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思想论文,毛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2)-05-0034-06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而且在《诗经》研究方面也颇有创新意识，其《诗集传》就是一部有影响的《诗经》学著作。在疑经惑古思想渐成潮流的北宋年间，其《诗集传》不仅动摇了汉唐以《诗序》、《毛传》、《郑笺》为主体所构建的汉学传统，开创了有宋一代学贵发疑、去序言诗的新风，而且影响了明清以后一代又一代的《诗经》研究者，某些新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出于种种原因，今人对苏辙的《诗经》学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苏辙对《毛诗序》的怀疑与辩驳，更是极少涉猎。笔者不揣鄙陋，拟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毛诗序》的辩驳略加探讨，希望有助于正视苏辙在《诗经》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一、观时世之情，著新意之书
《毛诗序》是汉学《诗经》义疏的中心，所谓《毛诗序》是《毛诗》每篇题解式的序言，简称《诗序》。汉时，独尊儒术，研究《诗经》的《鲁诗》、《齐诗》、《韩诗》、《毛诗》的四家《诗》均有《诗序》，但由于郑玄为《毛诗》作笺，孔颖达为之作疏，《毛诗》就一枝独秀，成为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在三家《诗》先后亡佚的情况下，《毛诗序》遂成为《诗序》的专指之名。序《诗》者从“美刺君臣国政”的角度出发，采取“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诗》三百篇的本事及其命意一一加以解说，但事实上，《序》说只不过是后代解经人的意思，多非“诗人之意”，所引证的史事也多是出于序《诗》者的穿凿附会，尽管它多以此曲解诗义，但因被托为圣贤所作，并且处于汉学典范牢笼的支配期间，汉唐及宋初诸儒“皆不敢背弃《小序》，未有舍《序》而自为之说者。”[1]因此《诗经》本义一直晦暗难明。学者读《诗》、说《诗》均在子夏作《诗序》及《诗序》传自孔子的信念下来进行《诗经》的理解和注释。其间虽有过韩愈、成伯玙对《诗序》的作者提出质疑（注：（宋）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卷1，第2页引。韩愈作《诗之序议》认为《诗序》非子夏作，是“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唐，成伯屿，《毛诗指说·解说第二》，第7-8页。成伯玙以为子夏唯作《诗大序》及《诗序》之首句，首句以下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但却未能触动主流的意识形态。直到北宋庆历年间，这一思想才成为学者的主要论题。王应麟记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2]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鉴。《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2]清人皮锡瑞同意王应麟之说，在引述王氏之说后，补充说：“据王应麟说，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3]近人马宗霍说：“宋初经学，犹是唐学，不谓之宋学。讫乎庆历之间，诸儒渐思立异，……然自是风气一变，学者解经，互出新意，视注疏如土苴。所谓宋学者，盖已见其端矣。”[4]这正说明了自北宋庆历年间以后，经学研究充满了怀疑精神和思辨学风。此时首先大胆怀疑和批评汉唐诗学的先锋人物便是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其著《诗本义》，对《毛传》《郑笺》及《诗序》都有所批判（注：清，《四库全书总目·诗本义提要》：“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苏辙生于其世，既受到这股疑古惑经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思潮的发展，成为《诗经》学研究领域内的弄潮儿。
苏辙继欧阳修之后，在“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5]的动机与反省下，撰作了《诗集传》，对于汉儒解说、传承《诗经》的种种问题，究竟是否有当于圣人之意，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及批判。其《诗集传》作为苏辙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著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治学态度。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从诗篇本身中探求原意，并由此对于《诗序》的作者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6]这一辨析《诗序》的内涵及其废去《诗序》之举，在当时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次革命性作法，对于宋代《诗经》学的主流废《序》派无疑具有开创、启导之功。至此，宋代的《诗经》研究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宋学传统氛围。下面就其对《毛诗序》的辩驳，略加探讨。
二、扬疑序之风，行废序之端
《毛诗序》作为汉学义疏的中心，其一统至尊的地位自汉至唐数百年间咸少受到质疑，但自从韩愈、成伯玙对《诗序》的作者提出异议以后，《毛诗序》的权威开始有所动摇，至欧阳修、苏辙的指摘毛、郑之失，辨别其作者，并废《序》言《诗》，达到了疑《序》废《序》的一个高潮。而关于《诗序》的作者、尊废、大小序之分，也就由此成为《诗经》学史上聚讼千年的公案。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无确解，在苏辙之前，已有不同的几种讲法。兹引《四库全书总目》之语，以见苏辙之前的学者关于《诗序》作者的论断：
《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玙也。[6]
