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殖民地上海的体验与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殖民地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10－0087－04
据学者熊月之的考察，上海的形象开始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是在20世纪初。在这之前，租界虽然已在上海存在了五六十年，但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上海的言论几乎没有。1904年，蔡元培等革命党人主持的《警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最早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观照上海①。民国之后，历经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随着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涌起，民众视上海租界为帝国主义侵略基地的思想越发突显，在文学作品中反上海的书写便更为强烈。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茅盾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批作家都有对殖民上海的批判，这其中突出的一位作家是郭沫若。
一、恐怖的上海——漂泊体验
郭沫若在自传里，曾经述及自己在由日本回上海之前，“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在回国的路上，“我心中的感慨就好象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创造十年》）
怀着恐怖，对现代化的上海不能把握，有一种碎片感，漂泊感，这可以说是郭沫若对上海的初始感受。
在作品中，郭沫若多次重复自己的这种漂泊感。这种感觉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一直存在。——郭沫若自1914年离家去东京，至1923年回上海，这其间十年，确实是一直居无定所，到处漂泊。而到上海后，发现本来应该是自己家乡的上海并不接纳他，孤苦、飘零的情绪体验更为强烈。“住在日本的时候，就象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但“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其中原因，是因为在上海生计艰难，而生计困难的关键原因，是上海商业化殖民化的社会。本来郭沫若回上海，是要创办杂志，但“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弄出”，非但杂志办不起，连文章都写不出了。因为“中国没有可以使我们安定的地方，无论到甚么地方去，都感觉着颓败，感觉着压迫”。中国所受的外来殖民势力的压迫，使中国没有让文人们“安定的地方”。这种体验，这种面对庞大的现代化之上海力不从心的颓败的感觉在他的小说《漂流三部曲》里也有同样的表现。在后继的《漂泊三部曲·炼狱》中，郭沫若也提到主人公从日本回到上海：“上海的烦嚣不宜于他著述的生涯，他就好象灼热的沙漠上折了翅膀的一只小鸟”。
在这些作品中郭沫若突出了面对上海的感觉：颓败、压迫、处身沙漠中的无力感。而这些感觉源于上海环境的“烦嚣”，不能使人“安定”。而这种“烦嚣”，不“安定”，是面对现代化混凝土的都市、摩天大楼、商业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感觉。——而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充斥了太多的异族人，这是令人不能有归宿感之归根结蒂之原因所在。我们来看在郭沫若小说中对喧嚣的都市上海的书写：
两座六层楼的大公司对立在街道的两旁，形成了一个上海市的“巫峡”，弥天的黑云屯成潮阵，连连地在屋顶上奔流，两岸的“巫山”就好象在动摇的光景。
汽车、黄包车、电车，不断地滚来，滚来，滚来，又不断地滚去，滚去，滚去。殷殷宏宏的人涛，黄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种。这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
XX公司的大门就象一个鳄鱼张着大口一样。（《后悔》）
这里作家写的是上海繁华的商业区的街景，作者面对熙熙攘攘的都市感觉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而组成这幅现代化都市图画的最突出的是“黄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种”，展示了上海的殖民背景。而公司的大门如“一个鳄鱼张着大口一样”，突出了作者面对这个由异族人组合而成的都市的“恐怖”感觉。
车水马龙的都市，欧式的摩天大楼的都市，商业化殖民化的都市中行走着的陌生的人群，这是与传统乡土中国经验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都市形态，置身这样的都市让人感觉像置身沙漠一样无力把握，没有温暖，甚至死寂无声。弗洛姆在比较传统和现代的差别时，曾指出，相对于近现代文明，中世纪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个性自由，但那时候人并不孤独。宗法纽带既对人构成限制，也给人提供了维系情感、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心理母体与社会母体。“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工匠，一个武士，而不是碰巧才有了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个人。社会的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由于人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就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② 现代生活打破了束缚和禁锢个人的枷锁，个人获取了自由，但与此同时，个人也变得孤独了。“实际情况似乎是，新的自由给他带来了两件事情：力量和孤独同时与日俱增，并由此滋生了忧虑。”③ 置身于都市陌生的人群中，文人对自身处境的疏离感、孤独感有倍加痛切的体验，虽置身闹市却犹如置身荒漠的感觉——一种与传统亲情伦理之人际关系不同的典型现代派的感觉每每在作家心中显现。郭沫若在作品中也重复这种感觉：作品中的主人公“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却“就好像埋没在坟墓里一样”（《圣者》）。即使是和朋友在一起，“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孤另另的人一样。”（《创造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孤独的感觉——由此产生的内心底的漂浮感、碎片感。
郭沫若在作品中强调这不是回到自己祖国的感觉！不是回到自己家乡的感觉！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竟然有着更甚于日本的漂泊、恐怖体验？日本之于郭沫若，是完全的异乡人的感觉，有着漂泊的感觉是情理之中。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所以其中体现出的“恐怖”、“漂泊”感就有深层意义。
这似乎不是属于中国人的上海。
