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云[1]2004年在《格非创作心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中国先锋小说作家中，格非以构建叙事迷宫着称，评论界在充分肯定其创造性地转化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同时，忽略了对格非“潜在的自我”与文本的关系的阐释。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格非的创作心态，全面理解其文本实验与精神探索的矛盾互补关系，并进而探讨格非的创作面临的挑战。 全文共五个部分：引论部分通过对格非创作研究现状的分析，引入正题。第一章在梳理格非创作观念的基础上，把握其创作心态的脉络，并从时代精神对格非的影响来探讨其创作心态的成因。第二章阐述外乡人心态内涵的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文本中的体现。第叁章则从能指游戏和所指游戏两个方面考察格非内在自我的实现方式。第四章从思想表达、存在勘探、身份认同叁个方面分析格非创作面临的挑战。结语部分简述格非创作心态对先锋艺术实验的意味。
龙慧萍[2]2012年在《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中所讨论的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指的是：在异度时空中、以虚构幻想的方式,将人为建构的“标准幸福”社会生活的可怕情景呈现出来,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中的问题进行反思的一类作品。由于这部分作品大量地使用幻想、夸张、变形、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使文本获得了具体事象之外的深层寓意；且作品的题材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是对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的思考,故在此将它们称为中国当代的反乌托邦寓言。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与生存方式的反思,世界范围内的反乌托邦文学创作在思想深度与艺术技巧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论是中国作家的反乌托邦寓言,还是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其创作主旨都不是对乌托邦的简单否定,而是从相反的方向来揭示人类的良好生活意愿、乌托邦实践以及乌托邦精神之问的辨证关系。因此,反乌托邦寓言是乌托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作家的反乌托邦寓言,既对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进行了深入批判,又保留着对乌托邦精神的召唤,实质上是一种“批判的乌托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影响的长期积累与作家们思考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问题以及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相遇所产生的特殊文本,在思想内涵、文本形态与叙事特征上,都有模式和规律可循,且形成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鲜明特征。本文的研究工作即是尝试找到文本赖以产生的思想、政治、文化环境与其内思想内涵、叙事模式之间的具体关联,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它们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与“形式化的内容”的意义与价值。寓言性文本的寓意必需通过具体的结构形态、情节模式与类型化人物来体现。当代中国反乌托邦寓言高度程式化的情节模式在经过拆解和细分之后,可以划分为几个固定的功能项,这些功能项与作家所选择的题材类型组合,又形成了几大母题。因此,当代反乌托邦寓言的母题可以概述为：一、知识分子在监狱中；二、知识分子建造监狱；叁、千古文人土匪梦；四、乡土世界的身物交换奇观；五、乡村孤岛中的绝望拯救。其中王小波的创作关注的主要是第一个方而的问题；格非与熊『正良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第二、叁个方面的相关问题,阎连科与李佩甫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第四、五个方面的相关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始于王小波。由于他本人的特殊生活与教育经历,他的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乃是他个人的乌托邦气质、文革社会生活与西方思想资源叁者合力作用的结果,整体上呈现出从童话式乌托邦到“批判的乌托邦”的发展嬗变过程。王小波的卓越贡献,不仅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首开了反乌托邦寓言创作的先河,还体现在他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系列化的反乌托邦寓言性文本——“白银时代”系列与“黑铁时代”系列。他的反乌托邦寓言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极权统治下的身心创伤,有明显的受西方反乌托邦经典(《1984》)影响的痕迹,但在情节、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叙事风格上都有一定的独创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创作模式。格非的反乌托邦寓言系列作品是他创作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欲望法则与九十年代以后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总体问题相遇的结果。