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学，需要具有大眼光、大视野、大胸襟。只要拥有这三个“大”，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正面临文学、文化观念变革的重大契机，处在建设具有大国气象的现代人文创新体系的关键时刻。这里有两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中国与外国进行学术文化对话时，应该采取何种文化姿态；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国内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不仅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要解决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学术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学术总体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谁不主张现代中国的文学学术，应该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我们拥有原创权的学理和话语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中华民族及其文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独特的千古不磨的生命机制，这种独特性是我们开展学术原创的重要源泉。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性的民族，拥有两个民族学上的层次，一个是56个具体的民族，一个是这56个具体民族又融合成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这么一个总体民族。这个总体民族的文化以无比巨大的包容力，把56个民族都包容在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里面。这一点，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会以其体大而族多，堪称无与伦比。这和我们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笔者自2001年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探讨这个命题的基本原理。于2003年，在剑桥大学首次就这个命题，做了专门的讲演；到2006年为中国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做“历史文化讲座”，系统地阐发这个命题的方法论要点。提出“文学地图”命题的基本宗旨，在于还中华民族的文学一个完整的版图，将少数民族文学所体现的“边缘活力”引入文学史的主流写作。要达到这个宗旨，应该树立“五大意识”：中华民族文学版图的完整性意识；中华民族文学版图的原本性意识；中华民族文学构成的多样性意识；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生命性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大国文化的原创性意识。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就是为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六十的民族地域文学争取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有必要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逐渐形成一种学术共识：研究中华民族文学文化而无力整合少数民族资源，乃是知识结构的不可不弥补的缺陷。因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与汉民族文学文化的关系，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发生、发展、构成和变异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动力机制。由于有数千年的历史因缘，离开少数民族，就讲不清楚汉族；离开汉族，同样也讲不清楚少数民族。它们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关系，是容不得忽视，更容不得阉割的。
正是由于漫长的历史造民族，民族造历史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在形成方式和形成过程上，就跟西方民族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西方的学者，以及当年的斯大林都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甚至现在西方的有些理论家还认为，民族是宗教改革以后，印刷术发展起来之后的“想象的共同体”。但是中华民族的形成，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是几千年经风雨，共患难，甚至不打不成交，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形态的民族有机体。经过了上古三代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众多部族、种族相互联盟和兼并，尤其是文化的创造、融合和认同，到了秦汉时代，就在华夏与四夷的互动融合中形成了我们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的老所长范文澜，就不同意斯大林的那个观点，认为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形成我们民族模样了。唐朝有一部甚至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的法律书《唐律疏议》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①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形成，首先成于“见贤思齐”式的文化认同，文化的涵盖力和凝聚力超过了种族的血缘隔离。血族灭绝，宗教战争，并非中国文化的常规。
在中国思想学术的现代转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名词的认定，经历了一个不断还原和渐次充实的过程。概念的提出，梁启超功不可没。梁启超1899年在《东籍月旦》中指出：“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②借鉴了“东方民族”一词的思路，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③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主要指的是汉民族。直到1905年，梁启超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华民族”一词被使用了七次，依然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④，因为“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1912年提出了“五族共和”，以民族平等、团结和融合相号召。同年，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发起“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又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其“中华民族大同”的理想，包容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不过，“五族共和”的说法，对中国云贵川一带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形态，尚缺乏应有的关注。
