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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一批大学已开始创建研究型大学，可其所属的大学出版社依然是营利性的。我们真诚地希望研究型大学的出版社能够首先转型为非营利性的研究型大学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应该“紧急行动起来，扩充高等教育的数量和提高质量应该成为一项优先发展战略”[1]，并把“将一流大学变为国家科技领先世界的发动机”[2]作为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我国的一批优秀大学开始了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急剧变革，而附属于这些大学的出版社也理应被赋予研究型大学出版机构的本质属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出版社。因此本文欲就中国为什么需要研究型大学出版社及其应然制度设计展开探讨。
一、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困境启示我们应该构建研究型大学出版社
我国大学出版社目前普遍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出版大学教材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然而由其自身的使命、功能及教学特征所决定，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对原创性科研成果的追求，教材的开发和使用被天然地排除在成果评价系统之外，正如第34届英国学术与专业书商协会年会所分析：“学术研究评估机构也不再享有对教材的授权。”[3]这无疑意味着附属的出版社在教材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已经不再处于优势地位，甚至不可能是其主导型经济方式，其生存形态必然发生根本性变革。但这一变革却遭遇到来自现行制度安排的深层次约束，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困境是显在的。
1.使命意识缺位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准垄断性的商业运营，不仅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其承担相应的学术使命——出版学术著作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性资源保障，确保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得以面世。但由于学术水准毕竟是大学出版社非首要的价值追求，因而，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瓶颈并没有完全被突破，使得“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要使成果变为铅字尤为困难，而且成果的出版或发表不被拖延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学的急剧扩张，研究力量的迅速膨胀，社会的期待等，并没有使在“这些学科领域发表著作的主要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的“数量和出版计划方面增加太多”[4]，甚至有逐渐萎缩的趋势。
2.属性认知错位
作为与公部门相对立而存在的私部门，企业秉持特有的价值观，“企业的任务是在市场中保持高度的竞争力与效益。利润增长不仅被视为是企业生存的底线，而且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经济物品”，政府仅需“通过适当的规制措施确保”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权要求其承担公共和社会责任。[5]因此，如今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版社混同于普通出版机构，与商业性出版机构争市场、抢饭吃，并进而直接导致其使命意识的缺位及相应的制度设计缺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的生机及活力便不禁令人担忧。对这一现状及其原因，唐纳德·肯尼迪描述道：“由于所在大学削减预算，这些出版社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这些出版社已经倾向于出版那些有商业价值的书，而不是传统的学术著作。”[6]
3.供求结构变化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出版社原有的“准市场化”模式遭遇到深刻的内在危机和来自商业性出版机构的严峻的外部挑战。如今，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准垄断性”供给模式已经完全被打破，完全竞争性市场业已形成，而网络化电子教学资源的全面冲击和快捷、便利及廉价的复印、速印、数码印刷技术的挑战，都在从根本上改变教材的市场模式。此外，收藏学术图书的主要机构——大学图书馆——的购买行为发生了变化：政策向科研倾斜导致图书馆的预算用在图书方面的费用减少，而用于订购期刊的费用却急剧上升，同时还大力发展电子资源。[7]大学的学习者也更多地依赖期刊和便利的电子资源作为参考工具书，从而减少了对图书的需求。
4.教学模式转变
依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所确立的标准，研究型大学必须严格满足的两大指标之一是，提供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的教育，赋予研究以高优先性，其相应的学习必然以研究为取向，使得对学习资源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等特点，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
专业分类更为细致，个性化特征更强而类型化特征较弱，教学方法也有明显的不同，“以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取代讲演课的独白”，从而“有助于转变教学和学习的性质”[8]，因此，夸美纽斯所倡导的“班级授课制”——“福特式”人才规模化生产方式至少在研究型大学不复有存在的可能，基本摆脱了对规模化教科书生产的依赖，丰富而多元的学习资源成为学习的主要依赖，这类学习资源类型繁多但需求量较小，导致图书市场的精致化和高度细分，“学术图书日渐成为服务于某门课程的补充读物”……教材也仅是“多种用途的参考工具书”的一种[9]，传统上大学出版社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教科书出版优势不再。