他的乌托邦叁部曲的独特贡献足以写意的手法重新诠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实践史,对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实践中的作用与责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对乌托邦与人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复杂地传达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在乌托邦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乌托邦恐惧与乌托邦渴望的纠结与缠绕,且结构精巧、语言典雅优美,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精品。熊正良的反思土匪乌托邦实践的作品《匪风》在创作主旨上与格非的《人面桃花》有相似之处,但他对乌托邦与人性关系的思考相对简单一一些。阎连科的反乌托邦寓言创作源自于他对农民群体在历史与现实中长期以来受压迫与剥夺处境的恐惧——以及从恐惧中滋生的拯救渴望。他的反乌托邦寓言如《受活》等,以夸张变形的魔幻手法,奇诡的想象,对中国农民在历次乌托邦实践运动(包括当代的新金钱欲望崇拜)中所受到的戕害进行了深入有力的揭示,在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事方式上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创新,是当代文坛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与阎连科同样关注农村现实苦难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小说《羊的门》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对当代农村的乌托邦工程进行了反思,同时,这个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迄今为止,当代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已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但由于乌托邦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时代生活的局限,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都无法避免乌托邦追思中的极限或乌托邦精神衰落所导致的悖论。另外,他们的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小说的主体性受到损伤等问题。
王鹏[3]2014年在《先锋格非及其转型》文中提出格非一九八六年开始发表作品,随后即以语言、形式、叙事以及记忆与存在等主题的不懈探讨而闻名,与马原、余华、苏童等人一起成为了推进当代小说变革的先锋派的代表人物,而他的作品又呈现出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在先锋作家群乃至当代作家中都独树一帜。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在出版了叁部长篇小说以及一系列中短篇作品之后,格非创作日渐减少,并陷进了长达近十年的沉默之中,直到二零零四年才转型复出,这一转型过程就成了本论文的重点。基于当前格非研究领域大都孤立、割裂而缺乏系统性研究的状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本论文拟将格非的创作分为叁个时期,即八十年底到九十年代初的“先锋时期”,九十年代中期到二零零四年的“沉默时期”,以及转型之后以“江南叁部曲”进行重新创作的“再出发时期”,基于史料与文本,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勾勒格非整体创作脉络,试图去揭示格非精神背后复杂的勾连,同时指出格非创作实质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以格非来呈现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所遭遇的困境,最后通由格非的转型来探讨这一困境的突围方式。本论文将分成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作为引入,介绍格非及其创作的大致风貌、格非研究领域现状,并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以及脉络。第一章为先锋时期的创作,将先界定“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随即基于格非的个人生活史,围绕“为何写作”、“为何先锋”展开格非早期思想状况,重点探讨其性格及其精英立场的形成。而后从创作主题、创作心态、叙事逻辑和模式等角度勾勒这一时期格非创作的基本图景。第二章为沉默时期的写作,本章为论文重点。先从时代背景切入,探讨先锋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在时代中的困境,以此为基进入作家/个人所遭遇的困境,勾勒其中期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背后的复杂勾连与矛盾,探讨其之所以陷进沉默的深层原因,最后以自我和价值体系的重建为主线,勾勒格非为突围沉默而做出的努力。第叁章为再出发时期的写作,旨在勾勒格非在写作和审美取向、创作动机、主体意识等的发生嬗变之后的创作风貌,核心是他的“整体性观念”,并回归文本,以考察其思考与创作上的异同。最后为结语部分,基于文学与传统两个基本观念,对其做一个总括,并针对当下文学,从整体视域中考察格非转型的意义及其成败。