中华民族的原本生存和发展状态，是多部族和民族(包括一批古民族和今存的56个民族)在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的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多民族的碰撞具有二重性。从经济上、从军事上和从家庭生活上看，它是个灾难，因为战火无情，会造成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在文化问题上，它往往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多民族碰撞融合中，北方草原民族的南下，展示了中华民族天翻地覆的强劲的力量；西南少数民族的迁徙，则在保存民族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在这种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三方面的文化动力学原理值得注意：一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原理；二是由“太极推移”衍生的“太极眼”、“太极环”以及民族迁徙中的“剪刀开合”的原理；三是汉族的“中原凝聚力”与少数民族“边缘活力”共构的“内聚外活”，类乎儒学“内圣外王”的文化动力学结构的原理。这三方面的原理互拓互蕴，互动互补，综合为用，共同激活、更新、增厚着中华民族文化千古不磨的生命力。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原理
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概念，就是“太极”。这个概念来源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太极，就是“太一”，和老子所说的“一”相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思想以“太极”为本体，极神秘，又极高明。因为它并非抽象的、凝止的理念，而在永恒的存在与非存在之中，蕴涵着动与静两种潜能，在看似静止的地方，却以“反者道之动”，自生动能，一分为二、又分为三，摩荡推移，化生出现象界的万事万物。在此“一、二、三、万”的摩荡推移中，“互为其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极有意味的是，这“太极推移”竟然也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千古延续的基本原因。中华文明为何五千年不曾中断？过去的解释，一般强调儒学思想造成中国社会秩序的超稳定结构，或者儒、佛、道三教的交融互补。这不妨说是部分原因。但问题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和轻松。在中世纪，北方的沙漠草原地方兴起了一个草原帝国。草原游牧民族驰骋在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大草原上，作为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的马背上的民族，它们就是上帝的鞭子，专门惩罚南边古老的农业文明。很多农耕民族在这个游牧民族的冲击下崩溃了，唯独中华文明根基依然牢固。难道是游牧民族的骑兵来了，你抱手鞠躬，宣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就翻身下马，向你打躬作揖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分布有两条江河，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跟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个黄河文明、又有个长江文明，中华民族的腹地就大了，多民族碰撞融合的回旋余地也大了。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靠一道伟大的城墙很难挡住精锐的骑兵，平时能挡得住，还可以在长城沿线开关贸易，但是草原帝国一旦统一漠北，大举南侵的时候是挡不住的。长城挡不住，能够挡住的就是向被称为“天堑”的滚滚长江。
北方民族不善于水战，北方的曹操带了号称80万大军南下要消灭孙权的势力，到了荆州就打败仗，因为不善于水战。完颜亮想趁着南宋立足未稳的时候，率领40万大军饮马长江，过江消灭南宋，但是一个叫虞允文的书生，作为中书舍人到长江采石矶(现在南京附近的马鞍山)劳军，搜集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船只，组成一个18000人的水上军队，就把完颜亮40万大军的船队打败了。完颜亮一撤退回，被部下杀掉了。这就维持了南宋半壁江山的偏安局面，后来虞允文也当了南宋的宰相了。
长江天堑作为一条地理鸿沟，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功能。由于长江挡住北方的骑兵，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滞留在黄河流域，总感觉住在巍峨的宫殿比起住帐篷舒服，仰慕中原衣冠文物，过两三代以后就中原化了。在中原易主的战乱中，黄河地区许多大家族迁移到长江以南。比如说晋朝永嘉年间的衣冠南渡，河南谢氏家族、山东王氏家族就来到了南方，南宋的情形更甚，把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得比北方还要繁华。北方少数民族滞留在黄河地区，日渐中原化；北方汉人把中原文明带到南方，又浸染了百越文化。然后在隋唐统一的这类情形下，实现南北民族大融合。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之间就这样形成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于是，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断南北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越来越大，中华文明几千年不中断而与两条江河并流，并且拓展到关外、陇西、雪域、岭南、云贵山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大奇观。
真所谓“天地无言”，天地以地理限制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国家疆域的沿革，进而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想象方式。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凭借黄河、长江两条江河，从而形成了“太极推移”的宏观动力学系统。黑格尔说过“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他看到了居住在黄河、长江的中华民族的巨大生命力，但是他没有能力对这种生命力的原因做出还原性的解释。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构成形态和生命力形态，需要中国学者对之进行还原与通解。
“太极推移”原理的连锁反应及“太极眼”效应
发生在中华民族主要居住区的南北“太极推移”，形成巨大的冲击波，深刻地影响了处在主要居住区之侧翼的其他地理板块，以及居住在这些侧翼板块的各民族部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学文化形态；反过来，这些侧翼板块在承受、吸纳和化解主要板块“太极推移”的冲击波的时候，又对这股冲击波进行反弹，从而也不同程度、有时又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主要板块民族生存和文化发展的难易程度、变动方式和最终走向。比如黄河、长江的上游就存在着一个高原文明：江河源文明。它处在两个或者多个文化板块的结合部，以其原始野性和强悍的血液，对中原文化构成了挑战和实质性的补充。它自身的文学也产生了异样的辉煌。
