，就此又明白了，我们无法回到真正的老家。”这种两边不着边的无可奈何心情，正是困扰着新一代移民，成为华文文学的一个反复吟咏和咀嚼的主题。
四、对现实的否定是另一主题
澳洲华文文学还关注着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否定。老一辈的华裔移民离开他们的故国家园，大都是为生活所迫，希望到新的国土能安居乐业。而新一代移民千里迢迢来到南半球的袋鼠之国，却是做着各种各样的创业美梦。他们和老一辈移民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有文化，都有一定的专长，在国内或原居地都还混得不错；也就是说，他们原来都有一个起点，而且这起点还不算低，只是憧憬着美好的将来，不满足于现状，或者追求所谓的“自由”、“幸福”，所以才远涉重洋，背水一战。然而，现实生活却是那样的无情，不说自己原来的专业人家根本不承认，就连找份洗大碟、扫地板的粗工，也还得看人家的脸色，动不动就被喝斥：“滚蛋！”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不忿之情，既不堪回首话当年，又怀疑现实，否定现实，也包括否定了自己。这种对现实的强烈否定，也就难免流露出世纪末的绝望和自暴自弃的心情。这在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得颇为突出。王世彦的中篇小说《我想告诉你的故事》中的女主角达达，有一段自白是令人胆战心寒的。她对她的女朋友说：“告诉你，我想去读大学，赶在我还没有把那些公式定理忘得一干二净之前。每年1万4千元学费，另加生活费6千，2万元。4万元，二年时间，读完硕士。谁能出这4万元钱，我就跟他走。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是不是要结婚。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的命运，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自我推销。但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无情，这又怎样怪得作者对此进行强烈的否定。再看看沈志敏的另一篇小说《女赌王和她的男房东》。这个被称为女赌王的玛丽，在银蛇俱乐部的角子老虎机旁日夜搏杀，虽然时有所获，但日子一久，还是输多赢少。她虽然也交过不少的男朋友，有香港来的富商，台湾来的老板，还有唐人街上有钱有名气的小开。但是，那些有钱的男人们是跟她逢场作戏，从没有一个是认真的，随着赌场的失意，她对那些臭男人们厌透了，索性搬了家，躲了起来。可是，她口袋里只有300元钱了，银行帐户上已是零字。水电费单据和电话费帐单都来了，下周还要交房租，总共是420元钱，就算不吃饭，也还差120元钱。原来她在车衣厂做剪线头的工作，但今天一早老板说活计少（真实的原因是她拒绝和老板上床），把她那份剪线头的工作给收掉了，这就使她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买了一份报纸，按着地址走进一家按摩院。当她了解所谓“健康按摩”实则操皮肉生涯时，心里既矛盾又痛苦。她给老板一个电话号码，要他明天来电话询问她的最后决定。第二天晚上，她把那300元钱又输个精光。当她一脸苍白地回到家正在开门的时候，听见电话铃声响了。因为她不在家，房东把电话挂了。她两眼死死地注视着那台电话机，终于提起话筒，拨动了电话：“是我，我是玛丽，今晚，我来上班……”一句“我来上班”是多么有力地掴了现实生活一掌，又是多么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林木的短篇《黑夜的声音》，写一个中国女子为了获取身份而下嫁一名潦倒的澳洲艺术家的凄凉故事，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既反映了生活的迷惘，也透示了作者自己对前途的不知所终。这一类的作品往往看不到出路，除了令人同情、怜悯之外，实际上只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当然，也还是有一些作品给生活添了一抹亮色的，这大致上是出于上了一定年纪的文人之手笔。毕竟，他们生活的阅历丰富一些，对前景看得光明一些，并不那么偏激与绝对，像陆杨烈的小说《天涯云和树》，写伊莎街上两户华裔邻居，由原来的互相回避，到后来的互相关怀的动人故事。它写出了异域乡情一线牵，写出了人们是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帮助的真理，也写了余晖晚照，温馨感人的人性光辉。黄玉液的《岁月的跫音》，写从印度尼西亚移民的华裔一家，如何从初履斯土的惶感，到艰苦创业的历程，这期间虽历万千艰辛，终于渐入佳境，而且抚育子女成材。这也算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移民的生活实录。
