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暴力犯内隐道德态度研究
高 华1，彭新波1，黄俊萍1，彭 泰2，陈 熹3，钟育鑫3
（1.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台湾清华大学 学习科学与科技研究所，台湾 新竹 30013； 3.福州监狱，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对比分析了男性暴力犯和普通男性的内隐道德态度，试图探究内隐道德态度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对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均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存在IAT 效应，但暴力犯的D 值显著低于普通男性，说明普通男性和暴力犯对道德图片比非道德图片都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偏向，但普通男性的这种态度偏向显著地强于暴力犯，也表明较弱的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内隐道德态度偏向是导致暴力犯犯罪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暴力犯；普通男性；内隐道德态度；内隐联想测验（IAT）
暴力犯罪通常是指非法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是刑事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类犯罪。[1]而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就是暴力犯。暴力犯罪的成因是多元和多层次的，其中个体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态度是影响其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个体的道德态度是以一定的道德认知为基础对道德事件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或稳定的反应倾向，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及道德行为三要素构成，具有社会性、潜在性、稳定性与对象性等特点。[2]道德态度一经形成就会逐渐成为道德人格的一部分，并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在某种特有的道德态度的支配下，个体总是不自觉地做出与其认同与肯定的道德标准相一致的认知与判断。如果道德主体的道德态度存在某种偏见或偏差，那么，这种道德态度则会扭曲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与判断，最终会导致道德主体选择不当的或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实践，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学家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都是道德异常的人，犯罪是由于犯罪人基本道德的缺失所致。[3]
与个体的日常态度相似，个体的道德态度也存在双重态度：外显道德态度与内隐道德态度，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意识层面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4]外显道德态度是一种个体自己能觉察的道德态度，处于意识水平，需要注意、认知资源参与，具有可控性。历史上，许多道德理论都主张道德推理和决策是一个意识加工的过程，是通过道德规则进行理性意识推理的结果，[5]这种观点统帅了20世纪后半叶。近20年来人们发现道德态度也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这种内隐道德态度是一种自动产生的，不需要意识努力参与的无意识道德态度，反映了个体内心深处的真实观点。[6]
也正因为个体的道德态度具有双重性，所以对道德态度的评估，通常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采用问卷或自陈报告等形式进行直接评估，主要考察个体外显道德态度；另一方面从内隐的角度，采用内隐研究方式对内隐态度进行间接测量。由于社会偏好反应的存在，个体在外显测验中，经常会不如实地进行报告，出现表里不一的现象，因此，态度外显研究的真实性值得进一步检验。而内隐态度是一种无意识态度，反映了个体内心深处的真实观点。内化为道德人格的一部分的道德态度具有跨越时间和情境的高稳定性，相比而言，内隐态度的评估结果更具有真实性。
那份俸禄并不足以使他一夜暴富，但好歹能换来柴米油盐和衣裳鞋袜，把钱塘县里的小日子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委屈和难堪就都一口吞下了罢，既然是顶梁柱，就必须顶住压力和困难，为家人撑起明朗朗的一片天。是男子汉，其实也是汉子难。
