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当代生活的挑战
王晓明
80年代中期，当现代文学研究界热气腾腾，人们普遍相信自己把准了文学和社会发展 的正确方向的时候，恐怕谁也想不到，15年后，我们会遭遇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实吧 ：苏联解体，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塌，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 中国却从90年代初开始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经济持续增长；“冷战”由此结束， 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膨胀，“美国模式”似乎成了“现代化”的唯一典范，中国也开始加 入WTO，日益深入地浸入全球经济之湖；“互联网”和生物基因技术急速发展，成为“ 新经济”的两大门神，可在这样的“新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差 距却正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地区差别、社会阶层的区分和构成、主导意 识形态、个人的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在 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认识分歧：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性质，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关系，资本主义、市场与“全球 化”，社会主义革命，“新经济”，对“现代性”的反省……重新成为思想界关心的基 本问题……
在这个现实面前，许多最近20年间激动过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直接引领过它的变化 方向的概念，譬如“异化”、“主体性”、“纯文学”、“先锋性”和“个人写作”， 以及在背后支撑它们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倾向，譬如对“现代化”的《河殇》式的向往， 对“语言”的本体论意义的突出的强调，对“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唾弃，“民族— 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资本 主义”、“传统/现代”之类二元对立的思路了，似乎都一一显出了它们的天真、粗糙 、片面乃至虚幻①(注：当然不是说它们已经全都一无是处，在有些场合，我相信研究 者还会继续使用其中的某些概念，甚至部分地借助它们背后的理论，但我确实明显地感 觉到，要想真正深入地把握今天的社会和文学，上面所说的这些概念和理论都不再够用 ，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跳出它们划定的视域，不能再继续心安理得地倚靠在它们身上了 。)。倘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现代文学研究常常正是借了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推 助而发力疾走，“20世纪中国文学”论也好，“重写文学史”也好，背后都分明晃着它 们的巨大的影子，那么，面对今天这样扑朔迷离的现实，几乎失尽了那些理论凭借的现 代文学研究，又该如何自处呢?
在今天，大概不会再有多少人真的以为，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背对现实和理论，单凭“ 审美”感觉和历史资料而继续前行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以“当下 ”的文学为基本对象，与这文学同步前行的。它热切地关怀研究者置身的现实生活，能 及时敏感到这生活所凸现的重大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问题，它更能有力地呼应那些尚未 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甚至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形成互动：这就是现代文学研究 的“当代性”，这研究的几乎所有的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都和这“当代性”密不可分 。最近20年对鲁迅作品的“美学”意义的重新阐发，有哪一次不是和对当代生活的重新 理解互相激荡?至于“审美直觉”、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往复作用，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 样非常触目。刘西渭式的“印象批评”，本身就有一根支柱是取自现代欧洲的文学和美 学理论。30年代良友出版公司邀约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 院主持的两套“现代”和“当代”作家的资料汇编，更无一不显示了编撰者所信服的历 史、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深刻制约。人类生活演变到今天，“理论”和“材料”，“直觉 ”和“推理”，其实都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再截然两分了，再要单执一面， 多半就只是束缚了自己②(注：我当然理解90年代初以来许多学者提倡多注意史料、少 谈理论，或呼吁返回“审美”和艺术批评的苦心，面对学术界的种种浮泛和粗劣的风气 ，人们本能地就会向偏重“客观”和“审美”的价值立场倾斜。在特定的情形下，这样 的倾斜自有它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我同时希望，我们不应由此滑向另一个错觉，即以为 我们真可以经由单纯的史料的积累、或艺术直觉的引导，而深入推进学术的研究。对研 究者自身那种因为深藏而几乎不自觉的理论立场，我们应该保持不断的反省。有时候， 你自以为是依据对“事实”的把握而轻蔑某个时髦的理论(这轻蔑或许也并非全无道理) ，却想不到你对“事实”的那个把握当中，正有你过去接受的某种理论在起作用。)。