五、时髦和实际的性文化影响
澳洲华文文学除了它的主题的共同点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受西方性文化的影响。澳洲是一个性开放的社会，它还是一个同性恋的王国。澳洲的“柔情按摩院”多过理发店，“成人书店”比“儿童商店”多得多，不少中学女生的书包里都装有避孕套。“儿童不宜”的电影，在录相租赁店里可以很方便的租到。报纸上天天在介绍性生活的经验；青年男女登《征婚启事》照例得写上“先友后婚”。在这种性文化充斥的社会，自然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华文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澳洲华文文学的性描写，除了作为生活反映的一部分外，它还有它的特殊性。澳洲的华裔留学生，举债跨越赤道登上南半球的时候，大都是单身，或者妻子留在国内，或者丈夫在大陆当看守。这六、七年的两地分居，实在苦煞了牛郎织女们。因此，有的人就像《女赌王和她的男房东》中的房东侯忠实那样：“我一个成年男人，孤身一人，有时候按捺不住，也偷偷摸摸去按摩院，那儿确实也有不少年轻的女子。”有的人，“就地取材”，在留学生之间搭起了临时伴档，合租一间屋，同睡一张床，也算是节省开销的一项措施吧。至于双方在大陆的另一半，当然是不能让其知道的。也有的男留学生，临时找个鬼妹甚至鬼婆来登记结婚，目的是解决永居身份问题；至于女留学生下嫁给澳洲西人或中东、亚洲澳籍的穷青年或糟老头，也不是什么新闻。留学生在国内的丈夫或妻子，经过岁月的消磨，发生变故的，也是寻常事。这些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自然少不了性描写部分，只不过是高低之分，文野之别而已。一般说来，澳洲华文文学毕竟还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发乎于情，止乎于礼”这个中国古训，作者还是时时会记起的，太露骨的描写，太直白的展示，或者是以欣赏的眼光故意煽情挑逗，引起感官刺激的描写，还是少见的。这也是和西方文化的区别之一。
紫云的小说《飞蛾》，虽然写的是婚外恋，也写他和卖花姑娘在房里纠缠中感到有种强暴对方自尊的强烈快感；还写了卖花姑娘因知道这没有结果的恋情而伤心时，他却和一位女客户拥吻着滚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但是，这种描写也是点到即止。作者写性，还是着眼于写情，写就在那个时候卖花姑娘打来了电话，但那个女客户却说：“别管它。”把电话拿起放在一边，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心碎欲绝的她竟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家中的煤气阀，把自己献给了死神。他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只极普通的“蛾”，而她将会是他一生一世在心头挥不去的痛……。
于松滨的短篇小说《一夜风流》，当然少不了写风流韵事，作者的立意却是在写留学生的不平衡心态，让人思索，让人回味。阿丹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在澳洲站稳了脚跟之后，就面对着性的诱惑，他不像同租室的东北大汉大张一样，领到工钱后，连澡都顾不上洗就直奔红灯区英皇十字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个萍水相逢的澳籍越南女子阿真上了床。翌日，他没有应约去移民局办理同居手续。他从阿真身边消失了，带着蚀骨的悔恨。这次乘飞机回大陆，阿丹没有给妻子拍电报，这并非要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而是在冥冥中企望能捕捉到妻子外遇的蛛丝马迹，借此摆脱他一夜风流套在良心上的十字架，以唤回灵魂的平静。六年的离别，使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中年。