常见的内隐研究范式为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它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测量两类词（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紧密程度，来测量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特点。[7]例如，概念词（白人、黑人）和属性词（善良，邪恶）之间可能存在两种关系：相容关系（白人—善良，黑人—邪恶）和不相容关系（白人—邪恶，黑人—善良），如果某人潜意识里认为白人比黑人善良，那么其对相容关系的反应就会快于不相容关系，反之亦然。因为在个体内心观念一致的情况下，个体的辨别归类更多为自动化加工，而在不一致条件下，个体的认知会产生冲突，需要进行复杂的意识加工，从而导致反应时更长，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即为内隐态度指标。
在常人眼中，暴力犯穷凶恶极、冷血无情，其之所以犯下滔天罪行与其内心深处漠视道德和法律规范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高暴力风险罪犯表现出了更高的冷酷无情水平和更差的情绪识别。[8] Gray 等人选取精神变态杀人犯、非精神变态杀人犯、其他犯罪类型的精神变态罪犯和非精神变态的其他类型罪犯为被试，采用IAT来揭示精神变态杀人犯对暴力的内在信念。他们将愉快—和平和不愉快—暴力设置为相容条件，将不愉快—和平和愉快—暴力设置为不相容条件，发现所有四组被试在外显测试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内隐联想测验上，与非精神变态杀人犯及其他类型罪犯相比，变态杀人犯对暴力表现出较少的负面联想（即对不相容性条件的反应快于相容条件）。由此，他们认为与外显测量相比，内隐测量能较好地检测罪犯隐藏的态度，并可以作为一种暴力态度的评估和鉴别工具。[9] Luo 等人选取20 个成年人为被试，采用fMRI 技术，用IAT 范式研究了个体对违法（人际暴力）和非违法（自己的财产损坏）行为的态度，行为研究显示相容条件的反应时显著地快于不相容条件，表现出IAT 效应。[10] 我国学者选取激情犯和累惯犯为被试，从外显（问卷）和内隐（IAT）两个角度研究了被试的暴力态度，IAT 研究中的目标维度为描述行为的图片，如：暴打、聊天等，联想属性维度为描述性格的词语，如：自信、愚蠢等，由此形成相容联合辨别（消极性格—暴力行为；积极性格—非暴力行为）和不相容联合辨别（消极性格—非暴力行为；积极性格—暴力行为）两种任务。研究发现激情犯和累惯犯外显态度有显著差异，但是内隐态度差异不显著，同时发现，即使是同一种犯罪类型，且都实施了暴力行为，但内隐暴力态度却有差异。[11]暴力犯的“暴力-积极”型内隐暴力态度和敌意能有效预测暴力犯犯罪的暴力程度。[12]
上述研究基本上以违法行为为目标属性，探讨其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联系紧密度。显然，违法行为和非道德行为是不同程度的行为。违法行为通常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但违反道德的行为并不一定是违法行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与法律不同，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主要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自觉维持，没有外在强制力，违反道德只会被社会谴责、漠视或容忍，但违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因此，道德品质的培养很容易被个体忽视，常常不知不觉中放纵自己做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违反道德的行为，若累加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犯罪。相反，若个体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严于律己，那么他就能遵纪守法、远离犯罪，即所谓“德可厚法”。所以，选取道德态度为研究对象，探讨暴力犯与正常个体的内隐道德态度差异能更有助于识别个体是否有犯罪倾向，为暴力犯罪预防与矫治提供一定的依据和策略，杜绝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本研究试图采用IAT 范式探讨暴力犯的内隐道德态度偏向。我们选取道德和非道德行为为目标范畴，以能诱发人们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动物图片为属性范畴，将“道德—积极动物”“非道德—消极动物”设计为相容联合辨别任务，将“道德—消极动物”“非道德—积极动物”设计为不相容联合辨别任务，对比分析暴力犯和普通男性的内隐道德态度，如果被试对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相容任务，则表现出IAT 效应，说明其对道德行为有更积极的反应倾向，反之，则说明其对非道德行为有更积极的反应偏向，以此识别被试的内隐道德态度偏向。因暴力犯罪常见于男性，故本研究选取男性暴力犯为实验组，普通成年男性为控制组，进行对比研究。本研究中的暴力犯主要包含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所有的暴力犯都兼犯有伤害罪。由于选取的被试各种暴力犯罪类型的数量不多，所以本研究没有进一步探究不同犯罪类型和犯罪原因对其内隐道德态度的影响。
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群体类别（暴力犯vs 普通男性），因变量为IAT 测验所得内隐道德态度效应值，即D 值。
本研究假设：男性暴力犯（以下简称：暴力犯）和普通成年男性（以下简称：普通男性）内隐道德态度差异显著。普通男性在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相容任务。而暴力犯则相反，在不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快于相容任务。