可是，90年代初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种要求研究者坐稳“学术”和“文化” 本位，不得“越界”的呼声，却日益洪亮，甚至可以说是成了主流的声音。它似乎认定 ，关怀当代生活与追求“学术”进步是一对很大的矛盾；它甚至纵容一种更严厉的判断 ：坚持“当代性”一定会背离“学术性”③(注：这似乎也正符合那种对“90年代”所 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概括。当然，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太当真，缺乏思想含量的 东西，“学术”价值多半不高，很难长久“凸显”，反过来也一样。)。正是在这种气 氛的熏染下，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贡献出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填补空白、铺陈概 念和显示“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似乎日渐淡薄 ④(注：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并非全都如此，也有一些既具思想洞见，史料上也比较 扎实的著作，例如洪子诚和陈思和的两本当代文学史，以及稍早时候钱理群的《1948： 天地玄黄》。但是，与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版规模相比，这样的著作真是太少 了。)。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当代生活，收缩为仅仅是学院内的一项安静枯燥的专 业“活计”。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原因也很深，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详论， 但我却想先指出其中的一点，就是研究者自身思维上的错觉或误区。
作为一种人文学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有其本位。但是，如何理解这个本位，我 们的思路却不能太机械了。首先，这个“本位”是否一以贯之，从过去到将来，都一成 不变的?其次，即便确有这么一个超越时空的“本位”，研究者对它的体认，却总是从 自己所处的特定角度出发的。这就会造成两种结果：一，你很难一下子看全，你看准了 那“本位”的某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另一面，因此，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环境里形成的对 于学术“本位”的理解，无论如何“主流”，都不应该被等同于就是那个“本位”的全 部了；二，也是更重要的，你虽然是在描述超时空的“本位”，你的描述本身，却一定 深染着具体时空的色彩，因此，“本位”与具体的时空即“当代”，在任何对“本位” 的体认中都是互相渗透的，不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学术研究的“本位”，都一定包含了 他们各自不同的“当代性”。事实上，“审美”也好，“文化”也好，更不要说“学术 规范”了，这些在今天被我们看作超时空的学术“本位”，觉得应该紧紧守住、切不能 被“当代性”污染了的东西，当它们最初被提倡的时候，都分明是充满了强烈的“当代 性”的。它们非但体现了倡导者对环绕自身的那些社会状况的主动的回应，而且无一例 外，都构成了当时最活跃的社会思想的一部分。请回想一下80年代初“美学”这个流行 词的思想和政治涵义、90年代初“学术规范”讨论所内含的对于思想洞察力的向往吧， 这些事情离今天都并不远，是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的。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将“当代性”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本位”之外，无论是 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的历史，还是那悠久的在清代被称为“国学”的传统，都一再表 明了，研究者对当代生活的深切的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术的活力的来源。我们更不必 讳言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枯萎，这不是一般的枝叶的零落，而是看上去浮叶满树，躯 干内部却生气渐失，叶根无着，一捋就掉下一大片。这枯萎当然不仅仅见于现代文学研 究，也不仅仅见于人文学术。它是更大范围的精神迷惘和萎顿的结果，是最近20年来种 种制度、规则和生活方式的巨变的结果。大概没有人能完全自外于这种迷惘和萎顿，但 也不应该是大家都继续安于这样的状态。那么多重大的文学、思想和文化问题堆积在眼 前，现代文学研究岂能掉头他顾?身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依然觉得安心， 就因为这学科的灵魂深处，依然蕴涵着洞察大局、直扑人心的智慧，也依然蕴涵着不甘 平庸、热忱相向的底气。在某种意义上讲，今日的现实的复杂也罢，过去的理论的失效 也罢，都是在向这蛰伏的智慧和底气挑战，就看我们能不能接住这来自当代生活的逼人 的信号了。
2001年12月 上海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
学科的发展趋向及其内在矛盾性
吴福辉
讨论我们这个学科往前怎么走，就是要找出问题在哪里。我同意90年代以来我们的研 究有些“思想弱化”，其外部的原因是近年来社会主流意识的强化，市场经济、社会商 业化的进程、物质金钱主义对我们的腐蚀，使得从事学科研究的文化使命感逐渐减弱。 但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是否必然会导致当下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倾向呢?我 觉得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学院化或许会引起一定的思想弱化，却并非必然造成思想的 弱化。京派是现代文学中最依托了“学院文化”背景的学院派文学，它有相当的一部分 是脚踏中国下层社会、民间社会的，政治性弱，而不是思想性差。我们不要把政治性和 思想性混淆了。