黄河文明很早就有了成熟的史学、儒学和诸子文化，属于早熟文明。人伦理性精神过早成熟，造成了神话传说和口传史诗过早地被历史化，或过早地被碎片化，巫风被过滤成祭祀礼仪。在黄河文明理性化的进程中，神话破碎了，呈现碎金状态，是片段性的、非情节化的神话，所以中原的史诗就很不发达。国门开放，发现西方讲文学史，从荷马的史诗讲起。中国人写文学史为了跟西方对应、接轨，就从早期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选出了五首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说是“周朝的开国史诗”。但是这五首诗总共加起来是338行，还不及一首乐府歌词《孔雀东南飞》的长度，又如何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作比较？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无史诗，就令人惭愧地觉得中国是一个“史诗的贫国”。然而，如果把中华民族的高原板块、草原板块加在一起，情形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至今还存在着少数民族的活形态的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据说是60万行，有的学者说可能有100万行。60万行以上是个什么意思？世界上五大史诗的总和都没有一部《格萨尔》那么长的篇幅。世界上五大史诗最古老的是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三千多行；影响最大的是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两万行。最长的是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后者是20万行。因此60万行的《格萨尔》的长度，超过了世界上五大史诗的总和，而且中国南北少数民族不同长度的史诗或英雄叙事诗，数以百计。
《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属于长江黄河的源头所产生的一种文明形态。江河文明的特质是什么呢？它是高山文明，有高山崇高感，有原始性和神秘感。崇拜高山神湖，张扬尚武精神。同时，江河源地处在东亚文明、中亚文明、南亚文明的结合部，处在藏族文明、蒙古族文明的结合部，处在东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一侧，这些就使它的文明形态带有混合形态，蕴含着丰富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基因。《格萨尔》的想象空间雄伟壮阔，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这千年最具有高山旷野气息的超级史诗。其想象出入于天地三界，驰骋于高山神湖。写英雄则自天而降，赛马夺魁，降妖伏魔；写魔王则“吃一百个人做早点，吃一百个男孩做午餐，吃一百个少女做晚餐”，胃口极大，贪欲无限，凶恶至极；写美人则如朝霞彩虹，如雪山月光，灿若太阳，美若莲花。这些想象方式都具有高原民族的崇高感和力度。就以描写美人为例，中原民族喻之杨柳腰、樱桃口，与此对比，就未免显得纤巧文弱了。霍尔王派出选美的乌鸦说格萨尔的爱妃珠牡，“她前进一步，价值百匹好骏马；她后退一步，价值百头好肥羊”，这也是游牧民族才有的比喻。汉族地区说是“价值连城”，说绝世佳人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都是平原地区以城池作为攻守的基本依靠所产生的比喻。由于江河源文化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些千年沉积的灿烂辉煌的史诗形式，对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形成了重要的拓展和补充，使中国文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是“史诗的富国”。
既然讲“太极推移”，就有必要寻找“太极眼”何在。“太极眼”地位非常关键，乃是太极推移采取何种方式，以及推移的成败利钝的具有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偏于西部的巴蜀以及偏在东部的太湖流域，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显然，巴蜀可以看做一个“太极眼”，当不会太离谱。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形成文化共同体以来的2000余年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哪个实力强大的政治体拥有巴蜀，就很容易成为“大一统”的主导力量。秦始皇统一中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登基前半个世纪，秦人就占领了巴蜀。巴蜀经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开发，使秦国的土地和国力就增加了一倍。他们利用巴蜀这个财富源泉，支撑战争，收买列国重臣，势如破竹地兼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两汉以后出现了三国，晋朝统一全国也是首先拿下了蜀国。原先曹操与孙权打仗，曹操进攻孙权，曹操必败；孙权进攻曹操，孙权必败，因为一者长于陆战，一者长于水战。但是一旦拿下蜀国和襄阳，它已经过江了，而且雄居长江上中游，建楼船，练水师，一旦东吴有变，就顺流而下，统一全国。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是由于隋据有巴蜀。南朝梁代发生了侯景之乱，西魏乘机占领荆襄、巴蜀，北周取代西魏之后又灭北齐。此时的南朝陈只有三峡以东的江南地，因此隋文帝篡夺北周帝位，消灭陈叔宝也就水到渠成了。
如果不拿下巴蜀，就发兵于江面开阔的长江下游，由于那里靠近南方朝廷的心脏区域，必有猛将重兵把守，势必死守。北方骑兵贸然过江，无法扬长避短，反而以短击长，风险之大，可想而知。金与南宋对峙，金兵在西线遇到吴玠、吴璘的有效抵抗，一直未能进入巴蜀，这对南宋能够保持偏安局面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于是金兵就只能冒险从下游跨长江，金主完颜亮在采石矶对岸的和州屯兵40万，结果被四川书生虞允文，收集18000人就打败了完颜亮不谙水战的20倍之众，导致完颜亮被部下暗杀，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13世纪蒙古帝国灭金之后，40年才灭南宋。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除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西征，一直打到伏尔加河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蒙古大军向西打破襄阳、成都，忽必烈从陇西穿越2000里山谷，乘羊皮囊下金沙江，袭破大理国。当时的蒙古骑兵被罗马教皇称为“上帝的鞭子”，但蒙哥汗亲率十万大军进攻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时候，被飞丸击中而死，使钓鱼城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上帝折鞭”的英雄城。蒙古军是在占领襄阳、巴蜀、大理，实际上已从上中游渡过长江之后，回师东南，从而以摧枯拉朽之势灭宋。这就是说，元朝统一中国，也是印证了先得巴蜀、后成统一的历史通则的。巴蜀在支撑和改变国家命脉、完成统一大业中，发挥了无以代替的作用，它的太极眼功能在打江山、在武力优势的转移中尤为明显。
另一个“太极眼”则主要发挥文化、智库和粮仓的功能。这个“太极眼”在太湖流域的吴越之地。泰伯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开拓吴国，在中华文明腹地的黄河与长江上画出了一条对角线，从而产生了两大文明系统的“对角线的文化效应”。这条对角线的历史文化意义非常伟大、深刻，在带动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壮大发展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司马迁写《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第一篇，这很了不起，蕴涵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哲学。如果按照中原中心主义的正统观念，应该把《齐太公世家》放在第一，把《鲁周公世家》放在第二。但司马迁以《吴太伯世家》列在第一，把齐、鲁两个世家挤到第二、第三的位置。这就触及整个民族共同体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本质问题。因为泰伯奔吴，是“华夏”变“蛮夷”。到了600年后，吴通中原，又是“蛮夷”变“华夏”。这种双向对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缩影，互相发挥长处，互相给予智慧，互相产生一种碰撞力和亲和力。