如何让老板下乡，既能带动老乡而又不触碰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的底线？笔者认为，主要还是要在土地的产出率上下功夫，帮助土地经营者提高效益。一是要依靠科技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地区特色产业及其土地流转市场价格体系，吸收农户参与其中，让更多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把土地流转到产出水平高的经营者手中。二是要利用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帮助农民降低成本，以规模收益稳定土地流转关系，推动土地流转进程。三是加强对土地用途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对流转土地的生产经营能力进行预测分析，及时查处纠正非农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一、方法
（一）被试
暴力犯被试为来自福州某监狱61 名男性暴力犯，最终经过筛选获得44 名有效数据，平均年龄M =28.61 岁，SD =8.252。其中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犯共33 人，所有44 名暴力犯犯罪类型都兼有伤害罪。普通男性被试共50 名，最终通过筛选获得有效数据38 人，平均年龄M =23.24岁，SD =1.324。所有被试自愿参加实验，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弱、色盲；无神经性疾病和脑损伤、无精神疾病；近期无感冒咳嗽等身体不适症状，未服用药物；均为第一次参加心理学实验。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前测：（1）选取30 名普通男性（与正式实验被试不同）分别对20 张道德图片与20张不道德图片进行五级评定，1 为非常不道德，5 为非常道德（道德图片：图中的人物表现出助人、利他等行为，如：帮助老人、义务献血等；不道德图片：图中的人物表现出损害他人利益或违反道德规范等行为，如：随地扔垃圾、翻越马路栏杆等），根据评分从高到低排列结果，最终选取高分道德图6张与低分不道德图6张（M高±SD高 =4.71±.14，M低±SD低 =1.31±.12，t （29）=96.852，p =.001）。（2）上述30 名普通男性同样对40 张动物图的情绪效价进行五级评定，1为非常消极，5 为非常积极（积极动物图是指看到图片中的动物个体会有愉悦、开心等情绪，如：可爱的小猫；消极动物图是指看到图片中的动物个体会有恶心、厌恶等情绪，如：蜈蚣），最终选取高分积极动物图与低分消极动物图各6 张（M高±SD高 =4.62±.33，M低±SD低 =1.68±.35，t （29）=14.811，p =.001）。
第六步：不相容联合辨别，为联合任务二练习阶段，和第三、第四步差不多，只是把前面的关系加以调整，使相容关系变为不相容关系(如将“道德+积极—不道德+消极”改为“道德+消极—不道德+积极”)。
（三）实验设计
实验结果见表1～3。结果表明，维拉帕米可明显抑制离体蟾蜍心脏的各项功能（P＜0.01）。在此基础上给予异丙肾上腺素，可明显兴奋心脏。
（四）实验程序
所有实验材料均以图片的形式用E-prime1.1 版本进行编程并在电脑上运行，所有图片均用Photoshop 绘图软件统一调整为长为400 像素，宽为350 像素的规格。电脑为联想笔记本电脑，分辨率设置为1366*768，刷新频率60Hz。在测验中，屏幕的底部呈现标签，刺激图片呈现在屏幕中央。被试单独进行施测。
实验开始，对每个被试进行单独指导，告知其有练习阶段和正式测验阶段，练习结束后进行正式测验。整个测试过程要求被试尽可能又快又准确地完成。测验共分七个步骤：
第一步：目标图片辨别。呈现目标图片(道德和不道德图片)，要求被试根据屏幕下方标签的提示，对目标图片尽快做出归类，归为道德图片的按“F”键，归为不道德图片的按“J”键。
(1)SLA形式化。将用户与CSP制定的SLA进行形式化处理，将SLA转换成机器可识别处理的内容。该模块是自动化处理的前提条件；
第三步：相容联合辨别，为联合任务一练习阶段。呈现目标图片和属性图片的随机组合，道德+积极按“F”键，不道德+消极按“J”键，为了防止被试只按照动物图片进行判别，加了6张干扰图片（如第三、四步中加了道德+消极、不道德+积极组合的6 张图，第六、七步则相反），对于干扰图片按“空格键”反应。
第四步：与第三步相同，但为测试阶段。
参照IAT 效应计分标准，删除了不合格数据共计29 名，其中暴力犯被试数据17 名，普通男性被试数据12 名。分别计算两类被试相容和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结果显示：暴力犯相容任务反应时：M =2217.7ms，SE =67.187，不相容任务反应时：M =2666.9 ms，SE =56.081；普通男性相容任务反应时：M =1347.8 ms，SE =72.297，不相容任务反应时：M =2306.5 ms，SE= 60.347。暴力犯的IAT 效应D 值为1.234，普通男性的D值为2.693。可见无论是普通男性还是暴力犯二者IAT 效应D 值均为正值，大于零，说明二者对相容任务（道德—积极动物图片联合；非道德—消极动物图片联合）的反应要显著快于不相容的任务（道德—消极动物图片联合；非道德—积极动物图片联合）。对二者的D 值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二者差异显著：t （80）=6.590，p ＜.001，普通男性的IAT 效应要显著大于暴力犯，详见表2。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暴力犯中有三位被试的D 值为负值，表现出了IAT效应反转。
第二步：属性图片辨别。呈现属性图片（积极和消极动物图片），根据屏幕下方的标签提示尽快进行归类，归为积极动物图的按“F”键，归为消极动物图的按“J”键。