90年代，所谓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入“经典化”以来，我们学科发展比较突出的趋 向是忧喜参半的：第一，对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这是受海外研究(全 球化?)影响的结果。其中的一个题目是，现代文学研究是走出“五四”，还是回归“五 四”，还是真正认识“五四”?第二，将现代文学研究引入“文化研究”。这也有点与 海外学术界同步的味道。结果自然是引出对中国百年文化思想史的反思，虽然是初步的 。第三，这是大陆独有的，就是王富仁指出的社会上一边倒学习欧美的思潮(尤其是美 国化的思维方式)正在对我们学科发生的影响(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他的担心缺乏响应，但我看它的 现实针对性却是一天强似一天了。第四，对学科发展缺乏真正的学派竞争的忧虑。王晓 明提出的学科研究“思想锋芒、艺术敏感日渐淡薄”的现况，是“学科生命”的问题， 也是“学科流派风格”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学派竞争的角度提出如何来增进我们学科的 生命力，如何来发扬多种研究流派的风格，其中包括思想强化的这种风格。实际上，我 很赞成“切中时弊”的文学研究。但如果谁愿意搞远离社会的学术研究，也不必大张旗 鼓反对。大家是否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思想性”强的研究学 派，在狭义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要胜似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如，鲁迅再评价问题的 一再提出，民间和隐形结构以及潜在写作这样一些新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形成，由文 学文本到出版、教育、期刊等相关课题的扩张，左翼深入研究的提倡，等等，都表明我 们的学科还在努力保持它紧密联系社会的那份活力，至少比狭义的当代文学不差。这不 是很有意味吗?
去年8月31日在现代文学馆和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合开的左翼文学研讨会上有 14个人发言，中间穿插一位社会学家讲中国贫困研究现状。讨论涉及到：什么是左翼( 左翼的界定)?左翼为全世界“红色经典”的一个部分；左翼是否是一种霸权话语；左翼 内在的冲突性(从差异中思考左翼)；左翼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关系；左翼和现代主义的 关系；延安文学和左翼；台湾文学和左翼；左翼是否是一个社会批判的思想资源等等。 这是坚持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
不是没有危机。危机来源于这个学科本身内部的矛盾。第一，这个学科本身的政治性 、社会性、思想性极强。它经常处于百年来政治斗争的中心位置，现在被逐渐赶到社会 的边缘位置，它如何自处?它有深厚的思想文化研究传统，而文本、文体研究的资源缺 乏。它可以向文化思想史的路子上走，又可以走向文学。这里是有冲突的。第二，学科 至今时空边界未定。将当代文学摄入，它没有下限；晚清文学是不是它的上限，又还会 长久争议下去。它包含“过去时”和“现在时”。你可以立足当下，也可以回归历史。 它的历史部分可以保持距离地加以“研究”，当下部分可以近距离地感同身受地“批评 ”。但这中间不是没有矛盾的。第三，学科定名“现代文学”，文学现代化的过程眉目 未清，又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价值判断对于习惯于二元对立思维的我们容易发生紊乱 。第四，学科理论方法的滞后，是因为“现代文学”学科理论的一部分就从它自身产生 (“五四”产生“现代文学”评价标准)，同时又来自外在(外来的文体，外来的现代思 想理论)。有中国话语讲不清的现代文明，也有世界话语讲不清的中国事情。以上这些 ，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被社会主流意识控制的可能，也有学术独立之可能；有变 成静止的历史窥探的可能，也有变成活跃的批评现象之可能；有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估计不足的可能，也有无视“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可能；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难以完 全纳入“中国化”过程的可能，也有难于纳入“世界化”、“全球化”之可能；现代文 学有影响当代作家创作的可能，也有被轻易当作绊脚石踢开的可能。关键是加深对我们 学科的认识，用心把握，使得我们能锻造出有特色的、有前景的、具不断调整自身能力 的研究品格。
我本人对于现代文学的态度是：我强调文学对“人”的意义。文学对民族国家形成的 意义，归根结底还是在“人”。比如中国现代文学过去给人带来“批判”的、“叛逆” 的精神，现在并未失去意义。现在的文学每日加深我们“失落”的感觉，也有警醒的作 用。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我只能操比较老的历史和审美结合的、有“我”渗入的研究方 法，不反对吸取任何一种我能理解的、觉得好用的中外理论方法。创作家用三千常用汉 字能写出美文，我也应当能用上面说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我是比较偏于研究历史的 ，我的年龄对跟踪当代文学的每一步发展已感吃力(虽然我的老师教导我们每星期拿出 一定时间翻当代作品，此习惯我还保持)。我相信历史研究也有它的活力，读旧书可以 出新意，讲历史陈旧故事可以寄托今人的想法，当然弯曲一点，不那么直捷和来劲儿。 梁遇春评价英国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引了法国人帕斯卡的一句话：“你们不要说我没有 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严格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是一种 历史的文学研究，我就拿那句话做我的座右铭。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无能的力量
张新颖