诸多前人对《诗序》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诗序》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汉代到现代，争论了数千年，至今仍在“商讨”、“考辨”。据20世纪初期的胡朴安《诗经学》归纳，有十三家之说。而到中叶的张西堂《诗经六论》则归纳为十六家之说，这还不算没有流传开的偏激之说，因此对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不拟在征引繁杂重叠的资料去考证《诗序》的作者到底是谁，以及苏辙提出的论点是否正确，而是换一个角度，试图探讨苏辙关于《诗序》作者的辨析，在整个疑《序》废《序》前后因承的发展脉络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苏辙对于《诗序》的辨析及其作者的考证，并非像先前学者将《诗序》视作一个整体，或仅分《大序》、《小序》两部分来论其作者，而是有他不同的看法。苏辙未将所谓的《大序》视为考证的重点，只是把各篇《诗》前的所谓《小序》进行辨析和探讨。他将《小序》分为首序和续序两部分，认为首序并非子夏作，而是“孔氏之旧”，续序则为“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这种对于《小序》的处理法虽然有借鉴成伯玙之处，但在具体的论断上却有了创新。苏辙此论，在其所著的《诗集传》中有明确论述：
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非不能详，以为详之则隘，是以常举其略，以待学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夫唯不详，故学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诗》之叙何其详之甚也！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子夏尝言《诗》于仲尼，仲尼称之，故后世之为《诗》者附之。要之，岂必子夏为之？其亦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诗》者欤？然其诚出于孔氏也，则不若是详矣。孔子删《诗》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诗》之叙未尝详也。《诗》之亡者，经师不得见矣，虽欲详之而无由，其存者将以解之，故从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说。是以其言时有反覆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东汉《儒林传》曰：“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叙》，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隋《经籍志》曰：“先儒相承，谓《毛诗叙》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古说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诗》言是事也。而尽去其余，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为此孔氏之旧也。[7]
苏辙这段辨析《诗序》及《诗序》作者的文章，表明他所持论的理由有三。其一，后世传《诗》者附会《论语·八佾》篇的记载，误认为子夏作《毛诗序》，因此《毛诗序》的作者根本不是子夏。其二，汉时已亡佚的六篇诗，《小序》只存首句，乃因毛公未见其诗，故不能续作首句以下的《诗序》，其他则因附会而完整。其三，据《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证《毛诗序》为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此外，苏辙在其《诗说》一篇中也提出了论断，“诗序非诗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盖自国史明变，太师达雅。其所作之意，必相授于作诗之时，况圣人删定之后，凡在孔门居七十子之列，类能言之。而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汉兴，得遗文于战国之余，诸儒相与、传授讲说，而作为之序，其义必有所授之也。于是训诂传注起焉，相与祖述而为之说，使后之学者释经之旨而不得，即以序为证。殊不知序之作亦未得诗之旨，此不可不辨”。[8]据此苏辙认为《诗序》的作者并非成于一时一人，《诗序》的首句为孔子作，首句以下的续序为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并进一步论断，既然续序有汉儒附益的成分，那就不足以揭示《诗经》的本义，故删去续序，仅以《诗序》的首句作为注释《诗经》的依据。
苏辙的主张和做法，虽然不能作为确解，但在《诗经》学的研究史中，就辨析《诗序》及《诗序》的作者而言，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将《小序》的首句与以下的发挥语区分来看，并废掉发挥语的做法，都较前贤时儒更为深入和精辟，其后为数众多的学者均按照苏辙的思路对《诗序》进行重新探讨。如“厥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良有由也。”[6]明清以下的不少著作，亦有祖述苏辙之说者。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载录的明代朱谋炜、张次仲、朱朝瑛、郝敬、贺贻孙及清代姜炳玮、顾昺、诸锦、许伯政等人的多种著述，皆是取《诗序》首句。再加上又有虽主首句，但《四库全书总目》未加注明此种观点的著作，更十足的证明苏辙对《诗序》作者的辨析及废《序》言《诗》的做法是宋代疑经惑古之风的继续，并由此引发了《诗经》学史上的尊序和废序之争，将《诗经》学的研究推向了又一个高度。
三、驳《诗序》之谬，发一己之思