其实，还在吴太伯以前三四千年，太湖流域就出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成为稻作文明发源地。太伯开拓吴国以后，这里逐渐进入中国的核心版图，并且逐渐开发成中国的粮仓。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中国后来的粮食赋税主要靠江南。元朝，国家征收的粮食三分之一产在江浙一带。明朝，南粮是北粮的1倍。到清代，南方供粮是北方供粮的4倍，到乾隆盛世，南方(长江流域)供粮是北方(黄河流域)的10倍。经济中心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支持。南宋以后，文化中心渐移江南。到了明代，据统计，南北考进士的卷子，南卷占55%，北卷占35%，中卷占10%。如果中卷(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安徽等地)也当南卷看，南卷就占65%，大于北卷所占的35%。从明代洪武至万历年间的246年中，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共244人，其中66人是江南一带的，占了1/4。唐代的宰相是不能用南方人的。到了宋代以后，南方人的人数就上升了，以前主要是江西和福建人。到了明朝，宰辅189人中，南方籍占了2/3，江南35人，浙江32人，占了1/3。到了近代之后，长江三角洲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许多大经济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都出在江南。这就告诉人们，太湖流域这个“太极眼”是以其经济和文化的优势，引导大局，辐射全国的。正如太极图中的“太极眼”一黑一白那样，中华民族太极推移中的“太极眼”也一阴一阳，一刚一柔，以不同的角色功能推动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和繁荣富庶。所谓“对角线效应”，就是启动了江南与中原的互动，在太极推移中加入某种旋转的功能。
西南少数民族“剪刀形”迁徙路线的文化功能
由于太极推移的巨大冲击波，及太极眼的不可替代的旋转功能，极其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这就可能冷落了、或遮蔽了此外的一些文化板块的文化地位，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专门的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今，总人口已经将近14亿。汉族人口最多，约占总人口的94%。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壮族，约1700万。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土家、彝、布依、朝鲜、满、侗、瑶、白14个民族，其中竟有8个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壮民族是百越部族的直系后裔，有人打个形象的比喻，壮族是粤人(广府人)的表亲，泰族人、老族人、傣族人、掸族人的堂兄弟。他们自称“布僚”(Bouxraeuz，我们的人)，属于俚、僚之部；包括中国西南地区及越南北部的壮族、布依族和岱-侬族，均统称为“僚人”。这些表亲、堂兄弟，实际上已经同汉族形成了基因重组、文化互渗、血肉相连的关系。由于贵州、云南、川西、湘西和广西这么一个多山、多峡谷的地理单元，处在中原两条江河“太极推移”的边缘地带，这里的山地峡谷中，就成为接纳中原移民和少数民族迁徙的文化走廊，是“太极推移”的冲击波和辐射能量的接纳地。
有一个事件也许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幸事：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国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史，也就是《史记》中就有了郑重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⑤其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也记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古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⑥西南夷的部族名称繁多，“毋常处，毋君长”，说明它们还处在相当原始的发展阶段。
太史公所以用凝重的眼光关照西南夷，除了他和司马相如曾经负有抚定西南夷的使命之外，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了这块边远的土地和活动于其间的少数民族，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以后向汉武帝报告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⑦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与此呼应的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⑧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引用史籍，原因在于这些材料为我们敞开了一片新的视野：西南夷不是一个静止的名词，而是一批活跃的族群，他们通过“五尺道”，也就是“茶马古道”，沟通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藏区和中亚，既开展了财物的贸易，又输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打开了另一条文化和商贸的通道。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彝族和苗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漫长岁月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扩展和离散，其中南下的一支，二三千年后在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这里的六、七、九等数字，意味着部族众多而尚未统合，包括史书所谓“越嶲夷”、“青羌”、“昆明”、“劳浸”、“靡莫”诸部族，在跟百濮、百越文化长期相处、融合中，形成彝族诸部。彝族的“彝”与西南夷的“夷”，音同而相通，因而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与彝族干部商议，将“夷”改为“彝”，意思是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丰衣足食，兴旺发达，因此将“夷族”改为“彝族”。
与西部的彝族往南迁徙形成“剪刀式”迁徙路线的，是东部的苗族南迁。苗族的族源与黄帝时期的“九黎”，尧舜时期的“三苗”相关。大约5000年前黄河中下游的“九黎”部落，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史称“涿鹿大战”。九黎首领蚩尤被黄帝与炎帝联合擒杀之后，它的余部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族。其后，尧、舜、禹等华夏部族安抚和战败“三苗”部族，将其一部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又经过很长历史时段的迁徙，逐步进入川南、滇东北、黔西北，形成西部方言的苗族。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三苗”后裔，除了部分融入华夏之外，其余在商周时期迁徙为“南蛮”。汉水中游的“荆楚蛮”，分化重组为楚族，其余迁入鄂、湘、黔、桂诸省山地边区，成为东中部方言的苗族。《苗族古歌》这部15000行的民间口传史诗，描述迁徙前后的情景：古时候我们祖先住在远方，在那宽阔富饶的平原，在那美丽的地方，故尤(“故”苗语即祖公，“尤”即蚩尤)他老人家，他有九万子孙，七万生在宽宽的平原，住在那美丽的地方……(战乱后大迁徙)“沿着河水(都柳江)而上来，来到哪个寨子？来到肥沃的平地方，住在东方的天鹅坝……几年来发展人满寨子，七万住在天鹅坝，养猪发展快得像老鼠，养鸭多得像河虾……他们建了一座大寨罗(祖庙)，把寨罗立在坝子下，雕一个木像记老人，以备子孙莫忘老人相，纪念故尤千万年……”贵州苗族聚居地的“苗王庙”所供祭的祖神像就是“蚩尤”，将蚩尤与炎帝、黄帝并列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乃是破除华夏偏见，祛除遮蔽，将少数民族的始祖与华夏始祖平等对待的文化行为。
