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述评论文,学派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形成了“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批判等研究。本文考察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历史演化和若干方法论问题。
一、突破禁区
20 世纪70 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 David Bloor）、沙宾（ 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 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外界称其为“爱丁堡学派”。这一学派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的特点有二：一是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采用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其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 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 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Image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3.） 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如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时至今日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人也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他指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他还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已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认为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
爱丁堡学派在实际中的确突破了禁区，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实实在在地创立了SSK，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大批追随者。近30年来SSK日益壮大，大有盖过默顿派正统科学社会学之势。爱丁堡的SSK 早已跨过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SSK反而变成了正统， 近乎成了新的“学术霸权”。其思想扩散并渗透到一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了著名的“SSK 的强纲领”，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由4个信条组成：第一是因果性， 指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第二是无偏见性或曰公正性（impartiality），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第三是对称性，指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这四个信条中，公正性和对称性引起激烈争议，为许多理性主义者所无法接受。强纲领要求公正且对称地对待合理性和非理性，这与科学哲学家和传统社会学家的观念相去甚远。科学哲学家劳丹对此发起猛烈攻击，认为当且仅当在某些信念难以就其理性优点加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着手解释它们；思想史家可以利用已有的工具去解释充分合乎理性的那部分思想史，对科学的外部关系及理论选择中的偶然性等非理性状况，才轮到知识社会学家插手。哲学家牛顿－史密斯的口号是：社会学只是用于反常现象，当且仅当出现背离合理性的反常情况时才需要社会学。
布鲁尔对理性主义者的批评进行了反驳，并将SSK 强纲领与一世纪前图宾根学派教会编史工作进行了比较，认为今日科学领域中的“理性主义者”与昔日教会编史中的“超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十分类似。 100多年前在鲍尔（F.C.Baur,1792—1860）的领导下， 图宾根学派反对当时正统的基督教编史学的老范式“超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者将教义史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对正宗使徒真理的记录，另一部分是对异教和教义偏差的记录。对这两部分要求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来自神启，除了神意外不需要任何解释；对于后者，则要寻找导致信仰失落和教徒迷路的原因，他们找出的原因为野心、贪婪、无知、迷信和邪恶。布鲁尔认为，超自然主义者背后的假设与今日理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背后的假设完全类似。理性主义者也将科学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性的内在史，对应于使徒正传；另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外在史，对应于异教和教义偏差。拉卡托斯和劳丹都认为应对科学史进行理性重构。拉卡托斯认为：“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诸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史界定的。”
布鲁尔指出，19世纪神学批评运动使用当时最新的数据和最先进的技术，把《圣经》当作一份历史文献来研究，检查其主张的可靠性和自洽性。“鲍尔展示了《新约圣经》的社会建构性。他证明，教义的内容如何从不同教派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中演变而来，他还描述了他们协调与妥协的策略。”“鲍尔并未试图判定他所描述的旨趣在神学上是否正确。他也未对历史角色之宗教生活的权威性作出裁判。康斯坦丁的皈依是基于宗教还是政治动机的问题，被取消了。起作用的正是政治事实，而非深不可测的个体心理。对鲍尔而言，教会史只有当其完全与历史因果领域结合起来时才有意义。基督教义是一种历史产品，代代传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新诠释。范铸教义的神力与人类和自然过程背后的权力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鲍尔的态度是一元论的，而非二元论的。”