成雅妮[4]2017年在《格非小说的“后革命叙事”》文中研究指明格非自登上文坛以来就成为先锋作家中重要的一员,格非小说具有的先锋性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入探究格非小说创作,其具有“后革命立场”的小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格非摆脱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的模式化倾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与创作观念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思考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态,以新的历史观和叙事策略重塑革命历史叙事的新图景,其审慎的态度与辩证的思维方式致使革命历史叙事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后革命”作为一种具有多重内涵的理论,为格非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阐释维度。格非在借鉴中西方文学资源以及结合自身创作观念的基础上,在故事架构、人物塑造以及叙事策略等方面对传统革命历史叙事进行重构,从而建构了“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叙事的新形态。论文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在明确选题对象以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进而指出本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是“后革命”与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在对“后革命”理论加以界定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后革命叙事”进行梳理。首先,从中西方的理论演变来探讨“后革命”理论,并且指出“后革命”在文学上的具体表征。其次,分别从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以来文学两个阶段来展开论述,明确中国当代文学中“后革命叙事”的嬗变。本章旨在明确“后革命”理论的具体内涵,进而阐述格非小说“后革命叙事”生成的文学场域。第二章是“后革命叙事”的文化语境与格非的成长史。从时代背景、作家心态以及具体创作叁方面来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视阈下的“后革命时代”加以分析。其次,结合成长经历、作家记忆以及时代特征阐述先锋作家的创作心态。再次,结合具体创作阐述历史叙事呈现的寓言化倾向。第叁章是格非小说“后革命叙事”的审美追求。格非小说中具有“后革命立场”的小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传统革命叙事的消解。主要表现为历史定论的非必然性,小说中往往呈现出故事情节的突然转变与目的和结果的偏离,前者使叙事呈现偶然性,后者使叙事具有反讽性。与此同时,革命场景呈现出非史诗性特点,场景的营造以及暗淡化描写增添了文本的悲剧色彩。此外,革命者表现出欲望化、宿命感以及目的与信念游移的特点。第四章是格非小说“后革命思维”与叙事策略。一是格非小说中运用叙事“空缺”,造成人物行动和故事情节的断裂。二是格非选取独特的意象对革命故事进行书写,首先,水意象蕴含着挥之不去的忧郁和孤独,梦意象则是预示着理想的失败。其次,阁楼与瓦釜意象象征着对生存的围困。再次,金蝉作为信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瓦釜预示着理想的无奈放逐。第五章是对格非小说“后革命叙事”的深层思考。首先,探究格非“后革命叙事”的独特性,格非小说创作呈现出由早期的形式策略向后期注重革命历史转变的特点。并且,革命者参加革命的动力有时是内心的欲望,伴随革命进程的是对潜在爱慕对象的追求。其次,对先锋派“后革命叙事”立场进行反思,主要侧重于对先锋派“后革命叙事”的批判性思考。结语部分是格非小说“后革命叙事”的意义、价值及展望。
颜梦艺[5]2014年在《格非“乌托邦”叁部曲的精神分析学解读》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精神分析学派曾影响了不少中国先锋文学作家。作为学院派的先锋作家,格非明显地表现出对精神分析学的自觉借鉴与创新思考。进入21世纪后,格非的创作风格从单纯的试验性转而走向传统叙事的创新性回归。但精神症候式的人物刻画、意识流的内心独白、体现潜意识与意识矛盾冲突的意象世界,仍旧是其小说不可忽视的艺术特色。本文以精神分析学理论作为基点,以格非“乌托邦”叁部曲作为重点论述对象,深入解读叁部曲中人物的潜意识空间以及革命家族的精神嬗变史,进一步探究格非的文学创作理念与精神分析学理论之间的内在渊源,挖掘出“乌托邦”叁部曲在当代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从弗洛伊德精神现象分析学视野观照“乌托邦”叁部曲中叁类病态人格：忧郁、焦虑、癫狂。在论述叁种病态人格的特征时,主要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进行症候式的精神剖析,揭示出病态人格背后的潜意识流动、病态变化的基本脉络,以揭示出病态人格的成因。第二章,将精神分析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象理论相结合,从自然意象与社会意象两个方面,分析“乌托邦”叁部曲中独特的意象世界。花、雨这两个古典意象表现了唯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恐惧与焦虑的潜意识的压抑与释放,表现出革命者在奋斗路途中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桃源梦系列、孤岛系列社会意象蕴含了“乌托邦”集体无意识和隐秘的潜意识空间。通过小说中意象世界的营造,格非试图展现整个革命家族的精神嬗变和悲剧命运,以此来再现乌托邦意识的时代变迁,追忆逝去的革命信仰。第叁章,探究格非在文学创作中自觉接受精神分析学的原因。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格非幼时的成长经历,童年的创伤造就了他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的“内倾型”性格,偏向内在沉思和精神追溯；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他对于研究“潜意识”“性本能”等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尤为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文学境遇的改变,格非在创作理念上力图创新,回归历史叙事,关注“存在”本身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在创作中运用了精神分析学来书写个人独特的记忆,绘制出有着强烈时代特色的革命者的精神之旅,彰显出百年来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