王晓明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有师长和朋友以为这是对学术(“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要求(“当代性”)：而在我的理解里，这根本就不 是对学术提要求，而是这种学术活动本身的要求。它不是外加的，而是从自身内部生长 出来的。它如果不能对自身的要求有所觉察、认识和实践，那么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学 术性本身。简捷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并非是这种研究的学术标准之外 的另一种标准，它应该是这种研究的学术标准的重要构成因素。
如何去觉察、认识和实践这种要求，是困难的。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想用“当代 生活”来代替“当代性”，谈现代文学研究和它的关系。因为比较起来，我明显没有王 晓明先生那样的信心，从“当代生活”中概括、提炼或升华出某种或某几种“当代性” ，也许是更高一步的要求，而目前，我还没有十分的能力走到那一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生活之间，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想想在我们身边不 断发生的例子好了。譬如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人谈鲁迅、谈徐志摩、谈张爱玲，或者谈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等等，其中暴露出来的对现代文学的无知常常是惊人 的；我倒不怎么以为这仅仅是某些人的耻辱，刺激我的，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反映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身某种程度上的失败。这个失败，主要还不是普及的问题，我们不 能居高临下地以为，谁不懂、谁无知，受损失的就是谁，而看不到这门学科的生长环境 恶化、存在意义遭受怀疑、持续发展的活力受到限制等等更为严重的危机。造成这种危 机的局面，它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门学科和社会现实之间没有形成循环互动的 良好关系。它的封闭性使得大量的学术研究只不过是自我内部的重复生产，很有些“自 性繁殖”的性质，从开始到结束只是一个圈子里的活动，丧失了和广阔的周围世界呼应 的能力。
这种封闭性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似乎很热衷于为现代文学划定上下限，而我觉得，在很 大程度上，划限就是一种封闭的方式。我们划定现代文学的下限，这样就完成了现代文 学和我们的隔离。现代文学在时间界限的那一边，而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在界限的这一边 ，现代文学是过去的文学，而我们的生活是现在的生活。这是时间的封闭。空间上，又 可以通过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区分与对立，把现代文学研究和我们的生活分隔开来。可是 ，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真的是一种学术要求吗?我们听人谈鲁迅、谈徐志摩、谈 张爱玲，或者谈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等，我觉得就是谈今天的文学、人和 事，这里的文学、人和事。是今天的和这里的，不是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的另外一个时 间和空间里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了它所焦虑的学术性而费力要把它研究的东西尽可能地对象化， 似乎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学术研究所必须的“距离”，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纯粹 性”。这有它的道理，但这个道理越过适可而止的地方就可能变得没有道理。曾经有一 个美国来的留学生问我是否“喜欢”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一愣。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是 否“喜欢”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可以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古典文学、外国文学 ，但我没法说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对我来说它不完全是一 个“对象”，我就生活在由它参与构成的现实文化情境之中，和它有着血肉关联。它不 可能完全变成一个和它有着深切联系的当代人的趣味对象、审美对象、思想对象，它不 可能被完全对象化。
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寻求开阔的道路，正在觉醒着它自身的向当 代生活敞开的要求，这包括联在一起的学科的敞开和研究主体的敞开。
不过，也得充分意识到，谈敞开或当代性或当代生活，是有些冒险的。一说到当代性 ，就想到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深受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控制、丧失独立性的沉痛历史 。这种历史的阴影到今天也还残存着。不过，一、今天的生活已经不是一体化的组织结 构了，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意识可以统摄的了，当代性、当代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二、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生活的关联，不是把学术研究置于当代要求之下而 损其筋骨伤其皮肉，而是强调在建立生生不息的联系过程中实践和成就它自身。“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只要自由和独立，而不要精神和思想；自由和独立不是不 与自身以外的东西发生关系，而是在各种复杂的联系中保持自由和独立。