而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因为上海是殖民地的上海，这注定了中国人在其中感受着的漂泊感、恐怖感。“上海就是一座大鸟笼，关着一群鸟洋鬼子。不过这一群鸟，它们所吃的东西却是我们的人肉罢了。”（《革命春秋》）这群“洋鬼子”，所吃的是“我们的人肉”，鲜明地指出了中国人所处的这种受外族凌辱、压抑的地位。
这确实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上海！
二、机械的上海——同时也是囚徒的上海、冷漠的上海
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最主要的标志是机械。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里，曾经这样写到郭沫若对现代性之表征的机械的态度：“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的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同感情的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④。
确实，郭沫若写于日本的收入《女神》的那些诗篇，对机械文明确实是抱一种激赏的态度。典型的如《笔立山头展望》中把工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比作是雍容华贵的“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的严母”，表明了诗人的一种价值评判：即对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的赞美。其余的诸如《女神》里的种种比喻，“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的飞跑同于“勇猛沉毅的少年”之努力，”都表明郭沫若对机械文明的赞赏态度。
但郭沫若到上海后，对机械的态度可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到上海后的郭沫若，再也没有此前对机械的那种诗情的赞赏了。
郭沫若首先看到了机械对自然的侵袭。所以他把这样的水泥钢筋组成的城市视为“囚牢”，是“魔宫”：“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象这上海市的赁家/不是一些囚牢吗？/我们看不见一株青影，/我们听不见一句鸟声，”“我们囚在迷茫的雾中，/我们囚在惨毒的魔宫，/金色的魔王/坐在我们的头上”。（《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最重要的是，郭沫若看到了机械所象征的罪恶。这也是原本爱着机械文明的郭沫若，到上海之后，为何态度转而变为厌恶的原因。
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谈及由日本回上海，最初船进了黄浦江口，郭沫若感到黄浦江上的景色“真是一幅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但这个幻觉不一刻便要象盛着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个岩石上了”。“船愈朝前进，水愈见混浊，天空愈见昏朦起来，杨树浦一带的工厂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中世纪的风景画，一转瞬间便改变为未来派。”而这种情绪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假使那些工厂是中国人在主宰，那面未来派的画幅是中国人画出来的，再不然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国的人，或许也未尝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风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动着的和乞丐相差不远的苦力兄弟们是同属于黄帝子孙，神明之遗裔！……看见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除非是那些异族的走狗，谁也不能够再闭着眼睛做梦。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
在这里，作者点出了作者厌恶现代性之表征的机械文明的原因，是因为上海的这些机械文明都是外国殖民的结果，是中国人被掠夺的证明，是中国人耻辱的表征。在这里，作者看到的机械文明犹如鳄鱼张着的大口，在吸食中国民众的鲜血，吞噬中国人的生命。
总之，这个机械的上海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上海。这是令郭沫若厌恶机械、憎恨现代文明的主要原因。可见，对机械之上海的体验的变化皆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
三、罪恶的上海——民族主义情绪
这个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在公园，赫然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想带孩子到公园去，也只能穿洋服假充东洋人：“可怜的亡国奴！可怜的我们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月蚀》）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郭沫若笔下，有那么多对上海罪恶的书写了。
在上海，马路，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修筑的，上海这种都市的现代化，都是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的结果。但享受这些成果的是那些外国殖民者。——这是一个不公正的贫富悬殊的上海。“坐汽车的富儿们在中道驱驰，伸手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徙倚。”（《上海的清晨》）而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贫富悬殊呢？郭沫若在诗中也有回答：“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他们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这便是我们中国的无数新出的始皇。（《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与剥夺，不仅是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也毒化着中国民众。在上海街头，郭沫若看到的是腐朽而麻木的国民：“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上海印象》）。在《西湖游记》中，郭沫若对深陷“火狱中的上海”的人们的麻木，发出了忧心如焚的疾呼：
“唉！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你们有的只拼命赌钱，/有的只拼命吸烟，/有的连倾啤酒几杯，/有的连翻番菜几盘，/有的只顾酣笑，/有的只顾乱谈。/你们请看哟！/那几个肃静的西人/一心在勘校原稿哟。/那几个骄慢的东人/在一旁嗤笑你们哟。”
这种麻木的国民，在上海随处可见，即使是在街头叫着客的黄包车夫，在码头上吃着臭油豆腐的苦力……“他们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象没有注意到黄浦江头浮着有几万吨的外国兵船和巨舶的光景。他们的午梦很浓，尖锐的汽笛声，嘈杂的机械声，都不能把他们叫醒……他们是返虚入浑，他们是等于‘无’——世界上就等于没有他们一样。”（《阳春别》）