正如哈佛商学院团队建设专题里讲的那样，信任是团队的基础，作为管理者，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获得员工的信任，使他们愿意为团队出力，愿意为团队承担必要的风险。同时，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会慢慢改变团队的面貌和氛围，最终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表1 内隐道德态度IAT 测量程序
表2 暴力犯和普通男性相容和不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标准误及IAT 效应D 值
第七步：与第六步相同，本步骤为测试阶段。
本次IAI 测验的具体程序见表1。
（五）数据处理
赣南灯彩又称为花灯，是元宵节最常见的活动，不同于其他的灯彩歌舞，赣南灯彩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不仅有独特的灯饰艺术，还能够创作独特的舞蹈。这一舞蹈形式通常出现在一年的起始阶段，寓意未来一年内的顺利。文化方面，赣南灯彩歌舞的练习帮助练舞蹈者改善体型，提高身体协调性能和健康指数，也净化舞者心灵，是一种具有极高实用价值的舞蹈。在赣南灯彩歌舞中，舞蹈中体现的精神正是人类的包容、自强等精神，因此灯彩歌舞对于人的性格塑造具有积极作用。
按照Greenwald 等人2003年提出的数据处理方法：（1）删除没有完成全部实验和平均反应错误率高于20%的实验数据；（2）每一部分的前两次测试数据不予统计；（3）若某被试的反应中10%以上的反应时超过10000ms 或少于300ms，则删除此被试数据；（4）用每组反应时均值加上600ms 替换错误试验的反应时值；（5）分别计算第6 组与第3 组以及第7 组与第4 组之间反应时均值的差；（6）反应时均值差除以各自的标准差，得到D；（7）求两个D 的均值。若D 值为正数，则说明联合任务一（相容组）联系更紧密，反之则说明联合任务二（不相容组）的联系更紧密。[13]
谢友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嘶天》，另有《谢友鄞小说选》、《大山藏不住》等。短篇小说《窑谷》、《马嘶秋诉》分获第八、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火神》获全国首届煤炭乌金奖，长篇小说《嘶天》获辽宁曹雪芹文学奖，荣获国家级、全国性、省部级以上重要创作奖二十多项。谢友鄞最近被网络读者评选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一百位作家之一。
二、结果
（一）暴力犯和普通男性在相容和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以及IAT 效应D 值
第五步：目标反向辨别。是对第一部分的重复，不同的是对道德和不道德图片的反应键进行转换，归为不道德图片的按“F”键，归为道德图片的按“J”键。
（二）暴力犯和普通男性在相容和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暴力犯与普通男性对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的反应状况，对暴力犯和普通男性在相容和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2（组别：暴力犯和普通男性）×2（相容性：相容和不相容）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和相容性主效应均显著（F （1，80）=56.727，η2 =.415，p ＜.001；F （1，80）=311.352，η2 =.796，p ＜.001）；组别和相容性交互效应显著（F （1，80）=40.779，η2 =.338，p ＜.001），简单效应检验显示在相容和不相容两种条件下，普通男性的反应时均显著快于暴力犯（p ＜.001），普通男性和暴力犯在相容性条件下的反应时均显著快于不相容性条件（p ＜.001）。
三、讨论及结论
暴力犯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道德态度的影响，如果个体的道德态度存在某种偏见或偏差，那么，这种道德态度则会扭曲其道德认知与判断，最终会导致个体选择不当的或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实践，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当前对道德态度的测量以直接测量为主，但是应认识到，道德主体在对道德事件做出认知与判断的过程中，道德态度的影响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其本人自身道德态度对认知与判断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因此，仅测量个体的外显道德态度还不足以全面揭示道德态度的实质，还需从内隐的角度进行测量。为更好了解暴力犯的内隐道德态度，本文还选取了普通男性为被试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对两类被试的内隐道德态度的测量基于以下假设：如果以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当道德图片和积极动物图片以及非道德图片和消极动物图片相联合时为相容任务，道德图片和消极动物图片以及非道德图片与积极动物图片相联合时为不相容任务，那么，对于具有良好道德规范和道德态度的普通男性被试来说，相容任务与其已有的内隐道德态度相一致程度越高，越容易辨别，反应会越迅速，但是，不相容任务与其潜在的日常经验相冲突，被试的辨别需要更复杂的意识加工，因此，反应时会长，而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时之差即为内隐态度的指标。若相容任务的时间越短，不相容的时间越长，两者之差越多，即D 值越大，说明对于相容任务中两类词的联系则会越紧密，也表明被试的内隐态度越坚定。但是，对于暴力犯来说正好相反，因为，暴力犯通常被描述为冷血、无情和缺乏同情心，他们通常会更倾向于将非道德图片与积极动物图片的联合或道德图片与消极动物图片的联合认为是一致性任务即相容任务，而将道德图片和积极动物图片的联合或非道德图片与消极动物图片的联合认为是不相容任务，因而表现出与普通男性相反的反应。因此，IAT 测验可以反映不同人群对于同一事物的态度。