王琮[6]2012年在《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先锋小说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此时的先锋小说凭借其惊世骇俗的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的文学形式实验开始进行。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廓清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的脉络，对我们正确认识与分析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先锋小说的转型有很大帮助。我们发现它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既有世界文学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学“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的叁次铺垫。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彻底打破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局面，也为当代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多样性的可能，而且从此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格局。但我们在肯定它的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的缺陷。过多的关注形式，导致其意义的缺失；追求写作的自由，却形成模式化；片面追求文本的晦涩难懂，也在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鸿沟。随着写作进入“形式的疲惫”的困境，再加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文化环境、审美趣味以及作家自身创作心理的变化，先锋小说家纷纷选择转型。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重新捡起了以往被他们弃之如履的“意义”，作品中人性的飞扬，对历史真实与现实的逼近以及对乌托邦、自我救赎的找寻，都显示出先锋小说正在由“形式的先锋”向“精神的先锋”转变。此外，先锋小说家在找回“意义”的同时，也一改往日对人物作符号化处理的观念，开始注重人物塑造，除了通过矛盾冲突、细节与对话展示人物性格以外，还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孤独的少年形象、鲜活灵动的女性形象以及挣扎求生的小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图库增添了光彩的一笔。虽然说先锋小说从九十年代以后褪去了极端形式的外衣，但这并不代表在艺术上就一无所成，只是较以前的激进显得平和一些。完整的故事、情节重新回到了先锋小说的叙事中，视角的不停转换也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而且作者不再有意介入文本之中，而是退居到幕后，悄无声息地掌控叙事。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抛弃了欧化翻译文体的形式，普遍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无论是格非对古典文言文的借鉴与运用，苏童的“意象化白描”，还是余华的民间特色，都极大地丰富了先锋小说的艺术色彩和技术空间，探索了新的表意的方式，为以后的先锋小说写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与驱动力。本论文在吸取前人对先锋小说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整体把握与作品个案解读的方式，并结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客观的研究与评价。力图从以往众多研究成果中另辟蹊径，在以新的视点和角度分析与诠释转型以后的先锋小说过程中，对其文学史地位进行更准确的界定，希望可以为先锋小说的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王丹娜[7]2007年在《本能与欲望的构建和解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的先锋小说作家中,格非以其独特的“迷宫式”叙事着称,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和褒贬都见证了这一时期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运变。他的既是作家又是大学教师的身份,也使他在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上有了更丰富的把握和更系统的理解。评论界对他的关注和评价大多集中在对其文本的分析,包括文本的叙事、结构、审美等。也有对格非文本中的意象进行分析,试图解释格非文本的特征。还有人对格非的创作心态进行探讨,试图通过对其文本试验和精神探索的关系探讨格非创作所面临的挑战等。但是很少见对格非的潜创作进行研究的个案。本文的意义在于开创了对格非潜创作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希望这种研究可以作为研究格非潜创作的方法论之一,也能成为潜创作研究入门的个案探索,而为后来的研究抛砖引玉。