《苗族古歌》是在苗族祭祀家族祖先的“吃牯脏”大节和农历十月过苗年的隆重仪式上，由德高望重的老人、鬼师(巫师)或歌手在酒席上演唱的。宾主对坐，采用“盘歌”的形式问答，一唱就是几天几夜甚至十天半月。以雄壮苍凉的声调，演唱着从开天辟地到铸造日月，从万物繁衍到洪水滔天，从兄妹结婚到溯河西迁，内容包罗万象，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族源记忆和神奇想象，以及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的遗迹，成为苗族古代神话的总汇和百科全书式的“民族经典”。它开篇的“开天辟地”⑨，就在创世神话中别开生面，大意如下：太古洪荒之时，云雾生育了科啼和乐啼两只巨鸟，孵化出白色泥的天，黑色泥的地。一个好像大簸箕，一个好像大晒席，两相叠合，连针都插不进去。云雾还生下了一群开天辟地的巨人神。巨人巨兽前赴后继，各显神通，想将天地分开。东方的剖帕，举斧头猛力一砍，天地两分开。巨人往吾架起天锅，煮天煮地；巨人把公、样公，拍天捏地，使天伸地长。可是天还压着地，只能低头靠膝而坐。于是，长着八双手臂的府方，顶天踩地，天才高高升，地才低低降，风才来回吹，雨才飘洒落，树才往上长，人才挺腰杆。还有呢，老鹰飞来量天地；养优奋起造山川。又有许多神人，分头去疏导江河，平整山原，修筑江堤，填平大地，砌起斜坡，直到发现火种。于是，人类始祖姜央开始耕种田地，饲养家畜，生育后代。但是，天地还有缺陷。苗族的先祖四公，也就是雄公、宝公、且公、当公，协力苦干，从东方运来金银，打造天柱，铸造日月。看见石头落入深潭，激起一轮浑圆好看的水圈，就按照水圈的样子，造出日月。再请工匠神，将日月挑到蓝天，他头顶太阳，肩扛月亮，袖子里掖着星星，腰杆上拴着银河。岂料走到滑脚坳，一个趔趄，日月滚落深潭。巨人雄天拾起日月送上天，日月从天掉下了山。冷玉又来送日月，乌云却来阻道。好汉固牢挥巨斧，吓跑了乌云。好不容易来到天门，雷公却把门不开。一番辩论，雷公总算打开天门，让日月星辰各就各位。谁料十二对日月同时出，造成人间大旱热难当。神弓手友禄和好汉桑扎射下十一对日月，仅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在天上，轮流照临人间。从此日月光明，乾坤安泰，人间一派祥和。
这则创世神话既异想天开，又闪烁着生活的笑影，散发着人类童年的奇思与妙趣。它不是由一个主神、而是由群神创世，平整土地就花了不少力气，扛着日月上天的时候，还在滑脚坳失足摔了日月，真是“地无三尺平”的黔中少数民族的开天辟地的想象。但其中也隐含着中华民族神话的某些共性，如天地始于混沌，以及后羿射日的影子。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原在北方的“九黎”、“三苗”以及“七羌”、“九氐”等部族，是分别从东线，由东夷、武陵、湘西迁至云贵高原，以及从西线沿金沙江和横断山脉峡谷迁入云贵高原，它们携带的人文地理行李和文化基因，就难免千差万别。沿东线者，多有鸟图腾基因；沿西线者，则多见虎图腾基因。《苗族古歌》称巨鸟孵出天地，应是东线南迁的苗族所想象，前面提到的他们由平原、溯江流、到山寨的迁徙路线就印证了这一点。而彝族的神话史诗《梅葛》，叙述格滋天神杀虎，以虎骨撑天，以虎眼造日月之类，则暗示着这个民族由西线往南迁徙。最终，两条剪刀形的迁徙路线在滇黔山地汇合，滇黔山地一带就成了这把“剪刀”的转动之轴，发挥着“剪刀轴”的效应。
“剪刀轴”效应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惊奇
既然已经说明西南少数民族除了土著的百濮、百越部族之外，迁入的少数民族沿东西两线南移，形成剪刀形的迁徙路线，那么就要进一步考察汇聚于滇黔山地的“剪刀轴”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它是中原巫风祭祀仪式和古歌古词的保存者，并且将这种保存与自己的部族民族信仰文化，以及百濮百越之地的风俗混合起来；另一方面，它所积累的华夷之争和南北太极推移的巨大压力，在“剪刀轴”上重新寻找释放的途径，开通了向藏区、南亚、东南亚进行商品贸易和文化往来的“五尺道”、“茶马古道”一类向外开放的特殊形式。“五尺道”、“茶马古道”，就像从剪刀轴延伸出来的弯曲回环的“剪刀柄”。接纳、积蓄、创造、开放，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上连“剪刀刃”、下连“剪刀柄”的“剪刀轴”效应，是一种运动着的文化交叉开合效应，以其特殊形态呈现了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少数民族文明与汉族文明之间，在竞争中依存，在依存中竞争，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往往写始祖生下十几个兄弟，意味着各个部族、民族间的“兄弟情结”。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分别言之，也就是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二者多姿多彩的合力，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几千年发展下来都没有中断。惟有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在精微处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这本书中曾强调过，文学史写上歌仙刘三姐，比大谈某些二三流的汉语诗人更有价值。因为她可以沟通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文学史的丰富层面和文学总体结构的完整性。如此强调的旨趣，在于将民族间的“兄弟情结”和“边缘活力”，作为主流文学史写作的重要通则。
这种“边缘活力”，从文学方面来说，首先体现在口头传统上。由于“边缘活力”采取“剪刀开合”的方式，它的功能也就表现为“叠加+剪切+新制”。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最著名的是盘古神话。经过仔细的考察可以发现，它是由南方少数民族在与汉族毗邻地区迁徙和聚居，叠加了许多文化成分，以多种方式加以剪切，并与自己的族源想象相结合而新制成的。这个神话在汉族开发南方的时代，最早进入文献记载。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纪》，以及题为梁任昉撰的《述异记》记载，天地原本浑沌得像一个鸡蛋，盘古生在其中，过了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者(似蛋清乎)上升为天，阴浊者(似蛋黄乎)下降成地。盘古矗立其间，天每日增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每日长高一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离地九万里。盘古垂死化身，头和四肢变成五岳，血液和眼泪变成江河，眼睛变成日月，毛发变成草木；他嘘气成风雨，发声成雷霆，目光变为闪电；睁眼成白天，闭目是晚上；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高兴为晴天，生气为阴天。中国神话的创世神，是以血肉之躯化为宇宙的，因而宇宙也洋溢着生命。
那么，盘古神话起源何地？《述异记》交代，盘古神话或出于古说，或盛行于吴楚之地，桂林建有盘古庙，南海建有盘古墓，南海中还有盘古国。所谓“南海中盘古国”的后人，“皆以盘古为姓”，而以盘为姓，主要属于信奉盘瓠的瑶族。这些等于说，盘古神话源于南方百越民族。瑶族把盘古视为民族始祖神，将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与本民族源起传说联系起来。南宋当过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说：“瑶人每岁十月，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庙前，会男女之无实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瑶。”⑩这就是至今还流传瑶族民间的农历十月十六日盘王的生日，祭祀盘王并唱盘王歌、跳长鼓舞的民俗。据广西来宾县瑶族《盘王歌》清咸丰九年抄本及口传材料的整理，瑶族《盘王图歌》云：“大岭原是盘古骨，小岭原是盘古身；两眼变成日和月，牙齿变作金和银；头发化作草和木，才有鸟兽出山林；气化为风汗成雨，血成江河万年春。”这与《三五历纪》、《述异记》关于盘古以血肉之躯化为宇宙万物的记载，如出一辙，可以相互参照。湖南零陵地区瑶族流传的一首歌谣唱道：“盘古开天又辟地，又制青山又造田，先赐瑶人十二姓，后赐百姓造朝堂。”十二姓的说法，蕴含着部族分支之间的“兄弟情结”。