在荷兰林堡省南部地区，煤炭资源的开采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在19世纪，煤炭已实现工业化大规模开采。到1902年，多数煤田和煤矿开采权都最终集中在荷兰国家矿业公司（DSM）旗下。20世纪上半叶，以煤炭（副）产物作为原材料的下游化工企业在荷兰的格林地区逐渐兴起，首先衍生出来的是焦炭和煤气行业，不久之后，芳烃、乙烯、氢气、氨气、化肥等行业也陆续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DSM进一步对化工行业进行强化和拓展，包括建造石脑油裂解装置，利用乙烯、丙烯单体来合成聚乙烯、聚丙烯等。1973年，DSM关闭了旗下最后一块煤矿。
本研究结果显示，普通男性的实验结果与假设一致。普通男性对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间显著长于相容任务，说明普通男性对于道德图片比非道德图片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对于普通男性而言，将道德图片与积极动物图、不道德图片和消极动物图相结合的方式是相容的，与其内心对道德所持的积极态度一致，故反应快；相反，道德图与消极动物、非道德图与积极动物的结合则为不相容，需要更长时间来思考，与自身的内隐道德态度不一致，所以反应时间更长。实验之后，普通男性的反馈可以说明这一点，有较多普通男性在做任务六、七，即不相容联合任务时，感觉更绕，觉得要更集中注意才可以完成，由此可见，普通男性无论在外显还是内隐的态度上，对于道德均持积极的态度。此研究结果也与Luo 等人2006年的研究[10]一致，尽管本研究设计与他们的IAT 行为研究有点不一样，本研究着重的是道德态度的研究，设计的材料均为道德情境，这些情境都是合乎法律规范的，且都是图片材料，而Luo 等人的研究强调的是对于违法情境的态度，他们发现正常成人被试在相容条件（合法—积极情绪图片；不合法—消极情绪图片）的反应时显著地快于不相容条件（合法—消极情绪图片；不合法—积极情绪图片），表现出IAT 效应。表明总体上当代普通男性思想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
不过，本研究有关暴力犯的实验结果不符合实验假设，本实验假定暴力犯对于不道德图片应该持有更积极的态度，而对于道德图片持有消极态度，即对于普通男性来说的不相容任务在他们看来应该是相容任务，而在普通男性眼中的相容任务他们会看作是不相容任务，对于前者的反应时应该短于后者，IAT 效应的D 值应该是负值，但是，实验结果显示，他们表现出了与普通男性相同的IAT 效应，D 值为正，不过显著低于普通男性，这表明他们与普通男性的内隐道德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强度弱些。此结果与Gray 等人2003年研究[9]中有关非精神变态杀人犯的暴力信念的结果类似，也与关慕祯等人2010年的部分研究结果[11]一致，虽然后两个研究更着重于暴力事件的内隐暴力态度的研究（如杀人），且未与正常被试进行对比研究，但均显示部分非精神变态杀人犯或激情和暴力犯表现出了与正常人相似的IAT 效应。
由于暴力违法事件在情感强度上要强于非道德合法情境，如果在暴力和非道德合法事件上均表现出IAT 效应，不禁令人深思以下问题：
动物香薰室:香薰室(50 cm× 50 cm× 40 cm),有盖,四周板材为不锈钢钢板,内部划分为4个20 cm × 20 cm × 20 cm的隔离室,可同时允许4只动物同时进行实验,其内正中可置放用于盛放精油的圆形电香薰灯(8 cm × 8 cm × 3 cm),小箱侧壁有孔,用于香气流通,孔径 4 mm,每个侧面圆孔数为10×10个。
第一，人们一般认为，暴力犯罪意味着邪恶，意味着不道德，意味着最大程度的违法，暴力犯应该表现出对非道德事件的热爱。但是，本研究及前人的研究显示他们对于道德图片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这是不是就能说明其内心并不如其外表表现出来的冷血、邪恶、可怕呢？是不是说明暴力犯的本性是善的，并且是可以改造的？我们普遍认为，罪犯之所以会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其道德水平低下，甚至缺少基本的道德规范意识，道德判断标准亦与常人相反，但从本次实验得出的结果看来，他们的内隐道德态度是积极的，说明暴力犯的内心也有善的一面，当然善意程度远低于普通男性，但这也告诉我们，暴力犯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显示暴力犯的IAT 效应要低于普通男性，Gray 等人 2003年的研究显示精神变态杀人犯表现出了IAT 负效应，关慕祯等人2010年的研究也发现近半数的激情犯和累惯犯表现出了IAT 效应反转，这说明，暴力犯的内心道德倾向与正常个体还是有差异的，在本研究中，也发现了3 个暴力犯表现出了IAT 效应反转，由此可以说明，虽说暴力犯的内心有善的一面，但其道德态度及其道德价值观还是存在问题的，一些严重的暴力犯表现出了更强的违反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的倾向，说明暴力犯对于道德态度更不坚定，这也说明其道德态度跟犯罪仍是有密切相关的。