在郭沫若的观念中，这样麻木的国民，是和腐败的政府及衰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黑暗政府和腐朽文化的批判。《湖心亭》中，作者面对中国人对作为古代文明象征的湖心亭的糟蹋，感慨道：“——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我们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了！”
所以，郭沫若说，“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湖心亭》）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引擎”⑤，由此可以理解郭沫若的革命行为，是与民族主义情绪相关的。“在精英和知识分子人群中，民族意识意味着重新塑造文化。”⑥ 这使郭沫若的民族意识汇入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潮流中。有论者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最完备的权力组织，支撑这架自我运转的机器的不是精神理想，而是一个梦想……强国梦想便是其核心。”⑦ 而这个强国梦想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所以才会出现为了这个强国梦想斩断自身传统文化的状况。“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主义像中国这样如此决绝地无情地斩断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传统划清界限”，“‘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文本的儒家主义框架的批判和对儒学的现代形象设计，是在进化论、科学主义、唯物论等批判性话语打击之下完成的，也是用革命的暴力实现的，使中国历史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一直到今天的空白，而其中充填了西方‘现代性’话语和民族主义叙事。在这些叙事中，中国的所有灾难的根源就是文化和传统。”⑧ 很显然，郭沫若的民族主义叙事中也遵循着这样的话语体系。在他广为流传的诗歌《凤凰涅槃》中，郭沫若把旧中国描绘成一幅了无生气的衰败景象，“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是一幅破船的景象：“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这样的旧中国应彻底砸碎。在作品中，郭沫若一直重复着这样的主题。
“民族主义之父”赫德认为，民族意识情绪是一种天然的情感心理需求，是一个人在族群的文化形态下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个人对于群体的归属感正如饮食、繁衍后代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⑨，而对中国人来讲，由于儒家家国统一的文化结构模式，个人的荣辱和家国的荣辱结合在一起，所以对民族主义的诉求更加强烈。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就是对家国“声威”的注重。殷海光说：“一切文化都有地位和与声威要求”，而“中国文化是其中发展并且表现得最强烈的”。“在中国，国家的声威与文化声威及社会声威是缀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合的声威从来都是与国体不可分。像一座彩坊的正面一样，它象征国家的地位。因此，这种声威从来被强烈地维护着。而且细心地经营着，以至于纳入官办制度以内”⑩。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天朝大国”的心态自居，“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讲求“夷夏之辨”，而作为文明古国的强盛确实也给这种天朝帝国的心态创造了基石。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声威日渐败落，但知识分子对这种地位和声威的要求并没有消失。“不独未曾消失，反因文化变迁、政治激荡和社会走向群集化而变本加厉。”(11) 这种表现就是对外族殖民侵略者的痛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强国的期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作的一切努力，诸如严复对《天演论》的译著，正是出自“对自强保种之事”有所助益，使“读者怵焉有变”，以此令国人发奋图强的救国救亡意识；而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基于重建强大而具有声威的能抵御外族侵略的国家的渴望；梁启超以小说来“新民”的主张也展示出知识分子重振国威的迫切愿望。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外国殖民侵略进一步深入，民众的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代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地的“租界”便被关注，而上海自然便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民族主义情绪在上海的涌现并形成风潮是由于租界的存在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自然而然形成的。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欧洲民族国家的对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及其所酿造的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激发了各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在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情绪性的反映导致了在危机关头‘生存竞争’思想的发展，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迅速飙起”(12)。郭沫若的民族主义书写即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注释：
① 参见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
②③ 弗洛姆：《逃避自由》，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第69页。
④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四号。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⑥⑦⑧⑨(12) 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第290页，第292页，第35—36页，第154页。
⑩(11)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6页，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