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笔谈）——古代文献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研究中的意义及其使用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在中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起源论文,使用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3-0005-10
一、古代文献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性
作为重要手段，中国古代文献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与考古发掘相辅相成，互相支持、印证，成为两个重要的支撑点，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献以时代早、延续性强以及丰富浩瀚而著称于世。这些特点，无疑对探索中国古代早期文明起到极为有利的作用。所谓时代早，即是说时代愈早，则文献本身对研究文明起源愈有直接意义。中国拥有很早的传世文献，这是世所公认的。例如《尚书》就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传世文献之一。其中最早的应是《盘庚篇》，这是一篇反映殷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的典册我们今天无缘见到，但据殷人的典册，而经周初整理的反映殷人社会生活的《尚书·盘庚篇》却流传下来（详见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即使从周初算起，《盘庚篇》也已有三千多年的传世历程。此外，《尚书》中的《大诰》、《召诰》、《多士》、《多方》等篇皆为周初所作，历年也都在三千年左右。以此而论，《今文尚书》28篇中有相当多的篇章形成于西周初年。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有的直接提供了资料，有的则间接地反映出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侧面。在西周以后至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的诸多文献如《左传》、《诗经》、三《礼》、诸子以及《史记》、《汉书》等文献中，都涵盖着古代文明的某些侧面的记载和传闻。可见早期的文献对研究早期文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延续性强，是说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迄今能见到的，自西周以后代代都有，有些文献，代代有连续的传习、注释、诠解，某些注释则是吸收了文献本身所未见到的资料加以发展而成。例如《左传》、《史记》、《汉书》等重要典籍，就不断地丰富着文献的内容。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注释的产生晚于文献而说它们都不如文献本身可靠而信不过。因为在不断的传习中，这些注释已成为后世理解文献的重要资料，有些注释甚至可以弥补文献之不足。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司马迁著《史记》时未见过甲骨文，但不能说距《史记》两千年以后出土的甲骨文不可靠。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弄清了商代的帝王世系，也弄清了古史中的不少疑难问题。我们今天用甲骨文资料去注释《史记·殷本纪》中的某些问题，那应该是对《史记》的补充和丰富。当然，也不能说《史记》所见资料不如后世，因为司马迁著《史记》时，他所见的不少资料，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这一切都表明，文献的延续性愈强，对研究古代文明及其他历史问题则愈有力度。于此再举一实例，如关于尧舜时代的历史，《汉书·地理志》曾说：“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此记载虽然言简意赅，但河东土地广阔，尧究竟居在河东之何地？这里并未交待。而在“河东郡·平阳”下，《注》引应邵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这一注释明确地指出了其具体地望。《括地志》更进一步明确说明：“平阳故城即晋州城西南，今平阳故城东平也。”据此可知，尧之“都”（居）应是在今之山西临汾市一带，若与现今考古发掘中的陶寺遗址相互参照，就会更进一步证明《汉书·地理志》所载无误。
由上述可看出，中国古代文献之延续性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中断，而没有中断的中国古代文明又正是这些古代文献能够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文献之浩瀚，则是说中国古代文献十分丰富，且多姿多彩。就以《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反映古代文明进程的文献而言，确实异彩纷呈。《汉书·艺文志》说：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仅《艺文志》所录之“六艺”部分，就有一百多家，3123篇，而诸子部分则有4324篇。这些珍贵的文献，对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可信资料。虽然这些文献有的得以流传下来，有的未能流传下来，即使未流传下来，它们也会在后世的注释或其他文献的转引中隐隐约约地显出其面貌。这么多的文献，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去观察历史问题，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说可以从不同文献中看出历史问题的不同侧面。像尧舜交替的历史，仅涉及到这一“故事”的文献就不下几十种，并且又有不同的说法。《尚书·尧典》说，尧命舜接替，“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这是一种禅让说。《孟子·万章》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与《尚书·尧典》说相似。而《韩非子·说疑》则说：“舜逼尧，禹逼舜。”《古本竹书纪年》也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引自《广弘明集》卷一一）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产生时期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不同的文献记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其复杂多变性，若只有一种文献，往往会由其片面的记载误导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正是根据上述不同的文献，王玉哲先生写出了《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出了符合国家产生时期复杂状况的可信的判断。
二、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应如何正确使用古代文献
面对丰富、浩瀚的古代文献，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课题中，如何准确使用这些文献，是我们应该十分注意的问题。