布鲁尔推崇鲍尔意在批判理性主义者（曼海姆、拉卡托斯和劳丹）的二元论：科学的内史受内在辩证法、合理的方法论规则驱动，而外史受偶然的非理性因素和社会心理原因驱动；合乎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不需要再作解释，人们只能为了对付错误而确定原因，于是知识社会学只能是关于错误的社会学。布鲁尔断定这是目的论模型在作怪，它与彻底的因果关系模型是矛盾的。
我们认为，布鲁尔的确从论证方式中找到了类似性，而且是惊人的类似性。但关键的一点是科学与宗教之间有多少类似性。他只是想当然地把两者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宗教不具有客观性和统一性（世界上有各种对立的宗教），而科学是客观的和统一的（全世界只有一种科学）。宗教侧重的是人的内心体验，而科学侧重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事实上，整体SSK 和各种反科学运动都在试图模糊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界线，试图瓦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将它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日益社会化、政治化，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也社会化了、政治化了，还缺少根本性的证据，甚至迄今为止一例这样的证据也未能找到。
三、SSK的流派
在整个70年代，SSK的概念框架和研究人员分布都很清楚， 公认在英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上文提到的爱丁堡，另一个是巴斯（Bath）。爱丁堡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把巴斯包括在内，也包括马凯（Michael Mulkay）所在的约克（York）郡，甚至把后来英国之外的许多方法上差别较大的科学元勘也包括在内。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巴斯学派以柯林斯（Harry Collins ）为主帅，以微观方法见长。他研究了许多科学争论案例，试图展示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actors）之间偶然“谈判”（或译“协商”）的结果。
近些年来，巴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影响超过了爱丁堡学派，这主要归功于柯林斯。柯林斯1985年出版《改变秩序》一书，分别讨论了知觉与秩序的神秘性、可重复性观念、重现TEA激光、探测引力辐射、 某些超自然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社会学解决方案。反对者认为他研究的全是“边缘”性科学案例，即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具有很强探索性的研究，据此解释整个科学事业是不准确的。1993年柯氏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宾茨（Trevor Pinch）合作出版《科学勾勒姆》，1998年两人又合作出版《技术勾勒姆》，这些书牢牢确立了巴斯学派的研究风格，也引起学界的激烈讨论。
70年代末，英国以外的学者也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新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出现了，它们与 SSK 的思路与方法部分重叠。1979 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 ）出版著名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全书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对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梢克（Salk）研究所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突破了经典SSK的模式。 拉图尔现在法国矿业大学创新社会学研究所供职，当时他是以年轻哲学家的身份进入梢克研究所的；伍尔加当时已是英国一名社会学家。此书出版标志着巴黎逐渐成为科学元勘的后起之秀。在80年代中期，拉图尔与同事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自此SSK的“巴黎学派”正式成立。但与此同时， 巴黎的学者竭力想与英国学者划清界线， 而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也都指责拉图尔等违背了SSK的基本纲领。1986年《实验室生活》出第二版时，作者将此书的副题有意进行了改动，删除了“社会”两字。在新版“后记”中作者坦言，随着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不断发展壮大，形容词“社会”已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对抗”意味。作者说：它对于爱丁堡学派还有意义，他们尝试用社会变量解释科学的技术内容。而拉图尔等人的工作是用人类学方法对科学进行内在论的描述和解释，于是对拉图尔而言，“科学之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已不再具有实质含义。1987年拉图尔出版《运作中的科学》，1991年以法文出版《我们从未现代过》，英译本1993年出版，1997年已第4次印刷。最近又出版《潘多拉的希望》。这些书影响巨大， 势头已超过爱丁堡学派。
大约与拉图尔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关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由女学者诺尔－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生于奥地利，美国籍，现在德国）完成。1981年她的名著《知识的制造》出版。1983年她与马凯主编《科学被观察：科学之社会研究展望》。此时美国学者加芬克尔（1983）、兰希（1985）和利文斯顿（1986）也用人种志方法来研究实验室科学和数学，利文斯顿1986年出版《数学的人种志方法基础》。科学哲学家哈金（1983）、卡特莱特（1983）和法因（1986）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展了“经验适当性方法”，研究工作部分与SSK重叠。崔蒙小组（Tremontgroup）的福村、斯塔尔和盖松（1987 ）发展了实用主义的符号互动理论。蔡维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粒子物理学家。（据 A.Pickering,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The Univers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在英格兰，马凯和吉尔伯特（1984）提出了“话语分析纲领”，将SSK方法与后现代文本分析技术结合起来。1991 年马凯出版文集《科学社会学：一种社会学的朝圣》。此书回顾了作者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经历，带有方法论总结的性质。 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阶段：（1）常规分析：揭示科学的社会世界；（2 ）话语分析：展示科学家如何建构其社会世界；（3）新写作形式：探索文本的多重世界。 迈尔斯（G.Myers）的《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1990 ）就是此思路下的产物。但迈尔斯也同时批评了柯林斯和马凯的方法的局限性，因为他们似乎都暗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