真正的自由和 独立不是在一个隔绝开来的空间里(譬如创作中的“纯文学”、学术研究中的“纯粹性 ”、“客观性”)的自由和独立，不是画地为牢的自由和独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承认自己面临着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开展学术实践的困难。一个 研究者对“全球化”笼罩之下的当代生活的认识，对于他自身的位置和处境的认识，对 于他的思考和发言与整体背景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我自己好像有些“中庸”，既不相信规规矩矩、有时也自命清高的封闭性学术，也不 相信自以为掌握了当代性的夸夸其谈的研究，对斩钉截铁的判断、批判、思想存疑，不 指望也不相信一语中的，一下子穿透现实。对当代生活，因为我们不理解，所以要去理 解，因为我们把握不住，所以要去把握。但永远不以为去理解就理解了，去把握就把握 住了，理解和把握永远处在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中。我们得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个人、文 学的方式、学术研究的方式对理解和把握当代生活的局限和无能、无力，同时我们也要 积极而智慧地发现这种无能的力量。“无能的力量”是崔健的说法，是个不自哀自怜也 不自我膨胀的说法，也是一个清醒的不放弃的说法。我想，带着适度的从容、不断的自 我怀疑和焦虑，带着对当代生活的无能和无能的力量，生活于当代生活中，从事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
——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
罗岗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肇端于西方并且渐成强势的当代学术潮流，伴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正迅速地往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大谈开展 “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意义是否仅仅限于在学术领域里再现了全球资本 主义认可的国际分工，即从西方进口“理论”，然后根据“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原料 ”进行加工，最后再次“出口”到西方世界。甚至更严重的是“文化研究”不断地在传 播过程中复制它所批判的对象，再生产出既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关系。这样的说法 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任何非西方地区在推动本土的“文化研究”时，都必须面对类似的 关涉到研究合法性的追问，而且对这种追问的回答和辩驳构成了非西方地区开展“文化 研究”的必要前提。
可是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最近几年可谓方兴未艾，然而至今也很少读到对这一 现象深入反思的文章。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把“文化研究”当作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 潮来追捧，甚至成了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借口。一位中国学者竟然声称应 该把法兰克福学派逐出文化研究的谱系，因为这个学派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所谓“精 英主义”的批评立场。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确对“大众文化”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这 固然与他们流亡到美国深受“好莱坞文化”的刺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反思 纳粹德国问题时，需要追究“大众文化”在帮助建立纳粹“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怎 样的作用。而这恰恰体现出“文化研究”的精神。若要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无论 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是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尽管它们的思路和言路迥异， 但研究的出发点并不纯粹出于学术和知识的趣味，而更多地是来自于对所处时代的重大 问题的回应。应该说，以后的“文化研究”在理论和技术层面上有很大的改变和发展， 然而内在精神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之所以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之前，要费这番口舌，是因为目前 对“文化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在我看来，与其把“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 论方法和一组既定的知识谱系(不容否认的是目前的确有一种要把“文化研究”建制化 和转化为“知识型”的趋势)，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批判的实践精神、一种开阔的理论视 野、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和一种权宜的介入策略……如果承认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 那么“文化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最大的疑虑可能是害怕“文学”会沦为“文化”的注脚 和材料。但当代文化研究对文本的重视以及用来分析文本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实 就来自于文学研究。更何况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 关系不是单向、线性的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而是多重复杂的“互文”关系。因为围绕 着“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其实也是以“文本”形态出现，所以两者的关系 是相互编织在一起的。一个出色的文学研究者的工作不是简单地阐释一个已经存在的文 本，而是需要辨析多个文本构成的关系网络。