综上可知，暴力犯罪活动虽然多具有突发、隐秘的一面，但并非不可预防。虽然减少暴力犯罪的根本途径，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国民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但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尽可能减少其发生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于暴力犯罪的预防常采用的主要手段是通过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行调节和规范，二者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依靠强制手段，而道德则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进行自我约束。法治重在惩罚，德治重在预防，犯罪不是与生俱来，不良的道德态度是犯罪行为产生的根源，因此，从育人和减轻社会危害性角度而言，德治比法治更为重要。通过德育，使人们既“知善”又能“行善”。预防犯罪应该从小抓起，加强德育。而在改造暴力型罪犯时，加强道德教育，是将其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公民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着重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道德教育：（1）提高暴力犯对于道德的感知能力：暴力犯身上既有犯罪的阴影，又有向善的一面，因此最好不要进行空洞地说教，而应通过各种方式让其从内心深处提升道德水平，最好则为自省的方式；（2）提高暴力罪犯的全面道德能力：不仅包括道德认知的教育，还要让其在生活中，真正感受到付诸道德行为带来的愉悦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暴力犯与普通男性都表现出了对道德图片比非道德图片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但是暴力犯的IAT 效应要弱于普通男性，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较弱的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内隐道德态度偏向是导致暴力犯犯罪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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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of Male Violent Offenders
GAO Hua1,PENG Xin-bo1,HUANG Jun-ping1,PENG Tai2,CHEN Xi3,ZHONG Yu-xin3
(1.School of Psycholog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2.Institute of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Taiwan Tsinghua University,Xinzhu 30013,China; 3.Fuzhou Prison,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d the IAT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between violent offenders and typical m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and violent crimes.Forty-four violent offenders and thirty-eight typical men were chos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which was taken as a single factor on two levels between subjects.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type of subjects:the violent offenders and the typical men.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effect size of IAT.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is Implicit Attitude Test (IAT).Experimental materials are 6 moral pictures and 6 animal pictures.Thirty typical men who ar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al subjects were chosen to evaluate the moral level of moral pictures and the emotional valence of animal pictures.Three of the moral pictures were evaluated higher moral levels than the other three (Mhigh±SDhigh =4.71±.14,Mlow±SDlow =1.31±.12,t （29）=96.852,p =.001).Three of the animal pictures were evaluated