1992年皮克林编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试图实质性地推进SSK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实践和文化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反思了SSK过去的极端主张。他认为SSK中应当去掉一个K（指知识）和一个S （指社会）。因为科学实践研究的中心主题已不是知识本身。那么为什么要再删除“社会”字样呢？皮克林的解释是，对于理解完整的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而言，要考虑许多因素，这其中包括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但现在不应再强调社会因素的优先地位。实际上皮克林个人的观点已背离狭义的爱丁堡传统，而倾向于巴斯的柯林斯和巴黎的拉图尔。如果按照皮克林的理解，整个SSK研究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 似乎又回到了或者说只剩下了朴素的Science Studies，即科学元勘。SSK的案例研究还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但从逻辑可能性看， 新鲜见解很难再出现，SSK肇始的一系列科学元勘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
四、SSK的哲学和方法论倾向
SSK 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哲学和方法论。对于理解复杂的科学活动，取怎样的一种哲学立场是合适的？SSK 的哲学倾向是社会建构论、相对主义和经验论。对于前两者国外已有相当多论述，对于后者谈论的则不是很多，甚至有人认为谈经验论是误入歧途（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1日、6月9日、8月11日、9月8日、10月20日有关争论）。
SSK起初在许多方面都效法自然科学研究， 其自然主义和纯粹描述的目的与传统哲学的规范化和规定性目的形成鲜明对比。SSK 的理论显然受到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思想的启发。实际上SSK通过曲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而为打破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印第安那大学的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教授正确地指出，维氏是反科学、反理论的，而布鲁尔要发明“以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游戏的系统理论”，以真实的自然史取代编造的自然史，用真正的人种志取代想象的人种志。弗里德曼还指出，SSK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都有哲学任务，此任务拒绝传统哲学理想，即相信存在着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的理想，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弗里德曼：《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哲学任务》，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3期）
布鲁尔和柯林斯本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巴恩斯和布鲁尔通过“等价公设”（指所有信念之“可信性”是一样的，而“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极力为相对主义的立场进行辩护，认为相对主义对于科学地理解“知识形式”并不构成威胁，相反是这种理解本身所要求的。并进一步说，相对主义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制度与观念史甚至认知心理学，都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主义的对立面（理性主义）是二元论，它赋予知识以特权地位，对于科学地理解知识和认知才构成实际的威胁。柯林斯曾提出“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简称EPOP，由三个阶段构成，1981）。他对自己的相对主义作了如下浪漫解释：“结果是一种形式的相对主义，这样一个词、这样一种哲学吓坏了许多人。但是这种相对主义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林间空地（glade）， 它距离我们通常所处的知觉大道不算太远。的确，相对主义者的林间空地中有许多小径，它们通向碎石路的多数目的地。但它们并不引向某种预定的道路。林间小径呼唤探索，它有许多条道路，对于观赏风景它比普通大道能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H.M.Collins, Changing Ord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
其实相对主义并不像SSK 学者描绘的那样动听：观念之局部“可信性”不可能等同于“有效性”；如果可信性主要可以通过系统内部成员的确信而确立的话，有效性则必须通过系统与外部的关系来确定和检验。此外，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二元论，则相对主义是多元论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一元论，甚至是根本没有标准。SSK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 认知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知识不存在，客观真理也子虚乌有；知识是一种社会构造，真理并非与事实相符，而是只与文化或用符号表达的意义体系相容。《实验室生活》及《知识的制造》这些著作所取的认识论立场，都是高度相对主义的。他们声称科学事实不受自然的约束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或者是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的。柯林斯还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