这种族源神话的“兄弟情结”，在瑶族流传着的始祖传说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传说云：古时高王入侵，平王出榜招贤，谁能斩下高王首级来献，就把公主许配他。龙犬盘瓠听到这个承诺，就摘下金榜，渡海来到高王身边。盘瓠取得高王的宠信后，趁高王醉酒，咬下高王的头献给平王，因此功勋娶了三公主为妻。盘瓠想变成人，就叫公主架起蒸笼，蒸他七天七夜。蒸到六天六夜，公主担心蒸死了丈夫，偷偷揭开盖子看，盘瓠果真变成人了，只因时辰不足，头上、腿上还有许多黑毛未脱落，只好用布带裹头缠腿。盘瓠被平王派到会稽山为王，号称“盘王”。盘王和三公主婚后生下六男六女，平王各赐一姓，成为瑶族最早的十二姓。至今瑶族还保留不食狗肉的习惯。
这则盘瓠族源传说，以蒸煮火候不足，头和腿上黑毛未脱净，解释少数民族用布带裹头缠腿的穿戴习俗；其余情节则与《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大略相近。由于盘古、槃瓠音近，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认为：槃瓠为南蛮奉为其天地开辟之祖，而后华夏人误用以为己祖。其后闻一多、顾颉刚、杨宽、袁珂等学者均认从此说。近年来，壮学专家经过广泛的田野调查，证明盘古神话发祥于广西来宾，是壮族先民始创的族源传说。另外，湖南省沅陵，河南省桐柏及泌阳，贵州苗族，福建畲族，都有盘古神话遗迹和《盘王书》、《盘瓠歌》。这些材料蕴含着古老部族迁徙的痕迹，以及盘古神话传播变异的过程。福建畲族《盘瓠歌》，开头便是“盘古开天苦嗳嗳，无日无夜造成来。……盘古开天到如今，一重山界一重人”，再说到“当初皇帝高辛王，出朝游睇好山场”的盘瓠故事，把创世神与民族始祖联系起来。在瑶、壮、苗、畲民族民间传统观念中，盘瓠、盘古，既是祖源的象征，也是社会组织中的“王者”和部族的始祖。
值得注意的是，瑶族在“叠加+剪切+新制”的过程中，开发了自己的族源记忆资源。瑶族《盘王歌》(11)讲述着一个经典的民族迁徙的故事：相传在古老洪荒的年代，瑶民乘船漂洋过海，遇上狂风大浪。船在海中漂流了七七四十九天，眼看就要船毁人亡。于是在船头许下大愿，祈求始祖盘王保佑子孙平安。瞬即风平浪静，瑶人的船只平安靠岸。靠岸之日，农历十月十六日，正好是盘王的生日。上了岸的瑶民就砍来树干，制成木碓，把糯米蒸熟舂成糍粑。大家唱歌跳舞，庆祝瑶人的新生和盘王的生日，这就成了世代相传的“盘王节”。这种水上风浪的叙写，折射着古老部族是从湘江、资江、沅江和洞庭湖一线南迁的，它使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和颠沛流离的族源神话浑然一体，并且沉积为庄严神圣的民俗节日。至此可以明白，盘古神话最初是南方少数民族将族源神话，提升为开辟神话，再反馈到汉族文献中；汉族文献剥除了族源部分，丰富了开辟部分，并且与中原的阴阳化生思想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认可的创世神话。盘古创世神话，启动于南方少数民族，完成于中原汉族，三国吴人徐整、南朝梁人任昉将之最早记入文献并非偶然，因为他们处在南方开发的两个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化已经开始启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剪刀轴”效应，南方和西南方古老部族释放出的文化信息，使中原汉族大感惊奇。其时志怪小说盛行，也是基于相似的原因。
“剪刀轴”对古老艺术形态的保存与改制
西南少数民族既然通过剪刀形的迁徙路线进入滇、黔、桂诸地，而剪刀形路线掠过的地域则是巫风极盛的楚国和与三星堆后裔有关的蜀国，那么这些迁徙的部族不可能不顺手捡拾一些楚、蜀之地的文化因素，叠加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如果说楚、蜀之地毗邻中原，已经相当程度地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那么西南少数民族接受的就是“第二度辐射”了。滇、黔、桂这块百濮、百越故地，接纳了许多由北方前来的部族，由于地理位置、建制沿革、民族习俗等诸多因素，在相当深的程度上受荆楚、巴蜀文化的影响。荆楚、巴蜀的文化虽有自身特点的创造，但它们很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复制华夏文化。再加上后来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发生“太极推移”，大量的中原世族迁入，文化基因的构成也就混杂了华夏与蛮夷。这就导致西南少数民族通过荆楚和巴蜀的中介，在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条件下，将自己的定居地变成了保留古老华夏文化因子相当多的一个大窖藏。尤其是滇、黔一带，巨岭恶瘴，道路阻隔，实在是“天高皇帝远”，政治文化治理上颇有一点为中央王朝“鞭长莫及”之概。因而它们从荆楚、巴蜀一带就便拈来的那点古老的华夏文化基因，在这个政治统制和干扰相对虚薄的地方，获得了一个天然储存地。凭借着多元文化结合部的优势，这里给我们留下很多有若银杏树那样的活形态的古老文化形式，贵州云南的傩文化，就是这种古老文化的“银杏树”。
中国的傩文化，大抵以巴蜀出三峡，沿长江向东南倾斜，于江西抚州、安徽池州诸地集结，在一条西北略高、东南略低的斜线上往南推移，为五花八门的傩戏的密集区，终在黔地酿出一壶最浓最酽的董酒或茅台。傩戏、傩祭、傩面具所构成的傩文化，在多元宗教(包括原始自然崇拜)、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傩俗、傩仪、傩歌、傩舞、傩戏、傩技、傩艺，种类繁多，特点各异，琳琅满目。傩戏的主要特点，在于角色都戴木制假面，扮作鬼神歌舞，表演神的身世事迹。以观众、演员、剧目和演出场所来划分，傩戏可以分为民间傩、宫廷傩、军傩和寺院傩四个门类。民间傩，指壮、苗、侗、仡佬、土家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傩戏；军傩则以安顺一带的地戏，以及关索戏为代表；傩祭的坛场带有浓厚的宗教性，以面具祀神，表演傩戏，傩面具被人称为“戴在脸上的历史”。苗、瑶、侗、壮、布依、仡佬、土家、水、彝、佤、白、哈尼、纳西、门巴、基诺、藏等民族都保存有傩祭的习俗。藏族聚居区大寺院的跳鬼，包括北京雍和宫的正月跳鬼，属于寺院傩的门类。比较而言，傩戏盛于黔，品类丰富，覆盖面最广，具有民族多、品种多、层次多、分布广、保存完整等特点。即以傩祭的坛场而言，据调查，20世纪末，贵州德江县有傩堂戏103坛，道真仡佬苗族自治县有傩堂戏46坛，由此推断，贵州全省的傩堂戏当不下千坛，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那么，黔地的傩文化由何而来？只要将眼光转向它的北部周边，就会加深对这壶“
酽的董酒和茅台”的接纳与创造功能的理解。贵州傩堂戏的开坛法事中，有这样的唱词：“我祖原是湖南、湖北人，来到贵州显威严。”德江傩堂戏唱词中又提到“五姓之人”。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巴郡、南郡蛮，原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可见它们与巴蜀、荆楚的传承关系甚深。我们先看离黔地最近的湘西“五溪蛮”地区。辰州傩戏盛行于湖南怀化市沅陵县的七甲坪镇及周边地区，影响及于张家界、常德地区。这里的傩戏有傩堂正戏、小戏、大本戏之分。傩技表演上刀梯、过火槽、踩犁头。五溪蛮文化以神秘诡异的巫傩风气驰名已久。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郡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巫鬼古俗至今于沅陵、尤其是七甲坪镇犹存，有“傩戏”、“辰河戏”、“阳戏”、“傩祀”、“巫祀”。清朝乾隆十年(1745)《永顺县志》记载：“永俗酬神，必延辰郡师巫唱演傩戏……至晚，演傩戏。敲锣击鼓，人各纸面一：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清朝道光元年(1821)《辰溪县志》述及当时巫傩盛况：“又有还傩愿者……至期备牲牢，延巫至家，具疏代祝。鸣金鼓，作法事，扮演《桃源洞神》、《梁山土地》及《孟姜女》剧。主人衣冠，随巫拜跪，或一日、三日、五日不等。其名有三清愿、朝天愿、云霄愿、白花愿之属。”毫无疑问，楚蛮文化当然会南注于黔地，因为它们的民族部族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
离滇、黔较远的安徽池州，已属吴头楚尾。池州傩流传于佛教圣地九华山麓方圆百余公里的贵池、石台和青阳，尤其集中于贵池的刘街、梅街、茅坦等乡镇几十个大姓家族，有“无傩不成村”的说法。“傩仪”、“傩舞”和“傩戏”盛行，每年例行“春祭”和“秋祭”，“春祭”在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至十五日，“秋祭”在农历八月十五日，扮演的是既有戏剧情节和表演程式，又有角色行当的正戏。风格原始、古朴、粗犷，因而有“戏曲活化石”之誉。