本文通过格非潜创作的研究,镜像性地探讨其文本构建的程式和内容,目的就是为了剖一理十,理脉创作主体创作中的意识思维、情绪等在创作主体潜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理清创作客体在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中施加的影响,尽可能通过对格非文本的研究廓清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文本潜创作中的潜意识创作规律,以此开元潜创作在文艺创作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全文共有五个部分:引言中通过对创作主体创作过程的简析,提出了本文关注的对象是创作主体的潜创作研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以潜创作的界说和过程入手,进入对格非潜创作的个案研究,即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二部分按照引言中提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格非文本中的意象组合和情绪化潜流的文本分析,倒推格非的潜创作过程;第叁部分总结性地对格非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对影响格非的阅读经验的梳理,理脉时代和阅读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和作用;结语是对全篇的总结,简括了对格非潜创作研究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格非的个案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关注潜创作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杨洋[8]2017年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随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锋随笔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副业,虽不是其创作的主业,却开辟了一个别样的随笔世界,谱写了一曲先锋灵魂世界的精神自传,精神至上、自为高傲地存在于先锋小说的万丈光芒之外;傲然独立、鲜为人知地淹没在当代散文随笔大家族的众声喧哗之中。先锋随笔不仅内容博大精深,既包括先锋小说家内蕴深刻的文学观,又容纳了先锋小说家视野广博的阅读资源,因此成为打开先锋小说的一把钥匙,通往先锋世界的一条捷径;而且具有独特的文体价值,从文体上来说,先锋随笔本属于随笔这一文体,类属于散文的一支,其本身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质,因此在散文随笔大家族中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和当下意义。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坛最辉煌的一抹记忆,先锋小说是先锋文学中最具先锋精神的一股力量。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先锋小说乃至整个先锋文学的创作姿态走向低迷和回落之时,其中一些先锋小说家退守边缘、坚守自我,退回自己的精神故地转向随笔写作,秉承一如既往的先锋姿态写下了一大批重温经典艺术、回忆往事记忆、畅谈文学经验、敞亮心灵世界的散文随笔。本论文主要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小说家的随笔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先锋小说家的随笔文本进行细读,透视先锋小说家灵魂世界的精神自传,研究先锋随笔中深刻思辨的文学观念及作家视野广博的阅读资源,进而从随笔文体的角度,探究先锋随笔自由纯粹的艺术韵味,及其独特的文体价值和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绪论:包括界定随笔及先锋小说家随笔的概念,本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选题的研究特色及价值意义。第一部分:研究先锋小说家随笔的生成与发展,先锋小说家在发表小说的同时或后期,受杂志编辑的邀约,写下了一些对自己小说创作的批评文章,即作家的创作谈、对话录、文学评论等,并以此为开端,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后来受出版社出版策划的要求,得以集结出版,借此机会先锋小说家的随笔得以集中展示,如雨后春笋般在新世纪的出版界集体亮相。第二部分:随笔,透视灵魂世界的一个窗口。先锋随笔是先锋小说家的精神自传,其中暗含着先锋小说家精神世界的成长史、先锋创作的心态史、先锋主体的文体偏爱,及先锋作家的道德人格,各不相同的创作主体彰显出的别样独特的精神世界。第叁部分:透过先锋随笔博大精深的内容,探究先锋随笔中透露出来的先锋小说家内蕴深刻的文学观,和视野广阔的阅读资源与其创作之间的互动,从而更便捷地打开先锋小说的世界。先锋随笔中凸显出的先锋小说家对文学问题的思考,是深刻思辨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同时先锋小说家漫长的阅读史,建构起了作家的阅读书目。第四部分:概括总结先锋随笔灵动先锋的文体特征,自由纯粹的审美追求。具有鲜明个性的先锋小说家不仅在先锋小说的道路上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转向随笔创作的他们依然显示出极具自我的个性风格,其随笔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质,是作家主体的个性张扬,是灵动随性的艺术显露。第五部分:反思提升先锋随笔的文体价值和意义,先锋随笔具有独特的文体价值,一方面,它自觉地继承了现代随笔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它自觉实践着对当代随笔的文体净化,同时作为散文大家族中的一支,它丰富了当代散文的文体样态、匡正了散文文体审美品格的回归本真。
李玉森[9]2012年在《论格非小说中的疯子叙事》文中指出在新时期“异彩”纷呈的先锋文学群体之中，以及先锋文学塑造的诸多另类形象之中，格非的创作和其笔下的人物显得别具一格。他笔下时空记忆的肆意飘散，无法触摸的情感思绪，暧昧模糊的语言、意象，因果链断裂的是非关联，残次勾连的叙事变奏，以及陷入困境迷途的疯子人物系列，如诗如画地构筑了明丽忧伤、恍惚神秘的审美格调，在当代文坛堪称惊艳。与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相比，格非似乎更接近文学内质，更富有瑰丽的想象力和奇幻的创造力。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一味地进行文学形式试验，而是在文本中寄予着深刻的人生哲思，关注着人类的精神境遇，并试图在这些疯子非理性、非正常的呓语行为中，揭示和寻找抵御精神病疾的支撑点。