久别重逢的尴尬喜悦之后，他们有千言万语要彼此倾诉，往往是一件事没说完，又被另一个话题打断，就这样，说来说去，一直到床榻上，当阿丹将妻子紧紧贴到胸前时，他决定向忠实的妻子忏悔，可久旱逢露的妻子不容他开口，就呼唤着进入了美好的世界。“在一阵阵快感的冲击下，阿丹在疯狂的顶端猛然发现，妻子造爱技巧的娴熟、地道、简直与六年前判若两人。如此花样翻新，不是经行家训练，就是圣经的结晶。莫非她……这简单的‘莫非’两个字，如灭火剂，立即熄灭了熊熊的烈火，令正处于亢奋状态的妻子大煞风景。”作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让读者去猜测，去推想，去体味阿丹和妻子各自的心中波涛和对往事的回忆。应该说，这篇小说情与理的内涵比性描写的外壳要大得多。
闻涛的《奇缘》，说是短篇小说，其实篇幅并不短。它写男主人公在失恋之后希望解脱或者干脆死去的一次旅行中，邂逅一位和女友同名的澳洲女孩，于是展开一段奇特的海底经历。这是一篇罗曼司的小说，其中有不少造爱的叙述。但是，这种叙述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展开的，即男女主人公都潜水进入了一个岩洞，水位不断上升，他们不能再潜水出洞了，也许他们不得不为了这次奇特的经历而放弃生命。他俩轻轻地依偎着岩石而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经过几小时之后，他们不得不脱去紧裹在身上的潜水服，不得不把两人的潜水服铺在岩石上作为床铺休息。这跟着的造爱描写，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是，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随着死亡威胁的不断加大，他们在岩洞中发现了一具女性的骸骨，这又促使他们在死者面前举行了婚礼，让死者的灵魂做他们的证婚人。既然是夫妻了，水位也开始退去，他们的爱从开始就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现在已出现了美丽的希望，他们的嬉戏、爱抚、挑逗，以及疯狂地造爱，也就可以理解。他们脱险之后，回到了旅店，一同洗澡，尽情地欣赏女主人公粉红色的皮肤，丰满的乳房，以及在热雾中轻轻摇摆的洗澡动作，在水帘中大笑着拥抱在一起，又开始疯狂地造爱，这些都是合乎人物情节发展的。可惜的是这个女主角苏珊是二十年前的死者，那具尸骸便是她当时遇难的真身，而现在的苏珊却是她的灵魂再现。这就把作者精心描绘的美丽图画，撕成了碎片，不仅让人失望，也令人难以相信。但是，这篇小说所作的性描写，却是强烈中带有含蓄，惊奇中能获认同。
澳洲的华文文学毕竟发展的时间还短，有些作品显得稚嫩或粗糙也在所难免。但是，从发展来看，华裔新移民这支生力军却是前途未可限量的。因为他们的起点较高，既有过去国内的生活积累，又有到新国土后的艰辛体会，应该说基础是比较扎实的，技巧的运用也还能得心应手。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作者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些，目前新一代移民所写的作品，还只局限于移民底层的生活反映，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留学生背景的新移民贫富差别的距离已经明显拉开了，一批百万富翁已悄然形成，而大批穷得叮当响的中国留学生背景的新移民仍在俱乐部的老虎机旁游荡。这些新移民中的事业成功者，究竟是如何创业发家的，是否也应该成为作者的新视角呢？另外，绝大多数华文文学作品只是将着眼点放在自己的同胞手足上，对于华裔与澳洲人的关系，这方面的生活，是否也应该多展示呢？这样，就可以使题材大大扩展，打破题材过于单调的局限。第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营造中西文化的融合。现在的作品，大都是运用中国的传统手法，吸收西方手法的还不多，这大概也是轻车熟路的缘故。但是，澳洲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澳洲的华文文学作者，理应有更好的机会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上下功夫，营造新的华文文学。这不仅对澳洲的社会是一种贡献，对大陆和港、台文坛，也将会起着启示的作用。我们真诚期待着这种新的华文文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