江西抚州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傩舞，是江西傩文化中的佼佼者，保留了原生态的“起傩”、“跳傩”、“搜傩”、“圆傩”一类古老仪式。石邮村中有傩神庙，世代敬奉傩事，每年按规跳傩，家家户户设有傩案。傩班从古至今始终由八人组成，辈分最长者主其事，称为“大伯”，其余称“二伯”到“八伯”。每逢正月初一至十六日表演，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平日却是禁止跳傩的。乐器只有一个鼓、一面锣，鼓槌用竹片削成，弯成弓形，以弓背击鼓。傩舞，又叫“大傩”、“跳傩”，俗称“跳鬼脸”，意在祭祀和驱鬼逐疫。抚州本是百越之地，百越及吴楚之风，都会成为东线南迁的西南少数民族沿途捡拾的文化因素，叠加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
由西线南迁的西南少数民族，沿途沾染的主要是蜀地傩风。川北阆州一带的傩戏分为傩舞、傩戏、致吉祥词三种方式。表演形式有独舞、双人舞、群舞、锣鼓伴舞。舞蹈语言简洁明快，以手、脚、腰的动作，表达人物复杂的、有时是滑稽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气氛热烈，舞风夸张、粗犷、朴实。又兼容了川剧、川北灯戏、巴渝舞的表演特点，动作夸张，场面壮观。傩戏伴奏多用鼓、锣、钹等打击乐器，偶用唢呐吹奏。无论是演出剧目、程式、唱腔，还是面具、服饰、道具、乐器，都极是原始。傩戏的演出团体纯属业余班社(队)，由各宗族按房头摊派男丁担任演员，演技父子相传，世代沿袭，剧目唱腔互不交流，因而能够长久保持着古朴、粗犷、原始的风格，类乎“戏曲活化石”。南部傩戏吸纳了评书、川戏、民俗的精华，借鉴了木偶、京戏、川戏人物脸谱绘法，以跳神步法表演坛戏。四川傩坛，供奉“三圣”，即川主、土主、药王为坛神，称为“三圣坛”。“川主”，一般认为是“灌口神”或“灌口二郎”，即秦国蜀郡太守李冰。“药王”，是唐朝悬壶济世的名医孙思邈。“土主”，是主管田蚕、五谷，驱赶虫蝗、瘟疫的田土保护神，或说是壁山县鸡公岭的土地神。傩坛的神灵，既联系着历史，也沾染着泥土；时或彰显乡土情缘，时或流露民族身份。芦山花灯表演的“花鼻子”(丑角)，扮相奇特，反穿的皮袄斜挎半边膀子。反穿皮袄是羌人的习俗，斜挎半边膀子是藏族的着装方式，唱词、念白却用了地道的汉语川音。诸多民族的文化因素于此“叠加”，相互交融成趣。芦山本是二三千年前青衣羌国的治所，秦灭蜀以后，与华夏民族杂居。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举办祭祀三国蜀汉名将姜维的“八月彩楼节”，家家户户几乎都请傩戏班子设坛作法事，为期十日。川人表演蜀将，自有一份乡土情缘。庆坛中又加演灯戏，娱神又可娱人，“灯坛两开”，煞是热闹。西南少数民族西线迁徙的一支，乃是古羌部族，随身带着部族故地的文化行李，何尝不是理所当然？西南少数民族西线、东线南迁的“剪刀形”迁徙路线，“剪切”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巫风神思、祭礼仪式、民间演艺，将它们汇聚于黔地，能不使文化盛筵上的这壶“董酒和茅台”变得而酽吗？
滋味酽的黔地傩文化，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还在于汉人的迁入。且不说楚将庄峤进入西南，建立古滇国，以及其后历代不乏汉族大姓迁入，并逐渐西南夷化。就说明朝洪武年间，派兵平定云贵。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颇知国情，认为“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为了防范“诸蛮”归顺和叛乱无常，朱元璋命令择地建筑城堡，沿着平坝、安顺一线，设置屯、堡、卫、所，在贵州设有24个卫、26个守衙千户所，其中安顺有3个卫、2个守衙千户所，史料上称呼卫所军士为“屯堡人”。“屯堡人”融合祭祀、操练、娱乐为一体，以“跳神戏”演习屯戍武艺，创造了军傩，从而将中原的民间傩，与驻地民情、民俗结合，形成了以安顺为中心的贵州地戏。安顺地戏的表演者青巾蒙头，战裙腰围，额前戴着“五色相”(文将、武将、少将、老将、女将五种脸谱)的假面，手持刀枪剑戟，以带点弋阳老腔的余韵，演唱着七言、十言韵文，边说边唱交代剧情，表演着征战格斗，一派古朴刚健，雄浑粗犷。其中的装扮、表演、唱腔，体现了“屯堡人”原籍与黔中少数民族文化因素的剪切、叠加和新制。诚有若《续修安顺府志》(12)所言：“跳神者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于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而唱，应声而舞。”有趣的是，地戏面具已经具有神格和人格，由专门从事脸子雕刻的艺人制作。面具需要“开光”，先将脸子郑重地陈列在神龛上，杀一只大公鸡，取鸡血点在脸子上，然后由雕刻艺人念开光词，赋予脸子以神性生命。所表演的三十来部大书，以封神榜神人、三国志英雄、瓦岗寨好汉和薛家将、杨家将、狄家将、岳家将为主角，全是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地戏由安顺一带的屯堡人(汉族)扩展到周围的布依、仡佬、苗等民族。这种又称“跳神”的地戏，演出于乡村院坝，不用戏台。每年演出两次，在新春佳节期间断断续续演出约半个月，叫“玩新春”；农历七月中旬稻谷扬花之际，演出5天左右，称“跳米花神”。在民间娱乐、祈求丰年的同时，饰演中增加了许多青面獠牙的人物，以吓走鬼物，增浓驱邪逐祟的气氛。贵州地戏创自屯戍的汉人，成于多民族杂居的黔中。它渊源于原始文化，生长于民间文化，是一种由汉人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而神秘的特种文化方式。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剪刀轴”之地，古老的信仰和民俗犹存，使得这种“文化活化石”式的原始艺术获得了有利于保存的文化防腐剂，从而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引人瞩目的贡献。
傩戏是从原始傩祭中蜕变出来的一种“似戏非戏，非戏亦戏”的超戏剧形式。上古文献记载“百兽率舞”，透露了早期人类模拟群兽舞蹈，以原始傩的方式驱逐疫鬼的宗教行为。这种“超戏剧形式”原本是一种“前戏剧形式”，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周代。《周礼·夏官司马》(13)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宫廷特设的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作为宫廷傩礼的主角，头上蒙着熊皮，熊皮的头部安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黑衣红裙，双手分别拿着戈矛和盾牌，率领百名隶卒，在宫中逐个房间地搜索疫鬼，驱赶出宫。西周宫廷傩礼的仪式，威武而粗犷，不设戏场。《吕氏春秋·季冬纪》(14)云：“命有司大傩。”东汉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伥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以恶鬼于禁中……因作方相氏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上传火弃洛水中。”这已将由周朝传到汉朝的宫廷傩礼，记述得相当详细了。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民族碰撞融合的一个大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与这种南北民族碰撞融合有着深刻的关系。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中原一些大家族带着华夏文化行李南下，在接触原本是文采幽丽的楚文化和原始朴野的百越、百濮文化时，惊异于南方文化的山野清新和诡异奇特。一方面，他们将南方俗文化的怪异引入文学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在北方经籍文化中找出一些元素，与南方的民俗相结合。南方文化的开发，使中国文学的南北分野更加鲜明。所谓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文学变迁”，只从中原眼光考察，难免颇多局限，惟有考虑到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才能把其中本质所在讲得透彻。南朝梁人顾野王《玉篇》解释经籍中“傩”字义，就融合了南方山野中魑魅魍魉的想象：“傩，魑假借字，惊驱疫疠之鬼。”