现代印制技术和数字出版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低成本的小规模印刷品的制作成为可能，“一位教授可以从众多相关渠道很容易地为一个班级收集定做一套读物，这对教学当然是有益的，但却可能剥夺相关作者从其成果中获取收益的权利”。在美国，“如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出版业，为首者是大学的书店和复印公司”，“一位教授如果想为某门课程收集一套读物，他只需要向校园书店提供一张所需内容条目的复印清单。然后，书店为这套读物做一次廉价的出版工作，使教授能够以成本(或略高)价格将读物提供给学生。”[10]笔者的经验观察表明，目前，在我国的高校，复印一本图书的费用大约只相当于购买该图书费用的1/3，因而，对于学习者而言，复印而非购买显然是其优先选择。
研究型大学的出版社不能以学术出版为其首要使命，而是在与商业性出版社抢市场，争饭吃；大学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教材正在受到期刊等其他媒体的挑战；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和数字出版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批量出版大学教材构成严重威胁。大学出版社一旦失去大学教材利润的支撑，其生存都很困难，又如何能担当学术出版的使命。所以，研究型大学的出版社要想担负起学术出版的使命就必须转型为研究型大学出版社，也就是非营利性出版社。
二、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应该构建研究型大学出版社
1.富而不强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学术出版受到政府政策资源的支持和鼓励，保持其独立的学术品格，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以典籍和知识为特质的文库版图书成为出版业的明星和骄傲，支撑着日本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性质。战后，像其他产业部门一样，出版业也将经济效益视作其首要价值，致力于对产值的追求，完全为市场所驱使——努力贴近时代潮流，对市场亦步亦趋，最终导致了“出版原本赋有的文化教育上的追求，变成了对市场和时潮的讨好和乞求；出版对阅读口味和视野的引导，变成了对读者喜好的迁就和附和。读者口味愈下降，出版愈迁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读者、出版者素质双双下滑”，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11]经济实力急剧增强，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但由于文化品格随着商业繁荣的陨落，使之无法跻身于政治、科学和文化强国。
2.根基丧失
日本出版业完全市场化的直接结果是，高层次的文化、艺术、学术著作急剧减少，原创性著作大大缺乏，短期效益成为其出版机构的首要价值，价值观完全由翻译而来的欧美流行作品所主导，使得作为民族根基的文化性格完全丧失。究其原因，乃是其“博士专业出人意外地薄弱；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尤为贫乏”[12]所致。
3.知识生产原动力不足
由于“日本是一个一向强调教育和拥有高度训练的劳动力的国家”，其“研究生院的主要力量是直到硕士学位的工程师训练。博士专业长时期来主要专用于在医学和工程专业领域的开业者”。日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先进技术的“拿来主义”路线，高等教育完全“移位于工业”，其研究也着力于应用。[13]对基础科学的长期不重视，高水准的学术著作既无需求又无传播途径，进而更制约了基础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导致其技术日益面临因科学根基缺失所无法避免的挑战[14]，连日本改革家自己都怀疑其“是否能发展一个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更加健全的高级教学和学习的系统”[15]。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效仿对象，创建了综合研究生院和国际发展研究生院。
4.激励机制乏力
一方面，原本就严重不足的学术著作出版的预算资源被迫一再削减，使得“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推敲”来支撑一个民族文化脊梁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难以出版；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知识产权无法保障，由此而导致知识生产的激励机制乏力，无疑会从根本上制约知识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家富强的意蕴是丰富而多元的，它绝非仅限于经济规模，文化的辐射力无疑是其中的最核心内涵之一。富而不强的日本并非我们的发展归宿，前车之鉴，使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我们不得不慎思之。
如今，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梦想，而振兴科技和教育是必然的路径选择和优先发展战略。毋庸置疑的是，学术成果的出版不仅是研究型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研究型大学的出版社只有转变非营利性的研究型大学出版社，使政府和大学为知识产品的呈现提供适当的政策性资源、平台和机制，才能保障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目标和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出版社的应然制度设计
1.当然使命
(1)理论前提：经典组织理论显示，使命是一个机构的核心价值追求，它直接决定了机构的存在、制度设计、结构和努力方向，因而，它是制度的内核。为了对研究型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不妨建立一个参考坐标，即略加考察欧美著名研究型大学出版社所明确标示的使命。