关于苏辙对于《诗序》的具体批驳情况，台湾学者陈明义先生在其《苏辙〈诗集传〉在〈诗经〉诠释史上的地位与价值》[9]一文中，已有叙述。但此文只是详尽的考述了苏辙对诸篇《诗序》不足之处的批驳，并未将诗篇的内涵和苏辙驳序的诗学理念以及时代背景结合起来，造成只有血肉而精神匮乏的遗憾。因此作者试图结合其时代背景，通过苏辙对《诗序》不同内容的批驳，以探讨苏辙的诗学理念。下面就苏辙对《诗序》所定义旨、作者、史事考证、诗篇名义等方面的批驳来进行分析论述，见附表（表中内容系摘录苏辙《诗集传》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辙在《诗集传》一书中，通过对《诗序》进行如上的具体批驳，阐发了他的诗学理念，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宋代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以经义论策重文士，但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儒学的汉学体系已不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佛、老思想却显得非常活跃，这就要求当时的儒学学者从现实政治出发，突破旧的经书义疏，发挥合乎实际的创见，以达到复兴儒学，维护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目的。为此，苏辙在这疑古惑经的文化思潮中，对《诗经》的注疏以及义旨进行全面怀疑，按照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重新诠释《诗经》，这给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新气象，也体现了他以人情解说《诗经》并注重考据的解经态度。
众所周知，《诗经》本是一部文学作品，但由于独尊儒术，其被推为经典，关于它的义旨汉唐学者均按照《诗序》所作的题解进行诠释，然而《诗序》多用比附书史的方法对诗义歪曲解释，造成诗义的晦暗难明。因此苏辙解经注重对经义的阐发，虽以己意出之，但决不故作惊人之论，而力求诗人的本义，这主要是依循苏洵《六经论》的观点，以人情说解六经。《庄子·天下篇》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表明六经各自功能的发挥，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解经者的思想体系。苏辙对于《诗经》的理解就基于他所谓的人情说。其《诗论》：“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又“圣人之为经……未尝不近于人情。”又“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5](P1613)《春秋论》：“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5](P1615)《臣事策下四》：“圣人之为天下，不务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顺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废之。故天下乐从其所为。……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而以为礼义之教，皆圣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乃欲务矫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恶”[5](P1663-1664)这就是苏辙认为《诗经》作品“近于人情”的理论基础，且为其正确理解《诗经》开辟了新的思路。故苏辙在批驳毛、郑曲说时，常以“不近人情”之语为证。就《诗经》研究方法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标志着苏辙对传统《诗经》研究过于偏重经学的倾向，已有较为明显的批判态度，这同自汉以来《诗经》研究中的迂学曲说正好相反，所谓“曲为之说”的“迂学”，其典型莫过于汉儒，齐、鲁、韩三家解《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有了作者，有了微言大义的美刺，有了圣道王功的奇迹”。[10]《毛诗序》也是奇谈迭出，这就完全“汩没了《诗经》的真义”。[10]这一现象由此长期溺而不返，至北宋仍在流行，“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5](P1613)苏辙“近于人情”之说，一反汉学旧辙，从理论上拨开了笼罩在《诗经》学上的迷雾，由此认为《诗》无所不具而“入于仁义”，进而强调比与兴的不同审美功能，以至“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5](P1614)并在《诗集传》中提出《毛诗序》过于繁复，反使《诗》之旨难明，从而降低了《诗》的魅力的观点。于是他考证参阅有关《诗序》的历代名家论说，结合自己读《诗》的体会，对《毛诗序》则“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忧不可者明著其失”[7]，表现出持论公允的解经态度，也正符合了他的诗学理念。
此外，苏辙对《诗序》的批驳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注重考据的解经态度。苏辙注释《诗经》，或采旧说，或迳由己意，实行旧说新意兼采的办法，因此对于《毛诗序》考证或理解的不妥之处，就以己意明之。但由于他不言及出处，故论者或褒或贬，评价不一。周中孚鄙夷为“不过融洽旧说，未见有出人意表者”[11]，而马宗霍赞之“于毛氏之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6]。二人评语表面上大相径庭，实际上都反映了苏辙能够跳出汉学羁绊，以己意解经并注重考据的思想。
结语
由上述苏辙对于《诗序》的辨析和批驳来看，《诗序》的权威自韩愈、成伯玙打开突破口后，至苏辙的《诗集传》已受到了全面挑战，而苏辙辩驳《诗序》的功绩就在于要求排除和澄清汉唐以来对《诗经》的穿凿曲说，废除那种从封建主义出发，牢不可破的圣贤和群氓，上智和下愚的阶级偏见以及圣上风化天下的诗教观念，从而跳出汉学的篱绊，以自己的诗学理念进行《诗经》的自由研究，这就为宋学的《诗经》研究开辟了新路，同时其对《诗序》作者的辨析以及废序言诗的作法，也为宋代《诗经》研究的主流废序派，提供了新见，至此后的郑樵厉刺《诗序》、王质和朱熹的尽废《诗序》，使《诗经》的诠释传统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的，这无疑要归功于苏辙对《诗序》的辩驳。然而也由此激发了“尊序派”的拥序运动，这无形中又为诗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气象。
附表
收稿日期：2001-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