另一个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15)更是深入楚地的民俗：“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竝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种记述，说明傩文化已经走出宫廷，散落于南方民间。旧时黄历上绘有芒神、春牛图，清末《点石斋画报》上有“龟子报春”、“铜鼓驱疫”，可以窥见傩文化变异的某些痕迹，但是已经节日风俗化了。惟有南方似乎还保留一点高诱注中所说的“击鼓驱疫”的仪式。湖南新化地区至今仍存留有腊月“击鼓驱疫”之俗。广州地区则推迟到立春前后，“击鼓驱疫”，祈求平安。古傩仪式是宗教的野生子，戏剧的远祖宗，在历代发展中融合了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这种古老仪式在中原文化理性发达的时候几成绝响，它却化身旅行，远播南国，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少数民族是天生的舞者、歌者、原始戏曲的表演者，以贵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带，包括贵州全省、云南东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西南部、广西北部，至今依然是傩祭和傩戏流行的区域，傩戏保存最多、品种最全、特色最为显著。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中丰富多彩的傩戏群，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地戏，傩堂戏，变人戏。所谓“变人戏”，指的是彝族傩戏“撮泰吉”。“撮泰吉”是彝语，“撮”的意思是人，“泰”的意思是变化，“吉”的意思是游戏、玩耍，组合成词意谓“人类最初变成的时代”或“人类变化的戏”，简称“变人戏”。“撮泰吉”本是贵州乌蒙山深处一个叫裸戛的村寨的傩戏。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演出时，举行“扫火星”以驱逐火灾、瘟疫，祈求彝家平安幸福。演出程序包括祭祀祖先、民族迁徙、拓荒耕种、买卖牲畜、交媾繁殖后代，最后为全寨逐户扫除火星。“撮泰吉”的主角是称为“神鬼”的老祖宗化身，戴着一副突额大鼻的面具，缠着尖顶的头饰，身穿黑衣，腰缠白布带，以罗圈腿步态行走，说话抽气发音含混不清，带有猿猴开始变成人的过渡性特征，充满着稚拙逗人的神秘感。尤有意味的是，演出队伍中有老爷爷“阿布摩”，据说已有1700岁，是智慧长者。他的配偶，老奶奶“阿达姆”，据说1500岁。苗族老人“麻洪摩”，据说1200岁，面部绘有直竖而偏斜的皱纹，胡须黑色。汉族老人“嘿布”，据说1000岁，面具为兔唇，两边画着竖向的白波浪线条的纹饰，表示年纪较轻。在一种超长寿的想象中，深山里的彝民将自己排行为老大，接近的苗民为老二，而似乎略为疏远的汉人为老三。这种想象方式似乎有点像周民族将自己的始祖后稷，想象成帝喾的元妃所生，而被周人取代的殷商民族的始祖，乃是帝喾的次妃所生，自尊中谈不上有何种恶意，倒是令人觉得天真到了有些邪门。如“撮泰吉”这样表现人类的起源，简直是傩文化中的绝唱，令人感受到西南山地深处，少数民族发出原始呼唤的震撼。这就难怪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惊叹：巫风傩俗所负载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的又一道“文化艺术长城”，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戏剧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
我们之所以大量采用傩戏这种民俗文化事例，原因在于它是出自人类本性的一种创造，证明了在任何情境中，人类都不会忘记他们拥有思想文化方式的创造权。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太极推移”中，西南少数民族以“剪刀形”的迁徙路线汇集到滇黔之地的“剪刀轴”上。他们在迁徙和汇集中，接纳了沿途和当地多种多样的文化元素，在地方民俗“防腐剂”中浸泡保鲜，又在现实生活中创造提升，从而产生了为其他地方难以产生的艺术奇观和诡异的绝唱。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难能可贵的“边缘活力”。前面所述的安顺地戏、彝族“撮泰吉”都证明了这种文化活力的存在。就以湖南省新晃县天井寨龙姓侗族人的傩戏“咚咚推”来说，它以盘古大王和飞山太公为傩神，以演出时在“咚咚”(鼓声)、“推”(一种中间有凸出的小锣声)的锣鼓声中跳跃表演而得名。演员的双脚始终合着“锣鼓点”，踩着三角形跳动。据说这是“牛身上的舞步”，牛头和两只前脚是一个三角形，牛尾和两只后脚又是一个三角形。如此“咚咚”加一“推”，“推”出来的是侗族农耕文化的别样神韵。它的剧目有《关公捉貂蝉》、《古城会》等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戏，又有源于本民族生产生活的《跳土地》、《癞子偷牛》、《老汉推车》。还有一出叫做《背盘古喊冤》的警世剧，从剧名就可知，本来是庄严的傩神的盘古大王，竟成了背着喊冤的道具了。这是何等吊诡的想象！其中有边缘文化的自由心态存焉。
话又说回来，我们当然不会忽视中原文化率先发展所产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凝聚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太极推移”需要一个圆形的“太极环”和隐而不露的“太极核”加以规范和约束，若不然，就可能导致能量的过度消耗和崩裂。但是也应该看到，强势文化一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它在冠冕堂皇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难免落入字正腔圆的八股调而僵化。在儒生读“五经”的时候，小民在读世界。读世界所产生的边缘活力，使这个文明储蓄了深厚的历久弥新、与时偕进的发展潜能。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聚外活”的合力机制，从结构而言，有点类乎儒学的“内圣外王”。而西南少数民族这把以西南边远疆域为轴心，以迁徙、交流为交叉利刃的剪刀，在不断交错开合中产生独具一格的边缘活力，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储存着、又不断注入了那么原始，又那么新鲜，那么奇幻，又那么感人的文化基因。这一点，实在大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聚外活”文化动力学结构的形成，大有助于我们的文学发展进一步保持着充盈的生命力。煌煌中华拥有西南少数民族，能说不是一种天大的福分么？
注释：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⑤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⑥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⑦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⑧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⑨可参见燕宝整理《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田兵编选《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
⑩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1)可参见李筱文《盘王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贵州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续修安顺府志》，1983年。
(13)林平注译《周礼》，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4)张双棣待译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07年版。
(15)宗懔：《荆楚岁时记》，姜彦雅辑校，岳麓书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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