(2)经验描述：创建于1478年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堪称世界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年出版图书达4500多种，其出版物行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建伊始，即宣称将“依靠出版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学术著作及教育图书以强化大学的目标”[16]。仅其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每年出版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就达500余种，其中的绝大部分适时地代表了相关学科领域的最高成就，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学者，无不将能在该出版社出版学术成果视作自己的骄傲。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893年，但几年前已从大学分离出去独立运营，属典型的分离型。但其始终与大学保持着非常紧密的互助关系。在1931年，她就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在全美的出版机构中排名第25位，现在依然处于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前列，以出版学术研究文献和杰出的学术著作而享誉世界。在其非企业机构注册执照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明确表述了她的使命：促进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促进和鼓励文献著作的出版，收录相关学科领域的原创性研究。[17]
耶鲁大学出版社明确地昭示了自己的使命：依靠致力于对人类事务全面理解的系列著作的出版，帮助耶鲁大学实现其思想与真理的发现和扩散这一核心目标。出版的图书和其他出版物应能增进学术研究、提升学科间的质询、引发公众争论、教育课堂内外的人士、增进文化生活。通过图书的发行将杰出的学者与高技能编辑、设计、生产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增强校内外人士对知识追求的范围和活力。[18]
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在一开始就创建了自己的出版社，其创办者、首任校长盖门( Gilman) 曾说，出版社的使命应该是“增进知识，并将其不仅传播给那些每天能到课堂上课的人，而且还应将其传播得更远更广泛，这是一所大学最崇高的责任之一”。因而，“与教学和研究一样，出版是一个伟大的大学的一项基本义务”。[19]可见，大学要真正成就其伟大，就无疑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出版视为与教学和研究同样伟大的事业。需特别指出的是，盖门使用了“基本义务”( a primary obligation) 这一词组，其深刻意蕴足以发人深省。
(3)分析结论：从以上描述中，不难得出结论，无论与大学的关系模式如何，研究型大学出版社都无一例外地将强化大学的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旗帜鲜明地打出学术性出版机构的招牌，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相应的学术使命。其出版物不仅是大学学术成就的标签，更是学者学术身价的标识——在评聘学术职称、职务和职位时，拥有著名研究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者，往往被赋予更多权重和更强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我们在积极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同时，必须赋予研究型大学出版社以最大的学术责任和最强的使命，着力将其构建为具有“学术标签”性质的出版机构，以适时地标示我国的最高学术成就，引领学术潮流和学术方向，支撑起饱满的民族文化性格，主导整个民族的精神系统和价值系统。
2.本质属性
(1)理论前提：著名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 C.E.Lindblom) 曾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0]由此自然地促使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野并进而成为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设计的基础。因而，准确地界定研究型大学出版社的本质属性，无疑是其制度设计充分且必要的前置条件。
政治学家和公共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机构的属性取决于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属性。在最近20年里，有大量的文献关注把公益物品或者集体物品与私益物品或者个人物品区别开来，以此来界定机构的属性和决定相应的制度安排及资源配置方式。
尽管对这一问题展开理论探讨并在实践中加以理性运用只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最早期文献出现起，都十分强调文化教育的公共属性。“学术官守”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据章学诚考察，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确立了“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21]的制度安排。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更是持极端政治化理想，他主张“公民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都处于一种严格的监督之下，整个国家采用一种宗教社团的形式……宗教、艺术和科学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2]，“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起，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23]。柏拉图虽未专门谈到学术，但在他的视域里，文化是一个整体，具有完全的公共性。
由于学术往往以具有明显商业价值的图书为载体，如果不作相对细分的考察，图书的商品性——私人品属性将掩盖其公共品内涵，而真实价值则无意间遭到贬损。事实上，学术水准高、原创性强的学术著作，当期商业价值低而潜在商业价值高，生命力、影响力更持久，能产生更多价值外溢，甚至可被视作价值的代际储存，具有较高的代际公平贡献率，是典型的公益性物品。
(2)经验描述：欧美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以承担学术著作出版为主要使命的出版机构，统称为学术性出版机构，以区别于追求出版物的当期商业价值的商业性出版机构。例如，2002～2003年度运营盈余达3000万英镑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一直被界定为慈善性教育机构，与牛津大学的各学院性质完全一样。而全世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无论其与大学之间有无产权关联和隶属关系，一律以非营利机构的性质注册，以便驱使它们服务于公益性目标。