纵观其创作，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作品形象，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当下精神品质的内在指向，时代境遇下人们思想的迷惑、困窘和精神的分裂、错乱是作者极力呈现的重点，叙事的迷宫或叙事的循环恰是当下人的精神潜在危机在文本中的内化形式。而充斥文本中的病态人物系列，并没有得到学界系统化、综合化的分析研究。尽管在新时期小说中，尤其是先锋小说中对人的“弱化”、“物化”都是一个常态化的命题，但格非笔下这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弱化”人物与叙事的关联，以及涵盖的文本内的审美价值、文本外的社会学价值，还鲜有人注意。就连“疯子叙事”这一概念在格非的研究领域，乃至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少有人提及。本论文尝试从格非笔下的这类疯子形象系列着手，运用当代叙事学、后现代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学等理论，通过对先锋小说同类型形象的梳理，阐释其笔下疯子形象的独特性，与叙事的潜在关联，以及隐喻的社会学意义。论文的主线是从“作者的创作主体角度”、“作品疯子叙事的文本实践角度”、“隐喻的社会学意义角度”叁个方面阐释格非笔下疯子叙事的缘起、实现和价值。或者可以说是从“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这样写的价值和意义”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论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先锋文学”的诞生背景和独特的价值趋向，论及格非笔下的疯子叙事在新时期病患小说中的独特性，介绍格非作品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创新点和价值，并对“疯子叙事”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第一章通过对创作主体生命体验的分析，解读格非对人类精神境遇的感受、思考和探索，以此了解作家的创作心态与生命体验对其此类创作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格非作品中多种疯子形象的分类展览，展现当下精神危机的不同症候。第叁章则从“故事层断裂与叙事迷宫”、“断片的美学与梦境褶皱”、“含混的句式与意象迷津”叁个维度解读疯子文本实践的过程。第四章用“叙事心理治疗”和“音乐治疗”两种后现代心理治疗方式叙述格非疯子叙事的社会学价值。结语部分论及格非疯子叙事的转换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洞悉格非小说中疯子叙事的独特美学新质，以及此脉络之中暗含的社会学价值和意义。也希望借此，在丰富格非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宽当代作家病患叙事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董蕾[10]2012年在《中国先锋作家创作的转型向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形式主义叙事革命为旗帜崛起的中国“先锋派”们无疑面临着写作与理论创新的困境。在形式实验无法再续的情境下，八十年代集结在一起的先锋队伍迅速自行解散，并各自走向不同的写作向度。他们不再留恋文本的“形式”，也不再沉醉于历史的迷雾。然而199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的时间段落内，昔日成名的先锋作家们一直没有放弃创作上的追求与创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直面当下的“现实”，也成为许多先锋作家再度创作的起点或方向。转型之后的先锋作家对“先锋精神”的继续追求也同样应得到人们的关注与中肯的评价。论文正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对中国“先锋派小说”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先锋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初步提出自己对先锋文学转型方向的考察依据。第二章主要针对1990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创作转型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叁章则结合叁位较有代表性的先锋作家的作品为文本依据，并最终得出以余华的“现实主义”转型、格非重建与传统文学的努力以及北村为人类精神寻求终极皈依的创作为中国先锋小说作家创作转型的叁种典型方向。他们的转型必然为我们今日重新审视当代文坛中一系列重要命题，如“传统”与“现实”、“形式”与“意义”、“终极关怀”与“消费话语”等概念意义的繁殖与论争提供可供解读的范例。
参考文献：
[1]. 格非创作心态分析[D]. 李从云. 武汉大学. 2004
[2]. 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D]. 龙慧萍.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3]. 先锋格非及其转型[D]. 王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4]. 格非小说的“后革命叙事”[D]. 成雅妮. 辽宁大学. 2017
[5]. 格非“乌托邦”叁部曲的精神分析学解读[D]. 颜梦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6]. 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D]. 王琮. 辽宁师范大学. 2012
[7]. 本能与欲望的构建和解析[D]. 王丹娜. 辽宁师范大学. 2007
[8].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随笔研究[D]. 杨洋. 辽宁大学. 2017
[9]. 论格非小说中的疯子叙事[D]. 李玉森.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10]. 中国先锋作家创作的转型向度[D]. 董蕾.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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