1.首先要注意广泛占有文献资料，要尽最大可能去查找和使用最原始、最早期的古代文献。这是由于浩瀚的古代文献，包含了各类各家学说，因此，在古代文明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记载上，经常出现相互绞绕甚至相互抵牾的现象，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去查找和使用最原始的资料。例如我们使用早于《史记》二百余年的“实录”《古本竹书纪年》时，不可不查找它所载资料的出处。这部战国时期由魏国人编写的史书，后来失传。至晋武帝时，有人在汲郡的墓葬中盗得简书数十车，其中就有一部《竹书纪年》，后来晋代学者荀勖、和峤等人进行了整理。但以后这部整理过的《纪年》（又称《汲冢纪年》）包括荀勖、和峤的注释也逐渐失传，到北宋已不见此书（详见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15页）。一直到清代学者朱右曾将散见于某些古书中或注中所引用的《纪年》汇集起来，辑为《汲冢纪年存真》，此后王国维又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朱、王所辑本遂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关于《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的关系，当另外讨论），即使这部《古本竹书纪年》，我们在使用时，也一定要查找其出处。例如“后稷放丹朱于丹水”这句话，涉及到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地名。查其原始出处是引自《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再查《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和《路史·后纪·注》也引做丹水。可是再查《太平御览》卷六三引《尚书》逸篇云：“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查对了这些文献可看出，后世说丹朱居于今之丹江是不对的，应是居于丹水（即源出今山西高平以北的丹水）。尤其是丹渊一名，更能看出丹朱居地应在今晋东南之丹、渊一带。这正与文明最早形成的地区——晋南十分靠近，不必远涉湖北去求丹江。
2.使用文献要审慎，要有鉴别，择善而从。在研究某些特定的问题时，对于纷繁错综的古代文献的使用，必须要善于鉴别和区分，否则往往被后世蒙上的许多假象所迷惑。举两个实例：一是关于今本和古本《竹书纪年》的使用。《今本竹书纪年》是宋以后出现的，有人以为是明代出现的，但无论如何在使用今本《纪年》时一定要慎重，它的记载从黄帝开始，甚至有黄帝的具体纪年，记高阳、高辛氏也有具体纪年，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不是说《今本竹书纪年》无一信史资料，甚至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此书“不伪”。所以在使用今本与古本《竹书纪年》时，一定要认真分析，不可人云亦云。今本《纪年》一则说武王代纣不久，“遂狩于管”，古本无此文。可是查《逸周书·大匡解》、《文政解》皆可证今本不误，尤其以金文《宰椃角》铭文证之，更觉其可信。再如对《禹贡篇》的使用问题。现今传世的古文献，有关记载夏史最多的应为《尚书·禹贡篇》，但历来对这一文献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伪《孔传》与《孔疏》说它是夏代信史，但有学者尤其“疑古派”认为它是出自汉儒之手。我们仔细对《禹贡》与其他文献如《论语》、《左传》、《国语》、《楚辞》等比较后，并结合有关出土文献和现今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禹贡》既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斥之为“伪书”，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它就是夏代的作品。概括起来说，《禹贡》极有可能制作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人们根据流传下来的某些有关夏史的素材或口耳相传的资料整理而成的。其内容既有大禹时期的，也包含大禹之后的夏代的一些社会状况，而且还夹杂着夏代以后的社会状况，并且难免掺杂上后世的某些政治理念、语言和地理知识。只有认真比较和鉴别才可找出它最早最原始的有用部分。《禹贡》的“九州”范围，可以间接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大致上的地理范围，而“豫州”和“冀州”部分又恰恰反映出夏代的中心地区，正好是在晋南和豫西。《禹贡》所记载的“夏代”物产与现今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也是基本相符的（详见李民：《〈禹贡〉与夏史》，《史学月刊》1980年2期）。
3.要注重古代文献为考古发掘提供的重要线索，重视古代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古代文献为考古发掘提供重要线索，这在世界各国的重要考古发掘中是经常遇到的，而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以文献提供重要线索者更是数不胜数。还以上述所说的夏文化和夏史为例，《禹贡》所说的“九州”范围，尽管不尽是夏代的政治区划，但从今天的考古发掘中，从我国各地的出土资料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可看出，夏代的直接统治区域和它所影响的区域，其范围是很大的。再从夏文化的中心地区而言，当年寻找夏文化就是依据诸文献的记载，而在豫西和晋南发现了夏文化和许多重要遗址。《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服虔则曰：“大夏在汾浍之间。”文献点出了晋南应是夏早期的一个中心地区。《逸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战国策·魏策》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文献又点出了豫西的伊、洛地区也是夏代的（或为夏中晚期）一个中心地区，现今偃师二里头的发掘证明了文献为考古发掘提供线索的重要意义。
关于文献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像《汉书·地理志》说：“偃师：尸乡，殷汤所都。”《括地志》进一步说：“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商汤之都也。”这一记载与现今发掘的偃师商城相吻合，按唐代的偃师城往西十四里，正是现在发现的“西亳”遗址。再有一个重要实例就是《尚书·尧典》记载的尧舜时代的活动地与现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关系。
从《尧典》的记载看出，尧舜时代已经出现了私有制、阶层和阶级分化，氏族制度已走向尽头，出现了“军队”、“刑法”和各种各样的“官职”，社会已进入了“万邦”时代。《尧典》有言曰：“（帝尧）百姓昭明，协合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按“万邦”的“邦”，依《说文解字·邑部》所说：“邦，国也”，万邦即为万国。从《尧典》中可以看出，尧舜时代，其社会发展已到达国家文明的“门槛”，《尧典》中所说的“万邦”（即邦国）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阶段，不必去套用“酋邦”等词，中国古代文明自有其本身的特点。《尧典》中未言明尧之所在地望，但后来的一些文献提供了线索，即在今之山西临汾市附近。若然，这正与现今在临汾市东南发现的陶寺遗址可相互参照。陶寺遗址是龙山文化中期的一个重要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反映阶级分化的大中小墓葬，出土了重要的礼器，也出现了铜铎、文字，尤其发现了规模可观的城址，关于国家文明出现的条件在这里均已发现，它的地望、时代和文化内涵与《尧典》所载的非常合拍，若使二者相互印证，无疑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考古发掘，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对二者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2-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