或许可以简略地把这种方法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来概 括：所谓“读出文本”是指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本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 一个更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但仅有这步是不够的，所谓“社会历史文 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种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 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仔细地观察它们在文本中留下了 怎样的痕迹，以及文本对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它们发挥了何种的作用……由于文学文 本特有的复杂性，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解读过程中它的生产性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不仅不 太可能沦为某种既定“理论”、“学说”和“知识”的注脚，反而能够以具体可感的图 景反省、质疑乃至抵抗既定的“理论”、“学说”和“知识”。
尤为关键的是，由文化研究所生发的“读出”和“读入”的过程，不单具有方法论的 意义，而且它还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尝试：试图沟通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重要命题 ：公与私，个人与历史，心理与社会，诗学与政治……就像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一 书中指出的那样“重新肯定了公与私之间，社会和心理(或政治和诗学)，历史(或社会) 和‘个人’之间在结构、存在和观念上的差异”，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生活的倾向 性法则”，当代生活世界“异化”的新形式。而他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现了把“ 政治”和“诗学”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范例”，那就是鲁迅的小说，他将其称之为“民 族寓言”。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最具“现代性”的特征与其说是“政治”和 “诗学”两方面多么完美的结合，不如说是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既不在于力图使 某个方面取得绝对的优势，也不在于人为地突显某个方面，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对峙、挣 扎和搏斗，以及由此伴生的彷徨、焦虑和痛苦……这种紧张关系是如何在文本中被“形 式化”的?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处境和现实经验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对诸如此类问 题的回答正需要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因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文本的搏斗、 风格的搏斗同时也是文化的搏斗和政治的搏斗!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全球化的困惑
胡志德
我觉得很荣幸，能来参加这次会议。同时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在 “9·11”美国世贸中心被炸事件之后，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尽量找外国朋友谈谈，争取 了解他人的看法，千万不要躲在美国城堡里。总之，现在文化交流比以前尤为重要。
我这次印象最深的是很多的与会学者都表现出对文艺理论的兴趣和了解。这个现象应 该算是全球化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可是理论——特别是进口的理论——也有它的负面作 用：是不是如罗岗所说的，有过一种“全球资本主义认可的国际分工，即从西方进口‘ 理论’，然后根据‘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原料’进行加工，最后再次‘出口’到西方 世界”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时时警觉这个可能性。
罗岗提出的问题多少牵涉到所谓的“后殖民主义”问题，这是一个目前中国历史研究 领域里，还没有充分交待清楚的难题。可是呢，谈论西方理论“进口”中国，和“后殖 民”现象的问题，应该不受制于中西政治经济势力的不平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应 该起码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要分析历史上客观的不平等结果； 第二，而同时，更不要让历史的伤痛记忆影响到学术研究方法。其实，在研究全球文化 史的议题上，中国学者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中国知识界这650年来不可避免地经历到文 化相对论的真实性。不管西方理论家怎么谈文化多元论，他们对真正的文化相对论都不 可能有具体的了解。因为西方，没有经过基本的文化危机。换句话说，西方在政治、经 济、文化各方面都不曾面临过本位文化全面崩溃的可能性。离开欧洲本位的思想领域， 对西方学者来说可说是极其艰难。但中国学者却能自然拥有一种掌握这个问题基本概念 的本能。如果我们说全世界的人文领域面对着概念上的困惑，那么西方学者可说是处在 一个选择极少的环境里，而中国学者面临的却是一个选择过多的局面。