(3)分析结论：在此前的20多年间，作为预算资源约束的直接产物，加上非细分的市场形态，我国没有对大学出版社实施类型化的区分，在大学内部被界定为产业部门，其公益性质被抹杀。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将对利润的追求作为首要价值，而社会责任、公共精神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其直接的结果是放弃公共空间和学术使命。
由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出版社应该依循欧美国家通行的分类模式，将其界定为非营利机构，依据此属性赋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并驱使其承担相应的使命。
3.外部制度系统
(1)法律基础：依照现行的《非企业机构登记管理条例》对其加以管理和控制，待全国人大正在进行的非营利机构立法完成后，逐渐实现对此类机构管理和控制的法制化、制度化。在大学内部，确认出版社的使命与大学的使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二者是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关系，从而使其享有与各学院和研究机构同等的地位，成为非独立法人机构。
(2)资源保障：根据发达国家通行的法律惯例和我国现行的《非企业机构登记管理条例》，非营利机构享受完全的税收减免，但运营收益的盈余部分不得在机构内部进行分配和用于人员消费。因此，国家预算内拨付给研究型大学出版社的人员工资和福利不应再被所在大学截留并挪作他用；出版社的人力资源也应纳入大学的编制之内，享有与教学和科研人员同等待遇，以彻底打开人力资源瓶颈，使从业人员具有承担使命的应有学术基准。
(3)财政管理：学校的财务和审计部门依法对出版社的财务活动加以管理和监督，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决定基金的投资重点和方向。牛津大学的做法是：任命一个由学校的成员代表、出版社的低层管理者和外部顾问组成的财务委员会( the Finance Committee) ，像企业的董事会一样运作，其主席由大学任命，只有著名教授才有任职资格。
(4)项目管理：可仿照牛津大学的做法，在校级层面上成立出版专业委员会，由副校长任主席，各学院、研究机构最优秀的学者代表参与，定期开会研究决定出版社的政策，积极参与具体的出版项目——所有的出版项目必须提交给该机构讨论，并由其批准，代表们就其所代表的学科领域，与出版社的编辑保持紧密的对话关系。
(5)项目审查：采用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以确保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实施重要教材的社会招标制度。
4.内部制度系统
(1)使命确认：作为一个共同的意义系统，机构为使命而存在，因而，对使命的确认，是驱动机构有效运行的首要环节。研究型大学的出版机构，必须使全体员工在担当学术使命和达成大学目标方面达成共识。
(2)治理形态：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一样，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出版社应该选拔任命执行官，负责日常运营。
(3)出版物结构：基于对使命和目标的认知，致力于开发与大学目标实现保持高度统一性的出版项目，包括代表所在大学最高学术水平，能标示自身学术成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最具特色学科领域的学术成果，以凸显学校在国内国际的学术地位，引导学术发展的方向和潮流；不同学科和研究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资源、供研究性学习的文献资源等；开发高品质的教材和教学资源，从而整体上成为实现大学整体目标的教学和研究资源提供者。
(4)人力资源开发：全面提高人力资源准入门槛，将大学最有特色的学科的力量调动起来，选拔在相关学科领域有较高学术造诣的高学历人员进入出版社工作，从而保持出版社与最优秀的学者之间的学术对话能力，以保障所开发项目的学术基准；彻底改变过去准入门槛低，对人力资本掠夺性使用的局面，坚持人力资源的开发性使用，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专业化方向，使出版社的每一位员工都成为相关学科的专家，以保持对学术前沿的敏锐识别力，成为项目开发能力、组织能力及编辑含量的不竭源泉。
(5)品质管理：由于学术著作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和文化、商业价值的代际储存、传递特性。因而，学术性出版物的质量便自然地成了学术成就的有机构成，甚至是学术的生命体征，为此，在出版社内部，必须建立完善的品质保障体系。
(6)市场开发：变化了的市场形态和规模、出版物的结构形态等，必然驱动产品市场开发的变革。未来的研究型大学出版社的市场特点为：目标读者群的高确定性、细分性、精致性。因此，其市场开发策略必须彻底改变，由原来的点—线—面式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点—点的放射状结构；开拓直销、邮购及网上购书平台；与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院系资料室，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等建立契约化的供求关系，以减少图书销售的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缩短图书到达目标读者的时间。
四、结论
制度构成着关键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生产性的要素禀赋。著名经济史学家、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曾说：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24]因而，保障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知识生产力的基础，是对这一体系本身进行制度创新，而促进研究型大学——国家科学技术和文化“引力中心”的出产性和有效性的制度设计则是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型大学出版社为主体的学术性出版机构，在保护新思想、发明和创新的知识所有权方面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作用，显然具有突出的结构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