higher positive emotional valence than the others (Mhigh±SDhigh =4.62±.33,Mlow±SDlow =1.68±.35,t （29）=14.811,p =.001).Then two kinds of tasks were designed:compatible joint discrimination tasks:high moral level pictures—positive animal pictures,low moral level pictures—negative animal pictures; and incompatible joint discrimination tasks:high moral level pictures—negative animal pictures,low moral level pictures—positive animal pictures.The experimental hypothesis i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between the violent offenders and the typical men is significant.For typical men,the reaction time of compatible joint discrimination tasks is faster than incompatible joint discrimination tasks,whereas,for violent offenders,the reaction time of incompatible joint discrimination tasks is faster than compatible joint discrimination tasks.The results showed that,for both typical men and violent offenders,the reaction time of joint task 1 (violent offenders:M±SE =2217.7ms±67.187; typical men:M±SE =1347.8ms ± 72.297)ar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joint task 2 (violent offenders:M±SE =2666.9 ms±56.081; typical men:M±SE =2306.5ms± 60.347)while all D values (the effect size of IAT)are positive (violent offenders:MD =1.234; typical men:MD =2.693 ),and that the D value of violent offender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ypical men (t （80）=6.590，p ＜.001).These mean that both typical men and violent offenders have more positive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toward the moral pictures than non-moral pictures,but this attitude of typical men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violent offenders.It also showed that the weak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that follows social moral norms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violent crimes.
Key words :violent offenders; typical men; implicit moral attitud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中图分类号 ：G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9）05-0119-07
收稿日期 ：2018-12-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城市老年人弱势群体的健身休闲制约及协商路径研究”（41871146）；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FBJG20180314）；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职业胜任力的应用心理硕士（MAP）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方向为例”（师大研[2018]46 号）；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研究项目“服刑人员自我控制、自我控制资源与利他行为注意偏向”（JY201701）
第一作者简介： 高华（1970-），女，湖南永州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思维与推理、犯罪心理学。Email:gaohua002@163.com
（责任编辑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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