这次会议提出了很多有关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的问题。其中之一是通 俗文艺的问题。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先生在讨论通俗文学和所谓“雅”文学的关系时， 提到“通俗文学不是一个贬词”的看法。可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这个学科里，“ 通俗”一词发挥出它“贬莫大焉”的效用。恕我冒昧地假设，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 现代文学这个新生出来的东西，以及它的基本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全面否定当时所有 其他不同性质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的。这也不就表示通俗文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而是说如果不把这些为数可观的通俗作品包容在文学研究的宽广视野里来看，那就等于 是排斥掉了当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学资料。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戏剧和通俗故事的品质 极低俗，可是莎翁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原料，营造出他的杰作来。他所作的工作可以称之 为“加工”。所以应该说，加工有加工的好处，看你怎么作就是了。
全球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进口”西方文学认识系统所产生的结果。我觉得我们作 为研究中国文学的评论者，都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个我们一向回避的话题。那就是：是不 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的文化系统里蕴涵了某些认识论和形而上的基本不同?我无意 轻易肯定或否定任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可行办法，可是我总觉得我们都应该不断地进行反 思和检讨。在这一方面，西方理论能提供的贡献极少，因为西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譬如说，“民族国家”的种种观念的发展，都是根基于欧洲内部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经 验发展出来的。这些国家都信仰同一个宗教，到17世纪都还通用着一个拉丁文，也还运 用着同一个根源于罗马帝国的法律系统。而从古代以来，西方的所谓“他者”(other) 即是伊斯兰教。可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是一神教，二者的根源又都是犹太教。奇怪的 是，韦伯以后的思想家很少提到文化多元里的宗教问题，这等于是忽略了一大部分的西 方思想史。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也罢，福柯的“全视角”(pan opticon)也罢，种种观念都极其明显地和基督教的上帝有关，可是这些理论家们几乎都 不讨论其中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思想里，一神论的成分极少，可是到现在为止，有关这个现象和 一些重要的理论论述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譬如说，文学上的主体性，记述体里的叙 述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内在描写等等基本文学分析法，在西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射著上 帝与人的关系。还有，西方文学里反映类似基督教赎罪论的例子到底有多少?譬如说， 亚里士多德的“美术净化”(Aesthetic catharsis)作用早就和这个宗教现象汇合了。 在这样全知全能的上帝并不存在的中国，这些说法应该怎么去被了解呢?当然在中国现 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加检讨而被借用的西方文学观念非常普遍，而由于文化背景的 差别，其中有过多少错觉和误解呢?这些误解在通俗文学的领域里，尤其严重；只要看 看胡适对晚清文学的蔑视和错觉就可一目了然。
这次会议上的另一个大话题是所谓“文化研究”的问题。这个理论范围要算90年代美 国理论界里的主流。我那个时候极其欢迎这个新课题的到来，因为它预示着可以引进许 多一向被忽略而却非常有意义的文化现象，譬如各种通俗的文化形式。而且文化研究原 是本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精神，却剔除了这个学派蔑视和不能容忍通俗文化的态度。 它号召从一般日常生活的素材和老百姓的艺术品里探求潜在的反抗精神和文化的多元因 素。可是久而久之，美国的文化研究却变成了罗岗所说的“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 的最佳藉口”。因为它本来不附带任何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它的正面来源部分也被隐去 了。最不幸的是，这种文化研究，在全球资本循环的运作过程中，早已被席卷其中，成 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觉于它参预全球化运作的这一项事实上。像美国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现代画派理论一样，文化研究在反通俗“流行文化”的旗帜下，也只将沦为 自称“前锋”艺术品的变相广告而已。
总之，在面对全球化的种种挑战时，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应该好好地检视“舶来 ”的西方理论。文艺批评家的加工，应该是莎士比亚的加工，而如果不“再次出口”也 没有关系。
作者单位：(美)加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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