SSK中某些建构论者受符号互动论和人种志方法的影响， 声称科学事实就是实验室中科学家社会谈判的一种结果。布鲁尔说，玻义耳的定律受其保守的政治信仰及其维持现状以保护其广阔的爱尔兰地产的欲望的影响。这些观点似乎都来自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尔分析，政治在建构论的涌现过程中也起到了作用。有许多年轻的左派人物在60年代进入社会学领域，相当一部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此观点的同情者。他们认为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因而欢迎能够攻击这个群体的任何工具。但是，历史学家也开始质疑建构论者对科学发展形象描述的准确性。批评者中甚至包括了库恩本人。1992年库恩说道：“强纲领（相对主义的建构论方法的别称）被广泛理解为，声称权力和利益便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都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至于事实或者从此得出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性或者可能性，仅仅被视为修辞术，在修辞的背后，得胜者隐匿了其权力。于是，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东西，变成为仅仅是胜利者的信念。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最近科尔在《制造科学》一书中对科学之社会建构论方法给出了全面批评。其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社会因素影响认知内容有三种方式。第一种称为关注焦点或者科学家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去研究。无疑，问题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默顿在其经典的对16—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研究中，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第二种方式是观察科学进步的速率。第三种方法是观察专业科学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如《实验室生活》作出结论：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发现是社会建构的。 科尔还在其它地方指出：“科学共同体开始相信TRF的序列由Pyro-Glu-His-Pro-NH2组成， 而不是由其他序列组成。社会建构论者感兴趣的正是最后所涉及到的认知内容。他们声称，因为科学不受自然约束，如果其他某些结构被识别出， TRF化学结构的解决或许会不同，神经内分泌学专业可能进步到同样的程度或者也许到达更高级的水平。”科尔认为，在整个建构论文献中找不到哪怕一个例子能够用以支持这种观点。为了证明其观点的可信性，必须证明某种专门的社会变量如何影响某种专门的认知内容。在所有他们的工作中，总是缺少一个或者多个关键环节。“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运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科尔最后甚至说自己也可说是一位建构论者，但那是实在论的建构论者，而非相对主义的建构论者。（Stephen Cole,"Voodoo Sociology",In 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edited by P.R.Gross et al,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Vol.775,June 24,1996,pp.274－ 287.）
最后说一下SSK与经验主义的关系。布鲁尔本人虽然要求SSK成为经验科学中的一员，但他反对个体（individualistic）经验主义。 他还说：“如果经验主义是正确的，那么知识社会学又一次变成了关于错误、信念或者意见的社会学，而非关于知识的社会学。”“作为对我们实际上称为知识的一种描述，经验主义的理论是不可信的。”这似乎表明SSK与经验主义是对立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强纲领内在地包含着矛盾，SSK 的后期发展必然在强纲领的某些方面有所强调而在另一些方面有所忽视。事实上，在柯林斯、拉图尔等人的工作中得到强调的恰是经验主义部分。退一步讲，即使布鲁尔如他本人说的反对经验主义， 但SSK的后继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顺理成章地争先恐后地回到了18世纪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对科学实践作出了许多仅仅停留于现象层次的粗浅理解，并断言这就是科学的全部，而认为再深入思索现象背后的客观性、真理、实在或者理性特征是不恰当的。
几百年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告诉我们，经验主义对于理解科学而言虽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罗素早就清楚表述了这一看法（可参见他对休谟的评述）。仅仅靠观察和经验是无法深入理解科学的，还必须具有理论思维。我们甚至可以说，“看”并不是科学所特有的活动过程，无论这种“看”是多么仔细。科学在整体上是经验的、归纳的（因而是可错的），但科学也同样是理性的、演绎的（因而它超出了单纯的经验，经验并不能完全证明或者证伪理论），两类方法在各层次上交叉使用，缺一不可。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否定SSK探索的重大意义。近30年的SSK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科学研究细节的认识。特别是SSK 的大量案例研究展示了科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事实与赝象的社会建构成份是大量存在的；科学实践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敢于想象、努力建构，又要慎重、不能任意建构，当建构与经验明显不符时就要推翻自己的建构。
SSK的实践给我们许多启示， 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对科学活动进行细分，不能笼统说科学是什么，这包括对客观说和意识形态说的提示。此外，SSK被外界认为是反科学的，但他们本人基本上否认这一点。 实际上对“反科学”也要细致区分，某种学院性的“反科学”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使科学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加人道化，即走向“第二种科学”。SSK学者深入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 如扎根于某个实验室中，这种态度对中国从事科学元勘的学者不但有参考意义，而且值得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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